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写到这里，双目模糊，笔尖发涩，耳畔又响起了陈寅恪教授的哭声：“敦煌者，吾国学术之伤心史也！”
事情并未结束。日本的大谷光瑞探险队和俄国的奥登堡征队接踵而来。他们除了从王道士手里买走一部分卷子外，又在西北地区广为搜罗和发掘。其中奥登堡所获最丰。法国著名敦煌学者戴密微在《列宁格勒所藏汉文卷子》一书中说：“当奥登堡于1914年-1915年在突厥斯坦探险时，我们不知道他是如何收集到手一大批敦煌汉文写本的，在数量方面甚至可以同伦敦、巴黎、北京那批藏卷相媲美。”如果不是俄国国内革命事起，奥登堡“大哭言归”，敦煌文物可能还要遭受更加惨重的损失。
美国人姗姗来迟，却更为贪婪，手段也更加恶劣。1923年，美国哈佛大学福格博物馆东方部主任华尔纳经过充分准备之后，雄心勃勃地来到敦煌。此时，藏经洞文物发现已经20多年了，经卷文书荡然无存。华尔纳便把目光放到了精美绝伦的壁画和可以带走的塑像上。他仅仅花了70两银子，就得到王道士的首肯：请便，华尔纳先生！一心修功积德的王道士有他自己的打算。此时他正准备实施一项新的“政绩”：在一些旧壁画上面涂上新壁画。现在有人主动铲去旧壁画，岂不使莫高窟的这位“当家人”干起“实事”来方便得多了？华尔纳欣喜若狂。他用了整整十天时间，仔细观看了全部敦煌壁画。他在《在中国的漫长古道上》一书中写道：“我除了惊讶得目瞪口呆外，再无别的可说。现在我才明白，为什么我要远涉重洋，跨过两个大洲，来到荒凉的中国。”他以救世主的口吻表示要“不惜粉身碎骨，来拯救和保存这些即将毁灭的艺术”。咬牙切齿地发誓：“就是剥光这里的一切，我也毫不动摇！”华尔纳确定了所要带走的作品，用他带来的一种能使壁画分离的特殊的化学溶液，把纱布粘到壁画上再分离下来。他没日没夜地工作了5天，在320，321、328、329、331、335、372等窟剥取了26方壁画，面积达32006平方厘米。使中华民族的这块瑰宝蒙受了万劫不复的灾难。这个盗贼临走时还偷拿了两尊无比精美的塑像，其中之一即著名的第328窟半跪式供养菩萨。华尔纳抢走的这批艺术品是世界上任何一个博物馆所没有的。小小的福格博物馆因此而闻名于世。
华尔纳仍然于心不足。由于这次剥离壁画的工作是在冬天进行的，寒冷的气候使得化学溶液一上墙就结了冰，影响了他的宏大的计划。因而1925年春天，他乂带了一个包括壁画专家在内的庞大的远征队，提着“不道德的胶水桶”，再次来到敦煌。此时虽然已是中华民国了，但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官员们，依然笑容可掬地对这个强盗表示欢迎。华尔纳这次“远征”的胃口大得惊人：“我计划使这个地方20年后将不值得一看。”就在王道士和府县官员对他们的“友邦人士”礼让有加的时候，敦煌的老百姓——一群光头赤脚的西部汉子，发出了驱逐外国强盗的呐喊。
敦煌县长陆某正为华尔纳一行洗尘大摆宴会，就听到外面人声汹汹，好似沙漠上掀起了风暴。一群当地白一姓拥进县衙大院，参加者有农民、商畈、泥木工人、民间画匠以及一些清贫书生。他们手持扁担、铁锨、木棍，怒目赤面地围住了美国远征队。“贼娃子！”“贼娃子！”
人们手指华尔纳，愤怒地斥骂。更有人挥动着手里的家伙，跃跃欲试地喊道：“打死他！”“打死他！”群情激奋，声如海涛。
县长陆某窘迫至极，站起来大声说：“肃静！对于来华的外国人士，国民政府有政策，不准随便乱来。”“去你爹的X！”“什么狗屎政策！”人群里一片骂声、噓声。
华尔纳对他的中国随员翟荫耳语了几句，翟荫向大家拱拱手，面带笑容说道：“各位父老乡亲，大家误会了！我们这次来搞一部分壁画，主要是拿到北京去陈列展览，以便中外人士就近研究。也是为了发扬国故嘛！”人们又轰开了：“哄鬼去！”
“谁剥壁画就打死淮！”
众怒难犯。最后由在座的当地士绅出面作保：华尔纳一行不得剥离壁画，如果剥离，由大家随意处置。人群始才散去。
民国初期的莫高窟
看着汹汹而去的敦煌百姓，华尔纳耸了耸肩膀。他心里明白，要是一意孤行，说不定真要命丧黄沙哩！于是垂头丧气地领着他的远征队，灰溜溜地离开了敦煌。自此之后，外国冒险家们再也不敢到敦煌来“探险”了。
