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传统儒学体系中，“经”至高无上，具有永恒性、权威性和神圣性。《白虎通义》释曰：“经，常也。”意谓“经”即经典之言、永恒不变。而章太炎则力持“六经皆史”说，认为所谓“六经”不过是古代史料，并无“微言大义”。由是，他还明确提出了“夷六艺于古史”章太炎：《訄书重订本·清儒》，《章太炎全集》第3卷，第159页。的主张：“孔子是史学的宗师，并不是什么教主”，章太炎：《中国文化的根源和近代学术的发展》，《章太炎学术文化随笔》，第9页。“孔氏之教，本以历史为宗”，章太炎：《答铁铮》，《章太炎全集》第4卷，第371页。“经即最古之历史也”，《章太炎十次讲学记》，《申报》1922年6月18日。“《春秋》而上，则有六经，固孔氏历史之学也”，章太炎：《答铁铮》，《章太炎全集》第4卷，第371页。“吾人所共知之六经，如《尚书》、《春秋》，记事书，即历史也”。《章太炎讲学第四日记》，《申报》1922年4月23日。他还说：“六经都是古史，……经外并没有史，经就是古人的史，史就是后世的经”，“直到近来，百年前有个章学诚，说‘六经皆史’，意见就说六经都是历史，这句话，真是拨云雾见青天！”章太炎：《论六经皆史》，傅杰编校：《章太炎学术史论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6页。“‘六经皆史也’，这句话详细考察起来，实在很不错。……‘六经’无一非史，后人于史以外，别立为经，推尊过甚”。章太炎讲演、曹聚仁整理：《国学概论》，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18—19页。至于“经”，章太炎也做出了新的诠释。他在1910年出版的《国故论衡》中就解释：“‘经’者，编丝缀属之称，异于百名以下用版者，亦犹浮屠书称‘修多罗’，‘修多罗’者，直译为‘线’，译义为‘经’。盖彼以贝叶成书，故用线连贯也；此以竹简成书，亦编丝缀属也。”章太炎：《国故论衡》，第53页。此后，他还一再强调说：“经字原意只是一经一纬的经，即是一根线，所谓经书只是一种线装书罢了。……可见‘经’不过是当代记述较多而常要翻阅的几部书罢了。非但没含宗教的意味，就是汉时训‘经’为‘常道’，也非本意”，章太炎讲演、曹聚仁整理：《国学概论》，第4页。“经之训常，乃后起之义。……今人书册用纸，贯之以线。古代无纸，以青丝绳贯竹简为之。用绳贯穿，故谓之经。经者，今所谓线装书矣”。章太炎：《国学讲演录》，第44页。概言之，在章氏看来，“经”的最初含义只是指古书的制作材料和方法，并无任何神圣的意思。
显而易见，章太炎这种对所谓“六经”的俗化和历史化，从根本上廓清了长期笼罩在它们身上的神秘色彩，彻底剥除了它们的神圣华衮，这显然极大地启发了章门弟子。关于章太炎对儒学的冲击和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启发，详参王汎森：《章太炎的思想（1868—1919）及其对儒学传统的冲击》；白奚：《试论章太炎对孔子的评价》，胡伟希编：《辛亥革命与中国近代思想文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任访秋：《章太炎与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州学刊》1993年第2期；张新颖：《中国现代意识的发生与原有文化资源的考掘和重造——章太炎的极端性思想实验》，《东方文化》2000年第3期；李振声：《作为新文学思想资源的章太炎》，《书屋》2001年第7—8期；戴明玺：《章太炎与二十世纪初中国思想裂变》，《南京社会科学》2003年第4期。朱希祖就表示：“先师之意，以为古代史料，具于六经，六经皆史，故治经必以史学治之，此实先师之所以异乎前贤者。且推先师之意，即四部书籍，皆可以史视之，即亦皆可以史料视之，与鄙意实相同也。”