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思想的演变与学校体育的衰落
教育思想的演变
自春秋以来，民间私学兴盛的同时，官办学校开始被弛废。秦灭六国后，“焚书坑儒”“以吏为师”，一度禁止私学。汉初民间私学重新兴起。武帝时，又仿西周复设官办太学。之后，各地官办州、郡、县学也相继设立。我国封建社会官学、私学并存的教育体制自此形成。
根据不同的时期对人才的需求不尽相同，教育思想和培养目标同样也有所不尽相同。西周时期学校教育是“文武合一”，春秋战国则出现“文武分途”，秦汉以后，在文武分途的基础上，“为文则非武”，学校教育向“重文轻武”方向发展。
秦汉后学校教育转向重文轻武，一方面是由于“文”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日益突出，另一方面是维护封建一统政治秩序的需要。汉初，最高统治集团采用基于道家思想的“无为而治”的政策，而在官吏中和社会上，诸子百家的思想也很活跃。这种状况不利于加强中央集权的封建统治。公元前136年汉武帝采纳了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确立了儒学为其统治思想的正统地位。这样，精通儒家经学、懂得儒家治术的人才，就显得特别重要。为此，武帝兴太学于长安，以《诗》《书》《易》《礼》《春秋》五经为基本教学内容，先秦六艺教育中的“射御”等内容几乎完全被排除，开了后世学校教育重文轻武的先河。
“独尊儒术”的汉武帝，采用经学取仕的政策，不仅造成学校教育的重文轻武，对当时的社会风气和古代体育的发展，也产生了不小的影响。
学校体育的衰退
由于统治阶级教育思想的变化，所以秦汉以后学校教育的内容大都是“经学”或“辞赋”，与先秦相比，体育教育的内容大为减少，学校体育从此逐渐衰退。
不过，在汉代的学校教育中，还保留着一定的体育教育因素。五经之一是《礼》，它包括冠礼、婚礼、相见礼、饮酒礼和射礼，学生在学礼的时候，不仅要闻其道，而且要践其行。在习练各种礼仪的活动中，“非但肃其威仪而已，亦所以周旋揖让而动荡其血脉，拜起屈伸而固束其筋骸也”。特别是在习练射礼之时，学生们也要操弓射箭，含有习武的意义。所以后世有人赞叹说：“汉时虽不以射取士，然诸生却自讲射，一年一次，依仪礼上说，会射一番，却尚好”。另外，汉代有些郡国学校也有“都试讲武，设斧钺旌旗，习射御之事”。私学教育中也保留了一些体育教育的内容。
这一时期学校教育既重文轻武，且又保留一定的体育教育的因素，这也是封建社会中后期学校教育的基本模式。
角抵百戏和民俗节令中的体育活动
角抵百戏中的体育活动
《文献通考·卷一四九》记载：“秦始皇并天下，分为三十六郡。郡县兵众，聚之咸阳，销为钟镞，讲武之礼罢为角柢”。可见，角抵源于“讲武之礼”，属于秦始皇为维护其统治而禁民习武的产物。角抵最初主要是流行于军队和民间的两两相当的徒手角力活动，秦时增加了它的娱乐性和表演性并进入宫廷，与杂技、魔术、歌舞等同台表演，成为宫廷贵族的观赏性娱乐活动，所以也被称为“角抵戏”。
西汉时期，角抵戏得到了很大的发展。汉武帝时，“角抵奇戏岁增变，甚盛益兴，自此始”。武帝曾多次举行规模盛大的角抵戏，如元封三年（公元前108年）春，“作角抵戏，三百里内皆来观”。东汉时，角抵戏随着内容的增多而被始称为“百戏”，举凡古代歌舞、杂技幻术、角力较武、赛车走马，无不囊括其中，成为我国古代歌舞、杂技表演、运动竞技的综合表现形式。秦汉时期角抵百戏中与体育活动相近的项目主要有角抵、寻幢、履索、冲狭、燕濯、叠案等几种。
