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之，在章门弟子猛烈攻击下，桐城派在北大文科的势力彻底动摇。章太炎本人是不赞成“骈散之争”的，他曾对吴承仕说：“往者季刚辈与桐城诸子争辩骈散，仆甚谓不宜。”（《与吴承仕》，《章太炎书信集》，第309页）晚年仍认为：“由今观之，骈散二者本难偏废。……各有所宜。不知当时何以各执一偏，如此其固也。……骈散之争，实属无谓。”见《国学讲演录》，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243—244页。1913年底，林纾与担任北大文科教务长的姚永概相继辞职，马其昶不久也离去。可以想见，他们对这种局势的逆转当然极为不满。林纾在送姚永概南归桐城的信中便写道：“敝在庸妄巨子，剽袭汉人余唾，以挦扯为能，以饤饾为富；补缀以古子之断句，涂垩以《说文》之奇字，意境义法，概置勿讲。……近者其徒某某腾噪于京师，极力排媚姚氏，昌其师说；意可以口舌之力挠蔑正宗”。林纾：《与姚永概书》，转引自钱基博：《现代中国文学史》，《中国现代学术经典·钱基博卷》，第222—223页。此处“庸妄巨子”、“其徒某某”，明显是指章太炎与黄侃。
1918年北大国文门毕业典礼，前排左起：朱希祖、钱玄同、蔡元培、陈独秀、黄侃，已不见桐城派人士的身影。
但正如有论者所揭示，章门弟子取代桐城派在民初北大文科的势力，“这是近代学术风气演变的一大交会”，周勋初：《黄季刚先生〈文心雕龙札记〉的学术渊源》，《文心雕龙札记》，第2页。是一股不可抗拒的时代潮流。1917年，姚永朴也终于宣布辞职，这显然象征桐城派从北大的最终退出。作为见证者，杨亮功后来曾清晰地回忆说：“最初北京大学文科国学教授以桐城派文学家最占势力，到了我进北京大学的时候，马通伯（其昶）及姚仲实（永朴）叔节（永概）兄弟这一班人皆已离去。代之而起者为余杭派，如黄季刚（侃）、朱希祖、马幼渔（裕藻）和沈尹默兼士兄弟诸先生皆系章太炎先生门弟子。”杨亮功：《五年大学生活》，《我与北大——“老北大”话北大》，第271页。这实际上也意味着北大开始了一个学术文化的新时代。
白话文运动的开拓者
如果仅仅满足于驱逐桐城派取而代之，那么章门弟子只不过是成为门户之争的一时胜利者而已，并没有跳出传统文学的窠臼。但事实上，他们并未就此止步不前，而是继续在文学革命的道路上不断开拓前行，为白话文运动的蓬勃发展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一、章门弟子与晚清白话文运动
诚如有论者深刻指出，“无论从人物谱系和文化思想层面，辛亥革命与五四新文化运动都有着内在的联系，其中的发展有一脉相承的条理。……五四新文化运动前期，在某种意义上，实际是辛亥革命运动的继续和发展”，陈万雄：《五四新文化的源流》，第181页。这种状况尤其体现在白话文运动的发展历程中。
清末较早提倡白话文的是黄遵宪，他在1868年《杂感》一诗中就说：“我手写我口，古岂能拘牵？即今流俗语，我若登简编，五千年后人，惊为古斓斑！”钟贤培等选注：《黄遵宪诗选》，广东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04页。1887年，他又在《日本国志》一书中说：“盖语言与文字离，则通文者少；语言与文字合，则通文者多，其势然也。……余又乌知夫他日者不更变一文体为适用于今、通行于俗者乎？……欲令天下之农工商贾妇女幼稚皆能通文字之用，其不得不于此求一简易之法哉！”黄遵宪：《日本国志》，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346—347页。明显流露出一种文言合一、力求通俗的思想倾向。
甲午战争之后，晚清白话文运动愈加风起云涌。1897年，裘廷梁在《苏报》发表《论白话为维新之本》一文，明确提出“崇白话而废文言”的口号。他还于1898年在无锡成立白话学会，并创办了《无锡白话报》，一时间影响甚大。继其后，各地更兴起了创办白话报刊的高潮。据统计，1901—1911年，全国共创办白话报刊不下140余种。在这些白话报刊中，许多文章由于通俗易懂、浅近直接，在宣传革命、普及知识等方面贡献尤为突出，因此蔚然形成一股潮流。1904年，严修在为英敛之所撰写的白话小册子《敝帚千金》作序时便说：“近顷以来，吾国志士主张是义者日众，……若《京话报》、《启蒙画报》、《杭州白话报》之类，皆已风行一时，为益甚广。”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五四”时期白话文运动的领导者在此期间大多都有过主持白话报刊的经验。如陈独秀即曾于1904年创办《安徽俗话报》，胡适也于1906年参与创办了中国公学的《兢业旬报》。他后来还回忆：“这几十期的《兢业旬报》，不但给了我一个发表思想和整理思想的机会，还给了我多作白话文的训练。……这一年多的训练给了我自己绝大的好处。白话文从此成了我的一种工具。七八年之后，这件工具使我能够在中国文学革命的运动里做一个开路的工人。”胡适：《四十自述》，耿云志、李国彤编：《胡适传记作品全编》第1卷上册，东方出版中心1999年版，第60页。由此可见，晚清的白话文运动为五四文学革命奠定了坚实的组织基础和思想基础。
