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兴二年十二月初四（1853年1月12日），湖北首府武昌城被太平军攻破，震惊朝野，彻底揭露出出旧军队和官僚的弊端，也暴露出朝廷官员之间相互拆台，明争暗斗，勾心斗角之恶行。
李书星执政两年来，还不能完全驾驭群臣，特别是那些地方官，相互勾结起来，编织成一个巨大的网络，对他的旨意阴奉阳违。任命督抚大员，还需征求军机大臣的建议，并不能随心所欲，当然了，李书星还不清楚臣子的办事能力，也希望借机考察一下这些地方官。
金田起义爆发后，李书星完全听之任之，按照大臣们的建议，任命了一些将领和大臣，分赴各地围剿。当然，也有一部分官职留给自己的亲信，让他们去熔炉去历练，为以后的改革做准备。（注：历史上也如此，咸丰帝即位年龄二十岁，怎么可能懂军事，全是由大臣们献策，再由他发出圣旨。）
李书星之所以这样做，主要是借助这场内战来转移大臣的注意力，为自己的变革减少阻力；顺便把那些心有怨言，趋炎附势之辈“委派”到前线，让他们建功立业；还有一点，同样借助这场内战，彻底摧毁地主阶级土地私有制，把大片田地收归国有，迫使那些大地主大土豪接受新的土地政策。
其实，很多做法也是无奈之举，纵观全局，太平天国在反清武装中，只是后起之秀，当时的反清起义军，按清廷的上谕有“四川之嘓匪，河南之捻匪，湖南之斋匪，湖北之痞匪，以及山东安徽匪徒”等十几家，这其中最正统最有号召力的反清老字号当属天地会。在金田起义之前，广西就已经有大胜堂、得胜堂等三十几支天地会起义军在活动，清军最初的主要镇压对象，也是这些几十万天地会武装。
天地会行动隐秘，人才众多，势力遍布中国南方，是清朝最大的反对派。天地会也称“洪门”、“三合会”、“三点会”，下面分很多“堂口”，每个“堂口”有一位管事的大哥，通过歃血为盟，烧黄表等方式结义，加入“堂口”的兄弟拜大哥，服从大哥的调派。江湖上有名望的大侠客，也可以拉起几十号兄弟开新的“山堂”。这样一来，天地会的组织很容易发展壮大，其成员数量庞大到了一个惊人的地步。
从道光年间开始，各地的起义暴乱一直没有停止过，太平军揭竿而起，各地蛰伏的势力顺势相应。全国各地都处于战乱中，就是李书星继位前控制的北方七省也不能幸免，如此一来，朝廷的兵力就明显不足了。
当前五十多万的总兵力，新军只有十二万，整顿后的旧军队有八万，另外的三十多万旧军队还没有整顿，真正能派上用场的也就七八万人。这样一分派，每个省份也就一万多兵力，再分派到各府和重要州县，兵力从几百人到几千人不等。
李书星手里拿着战报奏折，对照着地图，详细研究每一场战役，假象自己指挥这些战役，是否能够取胜。他虽然没有直接参，但是每一个细节都知道一清二楚，这就要得益于先前情报系统的完善。
金田村“团营”结集两万余人，举兵造反，一战而动天下，清军大败，文武官员死伤十数人。之后转战武宣、象州，牛排岭之战、三里墟之战、中坪之战、新墟和官村战役，都是以清军的失败而告终。攻克永安后，太平军开始了第一次休整，史称“永安建制”，战斗力增强，士气高涨。
李书星研究着每一个细节，感叹农民爆发起来的可怕，痛斥清兵的懦弱无力，正确对待敌我双方的优缺点。把自己置身其中，去感受那金戈铁马的战场气氛，总结每一场战役的教训，为以后的战役积累宝贵的经验。
清军的失败原因很明显，一方面是战斗力低下，但兵力总数弥补了这一缺陷，另一方面是将帅不和，文武倾轧，导致战机频频丢失。最令人可气的是，主帅夜郎自大，听不得良言，能战者无权，腐败无能者大权在握。
特别是蓑衣渡战役，江忠源早已洞悉太平军打算偷越蓑衣渡，向湖南境内运动的打算，立刻向上级提供其精心设计的歼灭战计划，却被统帅部和春认为不切实际而拒绝。清军与太平军血战年余，损兵折将，心里早把太平军当成不可战胜的敌人，对于太平军向湖南的挺进，不过尽人事听天命，消极应付差使，完全不信江忠源可以主动出击，一举全歼太平军。
