北魏太武帝拓跋焘和他的祖先，经过几代人的努力，走出茫茫大森林，凭借本民族的勇敢和剽悍，挥鞭南下，统一了地域辽阔的北方，建立起强大的北魏政权。面对广阔的地域，人口众多、经济发达、文明程度高的汉族及其他早已进入中原、基本上汉化的其他少数民族，如何对他们进行统治，这是摆在北魏统治者面前最现实而又最挠头的难题。马上可以得天下，但马上不能治理天下，靠军事武力只能统治一时，但决不能长久。北魏政权的出路何在？拓跋焘的后代经过几十年的探索，到冯太后和孝文帝执政时期，探索出一条走封建化、汉化的改革之路。因为冯太后和孝文帝改革都发生在孝文帝在位期间，所以历史上习惯称为“孝文改制”或“孝文改革”。
北魏统一北方后，北魏的统治极不稳定。各民族人民的反抗斗争不断发生。在北魏前期，也实行胡汉分治的政策，他们称拓跋鲜卑为国人，作为统治民族，高人一等，对汉族和其他少数民族进行歧视和压迫。他们被强行迁到北魏统治中心平城附近，对他们实行严峻的军事统治。许多人沦为拓跋贵族的奴隶，强迫从事农耕和放牧，有的被强迫当兵，充当拓跋统治者征战的炮灰。作战时，鲜卑兵在后面督战，让别族人打先锋，用鲜卑骑兵驱赶别族的步兵，许多人不是被敌人打死的，而是死在鲜卑人手中。在这种情况下，各民族人民的反抗斗争此伏彼起，连绵不断。据统计，从拓跋珪攻占中山到孝文帝改制的九十年中，有记载的各族人民起义就超过七十次。参加的民族包括除拓跋部外的所有民族，民族斗争的特点十分突出。其中最大一次起义是发生在445年（太平真君六年），卢水胡盖吴在杏城（今陕西黄陵）发动的起义。
445年，盖吴聚众在杏城起义，立即得到屠各、氐、羌等各族人民的响应，队伍很快发展到十万人。拓跋焘派长安副镇将拓跋纥率兵征讨，拓跋纥战败被杀。盖吴自称天王。河东（今山西西南部）地区的蜀族领袖薛永宗起兵响应，攻占闻喜（今山西闻喜）等地，与盖吴东西呼应。起义军攻占了北魏军事重镇长安，引起拓跋焘的极度恐慌。他招集各路人马，倾仓倒库，亲率大军征讨，也屡战屡败。最后他征集敕勒骑兵，并勾结地方豪强，先打败薛永宗，然后集中兵力，进攻盖吴。盖吴失败，起义坚持近一年，给北魏统治者以沉重的打击，使他们不得不考虑改变统治政策。
民族矛盾只是北魏前期各种矛盾中的一种，它是拓跋鲜卑落后生产关系与中原地区先进生产力之间矛盾冲突的一种表现。拓跋鲜卑是五胡中进入中原最晚的一个民族，在进入中原之前，它还处于原始社会阶段，十分的落后。随着不断的南迁和与汉族文化的接触，才逐步地迈进文明社会的大门，进入奴隶制社会。这与早已进入封建社会的中原地区距离还十分大，他们也不可能像他们征服中原那样，一下子就进入封建社会。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由一种社会形态进入另一个社会形态，需要一个很漫长的阶段和过程，无论你是统治民族还是被统治民族都一样。拓跋鲜卑武力征服中原后，很自然地就将他们落后的生产关系带到中原，使中原地区奴隶大增，社会出现倒退。
北魏政权前期，畜牧业在社会经济中占有相当大的比重，朝廷设有专门机构“龙牧曹”，掌管畜牧业生产，设“羽猎曹”主管狩猎，这是一种社会落后的标志。北魏每次对外征伐，都带有鲜明的掠夺性质。
北魏在征伐取得胜利后，每次都把俘获的汉人和其他少数民族作为奴隶，赏赐给文武百官。拓跋珪时曾明确规定，赐大郡王二百人，次郡王、上郡公一百人，次郡公五十人，侯二十五人，子十二人。其实际数目远远超过这些。当时鲜卑王公贵族、汉族地主及寺院僧侣地主，都拥有大量奴隶，这些奴隶除从事家务劳动外，相当一部分从事农业和手工业生产。为了加强对奴隶的管理，王侯以下家里都设典师，就是奴隶总管，监督管理奴隶。
奴隶的大量存在，这对中原先进的封建文明来说，是一种历史的倒退，它严重地阻碍了北方社会经济的发展和进步。他们重视畜牧业，对农业生产的重要性缺乏认识，土地大量荒芜，人口锐减，经济衰退，北方大地到处是萧条荒凉的景象。
