屋里，王组长端着领导架子，摆出一副政策专家的派头，对着嗷嗷乱叫的员工摇头晃脑地高谈阔论。他说，村集体经济，是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一个重要标志。我给大家打个比方，好比一个人的身体，集体经济就是人的躯干，家庭工副业最多也就是人身上的一根脚指头、一只耳朵或者是一根毫毛。如果脚指头、耳朵、毫毛，长得比人的身体还要粗大，那他还像是个人吗？不就变成一只怪兽了吗？同样道理，家庭工副业的份额，如果超越了集体经济的份额，那我们的农村经济还能称得上是社会主义农村经济吗？显然不能。他说，家庭工副业有四个特定标准：一、经营场所应当在家，也就是手工作坊；二、经营主体应当是本家的家庭成员；三、经营范围必须遵循对公有制经济以适当补充这一原则。比如，扎笤帚、磨豆腐、吹糖人、蘸糖葫芦、炸油条、编筐箩、做铁匠、卖针头线脑、捏花盆、烧砂锅等等，这才是家庭工副业经营的范围，超出这个范围就违反了上级政策；四、忙时可以雇用几个零工，但最多不得超过八人，超过这个规定，性质就变了。乡亲们，大家听我讲，匡家峪是全国著名的革命老区，大家都是革命老区的后代，对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是资本主义，理应比别的地方的农民分辨得更清楚，政治觉悟应当更高，千万不能蒙头转向地跟着别人瞎跑。实话跟你们讲，由匡世宗一手扶持起来的匡大地匡大禾的两个厂子，已经大大超出了家庭副业的范畴，违背了上级规定，必须立即取缔。当然了，这件事跟大家没有关系，主要责任应由党支部书记匡世宗来负。我作为上级领导，奉劝大家一定要擦亮眼睛，跟匡世宗划清界限，千万不能受他的迷惑。
王组长讲了大半天，员工们似乎一句都没有听进去。几十个员工乱哄哄地喊道：“王大人，留着你的理论回省里讲去吧，我们都是大老粗，土包子，我们没有上过学，没有你那么深的文化，不懂得什么主体、肢体、毫毛、耳朵，我们就认钱，谁能让我们多挣钱，让我们吃饱肚子，让我们盖新房娶老婆生孩子，谁就是我们的救命菩萨。说空话，放空炮，狗屁不顶！谁如果胆敢停了大地大禾的厂子，我们就跟他没完，就跟他拼了！”
王组长满以为经过一番说教员工们能俯首帖耳地散去，不成想这伙人反而更加的肆无忌惮了。他心里有些发慌，担心遭到围攻谩骂。他四下搜寻了两眼，想找个大队干部为自己解解围，结果都不在场。敏锐的阶级斗争意识，促使他马上就把眼前的职工闹事同暗中有人鼓动联系起来了。他毫不犹豫地认为，这事就是匡世宗在背后鼓动的，企图逼迫他中止调查，早点离开。员工们粗野的话语、狂躁的肢体动作和不屑一顾的傲慢，令他既愤怒又无以应对。他的手在哆嗦，嘴唇在颤抖，凶狠的目光像火苗一样从他的金丝眼镜里向外翻腾着。他想重振自己的尊严，吓唬吓唬眼前的这伙软硬不吃的泥腿子，吼道：“你们要干什么？想造反啊？真是一伙顽冥不化的愚氓，只顾蝇头小利，什么都不懂！”
“谁是愚氓？你侮辱谁？我们看你倒像是个一百斧子也劈不开的榆木疙瘩！”暴怒的员工如干柴烈火一样怒言相向。
王组长胆怯地躲开众人的目光，战栗地向后退了几步，想坐在椅子上，不想一屁股坐空，蹾在了地上，后脑勺磕在椅棱上，疼得龇牙咧嘴，惹得满屋子的员工哄然大笑。
躲在角落里的卢早起，感觉形势不妙，便偷偷溜出小院，去向卢犬报告这里的混乱局面。一会儿工夫，就听门外传来踢踢踏踏的脚步声，卢早起带着绿毛豆、小胖子等四五个人，怒冲冲地闯进了小院。几个人拨开人群，挤到王组长面前，像一伙保镖护在他的左右。卢早起一边安慰王组长不要怕，有他们在，谁也不敢动你一根毫毛；一边冲着四十多个员工冷嘲热讽，骂员工是一伙狗熊，给块肉就表演，没有政治头脑。
员工们也不都是吃素的，捋起胳膊挽起袖，眼一瞪，眉一拧，火辣辣地就跟对方杠上了。话不投机半句多，有性子暴烈的人早都看卢早起不顺眼，边对骂边就大打出手，一拳打出去，如流星点穴，白蛇吐芯，不偏不倚，正戳在卢早起的眼上，一只眼顿时就变成了乌眼青，接着又是一拳，这回打中的是鼻梁骨，鲜红的血珠滴滴答答就从鼻孔里蹿了出来。卢早起被打了个趔趄，随即便反扑上去，揪住对方的衣领就扭打起来了。一见两个人动了手，其他人哪肯袖手旁观，几十双手像一群甲壳虫的螯足交叉撕斗起来，有揪头发的，有掴耳光的，有拧耳朵的，有踹裤裆的，有扭抱着在地上滚打的，顷刻之间，屋内屋外便打作一团。