从目前出土文物中的画像看，秦汉时期的角抵已形成多种技术风格，其一是1975年湖北江陵凤凰山出土的漆绘木篦上的角抵图，从中可以看出后世摔跤、相扑的雏形。
寻幢又叫缘竿，或称都卢寻幢。汉代有额上顶竿、头顶竿、戏车等缘竿表演。
履索又叫走索，或称高垣之戏。艺人在高悬的独索上，表演出许多动作来，具体方法可从中略见一斑。
冲狭类似今日钻刀圈之类的表演。
燕濯是一种跪姿的鱼跃前滚翻表演，可能是对“曲踊”、“膝行”单兵动作按表演规律进行的改革。
叠案主要是一种手倒立（俗称“拿大顶”）表演，因表演者往往在一个或几个桌、凳上表演，故称为叠案。叠起的木案有时很多，西汉时有“安息五案”，到东汉时有的多达12层。另外，还有戏车（赛车）、盗骖（马术）、扛鼎、武戏（多持兵械）、弄丸、飞剑、舞蹈等等。
民俗节令中的体育活动
经过长期的生活实践，我们聪明的祖先就早早地认识到节令的迁移、气候的变化会给身体带来一些影响。《内经》中就曾提出应注意四时的起居卫生，并设计了相应的生活方式。秦汉时期，通过节日、节令习俗开展体育活动已成为我国古代主要的体育组织形式之一。在众多的节令习俗活动中，大多内容不是与驱邪防病有关，就是与祈求长寿、欢娱身心相联系。其中主要内容如下：
先秦时，春天出游踏青已成各地的习俗。汉代基本上承袭了这一习俗，每逢春天都要举行迎春郊祭。是时，皇帝率百官举行“迎春仪”，各郡县也有迎春之礼，同时还增加了许多赏心悦目的娱兴节目。对此，《盐铁论·散不足》中载：“今富者祈名狱，望山川，榷牛击鼓，戏倡舞像；中者南居当路，水上云台，屠羊杀抱，鼓瑟吹笙，贫青鸡豕五劳（通“牢”），卫保散赠，倾盖社场。”足见汉代春游风俗之盛。
源于春秋战国的竞渡，到东汉时已初步形成习俗，人们每逢五月五日的端午节都要吃粽子，喝雄黄酒，挂菖蒲，开展龙舟竞渡。这种习俗在南北朝后才成为全国性的节令活动，隋唐时期大为盛行，并沿袭至今，成为我国的传统体育活动之一。
古代民间有“登高”的活动，到了汉代的时候已形成为节日习俗。《荆楚岁时记》说，东汉时汝南有一个名叫桓景的人，随道士费长房游历。一日，费对桓说：九月九日汝南将降大灾，你们全家要“登山饮菊花酒，此祸可消”。桓从其言，举家登山，晚上回来时，见家中鸡犬牛羊，皆暴病而亡。费闻之曰：“此可代也”。后来的重阳登高节的典故就源于此。这个故事虽是传说，但反映出人们由于注意防病保健，反映爬山登高对身体的作用。
舞龙源于祭天求雨。按古人的认识，龙总是与风雨同在，龙的出现，必然伴随有风雨的“迎送”，这便是求雨离不开龙的缘故。
舞龙在汉代已流行。汉代求雨因节令不同而舞之龙也不同。春季舞青龙，夏季舞赤龙，秋季舞白龙，冬季舞黑龙。后来，由此衍生出“鱼龙蔓延”的节日，成为角抵百戏的内容之一，至今仍然是民俗节日活动中的重要内容。
驱傩是古代一种为了驱疫防病的活动。作为节令民俗活动的驱傩，大约西周时已成礼制，至汉代成为“腊祭”活动的内容之一。值得强调的是，汉代宫廷举行的驱傩仪式类似今日的火炬接力，先由“中黄门”带领“子”将火炬从宫禁中传至端门外，再由守候在端门外的卫士将火炬传至等候在城外的五营骑士，五营骑士分三站，相继传至洛水，将所持火炬投入水中。其中，卫士与五营骑士皆有千人参加，分别成三路纵队高擎火炬行进，这实际上是浩荡的越野接力跑。
军事武艺的衍变