在北魏前期，拓跋贵族与汉族地主之间也是矛盾重重。虽然拓跋统治者自进入中原之日起，就认识到与汉族联合的重要性，开始拉拢和重视汉族地主。但北魏政权毕竟是以拓跋族为主体的胡汉联合政权，汉族地主始终处于次要的、被动的地位。这些汉族地主的传统地位比过去有明显的下降。他们不甘心这种处境，他们要抗争，这样就必然会触犯拓跋贵族及皇权的利益。拓跋贵族和他们的皇帝就要对汉族地主进行打击。鲜卑贵族与汉族地主最大一次冲突，是拓跋焘对崔浩及北方大族进行的大屠杀。
崔浩出身于清河东武城（今山东武城西）的名门大族，他和他的父亲崔玄伯都是北魏前期朝廷重臣，是汉族地主在北魏政权中的代表。他们虽然不掌握军队，没有军权，但他们也都进入了北魏政权的中枢机构，参与朝廷机密。早在拓跋焘做太子时，他就是太子的老师。拓跋焘继位后，崔浩官居司徒，是皇帝的第一谋主。他学识渊博，谋略出众，深深地得到道武帝拓跋珪、明元帝拓跋嗣和太武帝拓跋焘的赏识和重用。尤其是太武帝拓跋焘，对崔浩几乎是言听计从。
拓跋焘曾下诏给有关部门：凡是军国大事，如果你们决定不了，就先问问崔浩，然后再实行。
崔浩在北魏政权中，无论是行军打仗，开疆拓土，还是管理朝政，治理国家，都是尽心尽力，屡立奇功。那么这么一个名声显赫，功著当世的人为什么会被杀呢？
北魏的历史书上说，崔浩被杀是因为写北魏历史，在写拓跋部祖先时，据实直书，无论好坏，写得非常详尽真实。写好后，又把国史内容刻在石碑上，竖立在平城南郊的祭天神坛东侧，方一百步。由于工程浩大，动用三百万劳动力才完成。石碑排列在交通要道的路口，来往行人见到后，议论纷纷。拓跋贵族认为这是有意暴露他们祖先的丑恶，非常气愤，不断向拓跋焘诋毁崔浩，拓跋焘一怒之下，杀死崔浩及其全家，并且还诛杀了与崔浩有姻亲关系的范阳（今河北涿县）卢氏、太原（今山西太原）郭氏、河东（今山西夏县）柳氏等家族，被杀的人将近千人。
难道这近千人的血案真的就是由于直笔写史犯忌而触怒皇上而引起的吗？其实则不是这样的。只要细细翻看史书，就不难发现，修史犯忌只是杀崔浩的借口，其真正的原因是由于以崔浩为首的汉族地主与拓跋贵族争权斗争的结果。
崔浩写北魏历史是经过太武帝拓跋焘允许的，这也是拓跋焘多年的心愿。从拓跋珪称帝，到拓跋焘在位的太平真君年间，北魏建国已有五十年，但一直没有一部像样子的国史。对这件事，拓跋焘耿耿于怀，寝食不安。他急需有人给他写一部国史，来颂扬他东征西讨，扫灭群雄，统一北方的丰功伟绩。他下诏令崔浩组成班底，进行修史，并明确要求他们直笔，就是照实写。既然你要求人家直笔，怎么会出尔反尔，因人家直笔而大开杀戒呢？再说，崔浩虽然是修史的总负责人，但大部分写作都出于高允之手，那为什么不杀高允呢？所有这些都说明，拓跋焘要杀以崔浩为首的北方大族，修史只是借口而已。
北魏前期，国家的真正权力始终牢固地掌握在拓跋鲜卑贵族手中。他们虽然重用汉族地主，但前提是不损害他们的特权和利益。崔浩自恃才华、谋略和拓跋焘对他的信任重用，有些忘乎所以。他曾经推荐冀州、定州、相州、幽州的士人数十人，开始任官就让他们做郡太守。太子拓跋晃很不满意，他对崔浩说：“从前征召的士人，也都是州郡的才学之士。这些人担任现在较低的职务已经很久没有迁升，他们的辛劳还没有得到报答，应该让他们出任郡守、县令长，以刚刚推荐的新人接替空出的职位。郡县官员是直接治理百姓的父母官，应该由长期任官而有经验的人来担任。”
崔浩坚持自己的意见，与太子发生争执，最后还是把他推荐的人派到各郡去任职了，这使太子拓跋晃心里很不高兴。中书侍郎高允知道这件事，对别人说：“崔公恐怕要难免遭受大祸！他为了维护自己的权势，竟然与太子对抗，这怎么可以呢？”
在崔浩思想中，他极力想恢复魏晋以来的门阀制度，在北魏这块领土上，划分士族和庶族，把汉族士人提高到西晋及南朝的那种地位，享受各种特权，高高在上。这是鲜卑贵族所绝对不能允许的。
崔浩的所作所为极大地损伤了鲜卑贵族的利益，他们视他为眼中钉，肉中刺，一定要拔掉他。在这种势力影响下，拓跋焘才将崔浩等人杀死。
