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2年在陕西省乾县唐章怀太子李贤墓的墓道西壁出土了一幅反映唐代击鞠的《马球图》。从《马球图》可以看出，“打供奉”栩栩如生，球呈红色，圆形，大小如拳，球杖顶端弯如弦月。《马球图》是国内罕见的反映唐代马球比赛实况的艺术珍品，为我国古代马球运动提供了生动形象的宝贵资料。
通常把骑马击鞠称作“大打”，骑驴击鞠为“小打”，徒步击鞠为“步打”。步打球与今日的曲棍球十分相似。
击鞠的兴起降低了蹴鞠在军队训练中的地位。不过，唐代在继承汉魏时期蹴鞠活动的基础上，又有所发展。
《全唐诗话·卷五》载归日安诗：“八片尖斜砌作球，火中火寻了水中揉，一包闲气如常在，惹踢招拳卒未休”。这首诗不但反映了唐代“气球”之结构和制作过程，也反映了唐代的生产和科学水平。
用球门的竞赛据《文献通考》载：“蹴球盖始于唐，植两修竹，高数丈，络网于上，为门以度球，球工分左右朋，以角胜负否”。
打鞠也叫一般场户，其方法是个人独踢，类似今日的用身体各部位颠球。表演、比赛时也可多人上场同时独踢，历史典籍中有“一人场至十人场”的记载。
白打也叫白打场户，其方法是两人对踢，也可多人（偶数）对踢。
濯鞠是比赛踢高的一种方法。史籍中常有“高及半塔”、“直高数丈”的记载。
唐代的蹴鞠除在皇室、军队、官吏、民间的男子中流行之外，也受到一些女子的喜爱。据说东汉时已出现女子蹴鞠，但较大范围的女子蹴鞠出现于唐代。唐代女子蹴鞠多是玎鞠、白打和濯鞠等方式。
木射意即以木代侯，以球为箭，用球击射木侯。“木射”也称“十五柱球”，类似现在的保龄球（地滚球）。据《郡斋读书志》记载，木射“为十五笋以代侯，击地球以触之”。其中，十笋（小木柱）写红字：仁、义、礼、智、信、温、良、恭、俭、让；五笔写黑字：慢、傲、吝、贪、滥。击倒红字者为胜，击倒黑字者为败。这项活动体现了浓厚的封建伦理色彩。
其他活动
角抵戏从隋朝时开始盛行，“都邑百姓，每至正月十五日，作角抵之戏递相夸竞”。隋炀帝时，宫廷角抵戏盛极一时。大六年（公元610年），杨帝曾汇集天下名手作“角抵大戏”，招待各国使臣，耗资数万，“终月而罢”。
唐时，宫廷、军队、民间常行角抵，目的主要用于娱乐。唐代的帝王如玄宗、宪宗、穆宗、敬宗、文宗、武宗、懿宗、僖宗、昭宗等常在宫内或军队中观角抵戏，“极欢而罢”。角抵者“碎首折臂者”屡见不鲜。
晚唐，宫廷内还设立角抵组织——相扑朋，着名相扑手蒙万赢从十四五岁入相扑朋，历懿、僖、昭三代，“累累供奉”，所向无敌，是一位杰出的角抵高手。据《唐音癸签·卷十四》载，唐代的角抵是“壮士裸袒相搏较力，以分胜负”。可见其方式与今日的相扑大同小异。
围棋自魏晋以来发展较快，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多次举行大规模比赛。梁武帝时，就曾两次举行大型围棋比赛，一次参加者达数百人，其中还有年仅8岁的儿童；开始按棋艺高低将棋手分为不同的等级，一般称之为“品”，分九个等级；出现了十九线棋局。从出土文物看，汉代已有十七线棋局。北周之《棋经》有“三百一十六道放周天之度”之句，可见十九线围棋的出现不会晚于晋代；围棋理论趋于成熟。此期产生许多序棋品、辑棋谱、论棋艺的专着，还形成了许多术语、定式及战术思想；出现了一些围棋高手。
据历史记载，汉魏时期围棋就深受文人士大夫的喜爱，且冯翊歧、王九真、郭郭都是名震一时的高手。