与春秋战国时期相比，秦汉三国时期的军事武艺又有新的发展，其主要原因有三：一是秦汉初期实行“义务”兵役制，规定凡23-56岁的男子每人必须服役两年，每年戍边三日，这有利于军事武艺的普及；二是春秋战国以来文武分途的教育，虽然导致“为文则非武”，造成了学校教育的重文轻武，但同时由于“为武则非文”，有利于习武的专门化，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武艺的发展与提高；三是这一时期“始以远射杀伤敌人，终以近战决胜负”的作战方式，使各种军事武艺，发生了相应的变化。
骑射的发展
秦汉时期，中原与匈奴战事连连，为适应与精于骑术的匈奴族的作战，骑兵进一步受到重视，骑射训练也有较大的发展，并出现了不少名射手，如西汉李广的“夜射饮羽”、三国吕布的“辕门射戟”，均传为佳话。东汉空心砖上的骑射图，也描绘了汉代军中骑射的姿态。
另据《汉书·艺文志》载，汉代总结出了《李将军射法》、《逢门射法》等多种骑射方法，表明此期的射箭理论，也发展到了较高的水平。
远离实战的剑术
为适应骑战的需要，从汉代开始，短兵中代剑而起的是环手刀，剑术逐渐从实战中消失，而率先向娱乐、健身、自卫的武术方向发展。楚汉相争时，范增于鸿门宴授意项庄舞剑，伺机刺杀刘邦，是时项伯也拔剑而舞，并以各种招式成功地掩护了刘邦。另外，《吴书》中也记述了一个类似鸿门宴的故事，只不过不是舞剑，而是舞刀对舞戟。由此推断，这种兵械舞不可能完全是实践中“散招”的重复，而可能是通过一些中间环节，将实战的散招连成一气，从而产生了最初的套路形式。
两汉时期，“自天子至于百官无不佩剑”。目的有：一是作为某种身份的标志；二是用于防身自卫。
秦汉之间，斗剑在贵族中也很流行，并作为闲暇的一种娱乐。另据曹丕《典论·自叙》载，汉末的剑术已产生“四方之法”，并且出现了一定的师承关系，产生了一些专门的技击术语。《汉书·艺文志》在“兵技巧”中，列有《剑道》38篇，反映了剑术的流行程度与理论水平。
习手足的手搏
秦汉时期，一种新的竞技形式——“手搏”逐渐从“相搏”中分化出来。手搏又叫“弁”。《汉书·艺文志》载有《手搏》6篇，归类于兵技巧。班固称：“技巧者，习手足，便器械，积机关，以立攻守之胜者也”。强调“手搏”是通过“习手足”的练习，增强“便器械”的体能和使用器械的技击技巧，从而提高技击水平。
两汉后期，手搏开始纳入消闲娱乐活动之中。东汉以来，手搏发展较快，特别是在表演规律的驱导下，注重提高技术水平，增强表演效果，产生了诸如“空手入白刃”之类的表演内容或练习形式。后世沿着这条道路发展下去，便形成为“轻捷”之拳术。
练武士的蹴鞠
蹴鞠在这一时期非常流行，上自帝王，下至百姓，从宫廷到民间，爱好者颇多。汉时，最为突出的是以蹴鞠练兵。
古代军中采用蹴鞠练兵，虽传说源于黄帝，但有据可依的是始于西汉。汉代兵书《兵技巧十三家》中就有《蹴鞠》25篇（已散佚）。至于缘何用蹴鞠练兵，刘向《别录》中有这样的说法：“蹋鞠，兵势也。所以练武士，知有才也，皆因嬉戏而讲练之”。除蹴鞠象征“兵势”有训练武士的作用外，还可以丰富军中的业余生活，使战士保持良好的体力和情绪。“今军无事，得使蹴鞠”，就是后者的反映。
汉代以蹴鞠练兵，通常采用竞赛的方式。关于竞赛的方法，东汉李尤的《鞠城铭》中有所描述：“圆鞠方墙，仿象阴阳；法月衡对，二六相当，建长立平，其列有常，不以亲疏，不有阿私，端心平意，莫怨其非”。
总之，这个时期的军事训练较为重视单兵对阵、近战格杀的习手足、便器械等基础性训练，对武艺的发展起了促进作用。
导引养生的发展
1973年12月，从湖南长沙马王堆三号墓出土了一幅西汉帛画《导引图》，根据墓葬的年代推算，距今已有2100多年的历史了。帛画复原以后，长约110厘米，宽约50厘米。上面绘有44人，分列排成4排，每排11人，从整个图来看，绝大多数是针对某一病痛设计的动作。有的图则不仅注明了所能医治的病痛，其动作设计与治疗疾病的关系也符合人体解剖结构，可见当时的导引主要是用来防治疾病的，并且发展到了较高的水平。