崔浩被杀事件说明，在北魏政权中，鲜卑贵族与汉族地主之间矛盾很深，拓跋贵族中反对汉化的保守势力非常强大，这势必加剧民族矛盾，妨碍民族间的融合，阻碍北魏社会的进步。
直到孝文帝时期，北魏社会各方面都存在着错综复杂的矛盾和斗争，拓跋部的统治面临着严重的政治、经济、民族危机，如果再用旧有的制度和方法去统治，将有亡国的危险。在这种情况下，冯太后首先举起改革的旗帜，使北魏迅速走上封建化和汉化的道路。
冯太后出身于汉族官宦家庭，自幼因父罪被没入宫。她具有非凡的聪明才智，通过不断努力，从一个地位低下的罪人之女，一跃而成为天下之母。当高宗拓跋濬死后，太子拓跋弘年仅十二岁，冯氏被尊为太后。她为了北魏政权，挺身而出，诛杀野心勃勃的丞相乙浑，临朝称制，就是代替皇帝行使皇权，掌管了北魏的朝政。
献文帝拓跋弘长大后，冯太后曾一度还政给献文帝，献文帝执政几年，在他18岁的时候，就把皇位传给了5岁的儿子拓跋宏，也就是孝文帝，他自己做上了太上皇，冯太后再次临朝听政，辅佐年幼皇孙，掌管朝政。
在冯太后执政期间，她实行一系列封建化改革，首先是实行俸禄制。
俸禄是中国古代历朝政府给予官吏的经济报酬，用以保证他们的生活，就像今天的工资一样。在古代，官吏的俸禄大多以实物、土地和金钱来支付。自从北魏建国以来，官吏一直没有俸禄。在战争年代，朝廷按照官吏军功的大小和官位的高低，分发战利品，以解决文武百官的生活费用。战争结束后，无处抢掠财富，北魏的官吏们就用贪赃枉法来获取财物。北魏前期官吏贪污成风，朝廷是屡禁不止。
战时的掳掠，遭到了各族人民的反抗；平时的贪污，加深了北魏统治者与人民之间的矛盾，造成了北魏的政治危机和财政困难。北魏朝廷对官吏的贪赃枉法，搜刮民财曾多次下令严惩。早在文成帝拓跋濬时，就下令禁止官吏贪污，规定犯赃绢十匹以上的处死刑。到献文帝拓跋弘时，下诏：“所有文武百官，凡接受属下一只羊或一斛酒的，全部处以死刑。行贿的人与受贿的人同罪。如果有人检举尚书以下官员的贪污受贿罪行，在免除被检举官员的职务之后，由检举人接替。”
雍州刺史张白泽劝阻献文帝说：“你这样不行啊！接受一头羊，一斛酒，便处死罪，谁还能和你共治天下呢？最好的办法是模仿过去的制度，实行‘班禄’，给了俸禄，还贪污，再治罪也不迟。”
献文帝觉得张白泽的话有道理，便停止了酒羊之罚，但“班禄”制还没有实行。
贪污之风越演越烈，官吏对百姓的搜刮越来越狠，已严重地危害了北魏政权的统治。一味地严加惩罚，而不从根本上解决官吏生活来源保障，是行不通的。冯太后执政后，为了扭转这种腐败现象，于484年（太和八年）下诏：“设置官吏，颁发俸禄很早就已经实行。自从中原战乱，这种办法中断了。我遵循古代传承下来的典章制度，改变现在的状况，开始恢复俸禄。”并下诏规定，俸禄制度从当年的十月份开始实施。
俸禄制在汉族政权中是一种必须实行的制度，也是顺理成章、司空见惯的事情。而在文化落后的少数民族政权中实行起来，却要费一番周折。在北魏政权中，以鲜卑大贵族淮南王拓跋它为首的保守派，坚决反对实行俸禄制，他们请求皇帝停止给百官俸禄，即“断禄”，保持拓跋部野蛮掠夺的遗风。冯太后召开大会，让大臣们公开辩论是否实行俸禄制。以汉族地主高闾为代表的改革派坚决主张实行俸禄制。
这场辩论的结果，高闾一派取得胜利，俸禄制开始实施。在实行俸禄制的同时，也规定官吏贪赃绢一匹以上的处死刑，枉法的不论多少，一律处死。
俸禄制实行后，冯太后派出使者到各地巡视，纠察弹劾地方官的贪污行为。不久便查出贪赃枉法的四十多个官吏，被处以死刑。秦、益二州（治所在今甘肃天水）刺史李洪之，自以为自己是外戚，他自称是皇帝的舅舅，贪赃枉法。冯太后下令，把李洪之押送到平城，召集文武百官全都到场，观看她亲自审讯案犯。冯太后一条条地宣布李洪之的罪状，最后处以死刑。这是发放俸禄后，第一个因贪污受贿罪被处死刑的。
冯太后实行的第二项改革措施就是实行三长制，就是对北魏地方基层组织实行改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