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6年，章太炎在《民报》发表《革命之道德》一文，系统阐述了伦理道德与民族兴亡的关系，提出了“道德衰亡，诚亡国灭种之根极也”的观点，章太炎：《革命道德说》，《章太炎全集》第4卷，第277页。认为伦理道德不仅决定革命的成败，而且也决定着民族的兴亡。这是中国近代思想家第一次全面地论述伦理道德的问题，而历史的发展充分地验证了章太炎的这一论断。辛亥革命推翻了两千多年的封建统治，但由于没有深入触动传统的伦理道德，以至封建卫道言论屡屡沉渣泛起，在社会不断酿成伦理悲剧，复辟丑剧也接连上演。因此，“1915年以后，大多数年富力强的思想改革者开始认识到，为了使民族振兴，必须使个人摆脱传统陈腐的伦理和制度的束缚”。［美］周策纵：《五四运动：现代中国的思想革命》，江苏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491页。陈独秀在《吾人最后之觉悟》一文中就疾呼：“吾敢断言曰：伦理的觉悟，为吾人最后觉悟之最后觉悟。”陈独秀：《吾人之最后觉悟》，《陈独秀著作选》第1卷，第179页。由此出发，章门弟子也纷纷致力于打破封建纲常名教的思想革命，为近代伦理思想的变迁做出了巨大贡献。
“打倒纲伦斩毒蛇”
1942年7月，罗常培在一次关于五四新文学运动的讲演中曾概括说：“简单说来，他们的中心理论只有两个：一个是要建立一种‘活的文学’，一个是要建立一种‘人的文学’。前一个理论是文学工具的革新，后一个理论是文学内容的革新。中国新文学运动的一切理论，可以包括在这两个中心思想的里头。”罗常培：《中国文学的新陈代谢》，《中国人与中国文》，香港龙门书店1965年版，转引自司马长风：《中国新文学史》，香港昭明出版社1980年版，第116页。今天看来，这一观点精辟地概括了五四新文学运动的两大主题。不过历史地看来，在新文化运动的初期，由于旧形式严重束缚了新思想的表达，不首先打破它，思想革命便无法开展，因此当时的新文学运动首先是从文学革命开始的，新文化派的主要精力也集中于宣传白话文运动。关于这一点，胡适曾经解释说：“在那个时期，我们还没有法子谈到新文学应该有怎样的内容。”胡适：《〈中国新文学大系〉第一集导言》，《胡适学术文集·新文学运动》，第255页。然而随着运动的深入，如果仍停留在改变形式的阶段，而不突出思想内容的根本转变，那必将最终影响运动的发展方向。有鉴于此，章门弟子率先将目光转向了伦理道德领域，由是在中国近代史上发起了一场振聋发聩的思想革命。
一、从文学革命到思想革命
在章门弟子中，较早意识到思想革命重要性的是鲁迅。他指出：“单是文学革新是不够的，因为腐败思想，能用古文做，也能用白话做。”鲁迅：《无声的中国》，《鲁迅全集》第4卷，第13页。他之所以被钱玄同说服，答应为《新青年》撰稿，实际上也是出于思想革命的目的。周作人即一再阐释：“鲁迅对于文学革命即是改写白话文的问题当时无甚兴趣，可是对于思想革命却看得极重，……钱君也是主张文学革命的，可是他的最大的志愿如他自己所说，乃是‘打倒纲伦斩毒蛇’，这与鲁迅的意思正是一致的，所以简单的一场话便发生了效力了”，周作人：《鲁迅的故家》，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355—356页。“《新青年》上标榜着文学革命的大旗，金心异所着重的乃是打倒孔教，……也因此而能与鲁迅谈得投合，引出《呐喊》里的这些著作来的。鲁迅对于简单的文学革命不感多大兴趣，……所以他的动手写小说，并不是来推进白话文运动，其主要目的还是在要推倒封建社会与其道德，……他对于文学革命赞成是不成问题的，只觉得这如不与思想革命结合，便无多大意义，在这一点上可以说与金心异正是相同，所以那劝驾也就容易成功了”。周作人：《鲁迅小说里的人物》，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13—14页。他还说：“如众所周知，这篇《狂人日记》不但是篇白话文，而且是攻击吃人的礼教的第一炮，这更是鲁迅、钱玄同所关心的思想革命问题，其重要超过于文学革命了。”周作人：《知堂回想录》下册，第385页。
而周作人同样十分关注思想革命。早在1912年，他就在《越铎日报》发表了政论《望越篇》，热情欢呼推翻了满清王朝和封建统治的辛亥革命。他写道：“中国受制于北虏，既二百六十余年，其局促伏处专制政治之下者，且二千百三十载矣。今得解脱，会成共和，出于幽谷，迁于乔木，华夏之民，执不欢忻！”但是在这篇文章中，他同时也指出两千余年封建统治的思想影响根深蒂固：“顾返瞻往迹，亦有不能不惧者，其积染者深，则更除也不易。中国政教，自昔皆以愚民为事，以刑戮慑俊士，以利禄招黠民，益以儒者邪说（专指宋儒），助长其虐。二千年来，经此淘汰，庸愚者生，佞捷者荣，神明之胄，几无孑遗。种业如斯，其何能臧，历世忧患，有由来矣。”因此，他提出希望，“今者千载一时，会更始之际”，国人应“洗心涤虑，以趣新生”。独应（周作人）：《望越篇》，《越铎日报》，1912年1月18日。至此，思想革命的目标已是呼之欲出。