事实上，除了陈独秀、胡适，章太炎此时也借助白话文来宣传革命。他论述说：“古之公牍，以用古语为雅；今之公牍，以用今语为雅。……近世小说，其为街谈巷语，若《水浒传》、《儒林外史》，其为神怪幽秘，若《阅微草堂》五种，此皆无害为雅者。……公牍、小说，尚可言雅，况典章、学说、历史、杂文乎？”章绛：《文学论略》（下），《国粹学报》第23号。由此出发，1906年，他在《复报》第5期发表了一首陈独秀1904年创办的《安徽俗话报》用白话撰写的《逐满歌》，鼓吹排满革命，随即被人们广为传诵。1910年，他更是创办了光复会的通讯机关刊物《教育今语杂志》，魏兰：《陶焕卿先生行述》，《陶成章集》，第434页。专门用白话登载其讲演内容，“目的在于行销南洋各地，宣传排满”。周作人：《〈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一集〉导言》（1935年8月24日），高瑞泉编选：《理性与人道——周作人文选》，上海远东出版社1994年版，第409页。一年内，他在这份刊物上发表了《中国文化的根源和近代学术的发达》、《常识与教育》、《论经的大意》、《教育的根本要从自国自心发出来》、《论诸子的大概》、《庚戌会衍说录》、《论文字的假借》等多篇白话文。
章太炎创办的白话刊物《教育今语杂志》
在当时社会风气的感召以及章太炎的亲自表率下，早期章门弟子也积极投入到晚清白话文运动的大潮中。马裕藻、钱玄同分别在1903年、1904年创办了《宁波白话报》和《湖州白话报》，用白话文宣传革命、倡导文明。此后，钱玄同还担任《教育今语杂志》编辑，并执笔撰写了《缘起》与《章程》，其中声明“凡诸撰述，悉演以语言，期农夫野人，皆可了解。……真爱祖国而愿学者，盖有乐乎此也”，钱玄同：《刊行〈教育今语杂志〉之缘起》，《钱玄同文集》第2卷，第312页。充分表明了使用白话文的坚定态度。他本人也在《教育今语杂志》上发表了用白话撰写的《中国文字略说》、《共和纪年说》、《说文部首今语解》等文。这几篇文章后被误收入《章太炎的白话文》，关于此公案，详参刘思源：《章太炎的白话文》、陈平原：《关于〈章太炎的白话文〉》、刘贵福：《黎锦熙〈钱玄同先生传〉献疑三则》，分别发表于《鲁迅研究月刊》2001年第2、6期和2004年第1期。
总之，包括章门弟子在内的一些有识之士，曾经在晚清掀起了一场颇具声势的白话文运动，这无疑为“五四”时期白话文运动的蓬勃兴起铺平了道路。从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它与五四白话文运动一脉相承，“是五四白话文运动的前驱，有了这前驱的白话文运动，“五四”时期的白话文运动才有根据”。谭彼岸：《晚清的白话文运动》，湖北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3页。
但毋庸讳言，晚清白话文运动毕竟在认识、态度以及成效上，均与五四白话文运动存在着明显的差距。症结就在于，这一时期热心于白话文运动者，大多是从工具理性的角度去理解白话文的。这也就是说，他们只是将白话文视为一种工具加以利用，从而过多强调了其普及功能，而没有认识到它是文学发展的必然趋势和前进方向。相反地，他们往往还由于摆脱不了所谓“雅俗”的观念，在内心中始终笃信文言高于白话。钱玄同在《教育今语杂志之缘起》中便不由自主地流露出这种潜意识，他说：“所陈诸义均由浅入深，盖登高必自卑，升堂而入室，躐等之弊，所不敢蹈。”这显然是将文言看作比白话更高等，而认为白话文只不过是普通民众学习文言文所必须循序渐进经过的一个阶段。关于这一观念，胡适、周作人等人后来都曾做过批评。
1922年，胡适在《五十年来的中国文学》一文中分析说：
他们的最大缺点是把社会分作两部分：一边是“他们”，一边是“我们”。一边是应该用白话的“他们”，一边是应该做古文古诗的“我们”。……这种态度是不行的。
1916年以来的文学革命运动，方才是有意地主张白话文学。这个运动有两个要点与那些白话报或字母的运动绝不相同。第一，这个运动没有“他们”、“我们”的区别。白话并不单是“开通民智”的工具，白话乃是创造中国文学的唯一工具。……第二，这个运动老老实实地攻击古文的权威，认他作“死文学”。胡适：《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姜义华主编：《胡适学术文集·新文学运动》，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149页。