唐代还设置了专门陪同皇帝下棋的专业棋手“棋待诏”，他们是从众多的棋手中严格考核入选的，故有“国手”之称，着名的如玄宗时的王积薪，宣宗时的顾师言，僖宗时的滑能等。除围棋以外，象棋、六博、樗蒲、弹棋等也很流行。
古时候拔河被称为“施钩”“牵钩”，唐代才更名为“拔河”。初期，拔河本在民间流行。南朝梁简文帝肖纲怯于“群躁歌谣，振惊远近”的气势，深恐酿成祸乱，曾一度下令禁止，但“禁之而不能绝”。后来，拔河也成了唐代宫中的活动之一。据史料记载，唐代宫中有“文武三品以上”的拔河和宫女的拔河。唐玄宗时，还举行了一次盛大的拔河比赛，“挽者至千余人，喧呼动地，蕃客庶士，观者莫不震骇。进士河东薛胜作《拔河赋》，其词甚美，时人竞传之”。
唐代民间的拔河，“常以正月望日为之”。届时，“以大麻长四五十丈，两头分系小素数百条，挂于胸前，分二朋，两向齐挽，当重之中立大旗为界。震鼓叫噪，使相牵引。以却者为胜，就者为输”。规模声势之大，可谓壮观。
总之，这一时期用于消遣娱乐的体育活动十分丰富，除上述提到的，还有秋千、抛球、游水、竞渡、登高等节令体育活动。
军事武艺的大发展
射艺的发展
因为两晋南北朝时期的战争的主要形式是骑战和步战，所以这个时期骑射受到重视。《魏书·序纪》称拓跋部有“控弦骑士四十余万”。可见其骑兵力量相当强大，进入中原后除本身仍保留其骑射之长技外，对中原地区以及南方骑射的发展也产生了很大的影晌。
北魏的帝王大多是善骑射者，如孝静帝元善见“力能挟石狮子以逾墙，射无不中”。濮阳王元顺在魏孝武帝元修举行的一次射银杯比赛中，表现出众：“顺善射。初，孝武在洛，于华林园戏射，以银酒卮容二升许，悬于百步外，令善射者十余人共射，中者即以赐之。顺发矢即中”，得到了银酒杯。这是我国体育史上最早的银杯奖。
北方不仅男子善射，女子也有善射者。《魏书·李孝伯传》载，广平人李波，宗族很盛，其妹雍容尤善骑射，百姓为之语曰：“李波小妹字雍容，寨裙逐马如卷蓬，左射右射必叠双。女子尚如此，男子安可逢。”这也是北方民族妇女地位较高、很少受儒家礼教影响的反映。
当时，南北之间，也有比较射艺的活动。《北齐书·綦连猛传》载：“（元象）五年，梁使来聘，云有武艺，求访北人，欲与相角。世宗遣猛就馆接之，双带两鞲，左右驰射。兼共试力，挽强，梁人引弓两张，力皆三石，猛遂并取四张，叠而挽之，过度。梁人嗟服之”。可见，南北朝时射艺得到了很大发展，尤以北方更盛。
隋唐两代的统治苦受北方骑射民族的影响，便将弓箭作为传统的远射武器，并大力倡导。另外，《新唐书·艺文志》着录有王琚《射经》一卷，内容非常详细，反映了射艺理论的新水平。
武举制的创立
先秦时期，就有以武艺弓射取士之事。汉代入仕多经察举，武猛谋略等人才皆应时需而荐举，没有定规。科举取士发端于隋炀帝，且同时参用荐举制度，武才选用仍在荐举之列，直到唐武则天长安二年（公元702年），始设立武举为科举之一目。
据《新唐书·选举志上》载，当时武举考试的内容，有射箭、马枪、举重、负重、身材言语等。射箭分长垛、马射、步射、平射、筒射；举重的方法是翘关：翘关“长丈七尺，径三寸半，凡十举后！手持关距出处无过一尺；负重者负米五斛，行二十步”。关于言语身材，要求“有神采、堪统领者”。其中既有作战的实用技能，也有基本的身体素质，标志着对武士的要求趋于全面。唐代实行武举制约七八十年，为统治阶级选拔了不少武艺人才，也推动了武艺的普及和提高。
寺院的习武
自南北朝开始，很多寺院广有土地，有的多达数十顷，不受国家管辖，成了大的地主庄园。所以，较大的寺院大都有自己的武装，用来保护寺院财产。其中，少林寺是最具典型的。