此后，袁世凯与张勋接连上演的复辟丑剧更是强烈刺激了周作人，他晚年即曾回顾说：“经过那一次事件的刺激，和以后的种种考虑，……觉得中国很有‘思想革命’之必要，光只是‘文学革命’实在不够，虽然表现的文字改革自然是连带的应当做到的事，不过不是主要的目的罢了。”周作人：《知堂回想录》下册，第383页。由此出发，1919年3月，他在《新青年》发表《思想革命》一文，其中写道：“白话在社会上的势力，日见盛大，这是很可乐观的事。但我想文学这事物本合文字与思想两者而成，表现思想的文字不良，固然足以阻碍文学的发达，若思想本质不良，徒有文字，也有什么用处呢？……这单变文字不变思想的改革，也怎能算是文学革命的完全胜利呢！……所以如白话通行，而荒谬思想不去，仍然未可乐观，……中国人如不真是洗心革面地改悔，将旧有的荒谬思想弃去，无论用古文或白话文，都说不出好东西来。倘若换汤不换药，单将白话换出古文，……还不如不做的好。因为从前的荒谬思想，尚是寄寓在晦涩的古文中间，看了中毒的人，还是少数，若变成白话，便通行更广，流毒无穷了。所以我说，文学革命上，文字改革是第一步，思想改革是第二步，却比第一步更为重要。我们不可对于文字一方面过于乐观了，闲却了这一面的重大问题。”周作人：《思想革命》，《谈虎集》，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7—9页。这无疑是公开揭橥了思想革命的旗帜。
稍后不久，朱希祖也在《新青年》撰文指出：“文学的新旧，不能在文字上讲，要在思想主义上讲。若从文字上讲，以为做了白话文就是新文学，则宋元以来的白话文很多，在今日看来，难道就是新文学吗？”朱希祖：《非“折中派的文学”》，《新青年》第6卷第4期，1919年4月15日。从撰述时间来看，这段论述显然是对周作人《思想革命》一文的呼应。
至于钱玄同，尽管这一时期主要着力于宣传白话文体，但其实他对当时思想界停滞不前的状况也十分担忧。1917年，他就致信陈独秀说：“一年以来见社会上沉滞不进之状态，乃无异于两年前也，乃无异于七八年前也，乃无异于十七八年前也，乃无异于二十年前也。质而言之，今日犹是戊戌以前之状态而已。故比来忧心如焚，不敢不本吾良知，昌言道德文章之当改革。”钱玄同：《论应用文之亟宜改良》，《钱玄同文集》第1卷，第32页。此处“道德文章”，既包含了文体形式的变革，也涵括了思想内容的革新。稍后，他更是深刻认识到：“不但文章要改革，思想更要改革”，钱玄同：《答彝铭氏论新旧改革》，《钱玄同文集》第1卷，第352页。“思想革命，尤为今日当务之急！”此为钱玄同1925年9月5日在“国语运动大会”的演说，收入《全国国语运动大会会刊》第1期，1925年11月出版，转引自曹述敬：《钱玄同年谱》，齐鲁书社1986年版，第94页。该文未收入《钱玄同文集》。由是积极投入到思想革命中去，“做了打破吃人的‘旧礼教’的先锋大将”。黎锦熙：《钱玄同先生传》，《钱玄同印象》，第69页。
总之，在当时的新文化派中，章门弟子较早意识到思想革命的重要性，从而将奋斗目标及时转向了伦理道德领域，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深入发展指明了前进的道路。
二、“覆孔孟，铲伦常”
1919年初，正当五四新文化运动蓬勃发展之时，林纾致书蔡元培，在继续维护封建伦理道德的同时，还抨击新文化派“覆孔孟，铲伦常”。林纾：《致蔡鹤卿书》，《公言报》，1919年3月18日。这一方面反映了他站在封建卫道士的立场上对新文化运动的错误认识，另一方面却也较真实地揭示了新文化派当时倡导思想革命的主要观点。在新文化运动中，章门弟子等新文化派正是以“覆孔孟，铲伦常”作为自己的首要任务和突破点，从而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思想革命的。
（一）“覆孔孟”
正如恩格斯所说，“一般针对封建制度发生的一切攻击必然首先就是对教会的攻击，而一切革命的社会政治理论大体上必然同时就是神学异端。为要触犯当时的社会制度，就必须从制度身上剥去那一层神圣外衣”。恩格斯：《德国农民战争》，《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401页。五四新文化运动最先攻击的便是长期独尊的封建意识形态——孔教。陈独秀在《文学革命论》一文中即曾疾声呼吁：“孔教问题，方喧于国中。此伦理道德革命之先声也。”陈独秀：《文学革命论》，《陈独秀著作选》第1卷，第260页。