朱希祖：《章太炎先生之史学》，《文史杂志》第5卷11、12期合刊，1945年12月。他并且还在此基础上直接提出了捐除“经学”之名的口号，同时阐明：“经学之名，何以必须捐除呢？因为经之本义，是为丝编，本无出奇的意义。”朱希祖：《整理中国最古书籍之方法论》，《北京大学月刊》第1卷第3号，1919年3月。这无疑与章太炎观点如出一辙。无独有偶，钱玄同也认为章太炎“只把经典当作古书看，不把彼当圣经看，不把经典视为神圣”的治经态度十分正确。《钱玄同日记》第4册，1921年9月18日条，第1980页。由此出发，他批评说：“‘经’是什么？它是古代史料的一部分，有的是思想史料，有的是文学史料，有的是政治史料，有的是其他国故的史料。”钱玄同：《重论经今古文学问题》，《钱玄同文集》第4卷，第138页。他甚至公开表示“我很喜欢研究所谓‘经’者也，但我是很‘惑经’的。……知道‘六经’固非姬旦的政典，亦非孔丘的‘托古’的著作，‘六经’的大部分固无信史的价值，亦无哲理和政论的价值”，钱玄同：《答顾颉刚先生书》，《钱玄同文集》第4卷，第237—238页。并且宣称：“我们是决心要对于圣人和圣经干‘裂冠，毁冕’，撕袍子，剥裤子的勾当的。”钱玄同：《致胡适》，《钱玄同文集》第6卷，第104页。对此，其挚友黎锦熙曾敏锐指出：“钱先生在这点上，受他的老师的影响最深，所以到了民七，就一拳打翻‘孔家店’。”黎锦熙：《钱玄同先生传》，《钱玄同印象》，第67—68页。
第三，论孔学“非所以适今”。
在近代顽固派的观点中，最为常见的便是强调孔子学说完美无缺、毋须变易。针对这种守旧言论，章太炎1906年便批评说：“抑自周、孔以逮今兹，载祀数千，政俗迭变，凡诸法式，岂可施于挽近？故说经者，所以存古，非所以适今也。先人手泽，贻之子孙，虽汙垢佇劣者，犹之见宝贵。若曰尽善，则非也。……岂可定一尊于先圣？……过崇前圣，推为万能，则适成桎梏矣。”章太炎：《与人论朴学书》，《章太炎书信集》，第158页。1908年，他又说：“孔子殁已二千岁，……于此新世界者，形势礼俗，岂有相关？”章太炎：《答梦庵》，《章太炎政论选集》上册，第396页。概言之，章太炎认为孔子学说固然有其一定的历史价值，但并不适合于今日。
在章太炎这一思想的深刻熏染下，钱玄同也认识到：“故如孔丘者，我固承认其为过去时代极有价值之人。然其‘别上下，定尊卑’之学说，则实在不敢服膺。”钱玄同：《论世界语与文学》，《钱玄同文集》第1卷，第23页。他还进而论断：“孔氏之道断断不适用共和时代”，《钱玄同日记》第4册，1919年1月1日条，第1694—1695页。“孔经里所讲的什么三纲五伦、礼乐政刑，是和共和国绝对不能并存的东西”，钱玄同：《姚叔节之孔经谈》，《钱玄同文集》第1卷，第318页。“什么三纲五伦忠孝节义，都是二千年以前宗法社会之旧道德，与民国国体绝对抵触，万没有提倡它的理由”。钱玄同：《告遗老》，《钱玄同文集》第2卷，第102页。鲁迅更列举了袁世凯、孙传芳、张宗昌等人尊孔最终失败的例证说明：“这三个人，都把孔夫子当作砖头用，但是时代不同了，所以都明明白白的失败了。”鲁迅：《在现代中国的孔夫子》，《鲁迅全集》第6卷，第317页。
总之，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章门弟子鲜明地继承了章太炎的批判精神，严厉抨击了孔子及其学说，在很大程度上俗化孔子的“圣人”形象，并将所谓“六经”予以历史化，从而彻底打破了对孔教的迷信，极大地促进了国人的思想解放。
（二）“铲伦常”
