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从摒弃唐宋文、崇尚魏晋文的趣味取向来看。章太炎曾指出：“夫李翱、韩愈，局促儒言之间，未能自遂。权德舆、吕温及宋司马光辈，略能推论成败而已。欧阳修、曾巩，好为大言，汗漫无以应敌，斯持论最短者也。若乃苏轼父子，则佞人之戋戋者。”章太炎：《国故论衡》，第84—85页。可以说自韩愈以下的唐宋八大家，都被他逐一严加针砭。在他这种文学思想的潜移默化下，钱玄同也提出：“应用文之弊，始于韩、柳，至八比之文兴，桐城之派倡，而文章一道，遂至混沌。”《钱玄同日记》第3册，1917年1月1日条，第1480—1481页。周作人更是明确表示：“八大家的古文在我感觉也是八股文的长亲”，周作人：《我的杂学》，《苦口甘口》，第59页。“我对于韩退之整个的觉得不喜欢，器识文章都无足取”。周作人：《厂甸之二》，《苦茶随笔》，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27页。而据其回忆，鲁迅也是“看重魏晋六朝的作品，过于唐宋，更不必说‘八大家’和桐城派了”，周作人：《鲁迅的文学修养》，《鲁迅的青年时代》，第55页。他“对于唐朝的‘韩文公’韩愈和宋朝的‘朱文公’朱熹这两个大人物，丝毫不感受其影响，……唐宋八大家不值得一看，‘桐城派’更不必提了”。周作人：《鲁迅与中学知识》，《鲁迅的青年时代》，第51页。确实，在章太炎的影响下，鲁迅对“清峻通脱、师心使气”的魏晋文章情有独钟。鲁迅喜好魏晋文章，或许还与幼时受到塾师熏陶有关。寿洙邻（三味书屋塾师寿镜吾次子）曾说，“镜吾公喜汉魏六朝古典文学，时时诵读”，鲁迅耳濡目染，心领神会。见《我也谈谈鲁迅的故事》，柳亚子等：《高山仰止——社会名流忆鲁迅》，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5页。1913至1935年，他倾其一生之力精心校勘了《嵇康集》，自己也从中得力不少。曹聚仁即评论鲁迅兄弟的散文深得魏晋神理，据说传至苏州，章太炎也颇为首肯。曹聚仁：《我和鲁迅》，《永在的温情——文化名人忆鲁迅》，第326页。刘半农还曾赠予鲁迅一幅联语：“托尼学说，魏晋文章。”朋友们都认为写得很是恰当，他自己也不反对。孙伏园：《鲁迅先生逝世五周年杂感二则》，孙伏园、许钦文等：《鲁迅先生二三事——前期弟子忆鲁迅》，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75页。此外，鲁迅对嵇康、阮籍等魏晋名士的真诚性情与不幸遭际也别有会心，“曾以孔融的态度和遭遇自喻”，冯雪峰：《鲁迅与中国民族及文学上的鲁迅主义》，《冯雪峰忆鲁迅》，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129页。并为后人留下了《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这一不朽名篇。
其次，从对严复、林纾等人的态度来看。鲁迅早年在南京求学时，曾度过一段“一有闲空，就照例地吃侉饼、花生米、辣椒，看《天演论》”的日子。鲁迅：《琐记》，《鲁迅全集》第2卷，第296页。当时，他觉得严复“做”的《天演论》“桐城气息十足，连字的平仄也都留心，摇头晃脑的读起来，真是音调铿锵，使人不自觉其头晕”。鲁迅：《关于翻译的通信（并JK来信）》，《鲁迅全集》第4卷，第381页。此后有一个时期，严复“每译出一部书来，鲁迅一定设法买来”，“直到后来在东京，看见《民报》上章太炎先生的文章，说严几道的译文‘载飞载鸣’，不脱八股习气，这才恍然大悟，不再佩服了”。周作人：《鲁迅与清末文坛》，《鲁迅的青年时代》，第72页。