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著名学者库恩（ThomasKuhn）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中，曾经提出了他全部科学观的一个最基本概念——“范式”（Paradigm）。他认为，科学史上有一些著作为以后几代工作者暗暗规定了某一领域的研究问题和方法。这些著作之所以能决定和影响科学的发展，是因为它们具有两个基本特征：一是它的成就足以凝聚一批坚定的同行，二是其成就又给科学工作者留下了各种有待解决的问题。他并且还界定说：凡是具备这两个特征的科学成就，此后我们就称之为“范式”。［美］托马斯·库恩著、金吾伦等译：《科学革命的结构》，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9页。
以此为参照，章门弟子不仅学有本源，业有专攻，在诸多领域均取得了辉煌的学术成就，“规定了某一领域的研究问题和方法”，而且他们还长期执掌多所著名大学的文科院系和研究机构，缘是互相援引，声气相求，“凝聚了一批坚定的同行”。朱希祖便曾言：“民国初建，各大学国文历史教授，大都为章门弟子，迄今不下七八传，而亦弥布全域，大学中学，靡不有其踪迹。”《朱希祖日记》，1937年1月14日条，引自朱偰：《先君逖先先生年谱》，张国华编：《文史大家朱希祖》，学林出版社2002年版，第185页。与此同时，他们还新开辟了许多具有拓荒意义的研究领域，为后来的追随者“留下了各种有待解决的问题”。由此综合看来，章门弟子显然在很大程度上确立了中国近代学术研究的新范式，本章即拟就此展开详论。
民俗学运动的兴起
早在1927年，钟敬文先生即曾总结说：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成就除了最终确立了白话文的地位和促进了国民的思想解放之外，“还有一个重要方面，那就是民间文学的搜集与研究”。钟敬文：《数年来中国的民间文学运动》，《新生周刊》第1卷第12期，1927年10月。确实，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民俗学运动的兴起是一个不可忽视的环节；而且它作为一门新兴的学科，还是中国近代学术转型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历史地看来，章门弟子可谓是这一领域创榛辟莽的开拓者。
一、辛亥前后的民俗学研究
在“民俗学”兴起的过程中，章太炎尤其功不可没。他曾在《訄书·序种姓上》一篇中，从神话学的角度来探究中国上古史。他说：“然自皇世，民未知父，独有母系丛部。数姓集合，自本所出，率动植而为女神者，相与葆祠之，其名曰讬德模（见葛通古斯《社会学》——原注，‘图腾’一词音译——引者按）。……中国虽文明，古者母系未废，契之子姓自玄鸟名，禹之姒姓自薏苡名，知其母吞食而不为祖，亦就草昧之绪风也。”章太炎：《訄书重订本·序种姓上》，《章太炎全集》第3卷，第171页。在此，章太炎利用原始社会的母系制度、图腾崇拜等事例来解释中国古代帝王感生神话之谜，尽管阐述得并不十分充分，但却大大突破了传统经师的谬解，这无疑得益于他对刚刚传入中国的西方民俗学方法的运用。
留日时期的鲁迅与周作人
在章太炎的潜移默化下，同时受到西方学者安得路朗等人的影响，当时留学日本的鲁迅与周作人也对民俗学产生了浓厚兴趣，并一起着手收集有关的书籍。1907年，鲁迅买到了一本清朝学者杜文澜的《古谣谚》，便拿来给周作人看。周作人此时正购得一部中国古代儿歌集《天籁集》，也出示给鲁迅，兄弟俩兴奋不已。周作人：《一点回忆》，《民间文学》1962年第6期。鲁迅得知杜文澜《古谣谚》一书，或许是受到刘师培影响。1907年10月，刘师培在《天义报》第8—10卷合册发表《穷民俗谚录征材启》一文，其中提及了杜文澜《古谣谚》，参见万仕国：《刘师培年谱》，广陵书社2003年版，第120页。同年，二人还共同翻译了英国哈葛德、安得路朗合著的以古希腊神话故事为内容的《红星佚史》。在此基础上，鲁迅在1908年撰写的《破恶声论》一文中，就开始运用西方民俗学理论，深刻阐明了神话起源的历史条件和特点，驳斥了漠视神话者的浅薄无知。他说“有嘲神话者，总希腊埃及及印度，咸与诽笑，谓足作解颐之具。夫神话之作，本于古民，睹天物之奇觚，则逞神思而施以人化，想出古异，乍诡可观，虽信之失当，而嘲之则大惑也”，并提出：“矧欧西艺文，多蒙其译，思想文术，赖是而庄严美妙者，不知几何。倘欲究西国人文，治此则其首事，盖不知神话，即莫由解其艺文，暗艺文者，于内部文明何获焉”，鲁迅：《破恶声论》，《鲁迅全集》第8卷，第30页。由是第一次科学地阐释了神话与文化史研究的关系。
