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达法兰克福机场时候，忠一郎在这里等着去立陶宛的航班间隙，再一次想起来一封明信片成为古莱特最后信笺。那上面用英文写着：“一出去旅行的话，我就会强烈地感觉到对你的爱。谢谢真正的爱。”
当时两个人都很年轻，竟然使用了“真正的爱”这样的词。对古莱特来说，她有能力用非母语的英语来表达。抑或是时代赋予了她使用这种语言的可能性。回忆起使用英文这件事，顿时，打开了忠一郎那尘封已久的过去。
虽然刚刚离开日本，旅行也才刚刚开始，但是忠一郎脑海里就已经浮现出这样的画面：其实以前的俘虏生活就是为自己成为企业家作准备的。还好自己幸运，生还回来后，在全国引起巨大的轰动。身为一个学生，必须要考虑到以后自我谋生的事情。作为日本俘虏的代表的延续，然后成为学生社长，然后利用英语优势，进入商社。因此，忠一郎遂与前往纽约的古莱特得以偶遇。
而古莱特厌恶纳粹统治，当时逃往自由国度——美国。家族亡命失败，古莱特得到了一个像她父亲一样的忘年之交安氏.山中的帮助。
就这样，一对异国青年男女在各自探索未来的途中，在时代波浪的翻滚中开始了命运的偶遇。
当然，这多少也有些因素是自己主观上的选择。关于NSSC公司其前身就是山中创办的——辛巴德（sindbad）。
随着飞机离开地面，高度越来越上升，忠一郎渐渐远离了自己曾经卷入的这个充满了争斗、竞争、紧张的世界。
如果说这以前的生活方式不是由自己的主观意志决定和选择的，那么以后会怎么样呢？如果大家知道自己辞去社长的话，会接受和认同这种隐退吗？从形式上来说也许该这么做，不过其实自己还不理解那种“从此悠悠闲适，尽情安度余生”的境界。
同龄者们的心情都这样的吗？人世间真的有“余生”这个说法吗？去立陶宛旅行是为了选择自己所认同的生活方式，必须要来这个国家。下次要去缅甸。
忠一郎将这次旅行定义为崭新之旅的第一步。他经商时养成了一个习惯，每次离开日本都要委托见房义次律师，通过他外务省的朋友介绍，有关1957、58年期间在立陶宛的苏维埃政府的压抑状态，委托他们调查对已经公开的KGB相关资料进行调查。抵达立陶宛以后，他径直去了日本大使馆，打听调查的结果。美国护照应该写着古莱特.山中的名字。
一看到忠一郎，日本大使馆的男青年就解释道：“再有两三天，调查结果就出来了。有人发现了古莱特.山中这个名字，消息是否准确我们也在等待确认中。”
同时年轻人又补充了一句：“因为你属于是同一个政府部门的委托，我们才调查的，一般情况下，我们不接待。”忠一郎抑制住内心的波澜起伏，问道：“她人还活着吗？”大使馆的男青年谨慎地回答道：“这个还不清楚。”然后好像意识到这句话有点生硬，接着又补充了一句：“被杀死的人比起纳粹时期好像要少很多，但不管怎样都不容乐观。”
在结果出来之前，忠一郎他们住在比利时的首都布鲁塞尔，在作为波兰殖民地期间，这里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20年间都是比利时的首都。他们决定去参观附近的十字架山丘和Neringa沙丘以及旧市街的大教堂和Kaunas城。
忠一郎想起来古莱特曾经说过：“虽然是孩子，但因为来自小的国家，若被带到发达的地方，还是会心内虚空。”看来古莱特是不了解自己祖国的疆土范围而来到这里。杉原千垄（人名）领事曾违背政府的命令，给6000名犹太人签发签证帮助他们逃亡。在杉原领事纪念馆附近的山丘上的住宅街可以俯瞰整个Kaunas市。郊外的第九要塞博物馆曾是纳粹的强制收容所兼水刑拷问室。布鲁塞尔全市5万人被杀害大屠杀的凄惨状况令人难以想象。忠一郎默默无语，旅行社的青年介绍说：“立陶宛的主要城市将要建造很多犹太博物馆。”