鲁迅这时还给严复起了一个绰号，戏呼其为“载飞载鸣”，典即出自章太炎语。许寿裳：《亡友鲁迅印象记》，陈漱渝主编：《现代贤儒——鲁迅的挚友许寿裳》，台海出版社1998年版，第11页。至于林纾的翻译，也曾经一度吸引了鲁迅与周作人的目光。周作人即曾回忆说：“我们对于林译小说有那么的热心，只要他印出一部，来到东京，便一定跑到神田的中国书林，去把它买来”。周作人：《鲁迅与清末文坛》，《鲁迅的青年时代》，第74页。但是在章太炎的影响下，他们终于改变了这一看法，“丙丁之际我们翻译小说《匈奴奇士录》等，还多用林琴南笔调，这时候就有点不满意，即严几道的文章也嫌它有八股气了”，周作人：《关于鲁迅之二》，《鲁迅的青年时代》，第131页。“我从前翻译小说，很受林琴南先生的影响；一九〇六年住东京以后，听章太炎先生的讲论，又发生多少变化，一九〇九年出版的《域外小说集》，正是那一时期的结果”。周作人：《〈点滴〉序》，《苦雨斋序跋文》，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14页。
由此可见，在章太炎的深刻影响下，章门弟子最终摒弃了严复、林纾等人的文风，转向欣赏章氏极力推崇的魏晋文体。当然，清末反感桐城派、推崇魏晋文的并不止章太炎，如谭嗣同即曾自述说：“嗣同少颇为桐城所震，刻意规之数年，久之以为似矣；出示人，亦以为似。诵书偶多，广识当世淹通专一之士，稍稍自惭，即又无以自达。或授以魏、晋间文，乃大喜，时时籀绎，益笃嗜之。”（《三十自纪》，蔡尚思、方行编：《谭嗣同全集》，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55页）梁启超也说：“启超夙不喜桐城古文，幼年为文，学晚汉魏晋，颇尚矜练。”（《清代学术概论》，第77页）但是鲁迅等章门弟子在此方面的思想转变，无疑是受章太炎影响。更为关键的是，他们还将这种主张带进了民初的北大文科，从而引发了一场与桐城派的激烈相争。
三、章门弟子大举进入北大
1912年10月，北大校长严复因学校经费问题，与教育部数度冲突而宣布辞职，继任者为原工科学长何燏时。何氏上任之后不久，就开始与预科学长胡仁源（1914年底继任北大校长）一起大批引进章门弟子，以与桐城派相抗衡。缘此，沈兼士、朱希祖、马裕藻、钱玄同、黄侃等章门弟子互相引荐，陆续涌入北大。1916年底，蔡元培出任北大校长后，则更进一步扩张巩固了章门弟子在北大的势力与地位。
究其缘由，何燏时、胡仁源等人之所以积极引入章门弟子，大致有以下三方面原因。其一，留日背景。何、胡二人均曾于清末留学日本，这使他们与多是科举出身的桐城派文人不免有些隔阂，而较倾向于有着相同留日经历的章门弟子。其二，故交旧识。胡仁源在上海时曾受教于章太炎，留日期间又与鲁迅等人来往。周作人：《关于鲁迅之二》，《鲁迅的青年时代》，第126页。其三，浙籍乡谊。何、胡二人与章太炎及其多数弟子还有同乡之谊（都是浙江籍），其中胡仁源是吴兴人，与钱玄同、沈兼士等同籍。这在十分注重地缘关系的学界，无疑使他们更容易产生认同感。当时舆论界就评论：“前清光、宣之际，便是福建派占势力时期。侯官严复，闽县林纾、陈衍等人，都是大学教师，讲的是桐城义法。自辛亥以后，闽派渐衰，浙江派代兴。”因明：《对北京大学的愤言》，《每周评论》1919年4月27日。
颇有意思的是，何燏时、胡仁源在1913年2月最先引进的沈尹默，其实并非章门弟子。据其自述，他在日本九个月即回国，并未从章太炎受业，但何、胡二氏以其弟沈兼士是章门弟子，推论他亦出自太炎门下。在此情形下，他“只好硬着头皮，挂了太炎先生门生的招牌到北京去了”。而他刚进北大，理科学长夏元瑮（曾与胡仁源同在上海受教于章太炎）便对许多人说：“现在好了，来了太炎先生的学生，三十岁，年纪轻。”其言下之意，是“对北大的那些老先生可以不理会了”。沈尹默：《我和北大》，《北大旧事》，第164—165页。