历史地看来，早在清末时期，章太炎就已一再针砭康有为鼓吹孔教。1904年，他在《訄书》“订孔”篇中，便援引日本学者远藤隆吉的评论：“孔子之出于支那，实支那之祸本也，……故更八十世而无进取者，咎亡于孔氏”。章太炎：《訄书重订本·订孔》，《章太炎全集》第3卷，第134页。1906年7月，他又在东京留学生欢迎会上说：“孔子最是胆小”，“孔教最大的污点，是使人不脱富贵利禄的思想”。章太炎：《东京留学生欢迎会演说辞》，《章太炎讲演集》，第4页。同年9月，他更在《诸子学略说》中全面抨击了孔子。他说：“儒家之病，在以富贵利禄为心。……其教弟子也，惟欲成就吏材，可使从政。……用儒家之道德，故艰苦卓厉者绝无，而冒没奔竞者皆是。俗谚有云：‘书中自有千钟粟。’此儒家必至之弊”。在这篇文章中，他甚至断言齐国“田常弑君，实孔子为之主谋，……便辞利口，覆邦乱家，非孔子、子贡为之倡耶？”章太炎：《诸子学略说》，《章太炎政论选集》上册，第289—291、297页。
今天看来，章太炎这些“订孔”乃至“诋孔”的文章无不大胆犀利，屡发前人所未发，由是在中国近代思想界引发了一场“诋孔”风潮，“孔子遂出版的《訄书》（章太炎撰、邹容题签）
大失其价值，一时群言多攻孔子矣”。许之衡：《读〈国粹学报〉感言》，《国粹学报》第1年第6号，1905年7月22日。傅斯年后来便评述说：“章先生……当年破除孔子的力量，非常之大。……中国人的思想到了这个时期，已经把孔子即真理一条信条摇动了。”傅斯年：《清代学问的门径书几种》，《新潮》第1卷第1号，1919年1月1日。更关键的是，章太炎这一思想还对五四新文化派的“覆孔孟”造成了深远的影响。被誉称为“只手打倒孔家店的老英雄”的吴虞就说：“知政治儒教当革改者，章太炎诸人也。”吴虞：《读〈荀子〉书后》，赵清、郑诚编：《吴虞集》，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10页。同时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贺麟高度评价了章太炎，认为“不唯其种族革命的思想，是当时革命党主要的哲学代言人，而且可以认作‘五四’运动时期新思想的先驱”。贺麟：《五十年来的中国哲学》，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第5页。
当然，作为亲炙者，章门弟子更是受到章太炎这一思想的直接熏陶，这集中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俗化孔子的形象。
长久以来，孔子一直被视为一代圣贤、万世师表，拥有独尊的地位。而据周作人回忆，章太炎在《民报》社讲授《说文解字》时，对孔子的态度便“显得不太雅驯”，周作人：《知堂回想录》上册，第253页。这显然对章门弟子的孔子观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鲁迅就讽刺孔子“活着的时候却是颇吃苦头的。跑来跑去，虽然曾经贵为鲁国的警视总监，而又立刻下野，失业了；并且为权臣所轻蔑，为野人所嘲弄，甚至于为暴民所包围，饿扁了肚子。”鲁迅：《在现代中国的孔夫子》，《鲁迅全集》第6卷，第315页。钱玄同也说：“孔二先生的徒子徒孙虽然布满天下，可是他老人家底地位实在跟墨老爹、庄先生这班人是平等的”。钱玄同：《论〈庄子〉真伪书》，《钱玄同文集》第4卷，第263页。这种近于戏谑的文字无疑极大地俗化了孔子历来不可亵渎的圣人形象，打破了其独尊地位。
此外，章太炎还曾经对孔子的人格提出质疑，他认为孔子诈取老子藏书而立说：“老子以其权术授之孔子，而征藏故书，亦悉为孔子诈取。孔子之权术，乃有过于老子者。孔学本出于老，以儒道之形式有异，不欲崇奉以为本师。……老子胆怯，不得不曲从其请，……于是西出函谷，……著《道德经》以发其覆。借令其书早出，则老子必不免于杀身。……呜呼！观其师徒之际，忌刻如此，则其心术可知，其流毒之中人，亦可知已”。章太炎：《诸子学略说》，《章太炎政论选集》上册，第292—293页。1910年，当朱希祖向他咨询此事时，他再次十分肯定地强调：“言老子征藏故书为孔子所诈取者，此非臆言之也。”章太炎：《与朱希祖》，《章太炎书信集》，第289页。不难想见，章氏这一论断直接怀疑孔子人格，对“五四”时期章门弟子奋起“打倒孔家店”起到了巨大的鼓舞作用。尤其意味深长的是，直至1935年，鲁迅在写作《出关》这篇小说时，对孔、老关系的处理仍然引用了章太炎的观点。他坦然承认：“老子的西出函谷，为了孔子的几句话，并非我的发见，是三十年前，在东京从太炎先生口头听来的”。鲁迅：《〈出关〉的“关”》，《鲁迅全集》第6卷，第520页。鲁迅同时也补充说：“我也并不信为一定的事实。”而这更说明他在主观上倾向于章太炎之说。
第二，“夷六艺于古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