归国后，鲁迅又在他所辑录的《会稽郡故书杂集》、《古小说钩沉》等书中，收入了采自古籍的一些神话、传说、故事、笑话。他还收集了各地儿歌寄给当时尚在绍兴的周作人，并将周作人所收集的歌谣推荐到《教育部编纂处月刊》发表。周作人：《鲁迅的青年时代》，第66页。1913年12月，鲁迅还以教育部的名义在《编纂处月刊》发表《拟播布美术意见书》，其中建议：“当立国民文术研究会，以理各地歌谣、礼谚、传说、童话等；详其意谊，辨其特性，又发挥光大之，并以辅翼教育。”鲁迅：《拟播布美术意见书》，《鲁迅全集》第8卷，第49页。这是近代史上第一份以政府名义颁布的收集民俗资料的文件，必须指出的是，如果就个人征集民俗资料的行为而言，刘师培1907年发表的《穷民俗谚录征材启》无疑更早，这一点往往为研究者所忽略。对民俗学运动的兴起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有论者认为，后来的北大征集歌谣运动在很大程度上即是源自于鲁迅的上述主张。常惠：《民间文学史话》，《民间文学》1961年第9期。
客观地看来，鲁迅之所以研究民俗，是因为他深刻地认识到“倘不深入到民众的大层中，于他们的风俗习惯加以研究、解剖，分别好坏、立存废的标准，而于存与废都慎选施行的方法，则无论怎样改革，都将为习惯的岩石所压碎，或者只在表面浮游一些时”。鲁迅：《习惯与改革》，《鲁迅全集》第4卷，第224页。这说明他研究民俗，主要是为了改造国民性，最终达到社会改革的目的。事实上，鲁迅并不赞成纯学术的民俗研究，他曾以英国乔治葛莱作《多岛海神话》为例，阐明其研究目的“并非全为学术，大半是政治上的手段”。鲁迅：《随感录四十二》，《鲁迅全集》第1卷，第328页。而相比之下，周作人的民俗研究则更为系统，同时也更具有学术意味。
作为“中国民俗学的先驱者”，［日］直江广治：《中国的民俗学》，转引自李扬：《周作人早期歌谣活动及理论述评》，《青岛海洋大学学报》（社科版）1999年第4期。周作人早在1906年就见到了鲁迅订购的美国学者盖莱（Gayley）撰写的《英国文学里的古典神话》一书，此后他自己又先后购买了安得路朗的《习俗与神话》、《神话仪式和宗教》，弗雷泽的《金枝》，蔼理士的《性心理研究》，哈特兰的《童话的科学》，柳田国南的《远野物语》等著作，这表明他对民俗学萌发了浓厚的兴趣。由此出发，周作人开始对民俗学展开初步研究。1908年，他在《论文章之意义暨其使命因及中国近时论文之失》一文中便呼吁说：“今之所急，又有二者，曰民情之记（folknovel）与奇觚之谈（marchen）是也。盖上者可以见一国民生之情状，而奇觚作用则关于童稚教育至多。谣歌俗曲，粗视之琐琐如细物然，而不知天籁所宣，或有超轶小儒之著述者。”周作人：《论文章之意义暨其使命因及中国近时论文之失》，《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3卷，第330页。这种对“谣歌俗曲”的高度评价，无疑极大地冲破了传统观念的束缚。
回国后，周作人更是将主要精力投入到收集儿歌童谣中去。1912年，他开始编辑《越中儿歌集》。1914年1月，他利用在绍兴县当教育会长的机会，在《绍兴县教育会月刊》第4号上刊登了一则启示：“作人今欲采集儿歌童话，录为一编，以存越国土风之特色，为民俗研究儿童教育之资材。”经过他的一番精心收集，“共得儿歌二百章左右”，周作人：《潮州畲歌集序》，《谈龙集》，第45页。这可以说从实践上开启了北大征集歌谣运动的先河。而且在这则启示中，周作人还明确提出了“民俗研究”一词，并指出了这种研究的乡土教育功能，这在当时都是第一次。此外，周作人还具体制定了关于儿歌的采集条例：“录记儿歌，须照本来口气记述。俗语难解处，以文言注释之。有音无字者，可以音切代之，下仍加注。”这些注意事项也带有明显的科学性。
为了配合征集工作，周作人在此期间还撰写了《童话略论》、《童话研究》、《古童话释义》、《儿歌之研究》等一系列论文。在这些文章中，他不仅阐述了“童话研究当以民俗学为据，探讨其本原，更益以儿童学，以定其应用之范围，乃为得之”的看法，而且还分别论述了童话的起源、分类、历史、特点等问题，第一次将童话研究提高到学术研究的高度。在1913年11月15日发表的《童话略说》一文中，他更在中国学术史上第一次明确地提出了“民俗学”一词：“今总括之，则治教育童话，一当证诸民俗学，否则不成为童话。”周作人：《童话略说》，《绍兴县教育会月刊》第3号，1913年11月15日。从而正式奠定了“民俗学”形成一门近代学科的基础。
二、“民俗学”的正式确立
客观看来，尽管鲁迅与周作人早在辛亥前后就已经开始收集歌谣，并从民俗学角度对神话展开了一些尝试性研究，但这项工作在当时毕竟仍然较为零星片断，没有形成较大的规模，所以“从科学史的角度看，它到底是属于‘前史’或‘原史’的东西”，而“作为一个新兴的学术部门的中国歌谣学，产生于五四运动前夜”。钟敬文：《“五四”前后的歌谣学运动》，《钟敬文民间文学论集》上册，上海文艺出版社1982年版，第368页。
