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寿，72岁，山东青岛城阳区赵哥庄人。1949年5月从青岛港去台湾，时年22岁。1982年与家里互通音信；1983年从美国转道日本回祖国内地寻亲，时年55岁。目前在台湾台北定居。
采访时间：1999年8月20日。
采访地点：赵哥庄村刘寿家中。
赶到刘寿老人家中时是一个人困马倦的中午。因为要采访的目标安排得挺多，因此，我们不得不马不停蹄地跑。
敲打着刘寿老人家的门环，一只狗狂叫起来。在农村，人口稀少的家中往往要靠这种办法来看家护院。我想作为台胞，刘寿老人可能更有一种防范意识吧。
其实本来我们只想找他的老伴聊聊，因为刘寿老人在台湾也有太太，按照政策他属于那种不可以回大陆办理定居手续的台湾老兵。
可真是巧得很，来开门的竟然是他，只是没带眼镜，又睡眼惺忪的他没有认出领路的台办的马科长，一时门开得稍微迟了些。
进了门他一再道歉，外表斯文的刘寿老人几乎一点儿也看不出当过兵的痕迹，但他告诉我们他的确是当兵走的。
同我采访过的许多老兵一样，他一听我的来意就面呈难色，“算了吧，过去的事还提它干什么，提起来又要伤心。”
我想对于目前在大陆的老伴和台湾的太太两边很难找到平衡点的他来说，这种回忆可能尤为沉重。
他大陆的老伴是位端庄、沉静的老太太。家里收拾得很整洁、干净，捍得出她的勤快、利索。她不停地给我们倒着茶水，很细心地把刘寿老人茶碗里漂着的茶梗一一挑出来，那种温柔与细腻使她显得很年轻。
刘寿老人是那种读过书的斯文人，清清秀秀的一个白面书生的感觉，说起话来也很有条理，他不像是一般的“贩夫走卒”。果然，他说他是手艺人，是台北小有名气的西服裁剪师。
话题由此展开。
我原来在青岛被服厂做缝纫工。1949年5月的一天，我到外村的姐姐家串亲戚。当时正好是国民党撤退前夕，到处都在抓兵，我到姐姐家待了几天没敢出门。
那时抓兵的都几乎疯了，只要在路上看到青壮年，不分青红皂白绑了就走，我那一年才22岁，人又长得瘦弱，家里有个儿子还不到一周岁，我说什么也不想被抓去当兵。
这时我在国民党部队当连长的姐夫回来，看到我整天惶惶不安，担心一出门就被抓走。他同我姐姐商量，看来躲是躲不过去了，与其让抓走还不如跟上姐夫走，到了台湾还有个照应。
当时我们都以为很快就会回来，心想一家人在一起总是比举目无亲不知道被抓到哪儿强。就这样也没有来得及回家说一声，我跟上姐夫就走了。
一路上颠沛流离来到了台湾，我在部队里只待了一年多便开小差不干了，我到了一家被服厂做起了我的老本行。
那时的台湾局势动荡，经济也不景气，我在工厂里面做得很辛苦，也勉强能维持温饱。那种时候除了想自己怎么生存下去，什么都不敢想，也不能去想，想来想去只是折磨自己。
干了几年，我实在受不了那个劳动强度，便辞了工，用几年的积蓄开了一家小店。可由于不懂经营，我不仅没赚钱还赔了不少，只好关门不干了。
后来我又找了几份工作，可都因为身体瘦弱承受不了，干不了多长时间，就被辞退。刚到台湾那几年，我几乎失去了生路。
好在那会儿带我到台湾去的姐夫还在，他有不少朋友也是从大陆到台湾去的，看我生活实在没有着落，姐夫也很着急，最后四处央求朋友借钱给他，他帮我在台北市开了一家西服店，发挥我会裁剪的特长。
