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骚》：“摄提贞于孟陬兮，惟庚寅吾以降”。这两句话是屈原自述出生的年、月、日，在当时并无深义，也不难懂，然而到了后世，却众说纷纭。游国恩在《离骚纂义》中，逐一分析了宋代以来的各种解释，认为王逸之说，即摄提为岁、孟陬为月、庚寅为日“为允”。但屈原究竟是哪一年、哪一月、哪一日出生的呢？近人推算结果各不相同。可见准确理解古典文学作品之不易。今以《古诗为焦仲卿妻作》（以下简称《焦仲卿妻》）中的时刻问题为例，说明掌握历史知识对理解古典文学作品的重要意义。
《焦仲卿妻》中涉及时刻的句子：
（1）焦仲卿妻刘兰芝自述在夫家劳动情况：“鸡鸣入机织，夜夜不得息。”
（2）刘兰芝被逼离开夫家情况：“鸡鸣外欲曙，新妇起严妆”
（3）（4）刘兰芝回娘家后自杀情况：“淹淹黄昏后，寂寂人定初揽裙脱丝履，举身赴清池。”
（5）焦仲卿、刘兰芝死后合葬情况：“中有双飞鸟，自名为鸳鸯。仰头相向鸣，夜夜达五更。”
从某些《焦仲卿妻》注本来看，对于“鸡鸣”“黄昏”“人定”三词，有的未注（如，闻人《古诗笺？五言诗》）；有的当作普通语词（如：注“鸡鸣”为公鸡叫，注“黄昏”为日落而天色尚未黑，注“人定”为夜深人静）；有的引用古籍不当（如吴兆宜《玉台新咏笺注》）；等等。应该从汉、魏通行的历法，与“十二时”的时刻名称以及“五更”的计时方法联系起来进行注释。
一昼夜为一日，怎样“分纪其时”？在古代，经历了从紊乱到划一的漫长过程。顾炎武考察了大量的古文献资料，得出“古无一日分为十二时”的结论，载在《日知录》中，并提出问题：《淮南子》“自晨明至定昏，为十五时”，而《左传》引卜楚丘语：“日之数十，故有十时”，“未知今之所谓十二时者，自何人定之也。”
今按：王充《论衡？时》：“一日之中，分为十二时，平旦寅，日出卯也。”《左传》昭公五年杜预《集解》列举“十二时”的时刻名称：夜半、鸡鸣、平旦、日出、食时、隅中、日中、日、晡时、日入、黄昏、人定。王充、杜预都说一日分十二时，所举的时刻名称也相同，可见当时已经通行十二时的计时方法，已经确定了十二个时刻的名称。
从“平旦寅，日出卯”，可以推算出：夜半子，鸡鸣丑，食时辰，隅中巳，日中午，日未，晡时辛，日入酉，黄昏戌，人定亥。十二个时刻名称与十二地支完全对应。
赵翼主张“一日十二时始于汉”，他在《陔余丛考》中说：“其以一日分十二时，而以干支为纪，盖自太初改正朔之后，历家之术益精，故定此法。”这个意见，为大多数人所接受。
十二时的计时方法行用甚久。《隋书？音乐志下》：“炀帝令乐正白明达造新声，创《十二时》等曲。”王维《送杨长史赴果州》：“猿声（一作啼）十二时。”《宋史？葛传》：“尝曰：十二时中，莫欺自己’”清初引进西法，把一昼夜分为二十四小时。
可见“鸡鸣”“黄昏”“人定”三词，既是普通的语词，又是十二时中专用的时刻名称，在古文献中出现这三词，要针对不同的作品，进行恰当的注释。如：鸡鸣。《汉书？武五子传》：刘胥“左右悉更涕泣奏酒，至鸡鸣时罢”。同书《王莽传上》：“以鸡鸣为时。”《后汉书？皇甫嵩传》：“乃潜夜勒兵，鸡鸣驰赴其陈，战至晡时”。这三个“鸡鸣”，都是十二时中专用的时刻名称。（“晡时”也是十二时中专用的时刻名称。“晡时”与“鸡鸣”并举，更可证明这个“鸡鸣”不能看做普通的语词。）
黄昏、人定。《后汉书？耿传》：“人定时，（张）步果引去。”同书《来歙传》引来歙《被刺自书遗表》：“臣夜人定后，为何人所贼伤。”《宋书？符瑞志上》引许芝《条奏魏代汉谶纬》：“延康元年九月十日黄昏时人定时，”这里的“黄昏”“人定”，也都是十二时中专用的时刻名称。
再说“五更”。颜之推《颜氏家训？书证》：“汉、魏以来，谓为甲夜、乙夜，丙夜、丁夜、戊夜，又云鼓，一鼓、二鼓、三鼓、四鼓、五鼓，亦云一更、二更、三更、四更、五更，皆以五节。”据此，五更有两义：（一）指一夜分为五段，南朝陈伏知道《从军行五更转五首》之“五更”是也。
（二）专指第五更，伏知道《五更转》第五首“五更催送筹，晓色映山头”；李商隐《留赠畏之》“五更又欲向何处，骑马出门乌夜啼”；陆游《大雪歌》“五更未醒已上马，冲雪却作南山游”之“五更”是也。
十二时中黄昏，人定、夜半、鸡鸣、平旦五个时刻，与五更（五鼓、五夜）是对应的。
根据以上的资料和分析，对《焦仲卿妻》中的时刻问题，应作如下的理解：诗中所说“鸡鸣”“黄昏”“人定”，是当时社会上所通行的十二时中的三个时刻名称，与“五更”的计时方法是对应的。鸡鸣即丑时，是四更，相当于现代1-3时；黄昏即戌时，是一更，相当于现代19-21时；人定即亥时，是二更，相当于现代21-23时。诗中所说的“五更”，指第五更，即十二时中的“平旦”，亦即寅，相当于现代的3-5时。
《焦仲卿妻》中还有“视历复开书”等句。西汉太初元年（前104）开始行用太初历，东汉元和二年（85）开始行用四分历，三国吴黄武二年（223）开始行用乾象历，魏景初元年（237）开始行用景初历。《焦仲卿妻》成于东汉末至三国时，诗中所提到的“历”，不外是四分历、乾象历、景初历三部历法中的一部。自太初历行用以后、清初引进西法以前，全国采用十二时的时刻制度。无沦《焦仲卿妻》的作者依据哪一部历法，都离不开十二时的计时方法。诗中“鸡鸣”“黄昏”“人定”三词，不是普通的语词，而是十二时中专用的时刻名称，殆无可疑。
赵翼在《陔余丛考》中还说：“历家记载已十二支，而民俗犹以夜半、鸡鸣等候也。”《焦仲卿妻》不用丑、戌、亥记时，而用鸡鸣、黄昏、人定记时，正是此诗出于民间创作的佐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