再说王圆箓。此公用民族血泪换得了外国人的几百两银子，在敦煌这块地面上就箅是暴发户广。但他却不贪，不占，依然保持着他的“优良传统”：吃的是百家饭，穿的是百衲衣，而且帐目淸清楚楚，一目了然。他章这些银子除建立了本章前面部分所述的几件“功德”之外，还干了一件“实事”，或者说是“政绩”：修造了一座颇具规模的三清宫。几十年后张大千携家来敦煌面壁，就在这座道观里居住了三年。当然，细细地推究起来，这位“神道”也有点小小的瑕庇一因为他也是人。在他走千家串万户募捐化缘的时候，结识了不少虔诚的女弟子，于是也就留下了一些风流种子。1984年的一天，一位甘肃临泽的老太太骑着毛驴，颠儿颠地来到敦煌研究院。她的儿子在后面吆着牲口，晒得油焦黑亮的脸上露出抑止不住的兴奋。管理处的同志接待了他们。“王圆箓是我大。”老太太语出惊人。“你大？”
“大就是爹的意思。城里人叫爸爸。”儿子解释说。“嗯……”管理处的同志感到有些困惑，“你们来干什么？”“来要莫高窟。”
“要莫髙窟？”人们“轰”地笑了。
“现在政府不是落实政策吗？莫高窟原本就是我大的财产嘛！”老太太伶牙俐齿，“政府现在不是把资本家的财产都归还了吗？”管理处的同志又笑了：“王圆箓是你大，有证明吗？”“我妈活着的时候，偷偷地给我讲的。”老太太有些羞涩地说。“去，把你大和你妈旳结婚证书拿来，咱们再商量。”“旧社会哪里有结婚证？”儿子插话了，“再说，道士爷和我奶奶搞那事儿，本来就是背着人的嘛！”
“那不行。”管理处的同志忍着笑，做出严肃的样子，“莫高窟是国家的财产。你们实在想要，就到国务院去要吧！”
写到这里，这一章该结束了。但是笔者在采访过程中，却也听到了一些新颖别致的观点，特别是这些观点是一些敦煌学专家提出来的，就更值得在此一说了。或许，它可以打开我们的思路，促使我们多角度地去思考一些问题。
一些专家说，如果不是斯坦因和伯希和，那些无价之宝很可能被王道士及其徒子徒孙烧成灰，给善男信女们治了病。而斯坦因和伯希和将宝盗去以后，每一卷都用玻璃盒子装着书库里面有恒温恒湿，空气也经过过滤，保护得非常之好。而且都拍了照片，供各国学者借阅、参考。不管中国人外国人，只要是副教授以上的研究人员，都可以看，方便得很。而我们自己保藏的敦煌经卷，却很难看到。北京图书馆所藏一万多件敦煌文书，连北京图书馆的人编书都看不到原件。东北某地博物馆保存有一批敦煌吐鲁番文书，装在麻袋里面，堆放在地下室。一些专家去借阅，打开麻袋一看，顿时傻眼了。由于长时间的受潮发霉，已经变黑，结成炭块了。谁也不敢动，只好原封不动地将麻袋扎起来。因为一动就化成灰了。
这种观点发牢骚的成分居多。但笔者以为，它起码可以启示我们应该更好地珍惜和保护自己的国宝。至于王圆箓其人，种种罪过都是愚昧所致，这个愚昧的兵痞，掌管着宝窟，完全是历史的误会。而前些年，西部农村的一些农民拿着从古墓里挖出的千年陶罐，去换一两块钱一只的搪瓷缸子，还以为占了便宜哩！谁来阻止今天的愚昧？王道士的一切都是出于对神佛的虔敬，用古经卷换了钱，自已不吃不喝，全用来修补洞窟、重塑佛像、再绘壁画——尽管这样做的结果是破坏了敦煌文物。现在，当我们万夫所指地谴责这个卖闰贼，将他永久地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的时候倒是应该更深切地去思索一些问题：王圆箓式的无知，王圆箓式的对于神的虔诚，以及他那对于洋人的肓目的相信，100年之后的今天，在我们的民族性中是否还以这样那样的形式残留着？王圆箓们绝迹了吗？
大千居士——当代玄奘第一人
西出阳关
一辆大轱辘牛车在没有尽头的沙道上缓慢地行走着、孤零零地蠕动着，就像是大海上的一片树叶。此时已是正午，茫茫无际的戈壁沙滩被太阳炙烤着，一股股白色的轻烟从地面上升起，发出热烘烘的、呛人的气息。目力所及的地方，连一株低矮的野草都没有，更别说娃蹦跳的兔子或是黄羊了。
车的主人位光头长髯的40岁左右的中年汉子，眯缝起一双炯炯有神的眼睛，带着一种超然物外的神情，很有兴致地观赏着令人生畏的绝漠。他回过头去，用浓重的四川方言对一个十四五岁的孩子说道：“娃儿，记不记得班超的那两句话：臣不敢望酒泉郡，但愿生入玉门关。”那孩子噘着嘴，很不情愿地点了点头。