那时，台湾刚刚稳定下来，做这种生意的人还不算多，而我又有专业功底，经过几年的挣扎，总算坚持了下来，做得还算不错，至此，我的生活才算基本上有了保障。
29岁那年我认识了台北嘉义县的一个女孩，她比我小9岁，那年正好20岁。当时我一个人在台湾举目无亲，自己开店生活上也没人照顾，基本上处于飘零的状态。
我很想家，可又回不了家，而且，不知道此生此世还会不会再回祖国内地的家，于是，我渴望在台湾成个家，至少有个人可以和我分担生活的艰难。
就这样我跟那个台湾女孩结了婚，并且，很快有了两个儿子一个女儿，总算是在台湾安了一个家。
有了孩子我就要为生活奔波，艰难的时候我也想大陆的媳妇和儿子，我不知道他们过得怎么样，不知道媳妇会不会还留在家里等我。
整整33年我与大陆的家是隔绝的，从时间到空间，而我也是在这33年当中，由一个青年变成了一个半百的老人，等我微笑在生活的重压下喘口气的时候，我在想家中的母亲如果还活着的话也该是80岁的老人了。
如此的数字让我悚然心惊，我也有自己的儿女，我知道那种牵挂，那种父母从来不会说出口的情感。想到几十年前的匆匆一别，竟让我与亲娘从此人海两茫茫，我就忍不住要在夜深人静的时刻暗自垂泪。
进入80年代，随着台湾与国外的交流多起来，一些祖国内地的信息也不断传进来，许多人利用国外的朋友或亲人与大陆的家人取得了联系。
我所开的西服店不断地能接触到到国外去的人，听他们经常说起大陆寻亲的事儿，我的心也动了，我想无论如何我要在母亲还活着的时候回家，虽然那时我根本不知道母亲是否还在人世，但我坚信没有儿子的音信，母亲绝不会离去。
1982年，我托一个朋友从美国给大陆的家里捎去了信。那时的信都要写两个信封，外面一个是朋友在国外的地址，里面那个才是在祖国内地的家的地址。
朋友特别尽心尽力，使我很顺利地同家里联系上。这时我知道81岁的母亲还健在，姐姐还在，而父亲已经去世了。
最让我高兴的是媳妇带着唯一的儿子还留在我家没有走，这么多年以来，她与我年迈的双亲相依为命，把我的儿子拉扯成人。接到信的那一瞬间，我心里对上苍充满了感激，我想我几十年的思乡泪没有白流，我的家还在那里等着我。
母亲还在，媳妇和儿子还在，身在台湾的我迫不及待地想要回家看看。可我的台湾太太自从知道了我大陆的媳妇没有改嫁，还在等着我，情绪就有些不稳定。她成长在嘉义县的乡下，也不是特别有文化的人，因此，有些事情她不理解我想也是情有可原。
当时我们已经有了三个儿女，她也是快50岁的人了，这突如其来的消息，的确让她很难承受，毕竟，这样一来我们这个家还将面临许多尴尬的事情。
可尽管如此，在我提出要回家看看老娘，看看媳妇与儿子的时候，她还是非常大度地支持我。她说：“家里的亲人等了你这么多年，你该回去看看，不管在外面过得怎么样，可那里毕竟是你的老家啊。”那些天她一遍遍地出门，去给我买了很多礼物，要我带回家送给亲人。
要走的那天晚上，她一直很沉默，为了准备行装累了几个星期，她已经很疲惫了，可是，她仍不肯去休息，坐在那儿看我忙这忙那。我知道她心里有话，可我那时的情绪也很复杂，不知道该去怎么宽慰她，也只好沉默着。
许久，她抱住我的胳膊低声地哭了起来，她说：“你不会一走就再也不回来了吧，我们这个家，这些孩子你不会就这样扔下吧，我知道你应该回家看看，可我好怕你从此一走就再也没有音信，那样的话我宁可不放你走。”
