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名为蔡琰所作的诗有二，一是《悲愤诗》，一是《胡笳十八拍》。《悲愤诗》有两首，一是五言体，一是骚体。从《文学遗产》上所发表的文章中看出，对《胡笳十八拍》及《悲愤诗》骚体的作者，有不同的意见；对《悲愤诗》五言体，几乎都说是蔡琰所作。我除了认为前者出于假托外，对后者也存在着怀疑。这篇小文，主要是为说明五言体也是出于假托而写的。文中附带涉及骚体及《胡笳十八拍》。
文学作品是生活和现实的反映。《悲愤诗》与《胡笳十八拍》都属于自叙性质，诗中所说的事实，十分具体。因此，我们可以根据蔡琰的生平以及东汉末年南匈奴的情况，与诗对照，从而辨别其真伪。
下面，顺着五言体的次序，并联系到骚体及《胡笳十八拍》的有关的内容，逐一地对照史书，指出其伪造的痕迹。
诗云：“汉季失权柄，董卓乱天常。志欲图篡弑，先害诸贤良。逼迫迁旧邦，拥主以自强。海内兴义师，欲共讨不祥。卓众来东下，金甲耀日光。平土人脆弱，来兵皆胡羌。猎野围城邑，所向悉破亡。斩截无孑遗，尸骸相拒。马边悬男头，马后载妇女。长驱西入关，迥路险且阻。”按照诗中的叙述，蔡琰被掳，是在袁绍、曹操等声讨董卓，董卓发兵镇压的战役中，这大约在汉初平元年或二年（190、191）。可是，《后汉书？董祀妻传》明白地告诉我们：“兴平中（195），天下丧乱，文姬为胡骑所获。”时间相差四五年，必然是一真一伪。
自宋朝以来，就有人注意到“诗”与“传”的差异，因而怀疑诗非蔡琰所作，如苏轼就是其中的一位（《苏轼文集》卷四十九《书？答刘沔都曹书》；卷六十七《题跋？〈蔡琰传〉》）。但也有人（如蔡居厚）相信诗不伪，认为蔡邕生前，蔡琰就已被掳（《蔡宽夫诗话》）。看来，前一种见解可供参考，而后一种见解需要纠正，因为：蔡邕是董卓所尊重的人，他的家属，应得到董卓的保护；董军掳掠蔡邕的女儿，未免与情理不合。退一步说，万一蔡琰被董军掳去，当时蔡邕也有力量将她营救出来。
清朝的何焯、沈钦韩却根据蔡居厚的错误见解，作了若干引申（何焯《义门读书记》卷二十四；沈钦韩《后汉书疏证》卷十）。近来，仍有人受他们的影响，例如：
刘开扬在《关于蔡文姬及其作品》一文中说：“蔡文姬便很可能是在陈留郡圉县被李、郭等的乱兵中的羌胡（胡是来降的月氏）掳到了关中去的，后来右贤王去卑和白波帅韩暹等率众与李、郭战，获得胜利，文姬便又没于右贤王。”
高亨在《蔡文姬与〈胡笳十八拍〉》一文中，表示同意刘开扬的意见，并说：“文姬被掳入胡的经历相当复杂而曲折。”认为“她被胡羌所掳后，随军西行入陕”，“至于她怎样没入南匈奴，或董卓士兵中有南匈奴人直接掳去，或原被董卓士兵中羌人所掳，转卖给南匈奴，或史书不载，无从明悉”。
我不禁要问：是事实本身复杂曲折呢？还是设想得复杂曲折呢？不仅《董祀妻传》中没有记载，就是《悲愤诗》与《胡笳十八拍》中也没有表达出蔡琰入南匈奴有这样一段出羌入胡，经历四五年，走了几千里的复杂曲折过程。（《胡笳十八拍》一开始就说：“烟尘蔽野兮胡虏盛，志意乖兮义节亏”，并未提到羌人）无根据的设想很难使人相信。何况原诗在“海内兴义师”句后，紧接着就是“卓众来东下”，这里的“卓众”，只能解释为镇压“义师”的董军，而不能牵扯到与此役毫无关系的李、郭身上去。
