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红旗到底是个身份的象征呀！”我不愿和她当着司机继续讨论一些愚蠢的问题，我按了一下电动钮，后座和前座之间的隔音玻璃立即升了起来。我想起父亲刚刚退位第二天的一件事也真灵验，整整一个上午，三部电话全都没有声音了。那天之前，电话铃此起彼伏，很少有五分钟的安静。父亲卧室和办公室里的电话总是关闭着的，来了重要电话才经过秘书接转进去。那天，父亲早早就坐在办公室他那张大靠背椅上了，所有的电话都哑了。
母亲一会儿在褛上，一会儿在楼下。看得出，她的注意力也全都集中在电话上。她甚至怀疑电话都已经死掉，只剩下红的黑的；黄的躯壳。每一个听筒她都拿起来听一听，她发现电话还活着，都有声音。这空前的寂静使父亲和母亲诧异苦闷甚至惊恐不安。突然，一阵电话铃响。满屋子都是奔跑的脚步声，父亲母亲秘书警卫员都忙着去接电话。结果是司令部作战部来的电话，要秘书接，通知秘书说首长现在经休息，不需要那部红色的直通作战电话了，从今天起，撤除！秘书问要不要请示首长？回答是不！从此那部红色电话就真正死亡了。父亲就像是三魂丢掉了两魂似的，蜷曲在靠背椅里，人像是缩小了一半。又过了一个多小时，父亲忽然振作起来，大声叫着“把我的车叫来，我要到司令部！”
“是！”秘书急忙给司令部车队打电话。车来的还是满快，等父亲刚刚走出门，就听见母亲一声尖叫。我走出去一看，父亲已经昏倒在母亲怀里。秘书说“快！扶首长上车，送医院！”
“车在哪儿？”母亲向秘书大发脾气，“哪儿是首长的车？”
“这就是！”这个新派来的司机我从来没有见过，小个子，即使不张嘴，左右两个嘴角也会一边龇出一只豹牙来。他幸灾，乐祸地用一种尖利的男不男女不女的声音说“管理局说了，首长已经休息，按制度必须把红旗换成华沙……”
“放屁！开回去！”母亲转身对秘书大叫着，“还不扶首长回去！”我走过去摸了摸那辆灰色的破华沙，狠狠地盯了那豹牙一眼。豹牙却毫不客气地龇着牙对我以眼还眼，让我好一阵心里参也不是滋味。今天看来，最可靠的还是在私有制得到确认的时…候，占有尽可能多的财富。谁敢用任何一辆破车换走我的只尺？那一次父亲被气昏，给了我很深的印象。也许后来我的突然转向，取得今天的成功，和那次换车事件有很大的关系。
从机场到酒店的路程很短，车速又快，一转眼就到了。酒店全体高级职员几乎都在大堂列队迎接。我在门外曾向三位老人一再叮咛，请他们不要讲话，有话到房间里再说。所以他们还能不失体面地默默和职员们一一握手，接受他们的问候。进了总统套房，服务小姐上过参汤茶以后，两只用麻绳捆着的破箱子被送上来。我用电话通知莉莉所有服务人员全部退出，晚上的家宴送到总统套房来，有事会叫他们。我们在欧式厅坐下以后，才开始家庭内部的谈话。我问他们“你们这么火烧火燎地要马上见我，真有什么要紧事儿吗？”
“要紧？”母亲说，“可以说没有比这事更要紧的了老头子！你说。”
“让你二姨说吧，你二姨知道的事多，叫她说。”
二姨从进房以后就没有说话，目光一直都被室内的豪华陈一设和窗外的海景所吸引。一听说让她说，这才把目光收回来，眯着眼向我微微一笑，满脸的皱纹突然破坏了薄薄一层脂粉敷抹的平滑。一对镀金的耳环随着脑袋的不停晃动而晃动，那是一种老年人的疾病。二姨和母亲相差一岁多，一九四九年都在金陵女子大学读家政系一年级。那年春天，南京解放，解放军进城。她们像所有的女学生一样，解放军在她们的眼里是从天而降光芒四射的英雄。第二年，父亲和姨父都从战后的部队调到南京军事学院高干班学习。军事学院俱乐部经常组织交际舞会，金陵女子大学的学生就成了这些高级学员们的舞伴。虽然这些女大学生们的脚被踩得生疼，心目中的英雄仍然光芒不减。军事学院俱乐部组终舞会是有意为苜长们做红娘，而女大学生则是真心诚意的英雄崇拜。于是，造就了一对对双方文化水平差异极大的夫妻。父亲曾经讲过二姨和二姨父的笑话二姨年轻的时候很有点儿情调，当二姨父派警卫员给她往学校里送去一本《步兵师野战条例》作为礼物的时候，二姨非常兴奋，赛警卫员在宿舍门外等着，她要写一封情书。情书写好，警卫员诚惶诚恐地带回军事学院，双手交给首长。
首长看窍以后，伸出手来要警里员把他随信带来的东西交出来。警卫员说他带来的只有这封信，除了信什么也没有。二姨父不相信，指着信说信上明明写着一给你一个“勿”。“勿”在哪儿？蕾卫员都急哭了没有“雾”呀！“雾”能带来吗？首长二姨父这才暂时放过警卫员。在他和二姨见面的时候，正式地把信拿出籴向二姨核实，这一下，把二姨问了个大红脸。“那是匆，吗？你再着看！”