我知道这是她一直想说却没有说出来的话，我也知道她的担心并不是没有来由，毕竟我们是半路夫妻，她担心我在大陆的媳妇会从此把我留在大陆，因为她如果坚持那么做，台湾的太太只有接受现实的份儿。
当时的我除了想要回家的念头，从来没有具体地想过这些问题。而且，几十年来，最艰难最困苦的时候都是台湾的太太与我一起撑过来的，我们可以称得上是患难夫妻，所以，我从来没有想过要离开她，因此，也从来没有就这个问题跟她解释。
可是，女人是需要表白的，一直没有听到过我的承诺的她真的有些害怕了。她怕我从此一去不归，搁下她和孩子陷入无援的困境。更让她担心的是，当时我是要借到美国旅游的名义回大陆探亲，那要是被台湾当局知道了，我就是再回到台湾恐怕也要有很多麻烦，所以，她对我如此冒险感到深深的不安。
可是，我要回家，要与母亲家人团聚，这种愿望让我把一切都置之度外，我已经顾不了那么多。
那一夜我跟台湾的太太说了很多很多，我虽然不喜欢承诺，可我懂得自己的责任，她更理解我这颗曾经为再也见不到家人而绝望过的心，我要她别用哭泣而是用信任的笑容送我走上回家的路。
说了很久，太太终于不再流泪，可我却眼眶发热，一遍遍跑到孩子们的屋里去看熟睡了的他们。这么多年来是这个家给了我温暖，给了我生存下去的可能，可如果真的让我选择，我会不知道该怎么办。
都是我的骨肉，都是我的至亲至爱，我无法放弃他们中的任何一个，可生活有时候就是这么残酷，它由不得你自己去选择。
一直很斯文的刘寿老人摘下了眼镜，因为常年做裁缝把眼睛累坏了的他，现在已经到了不带眼镜就看不清人的境地。可此刻他那双布满了血丝的眼睛蒙上了一层薄薄的翳云，使他不得不去用手把它们轻轻拭掉。
从一进门就极热闹的房间此刻安静极了，一直在旁边忙来忙去的他的老伴，也安详地坐在了我的身边，一双温顺的眼睛瞅着窗外那棵无花果树，那宽大的叶子摇曳着，一副不知人间事的无辜。
此刻，我懂得了刘寿老人为什么不愿意提那些往事，对他们来说，每回忆一次，就等于在情感的炼狱里走一遭，那种煎熬，那种伤心是局外人所难以体会的。
我尽量想去贴近他的感觉，最起码我懂得这其中所牵涉的两个女人的那种欲罢不能，欲说还休。一个是孤独无靠时共赴艰难的知心伴侣，一个是无怨无悔苦等40载的结发妻子，对于刘寿老人来说，情感的砝码往哪边倾斜，都要有良心上的折磨。
与生活中的困苦相比，有时候情感上的抉择更让人困惑无比。在我采访的台湾老兵中，像刘寿老人的这种情况也有不少，那场离乱带给他们的不仅仅是肉体上的痛苦，对他们的情感世界来说，那种无奈与伤感，常常使他们的晚年变得心神俱疲。
而这种痛苦是不可逃避的。
刘寿老人轻轻揉了一下已经发红的眼睑，甚至有些掩饰地抹去眼角渗出的几滴清泪，的确，这种尴尬的境地由不得他选择，也由不得他放弃。
1983年，我申请到美国旅游，在美国的关岛申请了台胞证，又从美国买了机票先飞到日本，从日本飞到北京，然后才回到青岛。
那一年我56岁，离开家乡整整34年。
回到家里，父亲已经去世；儿子长得比我还高，已经娶亲生子；媳妇老了，年轻时的高挑、水灵都被如今的憔悴所代替，见到媳妇我心里特别地不好受。
可最让我伤心的是我母亲，老人已经82岁了，身体还硬朗，就是脑子有点糊涂，经常转悠出去便找不到家门回来。时间长了，她不再往外走，总是站在自家的院子里走走停停，像在想些什么。
