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世宗世玉的陪伴下，第二天上午，匡火鼎就被送到了昌史县医院。老伴吴桂贤，儿子大地、大禾本来想陪着父亲一块去，却被世宗劝住了。告诉他们，等有了检查结果，需要去的时候再去。
就诊在骨外科，因为提前有预约，各项检查仅用了一个多小时就结束了。主诊医生是个中年男人，医道精湛，谈吐文雅，浑身上下透着一股学者型的气质。胸牌上标着，姓名：于康；职称：主任医师；职务：骨外科主任。
诊断结果一出，于康把世宗、世玉和匡火鼎叫到医办室，一进门就埋怨，我的县长同志，你是怎么搞的？工作再忙，也不能对老人的病不管不问嘛！如果提早过来，治疗起来也许很简单，但现在迟了。
世宗拧着眉，紧张地瞪着于康：“怎么了，情况不好？”
于康说：“腿保不住了，必须锯掉。”
于医生此话一出，世宗世玉顿时就被吓坏了，齐声道：“没有别的办法了？”
于康摇摇头，说：“你就是跑到北京上海，也不会有更好的办法。”
于医生指着挂在日光灯箱上的片子，细细地讲起病症。以他的判断，胶片上显出的阴影，样子好像是一颗子弹。当年取出一颗不假，但里头的确还留着一颗。那个时候没有X光机，伤口里留点东西也不足为奇。随着时间的推移，子弹会渐渐生锈，生锈的子弹在一定条件下会滋生毒素，使好肌肤腐烂变质，并引起骨头的局部坏死。于医生指着片子上小腿腿骨与正常骨头不同的影像解释说，正常情况下，骨头的影像应当是白色的，圆润的，光滑的，而老人家的腿骨已经变成了黑色，而且形体粗糙，周延不规整，这是坏死骨头的典型症状。于医生根据自己多年的临床经验，给出了一个毫无商量余地的治疗方案——必须尽快把膝盖以下的小腿锯掉。
世玉哀求道：“医生啊，你再想想办法吧，无论如何也要保住俺爷爷的腿呀！我代表俺全家人、全村人求你了！”世宗哄着世玉，劝她不要急。匡火鼎坐在凳子上，愣了半天没说话，他分明记着，当年村岛为他做手术时，还专门用小夹子夹起那颗刚被取出来的沾满浓血冒着热气的子弹在他的眼前晃了晃，他看得一清二楚，怎么可能没有取出来呢？他向于医生说明了这些情况。匡世宗疑惑地问道：“于医生，会不会是小刀子小剪子之类不小心留在了里头？”于康说不会，刀子剪子的影像跟子弹是不一样的。世宗接着推测：“如果不是别的遗留物，那就只有一种可能：子弹连着射进去两颗，一颗深，一颗浅，取出一颗浅的，留下一颗深的，误以为里头没有了，慌里慌张就把伤口缝住了。你觉得有这种可能吗？”于康沉思了一下，说：“这种情况倒是有可能。”匡火鼎点了点头，好像也默认了。
世玉泪流不止，骂小鬼子罪恶滔天，死有余辜；怨村岛粗心大意，给爷爷留下这么大的后患。匡世宗的心情也十分沉重，心想，爷爷果真要失去一条腿，这对爷爷的打击实在是太大了。他是匡火鼎从小带大的，爷爷在他的心里比对爹娘的感情都深。他觉得自己没有尽到责任，如果提早带他老人家来医院看看，也不至于有今天这样一个结果。爷爷都快七十岁的人了，没想到老了老了却又遭此厄运。世宗越想越感到懊悔，越想越觉得对不住爷爷，愧疚的泪水像泉涌一样流个不止。
动这么大的手术，应当让全家人拿主意，自己可不敢轻易地答应。他一边派人回家去接奶奶和叔叔婶婶们，一边就给在部队服役的父母打电话，通知他们赶快回来。办好住院手续，世宗世玉刚把匡火鼎安排住下，奶奶和叔叔婶子们就被接过来了。吴桂贤进门就问诊断结果，世宗担心奶奶经不住打击而支吾其词。匡火鼎满不在乎，张口就把锯腿的事说出来了。儿子儿媳们一听，吓得脸色都变灰了，有的哭，有的叫，嚷嚷着要去找医生，非要让医生改变目前的治疗方案不可。世宗世玉偎在奶奶的身边，一边向她解释医生的诊断意见，一边劝她不要生气。说不生气是假的，老两口风风雨雨大半辈子都走过来了，没想到老了老了，该到安享晚年的时候了，却遭遇如此横祸，这让她如何平静得了？然而，吴桂贤毕竟是从战火中爬出来的人，关键时候该怎么做，自然有她的定见，她必须当好这个家的主心骨。对世宗世玉说：“奶奶不是纸糊的，不是泥捏的，放心，奶奶倒不了。”随后又冲着情绪焦躁的儿子儿媳们说：“大家都给我听着，没祸不惹祸，是祸躲不过，丢条腿总比丢条命强，手术该做做，听医生的，不会错。当着你爸的面，谁都不许哭，都给我笑。”吴桂贤的一句话，把儿孙们的泪水全都给堵回去了。