“这不是勿，是什么呀？”
“你没看勿字边上还有个口吗？”
“可那勿字边上有个口是舍东西呀？要不要我去问问文化教员？”
“你疯了！这个字能问得吗？”气得二姨几乎和二姨父吹了！二姨的命运多乖，她跟二姨父只生了一个儿子，两岁半得了小儿麻痹，不仅双腿致残，而旦痴呆。三十岁了，生活不能自理，日日夜夜都要有个专人侍候着才能活下去。“文化大革命”初期，二姨父在南方一个省当省委书记。一九六七年“一月风暴”被残酷批斗，最让他不能忍受的是勒令他嘴里衔着一条死蛇游街。他不堪羞辱，跳楼自杀。二姨被迫提前退休。
此后她的全部生活奋斗就是为了请求上级党组织下达一纸公文，承认她的丈夫是被迫害致死，而不是当时的结论叛党自杀。她年年月月日日时时都在向一任又一任的领导苦苦哀求，受到了无数次呵斥训教和婉言谢绝。她也曾不断上书中央各部委和中央政治局第一至第八号人物。邮票累计耗费达一千二百六十元零二角四分，那时的市内邮票才四分钱，外埠邮票才八分钱。“文革”结束以后，胡耀邦当了组织部长，中共中央才算有了一个倾听堂鼓的人。二姨总算得到了一纸公文某某同志在“文革”中由于受到残酷斗争，加上自己对运动的不够理解，不幸以身殉职。虽然这个结论比较含混，在当时，胡耀邦已经尽到了最大的努力。他告诉上访的二姨说，我对你爰人很了解，他是个好同志。第一步只能做到这样了！以后看形势的发展再说吧！这不是我们个人的得失问题，重要的是我们的党今后能不能接受教训，以实践为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作为你个人，也就可以适可而止了。今天，在“文革”后，党能够承认错误就很不容易了！家属凭这个结论完全可以到民政部门领取一张革命烈士证书，要求发还被抄没的物资，按老红军家属分配住房。二姨也就此作罢，算是认可了。根据这个结论，二姨到民政部门领了一张革命烈士证书。证书捧回家，二姨嚎啕大哭了一场。为了配一个合适的镜框，托了许许多多人，跑遍了大街小巷。那时候我刚从云南生产建设兵团回城，还没上班。在云南我学过木工，就自报奋勇给她按照那张纸的尺寸定做了一个镜框。我把镜框交给二姨的时候，二姨感动得又哭了一场。我对二姨说“您也别太重视这玩意儿！不就是一张纸上盖了个红图章吗？一切神圣的东西都会随着时间的流失而发生变化。就拿文化大革命，初期毛泽东给我们亲笔提的红卫兵，三个字为例，文化大革命，还没结束就暗淡无光了。谁能想得到？文化大革命，刚附结束，收破烂的小孩都敢高声吆喝收——旧衣裳旧裤，酒瓶子破布，烂锅子烂壶，还有毛主一席语录。，曾几何时，人手一册，高高举在头顶上的圣物，成了旧物！？我虽然不是文化大革命，的受惠者，也很为他老人家愤愤不平。既然平反昭雪了，您该要的就要，不要白不要！给就行！您不就是为了风光风光吗？就挂在大门楣上。要是您还嫌不够，我可以给您翻拍一个底版，印上千而八百张，分送亲友故旧二姨父的部下，和批斗过陷害过他的所有人。费用您就别操心了，我有的是一等公民的哥们儿。一等公民全枏销，别说印相纸，就是擦屁股的卫生纸也能报销。”
从那以后我再也没工夫跟二姨讲过这么多话了，一晃就又过了十几年。她——不仅是她，显然她还代表着我的父母，预备向我说点儿什么呢？莲莲我几乎忘了我是怎么走到河滩上来的，为什么一大早站在这儿。我极力想在思想里弄清楚的是什么呢？现在，我的头脑里是一片真空。我是谁？是莲莲。但我好像还曾经是另外一个什么人……是吗？除了任性的莲莲，我还会是什么人呢？已经很模糊了！全都是一些热闹和寂寞的碎片。此刻，远远看去，在海边上孤零零地站着一个人，那个人很像是他，虽然我还看不清他的脸。但是我无需看清他的脸就知道一定是他！即使他看来只有小麻雀那么大，我也能认出他。他是那块咸的糖，我一想起咸与糖的矛盾和统一来，就觉得非常温馨，同时又非常辛酸。从那年那天那时，我再次走进？只八以后，我就把他冷酷地遗忘了。后来他多次来找过我，我听见过小刺猬在房门外叫门的声音，但我把他们拒之门外。他也来敲过我的房门，叫我莲莲，我怒目以对，毫不羞愧地回答他：“！丫X八八丫！”当然，他们不知道我和我的主人签订过一个什么样的卖身契。但是，无论件么都不可能成为我绝情的借口。而且我当时甚至认为和以前的我，以及与我有关系的一切全都割断，是为了进入一个很高的社会层次所必需。今天我才知道，那肘的我是多么可笑！多么丑陋啊！我手里拿着的是一抦双刃刀，刺伤了你们，也刺伤了我自己。此时，你正在向无鸥抛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