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文字的选择问题上，这一时期的钱玄同尽管仍然坚信未来大同世界的语言必定是世界语，但也意识到短期内用世界语取代汉字的困难，因此他虽在《汉字革命》一文中将废除汉字的时间定为十年，但也深知这一目标是不可能实现的。他在日记中就写道：“汉字在将来总是废除成的，不过究竟是在若干年后，则此次没有把握，我那篇文章以十年为期，不过是聊作快语，以鼓励同志罢了，实际上恐未必能够这样称心如意。”《钱玄同日记》第5册，1923年1月17日条，第2485页。这说明他对这一问题有了较切合实际的认识。黎锦熙便说：“民九以后，他就觉得这种理想（指用世界语取代汉字——引者按）太高，现代的中国，只能提倡国语，而改革传达国语的文字工具使之‘世界化’，故专心致力于‘国语罗马字’了。”黎锦熙：《钱玄同先生传》，《钱玄同印象》，第50页。
具体说来，钱玄同在1923年1月发表的《汉字革命》一文中就正式“把中国的新文字定名为‘国语罗马字’”。黎锦熙：《钱玄同先生传》，《钱玄同印象》，第48页。在这篇文章中，钱玄同还运用其文字学专长，从汉字变迁史的角度论述了汉字拼音化的可能性。他指出：“所谓‘汉字能否革命’的问题，换言之，就是‘国语能否改用拼音文字表示’的问题。……从汉字的变迁史上研究，汉字革命，改用拼音，是绝对的可能的事。”钱玄同：《汉字革命》，《钱玄同文集》第3卷，第62页。同年，在国语研究会第五次常年大会上，钱玄同又提出组织“国语罗马字委员会”的议案，获得通过并出任委员。从此，他更将大部分精力投入到“国语罗马字”的研究和设计工作中去。1925年夏，他还与刘半农等人发起组织了“数人会”，每周聚会一次，专议国语罗马字问题。在他的积极推动之下，国语罗马字委员会终于在1926年9月14日制成通过了“国语罗马字拼音法式”，并于同年11月9日首先由国语统一筹备会公之于世，1928年9月26日又由南京国民政府大学院将之作为“国音字母第二式”早在1923年，钱玄同就表示：“我们固然愿意用注音字母，但同时我们又主张应该兼用罗马字母，将罗马字母作为别体的国音字母”。见《请组织“国语罗马字委员会”案》，《钱玄同文集》第3卷，第126页。在全国范围内正式颁行。
对这份倾注了许多心血的“国语罗马字拼音法式”，钱玄同十分满意，他曾说明：“查国语罗马字拼音法式，标音的分别，既不厌精详，拼切的形式，尤务求平易。信可谓斟酌尽善，毫发无憾之法式。”钱玄同：《抗议“北平”音译违式致教育部长蒋梦麟书》，《钱玄同文集》第3卷，第294—295页。客观地说来，这番评价是符合实际的。建国后制定的、沿用至今的《汉语拼音方案》也正是建立在它的基础之上。1958年，周恩来在《当前文字改革的任务》这篇报告中就肯定地指出：国语罗马字是中国人自己创制的拉丁字母式汉语拼音方案中比较完善的一个方案，“在谈到现在的拼音方案的时候，不能不承认他们的功劳”。周恩来：《当前文字改革的任务》，《周恩来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291页。
历史地看来，钱玄同提倡国语罗马字的主张还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发挥了出奇制胜的效果，转移了反对派的视线，从客观上极大地协助了白话文运动的发展。1927年，鲁迅在回顾白话文运动时就说：“在中国，刚刚提起文学革新，就有反动了。不过白话文却渐渐风行起来，不大受阻碍。这是怎么一回事呢？就因为当时又有钱玄同先生提倡废除汉字，用罗马字母来替代。这本也不过是一种文字革新，很平常的，但被不喜欢改革的中国人听见，就大不得了了，于是便放过了比较的平和的文学革命，而竭力来骂钱玄同。白话乘了这一个机会，居然减去了许多敌人，反而没有阻碍，能够流行了。……那时白话文之得以通行，就因为有废掉中国字而用罗马字母的议论的缘故。”鲁迅：《无声的中国》，《鲁迅全集》第4卷，第13页。