1932年，周作人也在《中国新文学的源流》中反思说：
在这时候，曾有一种白话文字出现，如《白话报》、《白话丛书》等，不过和现在的白话文不同，那不是白话文学，而只是因为想要变法，要使一般国民都认些文字，看看报纸，对国家政治都可明了一点，所以认为用白话写文章可得到较大的效力。因此，我以为那时候的白话和现在的白话文有两点不相同：
第一，现在的白话文，是“话怎样说便怎样写”。那时候却是由八股翻白话。
第二，是态度的不同——现在我们作文的态度是一元的，就是：无论对什么人，做什么事，无论是著书或随便地写一张字条儿，一律都用白话。而以前的态度是二元的：不是凡文字都用白话写，只是为一般没有学识的平民和工人才写白话的。……因此我们可以说，在那时候，古文为“老爷”用的，白话是“听差”用的。
总之，那时候的白话，是出自政治方面的需求，只是戊戌政变的余波之一，和后来的白话文可以说是没有多大关系的。周作人：《中国新文学的源流》，《儿童文学小论·中国新文学的源流》，第51—52页。
而正如蔡元培在为《中国新文学大系》作序时所总结，“民元前十年左右，白话文也颇流行，……但那时候作白话文的缘故，是专为通俗易解，可以普及常识，并非取文言而代之。主张以白话代文言，而高揭文学革命的旗帜，这是从《新青年》时代开始的”。蔡元培：《〈中国新文学大系〉总序》，中国蔡元培研究会编：《蔡元培全集》第8卷，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117页。的确，真正意义上的文学革命是从“五四”时期的白话文运动开始的，也正是在这场规模空前、影响广泛的运动中，章门弟子从北大走向了天地更加广阔的全国。
二、“桐城谬种，选学妖孽”
在章门弟子中，最先起来响应陈独秀、胡适所揭橥“文学革命”号召的是钱玄同。他在1917年1月1日的日记中就写道：“文学之文，当世哲人如陈仲甫、胡适二君均倡改良之论。……必能于中国文学界开新纪元。”《钱玄同日记》第3册，1917年1月1日条，第1480页。不久后，他开始“投稿《新青年》杂志，赞倡文学革命”，黎锦熙：《钱玄同先生传》，《钱玄同印象》，第41页。“赞同仲甫所办的《新青年》杂志，愿意给它当一名摇旗呐喊的小卒”。钱玄同：《我对于周豫才君之追忆与略评》，《钱玄同文集》第2卷，第307页。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钱玄同这时拥护文学革命的动机与清末大不相同。他申明：“我们主张文学革命，不是嫌古文太精深，乃是嫌古文太粗疏；不是单谋初级教育和通俗教育的方便，乃是谋中国文学的改良。我们不仅主张用白话文来做初级教育和通俗教育的教科书，尤其主张用彼来著学理深邃的书籍。”钱玄同：《国文的进化》，《钱玄同文集》第3卷，第107页。显然，他已经认识到白话文是文学进化的必然趋势。而究其渊源，他这一思想转变与章太炎的影响密不可分。
有论者曾经敏锐看出，“五四前后，章氏的弟子，如钱玄同、鲁迅、周作人等，都成了新文学运动的先锋，……这绝不是偶然的事”，是因为“章氏的文学主张，对于新文学运动的帮助甚大”，譬如“他的修辞立诚、力去浮夸的主张，为他的弟子钱玄同攻击‘肉麻词藻’、‘垃圾典故’之所本”。吴文祺：《论章太炎的文学思想》，章念驰编：《章太炎生平与学术》，三联书店1988年版，第398、397页。确实，钱玄同之所以积极投身白话文运动，正是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章太炎的启发，他自己即曾自述：
章先生于1908年著了一部《新方言》，他说：“考中国各地方言，多与古语相合。那么古代的话，就是现代的话。现代所谓古文，倒不是真古。不如把古语代替所谓古文，反能古今一体，言文一致。”这在现在看，虽然觉得他的话不能通行，然而我得了这古今一体、言文一致之说，便绝不敢轻视现在的白话，从此便种下了后来提倡白话之根。民国元年一月，章先生在浙江教育会上演说，他曾说过：“教育部对于小学校删除读经，固然很对。但外国语、修身亦应删去。历史宜注重，将来语言统一以后，小学教科书不妨用白话来编。”我对于白话文的主张，实在植根于那个时候，大都是受章先生的影响。熊梦飞：《记录玄同先生关于语文问题谈话》，《文化教育》第27期，1933年7月，今引自高勤丽编：《疑古先生——名人笔下的钱玄同·钱玄同笔下的名人》，东方出版中心1999年版，第254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