在封建社会统治的后期，孔子儒学的主要代表是宋明理学，它宣扬三纲五常等封建礼教，严重束缚了人性的发展。对此，章太炎曾经予以严厉的批判。1906年，他在东京留学生欢迎会上援引戴震“理学杀人”之说断言：“几句宋儒理学的话，就可以任意杀人。”章太炎：《东京留学生欢迎会演说辞》，《章太炎讲演集》，第4页。这不啻明确提出了反对“吃人礼教”的思想主张，由是对章门弟子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例如钱玄同，在“五四”时期就以“打倒纲伦斩毒蛇”自任，钱玄同：《改腊八日作》，引自周作人：《钱玄同的复古与反复古》，《钱玄同印象》，第15页。按：《钱玄同文集》仅收入其腊八日所作诗，未收入此诗。“挺身而起，……首先打破‘吃人的礼教’”。黎锦熙：《钱玄同先生传》，《钱玄同印象》，第70页。周作人即曾评价说：“据我所知道，在所谓新文化运动中间，主张反孔教最为激烈，而且到后来没有变更的，莫过于他了。”周作人：《钱玄同的复古与反复古》，《钱玄同印象》，第18页。而究其根源，这当然与他“少遭纲伦之厄”、成为“纲伦压迫下的牺牲者”的经历有关，黎锦熙即曾分析说：“钱先生在《新青年》发表这路的文字，实在比同时执笔诸君感情冲动些，这种感情冲动的原因，实在也由于他从前自己被‘旧礼教’拘束得太紧。”见《钱玄同先生传》，《钱玄同印象》，第70页。但同时也与章太炎的潜移默化密不可分。黎锦熙便回顾说：“钱先生参加新文化运动，做了打破吃人的‘旧礼教’的先锋大将，在意识的根本上……是源于‘师承’。”黎锦熙：《钱玄同先生传》，《钱玄同印象》，第69页。
此外，鲁迅应钱玄同之请，在《新青年》上发表的第一篇文章即是“意在暴露家族制度和礼教的弊害”的《狂人日记》。鲁迅：《〈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鲁迅全集》第6卷，第239页。究其思想渊源，这当然与他读的书有关。周作人就说：“鲁迅寻求知识，他自己买书借书，差不多专从正宗学者们所排斥的‘杂览’的部门下手，方法很特别，功效也是特别的。……他不看正史而看野史，……这些材料归结起来是‘礼教吃人’，成为《狂人日记》的中心思想。”周作人：《鲁迅的国学与西学》，《鲁迅的青年时代》，第42页。鲁迅自己也对许寿裳解释说：“《狂人日记》实为拙作，……偶阅《通鉴》，乃悟中国人尚是食人民族，因成此篇。”鲁迅：《致许寿裳》，《鲁迅全集》第11卷，第353页。不过另一方面，鲁迅这种思想还在很大程度上源自章太炎的影响。周作人即曾回忆说：“民国前六年丙午（一九〇六年），章太炎先生在上海出狱后到了日本东京，五月初八日赴锦辉馆欢迎会，有一篇长演说，后来登在第六期《民报》上，中间说到戴东原，有这样几句话：‘他虽专论儒教，却是不服宋儒，常说法律杀人还是可救，理学杀人便无可救，……’假如说戴东原的话于《狂人日记》有关系，那么这是它的来源吧。……太炎先生直称之理学杀人，鲁迅以后乃转为礼教吃人，只是话更说得具体活现罢了，意思原来还是差不多的。”周作人：《〈呐喊〉索隐》，周作人、周建人：《书里人生——兄弟忆鲁迅（二）》，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166页。不过周作人接着也说：“我写下了这一节话之后，反复一想又觉得未必如此。太炎先生的话固然是引证的好材料，但作者写《狂人日记》的时候也不见得意识到有这一节话在心头”。可见，章太炎关于戴震“理学杀人”之说的阐述，对鲁迅在“五四”时期提出“礼教吃人”这一惊世骇俗的论断，具有极大的启发意义。
鲁迅在《新青年》发表的第一篇文章《狂人日记》
由此出发，鲁迅深刻地揭露了中国四千年历史不过是吃人与被吃的历史，“所谓中国的文明者，其实不过是安排给阔人享用的人肉的筵宴。所谓中国者，不过是安排这人肉的宴筵的厨房”。为此，他奋起疾声呼吁：“扫荡这些食人者，掀掉这筵席，毁坏这厨房，则是现在的青年的使命！”鲁迅：《灯下漫笔》，《鲁迅全集》第1卷，第216—217页。与此同时，他还发出“救救孩子”的呐喊：“四千年来时时吃人的地方，今天才明白，我也在其中混了多年；……没有吃过人的孩子，或许还有？救救孩子……”鲁迅：《狂人日记》，《鲁迅全集》第1卷，第432页。