见到了亲娘，我泪流满面地拉着她的手说，“娘，娘，我是寿儿，我回来了，你还认不认得我？”
可是我娘看了我半天，好像根本不认识我，把我抓住她的手甩开，便嘟哝着走向了屋里。我跟在她身后，一边哭一边叫着：“娘，娘，我是寿儿呀，我回来看你来了，娘，你要是认出我来，你就叫我一声寿儿吧。”
可是她不叫，她也不看我，仿佛我这个人不存在似的，我难过极了，在媳妇面前直掉泪。老伴安慰我说，“娘老了，有点糊涂了，她已经很久不认人了，你乍回来，慢慢跟她坐在一起说说话，她也许会认得你，毕竟，这么多年她想你想得都有些疯了。”
那些天我哪里也没去，有空就坐在娘的跟前跟她聊天说话，尽说些我小时候的事，我年轻时候的事，我怎么相的亲，怎么娶的媳妇，又怎么有了儿子。直到我回来十几天后，有一天，娘看见我时的眼睛突然亮了起来，她说，“你是寿儿，是我那个到台湾去的寿儿吗？你回来了，儿子，你真的回来了吗？”
我知道娘终于有些清醒了，她终于认出了我这个几十年后归来的儿子。
我叫着老伴，我说，“老伴呀，你快过来看，咱娘她认得我了，认得我了，她知道我是那个到台湾去的儿子，知道我现在回来了。”
老伴擦着一双湿手从厨房跑过来，我们夫妻俩在娘的身边一起叫着“娘，娘”，一起流下了眼泪。
可是娘的这种清醒转瞬而逝，接下来她时而清醒，时而糊涂。
我为了同娘亲近一些，守着她睡了几宿，可她总是把头向里面侧着，衣服也不脱，就那样一动不动。
后来，我老伴跟我讲，娘悄悄地问她，那个在她旁边的人是谁，怎么几天了也不回他自己的家，一直在咱们家又吃又睡，弄得她睡觉都不好意思脱下衣服来。
我这才知道娘有时候根本不知道我是谁，她以为我是走亲戚的，又以为我走错了门，就是认不出我是她的儿子。娘的这种反应让为了看到她，而不惜一切代价地从美国绕道回大陆的我伤透了心。
入夜与老伴默默相对，我有满肚子的话可不知从何说起。知道我已经在台湾有了太太和三个儿女，老伴嘴上说着：“这样也好，这么多年有个人能照顾你，有个家你能回，这样也好。”
可我分明看见她嘴角在哆嗦着，眼角也在颤抖着，我知道她在竭力地控制着自己，不让自己哭出声来。
老伴是个个性内向的人，这一点我年轻的时候就知道。几十年等待着的我已经成了另一个家的主心骨，我相信她的内心深处是充满了失望的。
可她在我面前从来没有说过这样的话，而且，从我一回来她就知道我还要走，因为台湾那个家还离不了我。
对此我满怀歉疚，可面对她这么多年所受的苦，我知道任何道歉的话都是毫无意义的，老伴就是这样一个女人，所有的苦所有的难她都自己承受，她宁愿我回来的这几天平平安安愉快地度过。
最让我欣慰的是，她从来没有守着我儿子说过什么，这让我在儿子面前有足够的坦然和尊严，儿子对我也很孝敬，总说这么多年我在外面吃了很多苦，应该回家享享儿孙的福，这让我这个没有为他尽一点责任的父亲几次惭愧地流下泪来。
有时候我想，这就是家呀，自己的亲家，没有争斗，没有猜忌，没有忧恨，有的只是宽容，只是温情，只是那不讲任何条件的爱。我为自己飘泊几十年还能再回到这个家感到庆幸。
平时我也跟老伴谈起台湾那个家来，我跟台湾太太认识的经过，那么多年我们一起经历的风雨，几个儿女的成长，每当这时老伴就要叹息，为我在台湾遭受的磨难，为我台湾那个家在风雨中的飘摇。