当然，钱玄同等人创制国语罗马字的最终目的是为了要取代汉字，他们批评汉字“为象形字之末流”，“不是表示语音的利器”，主张代之以西方的拼音文字，这事实上是一种“汉字落后论”的观点，是不正确的。诚如章太炎所言，“若夫象形、合音之别，优劣所在，未可质言”，无论从历史还是现实的状况来看，汉字都具有自己的特色，拥有独特的优势，并非一种落后的文字。著名语言学家许嘉璐即曾总结：“衡量文字的优劣，或进步与否，不能拿纯表音来作为标准，而主要看他的语言的符号是不是能够充分表达这个民族的思想和感情。在我们浩瀚的历史长河当中，大量的典籍，和现在我们使用的情形，都证明我们的文字和语言是很前进的。这就足以说明我们没有必要将之拉丁化。”
而随着文字改革的深入开展，钱玄同也逐渐意识到在短期内用国语罗马字取代汉字是不可能的，于是“对于汉文汉字的意见随后也有转变，不复坚持彻底的反对的意见了”，周作人：《钱玄同的复古与反复古》，《钱玄同印象》，第15页。这尤其体现在他晚年将主要精力转向提倡简体字上。
三、提倡简体字
事实上，早在1920年，钱玄同便在《减省汉字笔画的提议》中表示：“我以为拼音文字，不是旦暮之间就能够制造成功的；更不是粗心浮气、乱七八糟把音一拼，就可以算完事的。……所以这几年之内，只是拼音文字的制造时代，不是拼音文字的施行时代。加以中国社会的喜欢守旧，反对改良，那么，拼音文字制成以后，恐怕还要经过许多波折，费上无数口舌，才能通行。……这拼音新文字的施行，总还在十年之后。如此，则最近十年之内，还是用汉字的时代。……既然暂时还不得不沿用汉字，则对于汉字难识难写的补救，是刻不容缓的了。”与此同时，他还表示：“我是很高兴做这件事的。”在这篇文章中，他还提出了“补救汉字难写”的办法，即提倡“简体字”，并将之归纳为八类：采取古字、采取俗字、采取草书、采取古书上的同音假借字、采取流俗的同音假借字、新拟的同音假借字、新拟的借义字、新拟和减省笔画字。“总而言之，抱定唯一的主张曰‘减省笔画’”。钱玄同：《减省汉字笔画的提议》，《钱玄同文集》第1卷，第400—404页。对钱玄同这一主张，沈兼士给予了积极的响应。他指出中国文字“不但不便利，而且生出许多的葛蔓，实在不如老实改用拼音文字的好”，但在目前“有一部分不能骤改”的情况下，“须减省其笔画以趋便利”。他并且声明：“这个意思，曾和钱玄同先生讨论过，后来钱先生做了一篇《减省汉字笔画的提议》，他的计划更为精密了。”沈兼士：《国语问题之历史的研究》，《沈兼士学术论文集》，第32页。
在此基础上，钱玄同在1922年国语统一筹备会第四次常年大会上，又提交了《减省现行汉字的笔画案》，开篇即申明：“我以为改用拼音是治本的办法，减省现行汉字的笔画是‘治标’的办法。那治本的事业，我们当然应该竭力去进行。但这种根本改革，关系甚大，不是一朝一夕就能达到目的的。……但现行汉字在学术上、教育上的作梗，已经到了火烧眉毛的地步，不可不亟图补救的办法！我们绝不能等拼音的新汉字成功了才来改革！所以治标的办法，实是目前最切要的办法。”钱玄同：《减省现行汉字的笔画案》，《钱玄同文集》第3卷，第85页。该议案很快顺利获得通过，并成立了以钱玄同为首席委员的“汉字省体委员会”，组织进行该项工作。其他章门弟子也纷纷撰文表示赞同，周作人便说，“汉字改革的提议，我是十分赞成的”，但目前推行罗马字拼音为时尚早，“这个原来说明是理想的，不能立刻期望实行，……因此成为无期延期，也正难说——我们只能仍旧利用汉字”，而“在保存汉字形体的条件下所能做到的只有减省笔画的一件事”，“把汉字弄得较为便当适用一点”。周作人：《汉字改革的我见》，《国语月刊》“汉字改革号”，1923年1月。