隋末李氏父子在歼灭群雄、统一中国的过程中，就得到了少林寺武装的支持，李世民曾颁令嘉奖，“以垂令范”，承认了寺院武装的合法性。所以，隋唐不少寺院中僧徒习武练功很常见。《朝野佥载·卷二》就记有少林寺僧“常角力腾遵为戏”。
在佛门净土出现少林寺武功，其原因有二：一是出于僧徒健身的需要；二是为了保护自身和寺院的安全。
民间的习武
为了强身自卫，这一时期的民间习武也较流行，并涌现出一些武林高手。据史料记载，隋末唐初农民起义军将领阚棱善用拍刀；另一将军尉迟敬德善夺槊；隋末督君谟“善闭目而射”；唐末农民军将领黄巢善击剑骑射”。
民间习武的方法与某些强身健体的方法日渐结合，形成一种有别于军队训练的练功法。这从隋唐以来关于许多轻功、内功的记载中，可以得到证实。据《朝野佥载》记述：唐高祖的驸马柴绍的弟弟具有“身轻如燕、飞檐走壁”之术。该书对“站桩功”也有一些记载：“彭博通者河间人也，身长八尺，曾于讲堂阶上临阶而立，取鞋一只以臂夹之，令有力者后拔之，鞋底中断，博通脚终不移”。这些记载虽有夸大之嫌，但当时出现多种武技功法，并有一些功底深厚的人却是可信的。
唐代剑术的普及与发展，也反映了民间习武的一个侧面。着名的公孙大娘及其弟子李十二娘的剑器舞，就是剑术舞蹈化的产物，它为剑术套路的最终形成奠定了基础。
中外体育的交往
中日的体育交往
自汉朝起，中日两国的友好交往就开始了，体育的交往也随之揭开了序幕。三国时期，中日互有兵器赠送；汉代到南北朝，中国的相扑传入日本；到唐代，中日体育的交往随着友好往来的增多而愈加丰富。
中国唐代是当时世界文明的中心，周边国家经常派出使者到中国来学习。据历史记载，日本官方所组织的正式遣唐使团，就达19次之多。其中除使臣、随从外，还有大批留学生、学问僧，以医师、画师、声音生（歌生）、玉生、锻生、铸生、细工生等各种专业人员。一次使团人数，少则200余人，多则500以上。中国也有使者和其他人员前往日本，他们成了中日交流的重要桥梁。这一时期，中日体育交流的内容，涉及到蹴鞠、击鞠、武艺、棋类多种运动项目。
日本古籍《游庭秘抄》引据《口传集》说：“蹴鞠者，起自沧海万里之异域，遍于赤县九陌之皇城”日本另一古代足球专着《蹴鞠九十九个条》也明确指出：“鞠始于大唐”。说明蹴鞠在唐朝时就已传入日本，据日本古籍记载，唐传入日本的蹴鞠，主要是“一般场户”的踢法，如三人场、四人场、八人场等。唐代马球约在8世纪传入日本。日本源高明所着的《西富记》记载天历九年（公元995年，周世宗显德二年）的日本宫廷马球，仍然“衣冠如唐人”。竞赛时打球“入球门，则各乱声”。这反映了我国唐代传到日本的马球，在竞赛时也是伐鼓的。
唐代不乘骑的“步打球”活动，8世纪左右传入日本。这从现存日本古都奈正仓院中的两条“步打球”花毡可证。隋以前，中国围棋已传日本，并在日本有较大发展。隋唐时期，中日围棋交流进一步发展。唐玄宗天宝年间，日僧弁正入唐，因善围棋而受玄宗眷宠。唐宣宗太中年间，日本王子来朝与我国名手顾师言较艺，顾“汗手凝思”方才取胜。现在，日本正仓院藏的螺铟棋局，和我国安阳地区出土的隋代青色的白瓷棋盘的局面为同一制度，都是纵横十九道，这是中日两国人民围棋友好交流的见证。
唐代，中日在射艺上也进行过交流。《新唐书·日本传》记载：唐永徽年间，日本射手曾随唐使团来中国，“其使者须长四尺许，珥箭于苜令人戴瓠立数十步，射无不中”。这是日本选手来华表演射艺最早的记载。日本奈良朝留唐学生吉备、真备曾将中国的“弦缠漆角弓一张、马上饮水漆角弓一张、露面漆四节角弓一张，射甲箭二十支、平射箭十支等”，带回日本。这对日本了解、吸收中国的射艺显然是有益的。