她说：“你在那儿成个家不容易，你该好好待他们，尤其是台湾的太太，人家在那种情况下，嫁给一个一无所有的老兵已经是不简单了，现在，你们又都进入了晚年，你更不能把那个家给丢下，无论怎么说，在你最困难的时候，是那个家让你活了焉，你有今天多亏了那个太太给你的那个家呀。”
老伴的话让我不知该说什么才好，几十年的艰难都是自己撑了下来，本来应该是我来宽慰她，我来体谅她，可她却一再地宽慰我，设身处地地替我想，替我台湾的那位太太和几个儿女想，这让我只有流泪的份儿，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我回大陆探亲前夕，台湾的太太一再地问我，会不会被大陆的媳妇拽住不放，她会不会不让我再回台湾，因为她毕竟为我守了那么多年的家门，就是作为补偿，我也没有该离开的理由。
我无法回答台湾的太太，我不知道几十年的分离把我们都改造成了什么样，对大陆的媳妇我只留下了记忆，而没有更鲜明的印象。
可是真的到了家，见到了媳妇，除了容颜已老，她还是我原来的那个媳妇，为人宽容、善良，充满了同情心，磨难让她学会了独自承受痛苦，承担生活。
为此，我更加深深地爱她，敬重她。
老伴的宽容、大度使我那颗本来处于两难境地的心渐渐平稳下来，我知道台湾太太的担心是多余的。老伴对我的感情虽然她从来不说，我能够从她所做的一切中体会得到，那是一种情到深处的关怀与默契。
如果说我这个老兵还算幸运，那是因为我遇上了两个好女人。可如果说我这一生有痛苦那也是因为两个女人，两个家庭都是我无法逃避的现实。
还有我的姐姐，可怜她带着几个孩子苦苦等了姐夫几十年，直到我回来，她才知道姐夫到台湾第4年便因病去世了，这个消息让年迈的姐姐有些难以承受，回到家不久，她便中风去世了。
到我家来看我的时候，她曾经说过，看来我跟你姐夫只能在阴曹地府再相见了。没想到这么快便应了她的话。姐夫走的时候，姐姐还不到30岁，可等我回来再见到姐姐，她已是脚步蹒跚的老太太。即使这样，她与姐夫也是一别即是永诀，这种悲剧在我们这些老兵当中还不知道有多少。
第一次回来探亲，因为是悄悄的，所以时间不能太长，我只在家待了十几天便要回去。临走，因为不能让台湾当局知道我曾经回过大陆，所以，家里的亲人给我买的礼物我一样都不能带。
可是要走的那几天，一直不怎么认得我的娘竟塞给我一包水果糖，让我带给台湾的几个孩子。
我知道娘攒的那几个钱有多么不容易，可要说她糊涂，她怎么又会懂得这些，难道这就是那割不断的血缘，剪不断的情？
我抱着娘的胳膊叫着“娘，娘”，可她又仿佛不认识我似的，眼神直直的，不知道在看些什么。
要走了，一直很坚强没有怎么流泪的老伴，一边嘱咐我路上小心，一边不停地擦着眼泪，送到村口的出租车旁，我对老伴说，“回去吧，我一有机会就再回来看你们，你在家要为自己多保重。”
老伴低着头只是哭，只是哭，我说你有什么话就说出来吧，别闷在心里自己难受。
一直很含蓄、内向的老伴突然抓住了我的手，她说，“孩子他爹，我盼星星盼月亮地等你回来，原指望你回来就不再离开我们娘俩，可谁知道你回来还要走，以后，你要是为难就别再回来了，这个家你忘了吧，我和儿子能撑着过下去，你只当我们都不在了吧。”
老伴的话让我心如刀绞，我何尝不知道她是多么地希望我留下来，多么地盼望我从此安安稳稳地生活在她身边，盼了几十年不就是为了个骨肉团圆吗？
可是，我又怎么能扔下台湾那个家和几个正在读书的孩子，那也是我的一份责任啊。何去何从在我心里搏斗着，几乎让我五内俱焚。
