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岳阳楼记》
范仲淹是唐宰相范履冰之后。原住？州，迁居吴县。两岁丧父，寄人篱下。在贫苦的环境里，度过了童年、少年和青年时期。据《范文正公年谱》，他曾在长白山醴泉寺借住，读书三年，每天吃粥。又在南都学舍昼夜苦读，五年间未脱衣睡觉。这段“人所不堪”的生活，确实磨炼了范仲淹的意志。
欧阳修在《资政殿学士户部侍郎文正范公神道碑铭（并序）》中说：“公少有大节，其于富贵贫贱毁誉欢戚，不一动其心，而慨然有志于天下，常自诵曰：士当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也。”叶大发在《高邮军兴化县重建范文正公祠堂记》中说：“昔文正公为士时，已有泽民之志，每谓士当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所谓“少”“为士时”，均指范仲淹入仕之前。
大中祥符八年（1015）范仲淹中进士，步入仕途。从天圣三年（1025）任大理寺丞起，多次向朝廷上书，提出许多革除弊政的好建议。《上执政书》尤为著名。天圣四年，范仲淹丧母。五年，他以“丁忧人”的身份，“不以一心之戚，而忘天下之忧”的精神，写了“上执政”的“万言书”，书中比较全面地叙述了他的改革主张。苏轼《范文正公文集序》说：“公在天圣中，居太夫人忧，已有忧天下致太平之意，故为万言书，以遗宰相，天下传诵。至用为将，擢为执政，考其平生所为，无出此书者。”《宋史？范仲淹传》说：“仲淹初在制中，遗宰相书，极论天下事，他日为政，尽行其言。诸葛孔明草庐始见昭烈数语，生平事业备见于是。豪杰自知之审，类如是乎！”以诸葛亮比喻范仲淹，可谓推崇之至！
范仲淹坚持改革，遭到保守势力的打击，一再贬官。景二年（1035），范仲淹权知开封府。三年，“讥切时政”，为吕夷简诬陷，落职知饶州，蔡襄作《四贤一不肖诗》，以详其事。“四贤”谓范仲淹以及支持他的余靖、尹洙、欧阳修，“一不肖”指落井下石的高若讷。此诗“都人士争相传写，鬻书者市之，得厚利。契丹使适至，买以归，张于幽州馆”。蔡诗称赞范仲淹“失身受责甘如荠”；《宋史》表扬范仲淹“每感激论天下事，奋不顾身，一时士大夫矫厉尚风节，自仲淹倡之。”
范仲淹曾负责西北边防，改革军制，防御西夏侵扰，很有成绩。康定元年（1040）八月至庆历元年（1041）四月范仲淹守边时所作的《渔家傲》，写出了边防将士的报国理想、忧国情状，以其英雄气概扣动着历代读者的心扉。这首词突破五代词的局限，为宋代豪放词开风气之先，堪称词的改革。
庆历三年，范仲淹任参知政事，向宋仁宗提出“明黜陟”“抑侥幸”“精贡举”“择官长”“均公田”“厚农桑”“修武备”“减徭役”“覃恩信”“重命令”等十项改革主张（详见《答手诏条陈十事》）。这十项主张，包括整顿吏治、培养人才、发展生产、加强军备四个方面，以整理吏治为中心，从裁减冗官、选拔“贤能”入手。宋仁宗颁行全国，号称“新政”。由于新政触犯贵族官僚的政治利益，遭到强烈的反对，范仲淹被排挤出朝。
“庆历新政”流产，史家为之惋惜，正如《宋史？范仲淹传》所说：“考其当朝，虽不能久，然先忧后乐之志，海内固已信其有弘毅之器，足任斯责，使究其所欲为，岂让古人哉！”
庆历六年（1046），范仲淹知邓州时，应友人之请，撰写了不朽的名篇《岳阳楼记》。记的结尾，点明了文章的主旨：
“嗟夫，予尝求古仁人之心，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是进亦忧，退亦忧，然则何时而乐耶？其必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欤！噫！微斯人，吾谁与归！”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两句话出现在《岳阳楼记》中，不是突然的、偶然的。从上引欧阳修、苏轼等人的有关评述中，可以看出，这个忧乐观，是范仲淹从少年时起，几十年来逐步形成的，是他一生行为的准则。