在隋唐时期中日两国的密切交往中，中国百戏的一些内容也被日本所吸收。
中朝的体育交往
长期以来，朝鲜半岛形成了新罗、高丽、百济三个国家。7世纪中叶新罗与唐朝联合，先后灭掉百济和高丽，公元735年统一了朝鲜半岛。
南北朝初期，朝鲜的音乐、舞蹈就已流传到我国。隋朝开皇时，曾定“七部乐”，其中就有“高丽伎”，又杂有“百济”“新罗”伎。炀帝大业中，定“九部乐”，其中也有“高丽乐”。唐朝的“十部乐”，亦有“高丽伎”。可见高丽乐当时很受欢迎。《旧庸书·高丽传炕》记载：高丽国人“好围棋投壶之戏，人能蹴鞠”。这些内容大都是在唐以前传入朝鲜的，反映了朝鲜人民对这些活动的爱好。新罗统一前，高丽、百济、新罗三国都曾派留学生赴唐学习。统一后，新罗派遣更多的留学生来中国，这样也吸收了大量包括体育、医疗保健内容在内的文化。唐朝和新罗互遣使节的过程中，也有体育交往，如开元二十五年善弈棋的杨季鹰奉诏赴新罗，与新罗高弈比赛就是一例。隋唐时重枪术，新罗亦重枪，两国在枪术上也有交流。《新唐书·新罗传》记载：“（新罗）有张保皋、郑午者，皆善斗战，工用枪。年复能没海，履其地五十里不噎，角真勇健，保皋不及也。年以兄呼保皋，保皋以齿，年以艺，常不相下。自其国皆来为武宁军小将”。后张保皋和郑年都还归新罗，成为新罗重臣。
中印的体育交往
中国与南亚的印度等国很早就有友好往来，隋唐时期，以佛教为纽带，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来自印度的“天竺乐”是隋九部乐及唐十部乐中的一部。软舞、健舞中也包含了印度的舞蹈成分。唐太宗时，有“秦王破阵”乐舞，其舞“左圆右方，先编后伍，鱼丽鹅贯，箕张冀舒、交错屈伸，首尾迥互，以象战阵之形”。“乐工百二十人，被甲执戟而习之。凡为三变，每变为四降，有来往疾徐击否则之象，以应歌节”。这是当时最受欢迎，最负盛誉的乐舞之一。玄奘去天竺时，曾向天竺王尸罗逸多介绍过这个乐舞。
在隋唐以前，就有由天竺传入的佛教导引的按摩术。《隋书·经籍志三》就着录有《龙树菩萨养性方》一卷。隋唐时期，佛教导引按摩术进一步受到重视。孙思邈的《千金要方》中就辑有“天竺国婆罗门按摩法”十八势。《新唐书·艺文志三》着录有僧鸾《调气方》一卷，僧之深《集方》三十卷，其中必不乏天竺国传人的内容。贞观二十二年，王玄策奉命使天竺，“得方土那罗迩娑婆寐，自言寿二百岁，有不死术，帝改馆使治丹，高宗时，卢伽逸多者，东天竺乌荼人，亦以术进，拜怀化大将军”。唐代统治者崇佛，又信长生术，造成了印度方士到中国传授长生术的条件。
中国与东罗马的体育交往
东罗马在盛唐时期曾七次派使节来中国。中国也有人到过东罗马。唐和东罗马都是重视体育的国家，两国人民往来，在体育方面，也起着交流作用。在中国唐墓出土头部类似罗马执政官西赛禄塑像的拳击和摔跤俑证明，在11世纪时德国教会类似我国唐代十五柱球的九柱球戏证明，东罗马在中国留下了拳击和摔跤的影响，中国在西方留下了十五柱球戏的影响。
总之，隋唐时期，中国丰富的体育内容传到东西方各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中国也吸收了外国的体育内容，使中国体育更加丰富多彩。
学校体育的变化
武备对学校体育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