这时出租车司机催我：“到底走不走呀？”
老伴真的是很懂事的，为了让我安心地走，她擦干了眼泪，送我上了车，可还没等车子发动起来，她先扭身往村子里走去，我知道她是怕了目送我离开她的那一刻。
我摘下眼镜擦着泪水，可耳边却传来老伴那凄凉的哭声，我忍不住从车里向后张望，却发现根本已看不到老伴的身影，只有那哭声一直缠绕着我，久久地在我耳边。
不知道什么时候，刘寿老人的老伴已经悄悄离开了房间，直到院门一响，我才知道她刚刚从外面回来，手里提溜着一个方便袋，里面盛满了桃子。原来，她去给我们买水果去了。
看她一脸的安详，仿佛那过去的一切都与她无关，我知道那是一种过尽了千山万水，才知道什么是难关的从容不迫。
听刘寿老人讲他的难处，真的让人替他沉不住气。
一个老兵，两个家庭，30多年的等待，几万海浬的路程，他这条回家的路走得好艰难。
可要说是命运的安排又有些勉强，本来他有一个多么贤惠的妻子与温暖的家。要不是几十年前的那场分离，已是暮年的他们又何至于为情所伤，泪水长流。
命运总是让女人宽容大度地去承受一切，可她们一生的幸福又何以维系。
回到台湾的家里，太太和孩子们自然是一番喜悦，可我却从此再也轻松不起来。临走时老伴的哭声，老娘的眼神都让我牵肠挂肚，夜不成眠。
台湾的太太发现我的情绪异常，也挺不高兴。她说，“本来以为你回家看看了却多年的心愿，回来也就安心了，没想到你还是这么坐立不安的，难道台湾这个家就留不住你的心吗？”
我知道她的感觉是对的，我的血我的根是大陆的家给我的，我的心又何尝不是留在了那里，我不是不爱台湾这个家，只是无法放弃对老家的想念与依恋，我总觉得到了大陆的老家，才是真正回到了自己的家。
就这样因为无法忍受对家乡的思念，我第二年也就是1984年，又一次通过到美国旅游回到了祖国内地，回到了青岛老家。
这一次娘糊涂得更厉害了，已基本上不认识我了，我叫她，她也不理，只是整天站在院子里望着天，一站就是半天。
对我的归来老伴没有表现出特别地惊喜，也显得非常地理解，到了我们这个年纪，已经不需要更多的表白，她更尽心地照料我，照料我母亲，这个家在她的支撑下还算是温暖的。
看娘的身体状况不是很好，我也特别着急。可请来的大夫都摇头，说老人是年纪大了，再进行什么治疗也无济于事，只能这样慢慢耗了。
我也知道娘的情况可能已等不到我下次再回来看她，可时间到了，我必须走，否则后果将无法收拾。
我至今还记得我再一次离开家的时候，那时我娘已经有些下不了床，可那天她竟自个儿起来并洗漱了一番，早早地站在院子里像是在等什么人。
那是个秋天，风凉凉的，我害怕娘着凉，过去扶她进屋，可我一过去，娘问我，“你走了还回来吗？”
我当时有些吃惊，一直以为娘已经糊涂得什么都不知道了，可她怎么就在我又要离开家的时候问我这句话？
我忙说：“娘，我还回来，只要你老人家好好活着，我一定再回来看您。”
我说这话的时候，娘笑了，那是我几十年没有看到的亲娘的笑容，我认为娘好了，从此不再糊涂了，我高兴得像什么似的。
走的时候，娘还站在院子里，我走到她面前对她说：“娘，儿子走了，您就回屋吧，外面风凉。”
可这一次我只看到了娘的眼泪，83岁的母亲站在那儿，风吹起她耳边几缕白发，让她脸上的泪水变得很凉很凉。