“住手！都给我住手！”闻讯赶来的匡世宗，高大的身躯如铁塔一样站在院子里，声如洪钟地怒喝着。
随他而来的大队干部卢小九、匡世玉赶忙冲上去拉架。
殴斗停止了。被打的卢早起几个人狼狈地滚在地上，一边声嘶力竭地叫骂，骂得不成言语，一边向大队干部们喊冤叫屈，声言要到上头上访告状。占了便宜的员工们，低着头，哭丧着脸，像犯了错的一群孩子，呆呆地听着匡世宗的训斥。匡靠社不服气，极力为员工们辩解。匡世宗瞪了他一眼，呵斥他住嘴。
员工们灰溜溜地被吵走了。滚在地上的卢早起几个人仍然赖着不起，有的说腿被打折了，有的说脊梁骨被打断了，有的说头被打成脑震荡了，要求匡世宗严惩犯罪分子，揪出幕后操纵者。经干部们好一阵子劝说，几个人才从地上爬起，你扶着我，我揽着你，歪歪扭扭地离开了调查组小院。躲在屋内的王佐，不知是气得还是被吓得，当世宗小九世玉来屋里向他赔礼道歉时，见他人瘫在椅子上，脖子在靠背上搭着，脑袋向上，两眼紧闭，脸像白菜帮子一样煞白，仿若昏过去了一样没有任何反应。蓝干事倒还正常，他勉强堆着笑，客气地向世宗他们让座。从王佐大幅度翕动着的鼻翼和起伏急促的胸脯上，世宗料到他肯定还在为刚才的殴斗生气。世宗向前凑了几步，轻声安慰道：“王组长，对不起，让你受惊了。”王佐一动不动，也不搭腔。世宗接着说，“刚才我们在开会，听说后就跑过来了，你放心，这事大队一定要查清楚，决不放过打人者。”王佐呼隆一下折起身子，像诈尸了一样摆出一副狰狞的面孔，扶了扶脱掉一只腿的眼镜，冷笑道：“呵呵，你倒是推得干净，没有你的撑腰，那帮土包子敢对一个副厅级干部肆无忌惮地围攻谩骂？不是卢早起他们来保护我，挨打的恐怕就是我而不是他们几个了。告诉你匡世宗，这决不是一件纯粹的群众殴斗，而是一起严肃的政治事件，是暴力抵抗上级调查，不管你承不承认，想逃脱责任是不可能的！”王佐的话当即把匡世宗给激怒了，他不再以尊重的口吻、亲和的面孔跟他说话了，他挺起了胸脯，昂起了脑袋，两条粗黑的眉毛像鸟翅一样拧在了一起，脸上暴起的肌肉、青筋，堆得像小山一样沟壑纵横。他气恼地怒吼着，像一只被触怒了的老虎，指着王佐责问：“王组长，你有调查吗？有根据吗？凭什么说我在为他们撑腰？请不要忘记了你的身份，说出的话是要负责任的！”王佐的秃脑袋上冒着热气，米粒大小的汗珠在他白亮的额头上密密麻麻地布了一层，他假装镇静地摘下眼镜，一边擦着镜片，一边发着狠话说：“你等着，证据早晚会摆在你的面前。”
其实，这场恶作剧打一开始就是在卢旺堆的一手操控下酿成的。卢犬接到卢早起的报告后，当即就跑到卢旺堆的家，请示他如何对付这帮员工。卢旺堆不动声色地端坐在椅子上，叼着烟，眯着眼，抻着大长脸，像个老佛爷似的皱眉深思，久久不语。卢犬等得心急，问他可不可以动员更多的卢姓群众，将闹事的员工狠狠地揍上一顿，给他们一点颜色瞧瞧。老奸巨猾的卢旺堆赶忙予以制止，说不可不可，这样会坏了我的大计。他让卢犬转告卢早起，只准带三五个人，不准多带，见了王佐，就说是来保护调查组的，让王佐感到自己并不孤立。依我看，员工们闹事并非空穴来风，背后肯定有匡世宗和他的两个叔叔的指使。因此，卢早起他们去了之后，要当面揭穿匡世宗的阴谋，但不要点名，点到为止，王佐也不是傻子，点醒一下就行了。话说到这里，就见长在卢旺堆腮帮子红痣上的那根毛像蝎子钩一样悠悠地翘起来了，脸色也随即变得铁青，蓝色的火苗从他阴深的眼窝里像弧光一样喷射着。卢犬心里一紧，下意识地料到，卢旺堆又要出狠招了。未停片刻，卢旺堆果然发话了。他想借力打力，借风纵火，借着职工闹事，造出点轰动效应来。他让卢犬吩咐卢早起，要想方设法挑斗员工们打自己，最好能被打伤打残几个，闹出点儿官司来，才有他匡世宗的好果子吃。卢犬嘻嘻一笑，恭维道，这一招够狠的，还是老叔精明。回过头，卢犬就把卢旺堆的指示交代给了卢早起，命令他依计行事。卢早起显得很仗义，表示宁可被打伤打残，也愿意效忠领导。进村就带着偏见看人的王佐，完全被卢旺堆制造的假象所迷惑，他不分青红皂白，上来就把责任赖到了匡世宗的头上了。