目前学者大都认为民俗学运动首先是从北大征集歌谣运动开始的，而事实上这与五四白话文运动也密不可分。随着白话文运动的深入开展，一些白话文提倡者也逐渐认识到除了胡适一再表彰的几部古典小说外，白话文的根基尚有待于进一步的挖掘。因此，他们将目光转向了在民间广为流传的各地歌谣。周作人便说：“我觉得现在中国语体文的缺点在于语汇之太贫弱，……这个救济的方法当然有采用古文及外来语这两件事，但采用方言也是同样重要的事情。”周作人：《歌谣与方言调查》，《歌谣》第31期，1923年11月4日。他并且明确表示：“这种工作不仅是表彰现在隐藏着的光辉，还在引起未来的民族的诗的发展”，周作人：《发刊词》，《歌谣》第1期，1922年12月17日。“做新诗创作的参考”。周作人：《歌谣》，《自己的园地》，第37页。沈兼士也说：“‘国语的文学’和‘文学的国语’，固然是我们大家热心要提倡的。但是这个绝不是单靠着少数新文学家做几首白话诗文可以奏凯，也不是国语统一会规定几句标准话就算成功的。我以为最需要的参考材料，就是有历史性和民族性而与文学和国语本身都有关系的歌谣”。沈兼士：《吴歌序》，《沈兼士学术论文集》，第327页。
正是基于以上这种认识，1918年2月1日出版的《北京大学日刊》发表了由刘半农起草的《北京大学征集全国近世歌谣简章》，其中规定了关于歌谣征集的办法、范围、要求，同时宣布成立歌谣征集处，“由左列四人分任其事：沈尹默主任一切，刘复担任来稿之初次审订，钱玄同、沈兼士考订方言”。这显然意味着在这场民俗学运动的揭幕战中，有论者说《北京大学征集全国近世歌谣简章》的发表，“拉开了中国俗文学和民俗学运动的帷幕”，吴同瑞等编：《中国俗文学七十年·前言》，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章门弟子占据了重要的地位。稍后，周作人也参与其事。1918年9月21日，《北京大学日刊》刊登《征集歌谣之进行》一文写道“由刘复、周作人两教授担任撰译关于歌谣之论文及记载”，这说明周作人此时已参加了“歌谣征集处”的工作。至1920年2月3日，《北京大学日刊》又发表《歌谣征集处启事》宣布“顷因刘教授留学欧洲，所有本处事务已移交周作人教授接管”，这更表明了章门弟子对民俗学运动的领导作用。
在歌谣征集处的基础上，1920年12月15日出版的《北京大学日刊》发表了沈兼士、钱玄同、周作人三人联名的《发起歌谣研究会征集委员》启事，决定发起歌谣研究会。12月19日，北大歌谣研究会宣告成立，“由沈兼士、周作人二先生主任”。容肇祖：《北大歌谣研究会及风俗调查会的经过》，《民俗》第15、16期合刊，1928年7月。相较而言，歌谣研究会“从名称上看比‘歌谣征集处’提格了，成为了一个正规化的学术团体；领导班子加强了，并且发展了委员”。王文宝：《中国民俗学史》，巴蜀书社1995年版，第192页。1922年1月，北大研究所国学门成立后，沈兼士担任主任，歌谣研究会也划归国学门，由周作人一人主任其事。该年12月17日，周作人等人还创办了歌谣研究会机关刊物——《歌谣》周刊，这是中国第一份专门性的民俗学研究刊物，被视为当时歌谣事业的“唯一工作中心”。胡适：《歌谣·复刊词》，《歌谣》第2卷第1期，1935年4月4日。此后《歌谣》周刊运行三年，先后出版97期，增刊1期，发表歌谣2千多首，文章近3百篇，直至1925年6月28日合并入《国学门周刊》。
周作人等人创办的《歌谣》周刊
除了创办研究机构与刊物外，章门弟子还从诸多方面对民俗学运动予以了积极的理论指导，促使其不断趋于成熟，这主要体现在以下几点。
第一，以科学的方法，初步探索并逐渐完善了民歌分类等理论问题。作为民俗学运动的起点，民歌是民俗学的首要研究对象，而关于民歌的分类在当时却始终未能确定。鉴于此，沈兼士于1920年12月16日提出：“民谣可以分为两种：一种为自然民谣，一种为假作民谣。二者的同点，都是流行乡里间的徒歌；二者的异点，假作民谣的命意属辞，没有自然民谣那么单纯直朴，其调子也渐变而流入弹词小曲的范围去了。……我主张把这两种民谣分作两类，所以示区别，明限制”。沈兼士：《一封讨论歌谣的信》，《沈兼士学术论文集》，第16页。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对民歌进行分类，虽不免有些笼统模糊，沈兼士自己后来也承认这种分类尽管在“原理上”还有几分成立的理由，而在实践中却“有时不能断定其为自然或假作”，《歌谣》第9期，1923年3月11日。但这毕竟反映了他积极探索的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