第二天下午，在匡火鼎即将被推进手术室的时候，从部队赶回来的大儿子匡大山和他的媳妇魏菁，就急慌慌地赶到了医院。两口子拦住护士们推着的担架车，握住匡火鼎的手，弯着腰，抱歉地说：“爸，儿子儿媳回来晚了……”匡火鼎睁开眯着的眼，平静地笑了笑，说：“山儿，回来了？别担心，爸能扛得住。”
家人们守在手术室门外的走廊里，一边拉着家常，一边焦急地等待着。身躯高大的匡大山，穿着一身深绿色毛呢戎装，浑身透着威武的军人气质。已经退役的魏菁，穿着一身淡蓝色便装，显得朴素而大方。两口子担心吴桂贤难过，你一句我一句地加以宽慰。爸，妈，别劝了，奶奶什么人呀，她过的桥比我们走的路都多，别担心奶奶想不开。世宗一边说，一边与父亲并肩站在一起，说，奶奶，叔，婶，你们瞧，我长得像不像我爸？像，一根秧子上的瓜，咋能不像哩！奶奶这里说，大家都跟着笑。匡大地指着匡大山肩上的两个肩章，好奇地问，大哥，记得上次你回来的时候，肩章上是四个星，这次怎么变成一个星了，不会是降职了吧？叔，你说得不对，世宗纠正道，我爸现在已是少将师长了。大地依然不解，问，这么说，官越大星越少？世宗咕哝咕哝嘴，没说上来。匡大山说，军衔标志很复杂，一时半会儿说不清，这么跟你说吧，校官和将官是两个不同的层级，校官分少校上校大校，肩章上分别是两个星、三个星、四个星；大校上面是将官，将官又分少将中将上将，肩章上分别是一个星、两个星、三个星。在将官层次里面，我属于最低级别的。
直到傍晚，匡火鼎才被推出手术室，送进病房。于康跟着也进来了。他摘下口罩和眼镜，一边用纸巾拭着脸上的汗水，一边向家人们报告：手术做得很成功。家人们站在病榻边，看着还未从麻醉中醒过来的匡火鼎，一个个面色凝固，心情沉重。两个女护士为病人打上吊滴，向家人叮嘱了几句就离开了。
一直到第二天早晨，匡火鼎才渐渐从麻醉中清醒过来。他吃力地睁开双眼，瞄了下身边的家人，话还没来得及说上一句，就被阵阵发作的剧烈疼痛打乱了他暂时的安静。他一会儿紧锁眉额，咝溜咝溜地喘着气，一会儿又用手去拍打那只打着绷带的伤腿，痛苦的样子看着让人心焦。世宗端着杯子，拿着汤勺，一口一口地给爷爷喂水。世玉拿着纸巾，细心地为爷爷擦拭着溢在下巴的水滴。儿子儿媳们围在床边，轻声安抚着这位慈祥的父亲。老伴吴桂贤凑到匡火鼎的耳边，攥住他的手，又是心疼又是鼓励地说，老头子，忍着点，熬过这两天，疼就过去了。记着当年打小鬼子的时候，枪子打烂脑袋穿透胸膛咱都不怕，咱啥大风大浪没见过啊，还在乎这点小伤小痛？匡火鼎欠欠身，苦笑一下，颤抖着嘴唇说，这是锯腿，又不是锯树，哪能不疼哩。
上午一上班，于康就来到病房，为匡火鼎查体。经检查，血压心脏正常，伤口也未发现异常。而后便问，老爷子，忍得住吗？忍不住就用点止疼药。没事，忍得住。匡火鼎昂起发丝杂白的头，笑眯眯地强打着精神说，于医生，说不疼是假的，我只不过经得多了，忍受力比别人强些罢了。你大概不知道，抗战那会儿，在师部医院临时搭建的医疗棚里，天天都躺着几十个缺胳膊断腿的伤员，手术的时候连碘酒都没有，能用大盐水冲洗一下伤口就不错了，哪用过什么麻醉药啊！
一位女护士从门外进来，两手端着一个精美的纸箱，里边装的是从匡火鼎身上锯下的半截带脚的小腿，以及那颗锈迹斑斑的子弹。这是匡世宗特意让于医生给留下来的，他觉得这是日寇侵略中国的又一铁证，他要把它安放在韩王山抗日烈士陵园的陈列室里，让村民们牢牢记住小鬼子的累累血债。
于康示意女护士将纸箱交给匡县长，世宗接过，放在桌子上，打开白色的包布，让奶奶、世玉和叔叔婶婶们都来看。盯着半截干瘪蜡黄的死腿，家人们不禁泪流满面。大地大禾呜咽着跪在地上，大声嘶叫道，爸呀……儿子不中用……没有尽到孝道……辜负了你老人家的抚养之恩。额头咚咚地磕着地面，竟磕出了血，流了满脸。看着悲伤的两个兄弟，匡大山也忍不住流泪了。
吴桂贤急忙将两个儿子拉起，劝道，快起来，我不是说了吗，当着你爹的面，只准笑，不准哭。