此后不久，朱希祖、马裕藻、沈兼士、钱玄同、黄侃等章门弟子也纷纷应聘，陆续进入北大关于当时情形，沈尹默曾经回顾说：“太炎先生门下大批涌入北大以后，对严复手下的旧人则采取一致立场，认为那些老朽应当让位，大学堂的阵地应当由我们来占领。我当时也是如此想的”，“我虽然不是太炎弟子，但和他们是站在一起的”。沈尹默：《我和北大》，《北大旧事》，第166—167页。
四、骈散之争
当年就读于北大国文系的杨亮功后来曾回忆：“北大学术思想转变的中心是在文科，而文科的中国文学系又是新旧文学冲突之聚点”。杨亮功：《五年大学生活》，王世儒、闻笛编：《我与北大——“老北大”话北大》，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71页。确实，在民初北大，围绕着国文课程讲授，章门弟子与桐城派展开了激烈纷争。这一方面体现在章门弟子纷纷秉其师承，新开设了不少“文字学”课程。这无疑是以朴学考据为武器，击中了桐城派“以空文号天下”的流弊，钱基博：《现代中国文学史》，《中国现代学术经典·钱基博卷》，第222页。如朱希祖便不时指斥桐城派文人为“空疏之士”，并讽刺他们与汉学为敌，是为了“掩其不知经术之耻”。朱希祖：《中国文学史要略》，《朱希祖先生文集》第1册，（台北）九思出版公司1979年版，第440页。在文学思想上，朱希祖也倾向于魏晋六朝，朱偰曾回忆：“先君治文学史，特重魏晋六朝。”见《先君逷先先生对于史学之贡献》，《东方杂志》第40卷第16期，1944年8月30日。
刘师培及其撰《中国中古文学史论文札记》
另一方面，当时章门弟子与桐城派的分庭抗礼，还尤其明显表现在骈散之争上。所谓“骈散之争”，是指刘师培、黄侃等人极力表彰以《文选》为代表的六朝骈文，因而与素来推崇唐宋散文的桐城派发生了直接冲突。汪春泓曾在《论刘师培、黄侃与姚永朴之文选派与桐城派的纷争》（载《文学遗产》2002年第4期）一文中，阐述了“骈散之争”的来龙去脉及其各自得失，可参阅。不过，本书思路与之有所不同。当时舆论界即曾介绍说：“刘、黄之学，以研究音韵、说文、训诂为一切学问之根，以综博考据讲究古代接迹汉代经史之轨，文章则重视八代而轻唐宋，目介甫、子瞻为浅陋寡学。其于清代所谓桐城派之古文家，则深致不满，谓彼辈学无所根，而徒近近于声调。更借文以载道之说，假义理为文章之面具，殊不值通人一笑。”《请看北京学界思潮变迁之近状》，《公言报》1919年3月18日。具体说来，刘师培、黄侃等人对桐城派的批判，主要集中于以下两点。此处采用了周勋初先生的观点，详参《黄季刚先生〈文心雕龙札记〉的学术渊源》一文，收入其导读《文心雕龙札记》，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
第一，批判“偏隘者流”及阴阳刚柔之说。刘师培曾说：“明代以降，士学空疏，以六朝之前为骈体，以昌黎诸辈为古文，文之体例莫复辩，而文之制作亦不复睹矣。近代文学之士，谓天下文章，莫大乎桐城，于方、姚之文，奉为文章之正轨。由斯而上，则以经为文，以子史为文；由斯以降，则枵腹蔑古之徒，亦得以文章自耀，而文章之真源失矣。……无识者流，欲别骈文于古文之外，亦独何哉！”刘师培：《文章原始》，《刘申叔遗书》，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1646页。而黄侃也对桐城派抬高韩愈等唐宋八大家的地位十分不满。他表示：“有人高谈宗派，垄断文林”，黄侃：《文心雕龙札记》，第107页。“谓文起于八代之衰，未免言之太过”，黄侃：《中国文学概谈》，转引自汪春泓：《论刘师培、黄侃与姚永朴之文选派与桐城派的纷争》一文。并批评“近世偏隘者流，竞称唐宋古文，而于前此之文，类多讥诮”。黄侃：《文心雕龙札记》，第164页。概言之，刘、黄二人认为桐城派仅推崇唐宋古文而否定六朝骈文，是一种“偏隘者流”的“蔑古”之举。