至于周作人，早在《民报》社听讲时期，就在章太炎的思想熏陶下撰文批评孔子思想“束缚人心”。（独应）周作人：《论文章之意义暨其使命因及中国近时论文之失》，张枬、王忍之编：《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3卷，三联书店1963年版，第310页。到了“五四”时期，他更是进一步认识到：“要讲思想改革，势必对于习惯的旧道德要加以攻击”。周作人：《不讨好的思想革命》，《谈虎集》，第94页。于是，他先后在《新青年》上发表了《人的文学》、《思想革命》等文，激烈抨击封建旧礼教。其中，《人的文学》开篇便说“我们现在应该提倡的新文学，简单地说一句，是‘人的文学’。应该排斥的，便是反对的非人的文学”，周作人：《人的文学》，《艺术与生活》，第8页。明确提出了反对旧道德的主张。又如《思想革命》一文，“主要所说固然是文学里的思想，但实际包含着一切的封建的因袭道德”，周作人：《知堂回想录》下册，第433页。同样也是以批判封建礼教为核心内容。对此，周作人晚年曾回顾说：“当我起头写文章的那时，‘文学革命’正闹得很起劲，但是我的兴趣却是在于‘思想革命’的方面，这便拉扯到道德方面去，与礼教吃人的问题发生永远的纠葛。”周作人：《知堂回想录》下册，第649页。他并且还表示自己的一生，“所主张的是革除三纲主义的伦理以及附属的旧礼教旧气节旧风化等等”。周作人：《两个鬼的文章》，《过去的工作》，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88页。
在此期间，鲁迅与周作人还在妇女观与儿童观上达成了一致意见，二人紧密配合，共同号召打破“三纲”中的夫权和父权。1918年5月，《新青年》刊登了周作人翻译的《贞操论》一文，该文列举了世人关于贞操问题的各种观点，对贞操作为一种衡量妇女道德的标准提出了挑战。同年8月，《新青年》又发表了鲁迅的《我之节烈观》一文，与周作人的《贞操论》相呼应。在文中，鲁迅通过对历史与现实中妇女问题的分析，尖锐针砭了所谓“表彰节烈”之说：“道德这事，必须普遍，人人应做，人人能行，又于自他两利，才有存在的价值。现在所谓节烈，不特除开男子，绝不相干；就是女子，也不能全体都遇着这名誉的机会。所以决不能认为道德，当作法式。上回《新青年》登出的《贞操论》，已经说过理由。”鲁迅：《我之节烈观》，《鲁迅全集》第1卷，第119页。
这一时期，鲁迅还在《新青年》上发表了《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一文，严厉批判了“夫对于子，有绝对的权力和威严”的封建父权说。他一方面指出“中国旧理想的家族关系父子关系之类，其实早已崩溃”，另一方面则公开揭橥了“以幼者为本位”的主张。他还呼吁：“一切设施，都应该以孩子为本位”，“父母对于子女，应该健全的产生，尽力的教育，完全的解放”，“先从觉醒的人开手，各自解放了自己的孩子。……放他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此后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鲁迅：《我们怎样做父亲》，《鲁迅全集》第1卷，第138、135、136、130页。无独有偶，周作人也发表了类似观点，他说，“中国向来对于儿童，没有正当的理解”，其实“儿童在生理上虽然和大人有点不同，但他仍是完全的个人，……自有独立的意义与价值”，因此“儿童教育，是应当依了他内外两面的生活的需要，适如其分地供给他，使他生活满足丰富”。周作人：《儿童的文学》，《艺术与生活》，第32、24—25页。他还号召：“我们仍然认定我们教育的对象是儿童，要少干涉，多引导，让他们自由发展。”周作人：《孔德学校纪念日的旧话》，《苦竹杂记》，第214页。今天看来，鲁迅与周作人这种对妇女和儿童解放的提倡，不啻是发出了打破夫权与父权垄断的呐喊。关于“五四”时期妇女和儿童解放思潮，详参吴效马：《“五四”时期女性、儿童个性解放思潮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博士论文，1998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