汉戴德《大戴礼记？曾子立事》：“先忧事者后乐事”。刘向《说苑？谈丛》：“先忧事者后乐”。东晋葛洪《抱朴子》：“先忧为后事之乐”。这是说，先为事业而忧虑的人，后来就能为事业的成功而安乐。这句话虽然有道理，但出发点是为了个人，其思想境界比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差多了。
封建社会的每个儒生都读过《孟子？梁惠王下》：“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乐以天下，忧以天下。”只有范仲淹才把孟子这段话概括、提高为“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名言。为什么别人说不出这两句话？因为别人没有范仲淹的抱负。范仲淹“先”忧而“后”乐的思想，比孟子更进一层。做到先忧，已是不易；还能后乐，更为可贵。所以范仲淹的名言成为后代儒生所景仰、追求的目标。
从《岳阳楼记》的时代背景来看，当时摆在北宋统治集团面前的，是一大堆的忧虑，而醉生梦死的官僚只顾眼前纵情享乐。范仲淹从现实生活中产生了他的忧乐观。
从文章的艺术性来看，“不以物喜，不以己悲”两句，开出新境界，“是进亦忧，退亦忧，然则何时而乐耶”三句，从提问中引出自己的抱负。“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两句，字字有千钧之力。“微斯人，吾谁与归”两句，用排斥性的条件复句，表示志愿的坚定不移。“嗟夫”“耶”“噫”等语气词，于一唱三叹之中，显示出作者身为逐臣，不能实现改革志愿的无限感慨。
必须指出，范仲淹的忧患意识中，绝无消沉，颓废，灰心丧气，悲观失望，而是充满积极向上的精神。由于忧患而迫切主张改革。唐代改革家刘禹锡、柳宗元也是“弱冠同怀长者忧”“忧国不谋身”的。可以说：“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是范仲淹“奋不顾身”，坚持改革的动力。
评《述梦诗序》
景五年（即宝元元年，1038），范仲淹知润州时，应友人之请，将唐李德裕《述梦诗四十韵》、元稹《奉和浙西大夫〈述梦四十韵〉次本韵，大夫本题言赠于梦中赋诗以寄一二僚友，故今所和者亦止述翰苑旧游而已》、刘禹锡《浙西大夫〈述梦四十韵〉并浙东相公继有酬和，裴然继声，本韵次用》三首诗一同刻石，并写了一篇《述梦诗序》。这件事，从表面上看，似乎不过是为润州做文化工作，实际是为唐代改革家“二王八司马”恢复名誉的政治行动。
范仲淹在《述梦诗序》中说：“某观三君子之诗，嗟其才大名高，俱见咎于当世。”这是开头，接下去是：（1）从李德裕、元稹、刘禹锡的文学才能说到他们的政治表现；（2）同情他们被“奸党”“奸人”陷害，遭受冤屈；（3）以李德裕、元稹为陪衬，重点是说刘禹锡、柳宗元、吕温以及王叔文。范仲淹在润州刻李德裕的《述梦诗》以及元稹、刘禹锡的和诗，他写“序”本应以唐润州刺史李德裕为主，元稹、刘禹锡为宾，但范仲淹恰恰相反，对李德裕、元稹只一笔带过，而详细评述刘禹锡所参加的“永贞革新”运动。《述梦诗序》这种反常的写法，正表现出范仲淹的本意，不在此而在彼。请看原文：
“刘与柳宗元、吕温数人，坐王叔文党，贬废不用。览数君子之述，而礼意精密，涉道非浅，如叔文狂甚，义必不交。叔文以艺进东宫，人望素轻，然《传》称知书，好论理道，为太子所信。顺宗即位，遂见用，引禹锡等决事禁中。及议罢中人兵权，牾俱文珍辈。又绝韦皋私请，欲斩刘辟。其意非忠乎？皋衔之。会顺宗病笃，皋揣太子意，请监国而诛叔文。宪宗纳皋之谋，而行内禅。故当朝左右谓之党人者，岂复见雪，《唐书》芜驳，因其成败而书之，无所裁正。孟子曰：‘尽信书，不如无书。’吾闻夫子褒贬，不以一疵而废人之业也。因刻三君子之诗而伤焉！至于柳、吕文章，皆非常之士，亦不幸之甚也。韩退之欲作唐之一经，‘诛奸谀于既死，发潜德之幽光’，岂有意于诸君子乎？故书之。”