卢早起几个人离开调查组小院，转身就跑到乡公安派出所报案去了。警方经过调查，当天就把匡靠社、匡二蛮、卢四喜给带走了。人一被抓，村里就炸了锅，是是非非的议论像料峭的寒风一样就在村里弥散开了。
省调查组走后没过几天，上级就来宣布，免去匡世宗的支部书记职务，由支书降为副支书，继续主持村里的工作。错误主要有三条：一是热衷发展个体私营经济；二是擅自扩大雇工数量；三是唆使群众斗殴，暴力抗拒调查。事后，********关东州，带着乡党委书记林中青来到村里，为安慰世宗专门进行了一次谈话。他们鼓励世宗，不要背包袱，继续把工作干好，还说眼下王佐正在气头上，等过去这阵子，就恢复世宗的党支部书记职务。关东州还特意解释说，即便是目前这个处理结果，也是他多次跟王佐交涉才争取来的。依王佐的主意，非要将世宗一撸到底，调回县里当一般干部不可。对于关书记的一片好意，匡世宗表达了感谢之意，但他并不认为自己有什么错。他满怀气恼地骂起了王佐，骂王佐是个学究、书呆子，只知道抠文件、搬教条，完全不食人间烟火。他讲了他在北京的所见所闻，讲了他在当副县长期间去南方考察时了解到的情况。他说，北京也好，南方也好，个体私营企业如雨后春笋一样遍地开花，他们家家都有雇工，少则几十人，多则数百人，难道他们跟我们不是一个中国？不伙着一个老天爷？在谈到什么叫做集体经济时，匡世宗不服气地说，别看王佐是什么理论家，其实他狗屁不懂。他所谓的集体经济，就是继续维持“一大二公”的老模式不变。真正的集体经济，应当是不同经济成分、不同产权持有者、以契约形式自愿结合在一起、责权利明晰、相互制约、相互监督的混合经济体。这不是我的创造，是华克大学我的一位老教授这么讲的。因此我考虑，今后的集体经济，就要按照这样的模式去发展，而不是过去所谓的“一大二公”纯而又纯的老模式。没想到我的计划还没有来得及实施，就被王组长揪住了小辫子。不过请二位领导放心，处分归处分，干归干，我匡世宗就是当个光杆儿农民，也不会离开匡家峪，更不会停止我为之奋斗的步伐。王佐不是限令我三天拆掉那两个厂子吗？我还就是跟他较上劲了，我就是不拆，我倒要看看他能把我怎么样！匡世宗的一番议论，让关东州和林中青听得心清气爽，佩服得五体投地。理是这么个理，关东州开导说，但面对像王佐这样一个食古不化之人，我还是劝你讲究点策略为好。如今各级领导都在讲“变通”，“变通”说白了就是想着法与上面的政策玩猫捉老鼠，你不让我这样做，我可以变个手法、换个面孔绕过你，事不耽误办，同时又不让你抓住我的把柄，这也就是人们常说的，遇着绿灯快步走，遇着红灯绕着走。南方人都是这么做的，你就不能跟南方人学学？匡世宗理解关书记的良苦用心，可他一时又想不出合适的变通办法。
记得在副县长的任上，爷爷曾为他在县里大会上的讲话而担心，问他有没有上头政策做依据。当时他很自信，认为爷爷多虑了。而如今，严酷的现实偏偏就让爷爷给言中了。令他百思不解的是，各级领导过去在讲到发展个体私营经济的时候，讲得一个比一个调门高，一个比一个思想解放，可一遇到实际问题，他们却跟叶公好龙一样个个都噤若寒蝉。面对所受处分，世宗心里尽管想不通，但他在面对家人，面对一拨拨来家里看望他安慰他的街坊们的时候，并没有流露出丝毫的软弱和牢骚。他尤其在乎匡火鼎的态度，满以为爷爷会抓住这件事教训一下自己，可爷爷没有，不但没有，反而对他上任以来大刀阔斧的举动给予高度评价。匡火鼎坐在轮椅上，挥舞着两只长满老人斑的又黑又干的大手鼓励说：“孙儿，你没错，错的是他王佐，你尽管大胆干，爷爷支持你！”说到激动处，匡火鼎忍不住搬出肖军，赌气说，“实话告诉你，爷爷恨不得去趟北京，当面向老政委讲讲你受处分的事，我就不信真理会在他王佐手里。”匡世宗赶忙阻止，说：“算了算了，村里这点事，犯不上去打扰他老人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