与此同时，黄侃还严厉抨击了桐城派所提出的“阴阳刚柔”之说。所谓“阴阳刚柔”之说，最初为姚鼐首倡，此后曾国藩继起推衍其说，并著《文学四象》一书，将文学与阴阳刚柔相联系，由是成为了桐城派论文精义。姚永朴在讲授《文学研究法》时便说，“案文正既以四象申惜抱之意，尝选文以实之，而授其目于吴挚甫先生，其后挚翁刊示后进”，姚永朴：《文学研究法》，刚柔、奇正二章，转引自周勋初：《黄季刚先生〈文心雕龙札记〉的学术渊源》一文。俨然以该说传人自居。而在黄侃看来，此说“以为势有纡急，有刚柔，有阴阳向背，……为春温者，必不能为秋肃，近强阳者，必不能为惨阴”，未免过于“执一而不通”。黄侃：《文心雕龙札记》，第109页。他还讽劝说：“自唐而下，文人踊多，论文者至有标橥门法，自成部区，……夫阴阳刚柔之说，起承转合之谈，吾侪所以为难循，而或者方矜为胜义。夫饮食之道，求其可口，是故咸酸大苦，味异而皆容于舌函；文章之嗜好，亦类是矣，何必尽同？”黄侃：《文心雕龙札记》，第3页。
第二，反对“文以载道”，提倡自然为文。“文以载道”的文学思想，渊源更是久远。战国荀子在《解蔽》、《儒效》、《正名》等篇中便提出“文以明道”，三国时期的曹丕在《典论·论文》中也要求“文以载道”。不过，他们之所谓“道”与后世并不相同。而在唐代古文运动中，韩愈则一方面明确表示“愈之志在古道”（《答陈生书》），另一方面又声明“己之道，乃夫子、孟轲、扬雄所传之道也”（《重答张籍书》），从而将“道”与儒家伦理道德相联系。此后，其弟子李汉更进一步将之概括为“文者，贯道之器也”（《昌黎先生集序》）。至宋代，理学开创者周敦颐又揭橥了“文所以载道也”的旗帜（《通书·文辞》）。应说明的是，周敦颐此言其实是打破了文与道的平衡，反映了理学家重道轻文的立场。此后，桐城派更以传承韩愈所谓“道统”自任，将“文以载道”思想作为他们文学批评的主要标准之一。方苞所谓“义法”之说，其中“义”即“义理”，实际指的也就是这种“道”，亦即孔孟之道和儒家心性学说，当时便有人称赞他是“学行继程朱之后，文章介韩欧之间”（王兆符：《望溪文集序》）。不难看出，桐城派的理想就是既继承唐宋古文传统，又宣扬宋明理学，他们也因此受到了清朝统治者的青睐和支持。时至清末民初，林纾仍是“每译一书，辄‘因文见道’”。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第89页。姚永朴在北大讲授《文学研究法》时，也将“文以载道”之说置于首要地位，在开篇《起原》、《根本》二篇中加以反复阐说，强调“是故为文章者，苟欲根本盛大，枝叶扶疏，首在于明道”。然而时过境迁，这种封建卫道言论最终遭到了黄侃的严厉批判。他在《文心雕龙·原道篇》札记中辨析说：
《序志》篇云：《文心》之作也，本乎道。案彦和之意，以为文章本由自然生，故篇中数言自然，……所谓道者，如此而已。此与后世言文以载道者截然不同。……夫堪舆之内，号物之数曰万，其条理纷纭，人鬓蚕丝，犹将不足仿佛，今置一理以为道，而曰文非此不可作。非独昧于语言之本，其亦胶滞而罕通矣。……使文章之事，愈瘠愈削，浸成为一种枯槁之形，而世之为文者，亦不复撢究学术，研寻真知，而惟此窾言之尚，然则阶之厉者，非文以载道之说而又谁乎？黄侃：《文心雕龙札记》，第5—6页。
黄侃及其撰《文心雕龙札记》手稿
文如层层剥茧，切中肯綮，不仅抨击了桐城派“胶滞而罕通”之弊，而且还将刘勰提出的文章之“道”解释为自然之道，而非所谓孔孟之道，这无疑击中了“文以载道”之说的要害，彻底颠覆了桐城派学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