可见，《悲愤诗》与《董祀妻传》的矛盾是无法调和的，诗中的这个漏洞是无法弥补的。
诗云：“边荒与华异，人俗少义理。处所多霜雪，胡风春夏起。翩翩吹我衣，肃肃入我耳。”这几句对于蔡琰在南匈奴住处的描绘，也与事实不符。
我先从东汉以来南匈奴的地理环境说起。《后汉书？南匈奴传》说：建武二十六年（50），汉朝准许南单于“入居云中（今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同年，因北匈奴攻南匈奴，又准许南单于“徙居西河美稷”（一说在内蒙古“鄂尔多斯部左翼中旗”，一说在山西离石市“左国城”。从当时南匈奴部落分布情况来看，后说较为合理，因“左国城”正是位于分布线的后方中央）中平五年（188），南匈奴内乱，单于羌渠被杀，一部分人立于扶罗为单于，另一部分人立须卜骨都侯为单于，从此南匈奴分裂为二。次年（189），于扶罗因抄掠汉人，兵受挫伤，“复欲归国，国人不受”，只得留居河东平阳（今山西省临汾市）。兴平二年（195），于扶罗死，呼厨泉立，也“不得归国”。这是南单于居址逐步内移的简单情况。
伴随着南单于的向内移徙，南匈奴的部落也在向内移徙着。当南单于居美稷时期，南匈奴部落便屯聚在北地、朔方、五原、云中、定襄、雁门、代郡等地（今内蒙古自治区及山西省北部一带）。当于扶罗回不了美稷，而留居平阳时期，也就有一些部落迁移到河东（今山西省南部一带）。《南匈奴传》说：“建安元年（196），帝自长安东归，右贤王去卑……侍卫天子，拒击李、郭。及车驾还洛阳，又徙迁许，然后归国。”唐李贤注：“谓归河东平阳也。”右贤王去卑的部众屯聚在河东，是南匈奴某些部落随着南单于内移的一个例证。
蔡琰没于南匈奴左贤王（不是右贤王），这位左贤王是谁？其部众屯聚何处？《晋书？载记第一》说：“于扶罗死，弟呼厨泉立，以于扶罗子豹为左贤王。”这是兴平二年的事，蔡琰也就是这时被掳的。同书又说：“魏武分其众为五部，以豹为左部帅，其余部帅皆以刘氏为之。太康中，改置都尉，左部居太原兹氏。”《四夷传》的记载与此相同，唯在“兹氏县”前加了一个“故”字，就更清楚一些。因为“兹氏”是汉朝县名，后魏改称“元氏”，北齐废，其故址，即今山西省高平市。根据以上资料，可以肯定，蔡琰在南匈奴，就是住在这位屯聚于兹氏的左贤王豹的部伍中。
《文学遗产》上对蔡琰在南匈奴的住处进行着热烈的讨论，这里表示一点个人的意见。我看蔡琰不可能住在南单于呼厨泉势力范围以外的地区。前面说过，中平六年（189）以后，南匈奴已分裂为美稷、平阳两派，南单于呼厨泉、左贤王豹、右贤王去卑，都属于平阳派。参与兴平二年（195）汉室内战的，是以右贤王去卑为统帅的、平阳这边的南匈奴人。掳掠蔡琰的，自然也就是他们。蔡琰既为平阳的南匈奴人所掳，从当时的情况来看，她是不可能住在美稷那边的。《南匈奴传》说得很清楚：“单于呼厨泉兴平二年立，以兄被逐，不得归国，数为鲜卑所钞。”在这种内乱外患的情况下，以南单于之尊，尚且回不了美稷，他的部众更不可能把掳来的汉族妇女，送到美稷或者更远的地方去住。
可见，诗中那种塞外风光的描绘，不可能出于住在山西的蔡琰之手。
