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辑（三）
在边疆的文学写作
丁燕
一直以来，我都想为自己的家乡写一本书。这种看似向后、向内的写作对我是重要的。作家应该关注“新变化”，但我认为，在我所关注的视野中，不仅要有变革中的新，还要看到一些珍贵的“旧”，它们潜藏在生活的原处，被“新”覆盖着，需要我们诚心实意地去拣拾。
我的父母是1957年从甘肃自流到新疆的。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我出生在一个葡萄园中。我理所当然地成了新疆人。我家的生活状况是新疆一部分移民的真实写照。懂得了这一点，让我的写作越来越有一种责任感——我的写作不仅是为了自己，更是为了目不识丁的父母，以及那些和父母一样丧失了表达能力的人。他们所经历的颠沛流离，需要像我这样的记录者出现。而我最需要抒写的，还是戈壁绿洲中人们的日常生活和火热激情。
在新疆大地，和谐共生并非一句空谈。我的很多朋友是维吾尔和哈萨克族，我们相互了解，亲如一家。前两年，我去哈密四堡采访了一位跳鸡舞的维吾尔民间艺人。当我来到她家时，发现她住在一间小小的厨房中。原来，哈密在2007年的夏季遭遇了一百五十年不遇的特大暴雨，这场暴雨来势凶猛，将她和她的邻居以及众多哈密人的房屋冲塌了。她曾拥有7间高大的房屋，她为这些房屋准备的木地板被水泡翘了，洪水从门窗涌入，让整个屋顶全部倒塌，只剩下破损的墙基。时值恢复生产生活的重建中。当得知我为了鸡舞而来时，她高兴地拿出落满灰尘的皮箱，取出了三条围巾，一条一条试戴，选出那条最漂亮的；她穿上了自己手工绣制的演出服，是大红缎底绣牡丹花的大褂，侧旁皆为盘扣，汉满文化和维吾尔文化巧妙地融合在了这位民间艺人的衣服上，令她光彩照人。
当她在炕上装扮一新，跳起鸡舞时，满脸专注，浑身洋溢着神奇的光彩。她在模拟母鸡护佑小鸡、母鸡和公鸡恋爱的动作时，惟妙惟肖，俏皮可爱，根本不像一位已年过六旬，且家园刚被自然灾害毁坏、变成一片荒芜的老人。
我坐在她的热炕上为她鼓掌。这是她从日常生活中观察公鸡母鸡而体悟出来的舞蹈。她扮演着鸡，同时扮演着“地母”的角色。她早已洞察到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隐喻，便用肢体语言将这神秘的寓意表达出来。她的鸡舞看似简单，实则蕴藏着困惑人类的问题的答案：在人与人、人与自然之间，皆有共通之性；如能以我之心体谅他人或他物，尊重、协作，共生共荣，世界岂不和谐？
这是生活在我故乡的人，是和我父辈一样的人。他们就是那最纯朴的“普通群众”，他们的生活就是我最需要深入的。这种流淌在血液中的情感，在书斋中很难学到，只有两脚踩在尘土和泥地中，才能深刻领会。
一直以来，我都认为新疆人的身上有一种共性，那就是爽直热烈、珍视生活。这和新疆多沙漠戈壁、少绿洲良田有关。新疆人长期抗争于自然之中，懂得树木之珍贵、河流之绵延；新疆有像楼兰、米兰这样被沙漠掩埋的古城，也有像交河、高昌这样残留城墙的遗迹，更有像克拉玛依这样拔地而起的崭新油城。新疆人知道人的力量虽然巨大，然而一场大风、或者一场山洪，将会湮没、掩埋一切，故而新疆人活得格外热烈尽兴。他们形成了一种特殊的心理定势，因而也创造出了一批独具魅力的新疆文学。
新疆对于中国是重要的，不仅单对它特殊的地域而言，在我看来，更因为它多民族汇聚的绚丽文化所致。在特殊的历史时期，新疆作为辽阔的边地，敞开胸怀，不仅接纳了来自祖国各地的逃荒者、政治上的落难者，同时还接纳了诸如艾青、王蒙等一大批知识分子。新疆给了这些来者一个家，而这些人们也为新疆文化更加丰富多彩作出了贡献。新疆文学因而呈现出一种别样的状态。新疆文学在共同经历了中国历史的跌宕起伏后，已成为中国文学有机的组成部分。