江忠源满腹韬略，奈何手无权柄，数万大军皆不为其所用，只得对着湘水用邵阳话骂一声，“烦操！”
江忠源蓑衣渡的江水暴涨，水势更见湍急，极易打伏击，顿时心雄万丈，决定自己单干。江忠源自永安告病回家，将其统率的楚勇扩充至八百人，加上听其调唤的刘长佑军，约有千余兵力。
果不其然，太平军万余人被他打了一个措手不及，将士溺死、烧死、轰死无数，激战间，太平军南王冯云山中了一炮，魂归天堂。战斗打了两昼夜，太平军中最精锐的部队数千人被歼，辎重粮草全部丧失。可惜的是，和春竟不派一兵一卒增援，致使东岸空无一人，太平军残部得以从容撤退，逃脱全军覆没的命运。
蓑衣渡大战，江忠源以楚勇千人敌太平天国全国之兵，夺船三百艘，太平军军中精锐，来自广西最早的老兄弟，大部被杀。如果江忠源手里有更多的兵，或者和春肯从江忠源计，在东岸也设一伏兵，太平军将全军覆没。
长沙战役，双方名将对决，清军指挥汇集向荣、和春、张国梁、骆秉章、江忠源，后来又加上了左宗棠、郭嵩焘，统兵三万余人，黄金组合，阵容空前。太平军一方的所有将领洪秀全、杨秀清和韦昌辉等人也都到齐，总兵力不下六万，历经九十天的对决，总算保住了长沙城。
但是另一场大战，丢失了湖北重镇武昌城，再一次暴露出各个将帅以自我为中心，不注重团结和配合，相互推诿。但也有值得庆幸的一面，发现不少能征善战的官兵，只要能给他们一个舞台，就会创造出辉煌的战绩。
李书星每天都在研究这些战役，圈定一些可用之人，也删掉那些成事不足败事有余之辈。武昌失守后，太平军开始了全面整顿，清军也重新布置战略，双方暂时进入停战阶段。
十二月十五日，武昌城的最新情报已经放到养心殿的桌案上，在李书星眼里，这是一份喜报，是长远计划的开始。
太平军占领武昌城后，大肆征兵，开始向居民传播“拜上帝教”，软硬兼施、连劝带唬，半是动员半是威胁地把武昌的居民基本都编入了军队。
为了最快地把武昌的居民从普通的市民变成士兵，太平天国继续推行男女分营的制度，把整个武昌变成一个大军营。拆散家庭，取消财产私有，把居民分男女编入军营，男人居男馆，女人居女馆，老人、孩子、残废编入牌尾馆，由士兵监管，过军营生活，每日由圣库拨给一份口粮，油一杯，米三合，夫妻不得见面，同时停止除诸王外一切嫁娶事宜。
为筹措军饷，太平军以当地仇恨富人的贫民为向导，逮住富户就以刑讯逼迫，将其财产搜刮一空。对于普通平民，又推行进贡的政策，居民以金银，茶米，油盐，鸡鸭进贡，换取免除军役的执照，然而执照颁发的极少。
为最大限度地集中财产，武昌城内废除商业贸易，商店货物没收，金银等物品也全部没收，房屋、床铺、被褥等统统由太平天国军方统一统筹调配。
太平天国在武昌备战，一下子把军队扩充到五十多万，相比在永安的数千人，数量提高了数百倍。但武昌的诸多政策，却给当地百姓带来了不少的灾难，也极大地损伤了武昌等地百姓本来对太平军抱有的好感。尤其是拆散家庭，禁止夫妻同居、禁止婚姻的政策，不但是反传统的，甚至是反文化，反人性的，洪秀全的这个制度不但遭到了普通军民一致的反对，连太平军的高级将领也激烈的抗议。
太平天国把武昌、汉口和汉阳三镇的百姓举家编入军队，给自己背上了沉重的后勤负担，等于把整个武昌搬空了。其实，许多居民根本就不愿意从军，也很难接受那些灭绝人性的制度，偷跑者不计其数。
太平军在武昌确定了“专意金陵，据为根本”的战略决策，以庞大的水路两军，顺江而下，直取江宁城。制定这项战略的时候，太平天国上层发生了分歧，洪秀全欲取河南为都，杨秀清欲取江宁为都，双方意见相左，争论不休。后来因太平军在岳阳等地获得大量船队，组建庞大水师，取南京似比河南更易，杨秀清的意见才占了上风。
李书星数日来，仔细研究分析这些情报，并在复制的《皇舆全览图》上勾勾画画，一个庞大的战略方案总算形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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