由此可见，在文字改革实践中，钱玄同等章门弟子已经认识到国语罗马字虽然是中国文字的未来发展方向，也就是所谓“治本”；但是在汉字仍存在时，则必须首先“治标”，减省汉字的笔画，使之简单易写。关于这一点，黎锦熙曾经深刻分析说：“钱先生邃于《春秋》公羊之学，有时也把‘三世’来推断当前的一切事理。”钱玄同自己也说：“世界化的‘国语罗马字’应该是‘太平世’的初步；现在中国社会还离不了汉字的环境，总须就汉字加以形体的改良和声音的帮助，所以选定‘简体字’……普遍通行，才可了结这‘升平世’之局。”黎锦熙：《钱玄同先生传》，《钱玄同印象》，第53页。他还曾面告友人：“现代是汉字时代”，“罗马字母成功非近时可能”，“简体字是‘为民众’。太炎起稿亦用简体”。王森然：《钱玄同先生评传》，《近代名家评传》二集，第341页。
而正如钱玄同所强调，“太炎起稿亦用简体”。章门弟子之所以提倡写“简体字”，除了深受“三世说”的影响，还在很大程度上接受了章太炎的启发。如前所述，1908年，章太炎在《驳中国用万国新语说》一文中，一方面驳斥了用世界语废除汉字的主张，另一方面也承认汉字过于“深秘”，应逐步改良，使之“易能、易知”。他还提出了具体方案：“欲使速于疏写，则人人当兼知章草。”章太炎：《驳中国用万国新语说》，《章太炎全集》第4卷，第344页。这对钱玄同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他曾经公开说明：“一九〇八年，我在东京从余杭章太炎先生治声音训诂之学。那时有人主张中国当废汉字而用万国新语。余杭先生不以为然，著论驳斥。论中对于汉字的难识和难写，都想了补救的办法。……补救难写之法，则余杭先生主张采用章草。……我读了余杭先生这段文章，认定他这个主张是最切于实用的，是写汉字唯一的简便方法。……我二十年前读余杭先生之论而认定章草必应采用，此意至今信之益笃”，钱玄同：《〈章草考〉序》，《钱玄同文集》第4卷，第48—49页。他后来所拟订的汉字简化方案也主要采用草书，“所采之材料，草书最多”，“许多草体可以放胆增加，笔势从章草”。钱玄同：《论简体字致黎锦熙、汪怡书》，《钱玄同文集》第3卷，第496、498页。
历史地看来，钱玄同尽管早在20年代初便已开始提倡“简体字”，并且拟订了有关方案，但由于简体字的编制需要收集大量的历史资料，以求“字字有来历”；钱玄同：《论简体字致黎锦熙、汪怡书》，《钱玄同文集》第3卷，第496页。而且当时钱玄同最关心的还是国语罗马字，所以并未立即展开简体字的实践工作。参阅黎锦熙：《钱玄同先生传》，《钱玄同印象》，第52页。直到30年代中期，随着积累的不断丰富以及认识的逐渐深化，简体字才被正式提到议事日程上来。1934年，在长期研究的基础上，钱玄同开始筹划编制《简体字谱》，经过一年抱病努力，终于在1935年5月编成《常用简体字表》，并呈送教育部审定。对此，钱玄同寄予了很高的期望，他曾对友人表示：“此事关系民族复兴前途者甚巨”。钱玄同：《致郑裕孚》，《钱玄同文集》第6卷，第223页。8月21日，教育部根据这份《常用简体字表》，公布了第一批《简体字表》，这是解放前由政府正式颁布的第一批规范简体字，由于遭到保守势力的抵制，这份《简体字表》在1936年初便被宣布暂缓推行。为建国后制定的《汉字简化方案》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935年教育部公布的第一批《简体字表》
综上所述，以钱玄同为代表的一些章门弟子深感汉字难识难写，不利于新文化的传播，因此积极倡导“汉字革命”。在这场文字改革的实践中，他们虽曾提出过废除汉字的偏激主张，产生了一定的负面影响，但很快就纠正了这一错误，并在罗马字拼音与简体字两方面取得了丰硕成果，为后人的探索提供了宝贵的经验教训。其中尤以钱玄同的贡献最为突出，他的学生徐世荣曾评价说：“试看现在文字改革的三大任务：简化汉字，推广普通话，制定和推行《汉语拼音方案》，哪一项不是钱师在半个世纪以前就早着‘先鞭’了。说他是‘滥觞’也好，说他是‘草创’也好，说他是‘前驱’也好，反正现在如果上溯文字改革、推广普通话的历史渊源，总不能遗忘这位树起‘汉语规范化’和‘汉字拼音化’的里程丰碑的闯将！”徐世荣：《序》，《钱玄同年谱》，第6页。今天看来，这一评价应当是客观公允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