“我们现在就到了班超说的玉门关外——快到敦煌了！”说这话时，中年汉子捋了捋胡子，眼里闪着熠熠的光彩。
“那班超为什么还要上书汉武帝，要求‘但愿生入玉门关’呢？”坐在车中间的一位十分清丽的年轻女人瞥了汉子一眼，用清脆的北京话问道。
“因为我们不是班超。我们是唐僧，唐玄奘。我们要到西天一敦煌去取经。”汉子说完，爽朗地笑了起来。
这笑声似乎感染了车上的人，大家都笑了起来。这中年汉子就是当时被徐悲鸿誉为“五百年来第一人”的著名画家张大千先生。那个嫩生生的娃儿是他的长子张心智。而说一口流利的京腔的年轻女士，则是大千先生的如夫人杨婉君。几年前，张大千在北京中山公园举行画展的时候，一位青年大鼓演员杨婉君来看画展，张大千陪着她看，这样便认识了。后来，张大千经常到青书阁去听书，既看戏，又看人。二人心里都有了意。经朋友一牵线，便在北平结了婚。接着日本鬼子占领北平，杨婉君便随着张大千离开北平，辗转数千里，冒着敌人的炮火和轰炸，经历了千难万险，来到陪都重庆。在四川没有住上多长时间，张大千决意西行。这位驰誉北平曲艺界的京韵大鼓新秀二话不说，又陪着丈夫踏上了万里征尘。一路乘卡车，骑骆驼，坐牛车，风霜雨雪，烈日狂沙，走了好几个月，才到了这安西和敦煌之间的戈壁滩上。掐指箅来，现在应该是1941年的3月底，四川已经是桃红柳绿的春天了。
“还有水吗？”心智用乞求的目光望了父亲一眼。大千晃了晃身边的葫芦，轻轻地摇一摇头。从安西出发时灌得满满的一葫芦水，早已喝光了。他心疼地看着儿子。这个出脱得俊朗的少年，嘴唇上结了厚厚的一层血痂。几个月来这个娃儿随着自己翻巴山，越秦岭，渡黄河，穿戈壁，表现了顽强的意志，性格很像自己。大千怀着既疼爱又赏识的心情，摸了摸儿子的头。他又看了看夫人。杨婉君的脸庞明显地消瘦了一圈，白皙的皮肤也变得又粗又黑了。但是这个女人却无怨无悔，几个月的风尘颠簸，尽管有时也发点小小的牢騷，但还是尽心尽意地照顾着自己的丈夫，一齐走到了两天的尽头——马上就要到敦煌了。
“再忍耐一下，”大千抚摸着儿子短短的头发，“你看前面——”他指着遥远的地平线，“有树林，有房屋……看到了吧？”
心智睁大眼睛，极目望去，果然看到了一排错落有致的房舍，还有好多好多的树木。
但是当他们铆足了劲赶到那儿时，村庄不见了，树林不见了，看到的依然是茫茫大漠。无穷的沙丘在阳光下起伏波动，一直延伸到天的尽头。过了一会儿，心智喊起来了：“河！一条大河！”大千和婉君顺着孩子手指的方向看去，果然看到了一条宽阔的河流。浩淼的水面上蒸腾着一层层乳白色的水汽。
大千忽然悟出了什么，放声地笑了起来。“我们又上当了！”大千扶了扶眼镜，止住了笑，“肯定是海市蜃楼。”
“明明是一条大河嘛！”心智坚持着自己的发现。“到时候就清楚了。”大千说着，取出阃夹，勾勒了几笔这虚无缥缈的沙漠奇景。
一会儿，奇景消失了。心智拉下脸，不吭声了。
天黑透以后，牛车终于走到了一个光秃秃的村落。这是一个不满十户人家的小庄子，名叫疙瘩井。将车停在一处四面墙壁坍塌的空旷的院落，支了几块石头当灶，拣了一些枯枝烂叶，烧开了一锅苦咸水，主食是晒干了的馒头片。大千端起苦咸水，啃着干馒头，吃得很香。婉君慢慢地嚼着干馍馍，皱着眉头。心智只喝水，不吃馍馍。大千问他：“你怎么不吃？”又笑笑说：“要不是到敦煌取经，在成都想吃这个还吃不上呢。”心智毕竟是孩子，接口说道：“吃不到就吃不到。我还不想吃它呢！”说着把干馒头扔了。
“啥子名堂哟！”大千的门气骤然变冷了，“老子小的时候，屋头穷得很！”大千背着手，在地上转着圈子，余怒未息地说，“跟着婆婆在内江街上卖画，回到屋头连红苕都吃不饱。今天你们享福了，连白面馍馍也不想吃了！”
过了一会儿，他的气消了，又和颜悦色地对心智和婉君说：“刚才你们烧水的时候，我到街上转了转，观察了一下。这里的老百姓好穷啊，他们的晚饭是带麸皮的黑馍馍，喝一碗黄米汤。哪还敢想白面馍馍啊！”婉君和心智点了点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