匡火鼎见孩子们为他这般忧伤，身子一折，呼隆一下就从床上坐起来了，一边龇牙咧嘴地忍着痛，一边强装大笑，若无其事地说，唉，唉！都给我坐下，哭什么哭，好像我死了一样！随即以矍铄的眼神扫了一圈屋子里的人，然后把目光落到于康的脸上，问，于医生，我给你讲个故事吧，想不想听？
于康惊诧不已，赶忙跑过去扶住匡火鼎。劝道，躺下，先休息，等病好了再讲。
匡火鼎坚持要讲，说讲故事比吃止痛药都灵。
于医生不解其意，疑惑地望着世宗。
想讲就让他讲吧，世宗说，关键时候爷爷总爱讲他当年的那些英雄壮举，一串串的故事仿佛是装在宝葫芦里的灵丹妙药，只要一讲，他的胆子就大了，劲头也来了，人就显得特别的有精神。他的伤口疼得厉害，讲一讲兴许好受些。
于康敬服地点点头，啊，原来是这样，那就讲吧。他搬过一个凳子，坐到床头，俯下身对匡火鼎说，老爷子，讲吧，我爱听，想讲哪一段呀？
匡火鼎从被窝里抽出一只手，抹擦一把疼出来的脸上的虚汗，说，就讲这颗子弹吧，它可是有来头哩。
好，就讲子弹。于康温情地应着。
故事发生在一九四四年的中秋，匡火鼎说，那年年景好，山野里到处是一片丰收景象。沉甸甸的谷穗像狗尾巴一样弯着腰，棒槌大的玉米穗像别在士兵身上的匣子枪，一排排整齐地站着，脱光了叶子的大豆秧上，留下一串串饱盈盈的如同小刀一样的干豆角，在微风的吹拂下发出唰唰唰的声响。山上林果缠腰，果实累累，色彩斑斓。有绿油油的核桃，红艳艳的柿子，紫赯色的花椒，还有红了半边脸的苹果和黄里透翠的鸭梨。
**************。百姓们都说，没有八路军的帮助，做梦他们也不敢想能有今年的好年景。抗战那些年，日寇一面对根据地进行疯狂扫荡，一面进行严密封锁。山里头出产的山货卖不出去，外地的生产生活物资购不进来，致使边区物资极度匮乏，百姓和部队的生活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为了粉碎日寇的封锁，一九四三年初春，陈、肖首长带领根据地数万军民，沿云青河两岸摆开战场，开山凿渠，垒堰筑坝，经过一年多的艰苦奋战，绵延几十华里长的云青河大渠终于建成通水，使沿河两岸的十几个村庄、八万多亩岗坡旱地由望天收变为了水浇田。
正当人们喜迎云青河大渠建成后的第一个丰收季节来临的时候，八路军独立师突然收到延安方面发来的一封电报，说驻扎在边区以东的日寇某旅团，正在密谋一项秋季抢粮计划，妄图将边区东部与敌占区接壤地带数个村庄的粮食一举掠夺了去。电报提醒陈、肖首长要密切注意敌人的动向，摸清敌人的安排部署，适时打一场军民联合粮食保卫战，确保一粒粮食不能落入小鬼子手中。
秋粮收获时间很快就要到了，为了做到知己知彼，决战决胜，师首长决定派一名胆大心细、机智果敢的侦察员，乔装打扮，深入敌占区，打入敌人内部，窃取敌人情报，为师部反击日寇的抢粮计划提供决策依据。
考虑到本地人熟悉当地民俗、方言，便于应对敌人的盘查，陈、肖首长将选派侦察员的任务交给了我，由我负责从村抗日民兵大队中挑选。我深感这次侦察行动事关重大。我扳着手指头，将民兵大队一百多号人挨个儿捋了一遍，比较来比较去，经过反复斟酌，最后还是觉得自己去最合适。我跑到师部，向首长报告了我的想法。首长说我是大队长，帅不离位，要求换人。我说我走了以后，可以由副大队长匡华堂（他的前任副大队长李要东已经牺牲）代理我的大队长一职，这个人绝对可靠。另外我还向首长讲了一个别人比不了的条件。在日寇某旅团司令部驻地——黑水县黑水镇——有我一个干兄弟叫王铁锤，他家就住在黑水县城，有他做掩护，侦察行动会方便许多。王铁锤小的时候曾随母亲来我们村逃过荒要过饭。有一天他的母亲突然身患重病，生命垂危。我父母看其母子可怜，便将他们接到家中，好生调养，等到铁锤母亲的病完全康复以后，他们母子才离开我家。为了感恩，王铁锤的母亲让王铁锤认我的父母做了干爸干妈，当然也就成了我匡火鼎的干兄弟。我信心十足地向首长保证，有铁锤兄弟做掩护，我这次去定能圆满完成任务。陈、肖首长会意地笑了笑，随即便答应了我的请求。首长嘱咐说，一定要活着回来，我们等着你的好消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