从五言体中的“长驱西入关”，联想到骚体及《胡笳十八拍》中在这一方面更为突出的离奇描绘。前者说：“身执略兮西入关，历险阻兮之羌蛮，惟彼方兮远阳精，阴气凝兮雪夏零。沙漠壅兮尘冥冥，有草木兮春不荣。”后者说：“冰霜凛凛兮身苦寒，饥对肉酪兮不能餐。夜闻陇水兮声呜咽，朝见长城兮路杳漫。”这不但不符合东汉末年南匈奴的地理环境，而且把南匈奴与羌族的地区混淆起来，把蔡琰说成住在西北甘肃一带的羌族地区，谬误更甚。
于是出现了高亨的那种设想，即认为这些诗句中所描绘的地理环境，是蔡琰所曾到过的地方，而不是她长期居住的地方。可是，原诗的意思并不如此。《胡笳十八拍》云：“十七拍兮心鼻酸，关山阻修兮行路难，去时怀土兮心无绪，来时别儿兮思漫漫。塞上黄蒿兮枝枯叶干，沙场白骨兮刀痕箭瘢。风霜凛凛兮春夏寒，人马饥兮筋力单。”这不是明白地说，蔡琰并未离开西北，一直到她回汉前夕，还是住在“关山阻修”的“塞上”吗？
把蔡琰说成住在羌族地区，既是过去拟作诗歌者的谬误，如今岂能将错就错，又从而作出这种或那种设想，使事实遭到更多的歪曲呢？
诗云：“感时念父母，哀叹无穷已。有客从外来，闻之常欢喜。迎问其消息，辄复非乡里。”按照诗意，蔡琰入南匈奴后，还不知道蔡邕已死，很挂念他，并常常向人探听他的情况。这也与事实不符。初平三年（192），蔡邕死，死后三年，蔡琰才被掳入南匈奴。
从《悲愤诗》五言体中说蔡琰在南匈奴还不知道蔡邕已死，联想到《胡笳十八拍》中说蔡琰在南匈奴看到该族与汉朝经久不息的战争，都是同样的可笑。
《胡笳十八拍》云：“城头烽火不曾灭，疆场征战何时歇？杀气朝朝冲塞门，胡风夜夜吹边月。”又云：“东风应律兮暖气多，知是汉家天子兮布阳和。羌胡蹈舞兮共讴歌，两国交欢兮罢兵戈。忽遇汉使兮称近诏，遣千金兮赎妾身。”从后文看出，前文所说的“征战”，是专指南匈奴与汉而言的；并且又是一直到蔡琰被赎回的前夕，方才停止“兵戈”的。这与事实几乎完全相反。
根据史书的记载，东汉以来，南匈奴与汉，是一种政治上臣服、经济上依赖、文化上仰慕、生活上仿效的关系。从建武二十六年（50）起，南匈奴部落就入居内地，与汉人杂处。章和二年（88），南单于对汉朝皇帝说：“臣累世蒙恩，不可胜数。”又说：“臣等生长汉地，开口仰食，岁时赏赐，动辄亿万，虽垂拱安枕，惭无报效之地。”南单于自己所说的话，应是南匈奴与汉朝关系的最好写照。《后汉书？南匈奴传》中这一类记载不少，本文限于篇幅，不一一介绍。
具体到蔡琰在南匈奴的十二三年来说，她于“兴平中”被掳，建安中（约208）回汉，在这段时间内，南匈奴与汉基本上也是和平状态，仅参与过一次汉室的内战而已。这件事，《资治通鉴》有记载，该书《汉纪五十六》说：建安七年（202），曹操攻讨袁谭，袁谭求救于袁尚，“尚遣所置河东太守郭援，与高、匈奴南单于共攻河东”，“曹操使司隶校尉钟繇围南单于于平阳”，钟繇兵杀郭援，“南单于遂降”。此外，南匈奴与汉未有战争。
历史事实如此，而诗中叙述如彼，显然不是蔡琰的亲身见闻，而是拟作者凭想象写出来的。
诗又云：“既至家人尽，又复无中外”，漏洞更大。查考一下史书，蔡琰既有“家人”，又有“中外”（中表）之亲。
《晋书？景献羊皇后传》说：“讳徽瑜，泰山南城人。父，上党太守。后母陈留蔡氏，汉左中郎将邕之女也。”《羊祜传》说：“祜，蔡邕外孙，景献皇后同产弟。”羊徽瑜与羊祜，就是蔡琰的姨侄女与姨侄。从“传”中所记载的他们的卒年推算，羊徽瑜生于汉建安十九年（214），羊祜生于魏黄初二年（221）。蔡琰于建安中（约208）回汉，这时，她的这位姐妹，也就是羊徽瑜、羊祜的母亲，肯定是活着的。