这段话大义凛然，充满正气，其中有特别值得注意的几点：
（1）与当时人谩骂刘禹锡、柳宗元、吕温等为“小人”相反，范仲淹称他们为“君子”。与《旧唐书》指责刘禹锡、柳宗元“蹈道不谨”相反，范仲淹称他们“浅道非浅”。对刘、柳、吕等完全肯定。
（2）从肯定刘、柳、吕等入手，进一步肯定王叔文。范仲淹认为：“如叔文狂甚，义必不交”，与《旧唐书》诋毁“刘、柳诸生，逐臭市利，何狂妄之甚也”，是针锋相对的。
（3）与《旧唐书》攻击王叔文“乘时多僻”，《顺宗实录》诬蔑王叔文“谋夺宦者兵，以制四海之命”相反，范仲淹肯定王叔文“议罢中人兵权”及“绝韦皋私请”为“忠”。
（4）揭露“（韦）皋揣太子意请监国”，“宪宗纳皋之谋而行内禅”的内幕，与《旧唐书》歌颂韦皋“忠”“贤”，是针锋相对的。
（5）批评《旧唐书》“芜驳”，“无所裁正”，不可尽信。
唐顺宗时，以王叔文为领袖，以“二王、刘、柳”为核心的政治革新集团掌权一百四十六天。他们的施政方针，主要是抑制专横的宦官势力和跋扈的藩镇势力，改革德宗时期的弊政，史称“永贞革新”，是有进步意义的。在宦官、藩镇、权臣等势力的联合反对下，永贞革新失败，王叔文被杀，刘禹锡、柳宗元被贬，“善良皆不免当时有拘忌，不得不深诛而力诋之”，到宋朝时，“士大夫欲为君子者，皆羞道而喜攻之”。在这样的社会风气下，范仲淹为王叔文、刘禹锡、柳宗元恢复名誉，是有很大胆量的。范仲淹抬出孔子的“褒贬”原则，孟子“尽信书，不如无书”的观点，韩愈“诛奸谀于既死，发潜德之幽光”的主张，作为他为王叔文、刘禹锡、柳宗元等恢复名誉的理论根据，也是煞费苦心的。
还要指出，范仲淹以《述梦诗》为引子，引出一篇大议论，这种手法是很巧妙的。唐李德裕的《述梦诗》以及元稹、刘禹锡的和诗，都是作于被排挤出朝廷，在南方做官之时。李德裕在诗序中说：“羁怀多感”，在诗中说：“思归更首骚。”刘禹锡在和诗中说：“弓闲蛰受（自注：自谓）”。可以看出他们抑郁的心境。元稹在和诗中说：“庄蝶玄言秘”，更是画龙点睛之笔。《庄子？齐物论》：“昔者庄周梦为蝴蝶，栩栩然蝴蝶也，自喻适志与！不知周也。俄然觉，则蘧蘧然周也。不知周之梦为蝴蝶与，蝴蝶之梦为周与？周与蝴蝶，则必有分矣。此之谓‘物化’。”庄子借梦来阐述自己的哲学思想――齐物论，李德裕、元稹、刘禹锡借梦来寄托他们希望回朝廷，报效国家的愿望，都是借梦言志。范仲淹因主张改革而被贬，他的处境心情，与李、元、刘相似，借他人酒杯，浇自己块垒，才是他撰写《述梦诗序》的真正意图。
清人李慈铭曾感叹过：“‘二王八司马’之事，千载负冤，成败论人，可为痛哭！”“世无特识，多为昌黎《顺宗实录》所厌（俗作压），虽欧阳文忠、宋景文、司马文正尚皆不免，可叹也夫！”这是说，韩愈的《顺宗实录》，欧阳修、宋祁的《新唐书》，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对“永贞革新”的评价都是不公正的。范仲淹为什么比韩愈、欧阳修、宋祁、司马光高明，具有“特识”呢？一个演员，扮演与自己性格相近的角色，能演得出色些。一个研究人员，评论与自己气质相通的历史人物，能评得中肯些。范仲淹之所以能对“永贞革新”作出正确的评价，正因他与王叔文、刘禹锡、柳宗元都是改革家，性相近而气相通。
范仲淹为王叔文、刘禹锡、柳宗元等恢复名誉，不仅表示他对唐代改革家的景仰，也是借题发挥，表达他自己主张改革、不屈不挠的气概。在《述梦诗序》发表的五年之后，范仲淹作出推行“庆历新政”的实际行动。
总而言之，《岳阳楼记》与《述梦诗序》是北宋著名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范仲淹的很重要的文章。《上执政书》《答手诏条陈十事》是正面提出改革主张，《岳阳楼记》《述梦诗序》是侧面表达改革意志，联系起来研究，才能全面了解改革家范仲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