忠一郎推测古莱特作为先发队，拼命逃往时候的心情，不禁苦涩参半。
这个季节里每天都是白夜。他们一行从Kaunas市到Klaipeda然后乘船到Nida。车子沿着通往托马斯曼别墅的沙丘奔跑着。翌日，经过遍地是十字架的丘陵的Siauliai绕了一个大弯，顺道去了比利时在当地被誉为“独特的烦恼者”的小小的耶稣像就如同道祖神一般地一个接一个地出现在街道两旁，忠一郎从车后面看到一个个雕像飞驰而过。
正如旅行社的青年所言，在这样的城市里，想必有很多追悼遭受迫害的犹太人的博物馆。
在苏维埃的时代，苏联政府并非是以人种差别而是反革命阴谋的罪名迫害那些反抗苏维埃统治的立陶宛人民。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际到苏维埃政权的崩溃瓦解，历经了漫长的45年之久。在这期间，有一支名为“森林兄弟”的反苏游击队一直以广袤的森林为根据地，对抗着并相当程度地打击了当权者。苏维埃统治者每次都使用傀儡政权，对游击队强加迫害不分青红皂白地逮捕、杀害立陶宛人或者将其流放到西班牙。其数量远远超过了遭受纳粹迫害的数量。
在这次不断接触到类似事情的沉重之旅中，距离比利时不远的TORAKAI城恍若把忠一郎带入了明朗的梦境中一般。这是一座十四世纪后半叶为了防止驻军骑兵团的侵略而缔造的一座城。古莱特少女时代可以来参观，不过那时候城还十分荒凉，有些地方需要靠想象来弥补。现在的城完全修复一新，清澄的GARUBE湖水忽然之间就倒影出赤烂瓦的中世纪之城。忠一郎猛然之间产生一种错觉恍若从极尽野蛮的时代被投进了典雅文明的中世纪。这座城的附近还存在着一些土耳其少数民族住宅，被誉为“团残存”。这些土耳其住宅使得忠一郎的错觉更加明显和真实了。现在他们几个人变成了二百多人，穿梭在历史的时间里，思索着有几个灭亡的民族，从另一种意义上来讲，忠一郎已被剥夺了语言。
忠一郎和山中以及说一口流利英语的旅行社的青年三个人在贴满了作曲家兼画家？iurlionis画像的年轻的大使馆工作人员的办公室里打听古莱特的消息。
古莱特.山中于1956年5月23日在从比利时到圣彼得堡的铁路沿线的森林中和几个立陶宛人一起被逮捕。三个日本人中的一个是同一个山中。大使馆的工作人员似乎是在总结古莱特的寻找古莱特的行踪的理由，反复地解释着：“很遗憾。”忠一郎从古莱特被逮捕的日子开始计算，那应该是古莱特她从法兰克福写明信片5天后就被逮捕了。
斯大林时代，也就是二战结束后的8年时间里，十三万二千名立陶宛人被遣往西伯利亚。大使馆的工作人员一边看着记录详尽的笔记，一边报告给忠一郎他们听，同时他对忠一郎说，KGB的记录只可以阅览不可以复印，只能速记。
据大使馆人称，斯大林死后，苏维埃对立陶宛人民的镇压有所缓解。但他话锋一转，“那又怎么样呢？”逮捕者中没有遭枪杀的人大部分都在西伯利亚铁路上被遣送到伊尔库茨克（俄国城市，东西伯利亚以及远东地区的行政文化中心）其中大多数人都为第二西伯利亚铁路的建设中劳动，其余的人被派往不同的发电站、森林开垦等，“很可怜。应该有很多人因为经受不住严酷恶劣的自然条件而死亡。”大使馆的工作员说道。山中问道：“女性也被那样对待吗？”大使馆的人员回答：“不是。女性不是很好的劳动力。通常只做些照顾逮捕者或是监视日军俘虏类似的工作。”
“还能打听到他们被遣往西伯利亚以后的消息吗？”忠一郎脱口而出，显然，他还没有领教过西伯利亚的广袤博大。“亲自打探是不可能的了。只能察看自治体的资料了。这个也是伊尔库茨克州政府吧。”大使馆的人员说道，“最准确的是莫斯科中央机关介绍的情况。”使馆工作人员沉思良久，继续说道：“还有一个方法就是那里有一个十二月党人（1852年为推翻沙俄帝制于12月份发起叛乱的青年士官）叛乱而受牵连者的博物馆。如果请博物馆的人协助的话。我想很快就会有结果。”