华佗“五禽戏”
汉朝末年，有一位名叫华佗的医学家，他“兼遇数经、晓养性之术”。他认为，“人体欲得劳动，但不当使极耳。动摇则谷气得消，血脉流通，病不得生，譬犹户枢不朽是也。是以古之仙者为导引之事，熊颈鸱顾，引挽腰体，动诸关节，以求难老”。因此，他在古人“熊颈鸱顾”的基础上，创编了“五禽戏”。他在向其弟子传授时说：“吾有一术，名五禽之戏。一曰虎、二曰鹿、三曰熊、四曰猿、五曰鸟。亦以除疾，并利蹄足，以当导引。体中不快，起作一禽之戏，沾濡汗出，因上着粉，身体轻便，腹中欲食”。其中不乏科学合理之处。
吐纳行气
秦汉时期，行气术也有很大发展，在士大夫阶层较为流行。汉初有汉高祖谋士张良随赤松子学行气的记载。《汉书·王吉传》中也提到“吸新吐故以练臧，专意积精以适神”等吐纳行气之术。这一时期，出现了两种不同的行气法，一是承袭老庄“抱神守一”的“意守行气法”，二是源于“行气铭”的“周天行气法”。
东汉流行的《安般守意经》，将行气分为四种方式，即“息有四事：一为风、二为气、三为息、四为喘；有声为风，无音为气，出入为息，气出入不尽为喘”。这个分类法对后世“六字诀”行气法的出现，有直接的影响。
却谷服食
“却谷”和“服食”也是秦汉时期较为流行的养生术。却谷，后世也称绝谷或辟谷，指不吃五谷杂粮而以“食气”的方法采集日精月华、松涛流泉等精气的养生术，常与行气吐纳相结合。
服食，最初可能导源于先秦的“食医”“食养”，《山海经》里记载了某些食物或药物食后有“善走”“不天”“多力”“美人色”的作用，战国时被神仙方士作为修炼成仙的手段之一而加以渲染，称之为“服食”。秦汉以来，秦始皇、汉帝武都迷信此术，成书于东汉的药典《神农百草》也认为有的药物可使人“轻身益气，不老延年”。所以，服食盛行一时。后世有人用“却谷服食”，多有盲目性，缺少科学性，把却谷服食引入了歧途，贻害不浅。
秦汉成书的《黄帝内经》，是从人体自身的生长发育出发，试图解决对疾患的预防与长寿的追求等实际问题。它标志着我国古代对人体科学的认识不再停留在经验积累的感性认识阶段，而是在阴阳五行学说的基础上，总结丰富的医疗养生实践，形成了我国古代人体科学的理论模式。
娱乐体育的勃兴
各类球戏
击鞠是一种马球运动，又称“击球”或“打球”。
唐代时，击鞠十分盛行，许多帝王都喜爱击鞠，太宗、中宗、玄宗、宣宗、敬宗、僖宗、昭宗等，都是出名的击鞠能手。许多人打球成瘾，甚至夜以继日。五代时有的帝王“尽夜酣饮作乐，燃十围之烛击球，一烛费钱数万”。另外，为满足帝王的观赏需要，唐代宫中还养了一批专职击鞠人员，称“玎球供奉”。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击鞠在士大夫中也颇为流行，新科进士常在月灯阁打球，其中也不乏“驰骤击拂，风驱电逝”之击鞠能手。甚至一些“柳腰”女子也能跨鞍挥杖，只是女子击鞠多为骑驴，称“驴鞠”。
在军队中，击鞠作为有利于提高骑兵骑技的一种训练方法而倍受重视。天宝六年（公元747年），唐玄宗还诏定击鞠为“用兵之技”而为军队必练之艺。所以，唐代军队中出现不少天下知名的“击鞠将军”。
据《资治通鉴·唐纪六十九》记载，唐代击鞠的比赛方法是：“凡击球，立球门于球场，设赏格。备立马于球场之两偏以俟命。神策军吏读赏格讫，都教练使放球于场中，诸将皆琼马趋之，以先得球而击过球门者为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