在新疆生活的维吾尔族人喜欢唱十二木卡姆，那种撕心裂肺的歌唱似乎有些粗犷、粗糙，可是，当我从塔克拉玛干大沙漠中走出来之后，当我一连数天没有见到乡村和城镇，突然看到绿洲边缘有一群人在打着手鼓歌唱时，我觉得那十二木卡姆就是我心里想说的话。我多么爱这人间，爱这山水、这充满绿色的天地。可是我太过饥渴，细腻、温婉已无法表达我内心的火焰，我只有扯开嗓子吼叫起来。
我想这就是文学，这就是文学之所以千百年流淌不息的原因。总有一种情绪、一种高尚，是超越了民族、年龄和性别，而为大地万物所共有的。我们每一次的写作，难道不是为了讲述如何将这个世界弥合在一起的个体经验吗。
边疆作为一个区域，具有它不可忽视的特殊性；在边疆的文学写作，不能因为遥远而懈怠，更不能因为异质而自大。如何让边疆文学共享中国文学的荣耀，这就要求我们不仅心怀整个中国的宏观走向，更要深入到最细节的深处去。让我们上天入地；让我们情真意切；让我们用笔，对那些流逝的美进行一次次的挽留、再挽留。
原载2009年7月18日
守望贫困
黄传会
希望工程——这面用道德和爱心编织成的旗帜已经飘扬了二十个年头。
二十年来，330多万名因家庭贫困而失学的儿童，擦去脸上的泪痕，重返校园；15000余所希望小学在贫困地区拔地而起。更重要的是，希望工程如同是一口警钟在敲响，引起了政府和民众对教育的关注。
二十年来，我与希望工程结下了不解之缘——我用自己的心、自己的眼、自己的笔，一直在跟踪着希望工程，并由希望工程扩展至我国的贫困现状与反贫困事业。
1989年10月，希望工程开始实施。中国青基会秘书长徐永光希望我能写写希望工程，于是，便有了我第一次到太行山采访的经历。真没有想到，这里离北京不过一二百公里，竟然会是如此的贫困，竟然会有那么多的儿童因为贫穷而上不起学。面对失学儿童们那一双双饥渴的目光，我觉得自己的心在发颤。为了掌握更多、更真实的第一手素材，我开始了一次“贫困之旅”——从大别山到十万大山，从陕北到黄土高原，通过对六省（区）二十几个国家级贫困县深入、系统的采访，我真切地感受到了实施希望工程的紧迫性和它的现实意义。
1992年初，我创作的《希望工程纪实》发表后，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冰心老人专门写了评介文章《请读〈希望工程纪实〉》。冯牧先生对我说：“你抓了一个关系到我们民族前途命运的重大题材。从发展的战略看，希望工程甚至比大兴安岭救火、华东赈灾更为迫切！”令人欣喜的是，许多读者看了此文后，纷纷向那些失学儿童伸出了援助之手。文中写到的广西平果县汤那屯，两年里收到海内外善款26万元。这些善款使得这个偏僻贫困的小山村盖了学校，修了公路，通了电，学龄儿童全部免费上学。乡亲们说：“希望工程让我们获得了第二次解放！”
在采访失学儿童的过程中，我同时接触了许多乡村教师。我觉得乡村教师是一个用特殊的材料组成的特殊人群，要不，在这个物欲横流的世界，为什么他们还能甘于寂寞、安心清贫，日复一日、年复一年，默默地耕耘在教育这块贫瘠的土地上？
我又出发了，开始了又一次的“贫困之旅”。从沂蒙山到赤水河、从大巴山到海南岛，还是选择贫困地区，这次略微不同的是，我将目光主要对准那些乡村小学的教师，包括那些偏远教学点的教师。一间间破败不堪的教室，一张张营养不良的脸盘，一份份书写规范的教案，一个个感人肺腑的故事……如果说，我们拿蜡烛来比喻教师的话，那么，乡村教师是两头都在燃烧的蜡烛！
1994年9月，我将长篇报告文学《中国山村教师》献给了第十个教师节，我在此书的扉页上，恭恭敬敬地写着：“本书谨献给：用自己的脊梁负载着中华民族重托的山村教师们！”