同书《蔡豹传》说：“字士宣，陈留圉城人。高祖质，汉卫尉，左中郎将邕之叔父也。祖睦，魏尚书。父宏，阴平太守。”《蔡谟传》说：“曾祖睦，魏尚书。祖德，乐平太守。父克，”这位蔡睦，是蔡琰的从兄弟，蔡宏、蔡德是从侄《羊祜传》又说：“祜当讨吴贼有功，将进爵土，乞以赐舅子蔡袭，诏封袭关内侯，邑三百户。”这位蔡袭，就是蔡邕之孙（虽不能肯定说是亲生的，起码是承继的）。
如果诗是蔡琰所作，她怎么会写出“家人尽”“无中外”的句子。
此外，诗中形容蔡琰由南匈奴回汉路途遥远，有“遄征日遐迈”，“悠悠三千里”的句子；《胡笳十八拍》中形容南匈奴部落迁移无定，有“逐有水草兮安家葺垒”，“草尽水竭兮羊马皆徙”的句子，也都是拟作者不明了当时情况，凭想象写出来的。
从以上的分析中看出，《悲愤诗》与《胡笳十八拍》中凡是涉及蔡琰具体事实的句子，从被掳到回汉，几乎处处有漏洞；其中涉及南匈奴历史以及地理环境的句子，又都与史书的记载不符合。蔡琰的记忆力是很强的，对父亲的遗书，还能背诵“四百余篇”，对自己的亲身经历，更不会健忘。如果仅是个别的破绽，或许是蔡琰偶然失检；在一系列的谬误面前，又将如何解释呢？所以，我不能不对蔡琰的著作权发生怀疑，并终于肯定它是出于后人的假托。
还有，《悲愤诗》与《胡笳十八拍》二诗也有互相矛盾的地方。《悲愤诗》骚体说：“家既迎兮当归宁”；而《胡笳十八拍》说：“忽遇汉使兮称近诏，遣千金兮赎妾身”，即是一例。在《悲愤诗》的本身中，又有自相矛盾的地方。如：五言体既说“骨肉来迎己”，又说“既至家人尽，又复无中外”等等。如果诗是蔡琰所作，绝不会产生这种种矛盾。
《悲愤诗》见于《后汉书》，《后汉书》是过去的所谓“正史”，指出《悲愤诗》出于假托，会有很多人难以接受。如果把《后汉书》引录这两首诗的来源搞清楚，也许有助于真伪问题的解决。为此，谈一谈《董祀妻传》与《蔡琰别传》的关系。
《蔡琰别传》的作者不知是谁，写作时间也需要探求。侯康、顾三、姚振宗、曾朴等人，一致认为是后汉人所作。侯康说：“凡别传多无撰人，大约皆同时人作。”这就是他们主张《蔡琰别传》是后汉作品的理由。
根据前人的记载，《曹瞒别传》是吴人撰，《管辂别传》是弟管辰撰，作者与传主时代相同。《顾潭别传》是陆机撰，《王粲别传》《王弼别传》是何劭撰，顾、王、王是魏人，陆、何是晋人，作者与传主时代相近。这种情况表明，“别传”的作者与传主，或是同时人，或是稍后一些的人。从而可以推测，《蔡琰别传》的写作时间，虽不能一定说是后汉，但不会太迟。
我还看到，在侯康、顾三《补后汉书艺文志》、姚振宗《后汉艺文志》、曾朴《补后汉书艺文志并考》中，在侯康《补三国艺文志》、姚振宗《三国艺文志》中，在丁国钧、文廷式、秦荣光、黄逢元《补晋书艺文志》、吴士鉴《补晋书经籍志》中，都列举了许多“别传”，而在聂崇岐《补宋书艺文志》、陈述《补南齐书艺文志》中，却一篇“别传”也没有。可见，撰写“别传”这种风气，大约从后汉末开始，魏晋间很盛行，到南北朝逐渐衰歇。这是《蔡琰别传》的写作时间不会迟于魏、晋的又一证明。
《蔡琰别传》既作于《后汉书》之前，范晔在编写《董祀妻传》时，不会不见到它并利用它。根据《北堂书钞》所提供的线索，关于蔡邕“赐书四千卷”一事，《蔡琰别传》与《董祀妻传》相同（《北堂书钞？艺文部？赐书》）。我们也可以从《艺文类聚》所引录的《蔡琰别传》的片断中，发现它确是《董祀妻传》的蓝本：