忠一郎琢磨着这个建议可行的话，就从比利时坐火车经过圣彼得堡，到达莫斯科，然后沿着西伯利亚铁道去往伊尔库茨克州政府。那正是亡命的古莱特所走的路线。不过山中和旅行社的青年劝阻了忠一郎。他们俩认为这样走的话，到达那里就精疲力尽了，找个地方住一两夜，然后徒步就需要一周的时间。这些时间还不如用来调查呢。
回到旅馆里，查了一下，遂决定乘坐俄罗斯民航总局的航班飞往莫斯科，逗留一夜后再坐飞机直接飞往伊尔库茨克。当晚，忠一郎给东京的弥生打了个电话。弥生很惊讶：“啊你是从俄罗斯打来的电话啊。”忠一郎说道：“来到这里一看，莫斯科是个相当现代化的都市。”
弥生继续问道：“荣二从米兰回来了。说是要和日本公司做生意。一周后到东京。到时候你会回来吗？”忠一郎如实答道：“明天飞往伊尔库茨克，大概会在那里逗留三、四天。”弥生沉默了一会儿，问道：“那找到古莱特了吗？”忠一郎从日本出发之前，曾经告诉弥生，自己在纽约时曾经同一个叫古莱特.山中的女人交往过。现在听到弥生的询问，忠一郎探坦率地回答：“还没有。但是了解到了当时的镇压严酷程度超乎我们的想象。”后半句想说的“让她回国是个错误的判断”，被忠一郎咽了回去。
弥生的追问使得忠一郎再度回忆起当时在纽约和古莱特进行的一番苦涩的谈论的场景。古莱特出身的国家很弱小，对于只依赖于家族亲情生活下去她而言，对双亲和哥哥见死不救无疑是最痛苦的事情。她的国家立陶宛正遭受苦难，而日本在东西方对立的夹缝中寻找到了生存之路，这一切，使得立陶宛出身的古莱特和日本籍的忠一郎在今天看来简直是不可同日而语。
古莱特觉得今后要和忠一郎一起生活下去的话，结婚之前必须要回国一趟，确认家人的行踪，当时忠一郎极力反对她，两人展开激烈的辩论。
接受美国的统治从长远来看对日本而言也是种幸运，忠一郎为此断言。这样想着，猛然间豁然开朗，这么复杂的事情，交给爱讲空道理的良也会更好些。
忠一郎也很惊讶自己在想到日本独立论之际，竟然会想到之前没有接触没有来往的同父异母的兄弟的名字来。这恐怕就是过度的精神恍惚症开始作嵩。就像这次旅行他摆脱曾经在NSSC工作过的精通俄语的山中作为自由向导同行。表面上看是打探古莱特消息需要个姓山中的人在里面，同时有个俄语流利的人能够使得探索更有效果些，其实背后还有另一个隐讳的理由，就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出现的安心癖。至少有两个同行者陪伴在左右的话，可以守护着自己。
自己的状态算正常的话，亲属的名字频频地浮现出来是不是死期临近的现象呢？对于这点，忠一郎并没有感到不安，已经上了年纪，死亡已经是无所谓的事情了。
忠一郎不顾房的忠告，毅然决然地辞去社长的职务，最吸引他的就是想安司（人名）那样地生活着。他把自己的事业让渡给nssc，搬到原公司旧址上建造的公寓的最顶层，在屋顶上摆弄田园，优游地生活着。他已然适应了歪戴着帽子，掌握了从容不迫的舒适感和飘逸感，吸着卷烟的姿势都极其自然。
忠一郎孩提时代曾经在巴黎呆过。18、9岁回到日本，在此之前，人生的大部分事情他都在国外经历过了。虽然年纪上有一点差异，但是他毕竟是耳濡目染地接触着经济立国的先兵这样的大义生活着，这与他经历过的纽约的生活简直存在着天壤之别。所以他自认始终不能像安司那样生活。洒脱或者轻浮或者抱歉这些东西都因为自己的感性而与世隔绝了。正因为如此，他反复考虑着了解古莱特消息是很必要的。
眺望着那条流到何处都熠熠闪光的叶尼塞河，穿越克拉斯诺亚尔斯克，飞行了几个小时后，看见一硕大的湖泊，忠一郎以为是贝加尔湖一问乘务员被告知刚才看见的是用于发电而建造的人工湖，贝加尔湖还没到，有六个人工湖那么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