甘肃康乐县胭脂乡庄头小学校长马希民，教了大半辈子的书，教出的学生起码有千把人，然而，由于家庭贫困，他自己的五个孩子，有四个都先后失了学。马校长读完拙作后，在给我的信中写道：“读了你的书，我流了一夜的泪。你的理解，给了我坚持下去的力量……”感到内疚的是我，我没有为他们解决任何实际问题，我只不过是比较真实地反映了他们的过去和现状……1994年，国务院制定了《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决定从1994年到2000年，集中人力、物力、财力，动员社会各界力量，力争用七年左右的时间，基本解决我国农村八千万贫困人口的温饱问题。
八千万，这是何等沉重的一个数字！我似乎又听到了冲锋号声，我又在跃跃欲试。许多朋友也鼓励我继续写下去，去写写这八千万人——这八千万穷人。
我像战士一样再一次出征。再一次踏上了吕梁山、黄土高原、青藏高原……走的都是穷地方，接触的都是穷苦人。在吕梁山，一位七十八岁的老人对我说：“当年，队伍上的人告诉我们，等赶跑了日本鬼子就好了，老百姓就可以过上好日子了。后来，日本鬼子被赶跑了，我们就盼啊盼啊，整整盼了五十年，盼到现在，还是连一日三餐都吃不饱……”
面对老人的诉说，我无言以答。在贫困地区，我看到的不仅仅是贫穷，同时也看到了中国农民为了摆脱贫穷的困扰，向命运发起的一次次挑战，进行的长期前赴后继、百折不挠的抗争。在《忧患八千万》的创作过程中，我始终抓住两点：一是要如实反映出农村的贫困现状；二是要写出中国人民反贫困所走过的艰辛历程以及反贫困所取得的伟大业绩。
《希望工程纪实》《中国山村教师》《忧患八千万》组成了“反贫困三部曲”。有朋友戏称我是“反贫困作家”，说我有“贫困情结”，那是黑色幽默。贫困不是好东西，世界上有谁喜欢贫困？什么叫“反贫困”？“反贫困”就是要让天下老百姓有饭吃、有衣穿，能接受教育，过上有尊严、有阳光、有希望的日子。尽管靠写报告文学来“反贫困”，其力量是相当有限的，但起码可以反映民间的实情、传递百姓的心声，尽一个作家的良心和责任。
四年前，中国青基会的朋友告诉我，现在在全国各大中城市里，有千百万农民工子女面临上学的困难，我的第一个反应是：“不可能吧？”但是，当我走进那些低矮破烂的棚区，走进城乡接合部打工子弟学校那一间间昏暗的教室，走进农民工子女的心灵深处时，我禁不住为这个庞大群体艰难、尴尬的生存状态感到震惊和忧虑。在与农民工子女的交谈中，他们一次次向我发问：“为什么我们的命运与城里孩子不一样？”“为什么城里有些叔叔阿姨老用歧视的目光看着我们？”“为什么政府不要我们了？”这一个个“为什么”，让我意识到农民工子女教育所面临的迫切性、复杂性和严峻性。一位社会学家则说得更尖锐：“我们的政府如果不解决好这个问题，现在或许还看不出来，但若干年后，是要付出沉重代价的！”当你意识到农民工子女能不能接受基本的教育、能不能健康成长、都市能不能接受他们将关系到社会的稳定、社会的发展，甚至关系到我国现代化的成败时，你还有什么理由不拿起笔来？
用了一年多的时间，我写出了报告文学《我的课桌在哪里——农民工子女教育调查》。一位评论家对我说：“在你的作品中，我读到了两个字：焦虑”。现实生活中，有很多让人“焦虑”的事情，我们作家既没有权，又没有钱，但起码可以去“焦虑”吧。
报告文学作家与小说家、诗人的不同之处在于，他必须是面对社会写作，因此，没有任何回避和回旋的余地。他必须剖开胸膛直面现实，他必须贴近民众、贴近生活，贴近、贴近、再贴近！
原载2009年8月18日
我是谁
——在创作生涯60年座谈会上的答谢辞
柯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