先适河东卫仲道，夫亡无子，归宁于家。汉末大乱，为胡骑所获，在左贤王部伍中（《艺文类聚》引《蔡琰别传》）
适河东卫仲道，夫亡无子，归宁于家。兴平中，天下丧乱，文姬为胡骑所获，没于南匈奴左贤王（《董祀妻传》）
在《蔡琰别传》的片断中，还保存着一些诗句，我再将它与《悲愤诗》对照如下：
在左贤王部伍中，春月登胡殿，感笳之音，作诗言志，曰：“胡笳动兮边马鸣，孤雁归兮声嘤嘤。”（《艺文类聚》引《蔡琰别传》）
岁聿暮兮时迈征，登胡殿兮临广庭，胡笳动兮边马鸣，孤雁归兮声嘤嘤。（《悲愤诗》骚体）
琰在胡中十三年，有二男，舍之而归，作诗云：“家既迎兮当归宁，儿呼母兮啼失声，我掩耳兮不忍听。”（《太平御览》引《蔡琰别传》）
家既迎兮当归宁，临长路兮捐所生。儿呼母兮号失声，我掩耳兮不忍听。（《悲愤诗》骚体）
《蔡琰别传》中的五句诗，与《悲愤诗》骚体相同。《太平御览》中还引录了蔡琰“边亭与华异”，“胡风春夕起”两句诗，与五言体相同（骚体中“啼”与“号”，五言体中“亭”与“荒”、“夕”与“夏”，个别的字不同。古籍中这种情况很多）。可见，《悲愤诗》先著录于《蔡琰别传》，《董祀妻传》是从那里抄来的。
我又从《蔡琰别传》（虽然只是片断）与《董祀妻传》的对照中，发现《悲愤诗》骚体的一首，在《蔡琰别传》中，既说是“在左贤王部伍中”“感笳之音”而作；改说是舍子归汉时作；在《董祀妻传》中，又说是与董祀婚后，“感伤乱离，追怀悲愤”而作。又如：《蔡琰别传》中写明“春月登胡殿”，而《悲愤诗》中作“岁聿暮兮时迈征，登胡殿兮临广庭”，季节亦不相同。可见《董祀妻传》虽利用《蔡琰别传》，但加以修改。
假托名人，拟作诗文，这种事例是很多的，蜀汉诸葛亮集中无《后出师表》，据黄以周考证，乃是吴张俨所拟作（见黄以周《艺轩杂著？默记叙》）。政治性的文章，尚且出现赝品，并流传后世。《蔡琰别传》中著录假托的《悲愤诗》，《董祀妻传》又据以转录，是不奇怪的。
附带说一下，《艺文类聚》是欧阳询所编，他把《蔡琰别传》中的诗句，列入《乐部？笳》，而《胡笳十八拍》则未见采录，这也是一件可注意的事。可否这样推测，初唐时，假托的《胡笳十八拍》还没有产生出来。如果当时《胡笳十八拍》已经流传，欧阳询在选择有关“笳”的诗歌时，为什么舍弃它而去采录《悲愤诗》呢？
其次，谈谈南北朝的几位文学家和文艺评论家对待《悲愤诗》的态度。
萧统编《文选》，徐陵编《玉台新咏》，都未选录《悲愤诗》；刘勰撰《文心雕龙》，钟嵘撰《诗品》，也都没有评述到它。萧、刘、钟是南朝梁人，徐是南朝陈人，他们不但看到《蔡琰别传》，而且也看到《董祀妻传》，为什么都舍弃《悲愤诗》而不取呢？尤其《玉台新咏》专门搜集汉、魏以来有关妇女的诗歌，才女的作品更是编者所重视的，但竟未采录《悲愤诗》，这又是为什么？
我发现这几部书似有一共同之点，就是：凡经选录、评述的作品，多是有确实的作者姓名，间或是无名氏，至于虽有作者姓名而实系假托，又不知假托者姓名的作品，尚属少见。萧、徐、刘、钟等人之所以不取《悲愤诗》，可能正由于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