我放下行李箱，过去拥抱了娘一下，她那瘦小的身体在我的怀里竟一点分量都没有，这让我有一种不祥的预感，我在想也许下一次回来就再也见不到娘了。
果然，我回到台湾不久，家里就托人给我捎信，说娘病危了，想让我回家给娘送终。可那时，台湾还没有开放民众探亲，我不能总是通过非正式渠道往大陆跑，那样露出破绽，对我在台湾的家也是一种威胁。
生没有奉养，死也不能送终，这是我一辈子不能原谅自己的地方。
1985年，我母亲去世，享年84岁。生前我与她几十年的分离以后，只见了两面，在一起待了一个月的时间，这就是娘生我养我这个儿子得到的所有回报。
听72岁的刘寿老人像个孩子似的说起自己的母亲，那种切肤之痛想必已是他此生刻骨铭记的。
那个80多岁、时而清醒时而糊涂的老人，不知在离开人世的那一刻，是否真的知道儿子还平安。也许，在她混沌的意识中，几十年前那个突然离开她的孩子已经永远走出了她的视线，要不，她为什么总是站在那儿，望着天，直到儿子又一次离开她。
知道母亲去世的消息，我在台湾内疚了很多天。当时我的西服店也开始不景气，生意越做越赔，最后只好关门了事。
这个时候我的年纪大了，眼睛也不行了，只好退休在家。可在家待了一段时间，我又觉得无聊，便托朋友到一家工厂给我找了个做工友的差事。每天收收信件、报纸，打扫一下卫生，也算是一份力所能及的工作吧。
我台湾的太太一直在一家兵工厂做事，她赚的钱比我多，我的大儿子也是学生物研究的博士生毕业，几个孩子相继成家，有了自己的小孩，我在台湾的这个家才基本上算完成了任务。
那一段时间，在台湾忙于孩子们的成家立业，我虽然依旧想家，却没有更多的理由再往大陆跑，只好这样盼着、等着再有机会。
1987年，台湾开放民众探亲后，我几次想要回家，都被各种各样的事情拖住没有成行。这样一直到1997年，又过了10年，我再也不想等了，我想回家。
可台湾的太太说，现在允许互相探亲，你不如把大陆的太太接到台湾来更方便一些，让她在这里多住些日子，比你回去又匆匆忙忙往回赶要强得多。
听台湾的太太这样说，我想这个主意也不错，我住得很宽敞，生活也有一定的保障，不如把老伴接到台湾来，如果她适应这边的生活，也许，我们三个老人就在一起相依为命过完下半生了。
就这样1997年，我给老伴办了赴台探亲手续，接老伴到了台湾台北——我的家。
老伴开始觉得与台湾太太每天朝夕相处会很尴尬，因此，她一再表示不想来台湾，可我再三申明，这是我台湾太太的主意，这说明她是诚心诚意地想让我们夫妻团聚。
那时我台湾的太太还没有退休，三个孩子都已结婚并且住得很远，除了节假日他们根本没有时间回来看我们。
我想老伴来了以后，我们几个人清静得很，也不会有什么过不去的事儿，何况老伴这个人真的是很宽容、大度的。
可我没想到人都是这样，有距离的时候什么都可以不再乎，可一旦走到一个屋檐下，铁勺碰锅沿的事儿就免不了会发生。
老伴刚到台湾的时候，台湾的太太很热情地招待，家里还算平静。可时间一长，因为台湾的太太白天要上班，老伴却在家由我每天陪着出去看看、玩玩，台湾太太的心里就不是太高兴，可她又没法说出来，只好给我看脸色。
她脸色一变，老伴也觉得不好受，虽说这是我的房子，可毕竟台湾太太赚钱比我多，她又是本地人，老伴总觉着是在沾台湾太太的光，住在人家的家里，所以，就总是不踏实。
两个女人在一起倒是你敬我让的没什么，可就是跟我单独在一起的时候，都已是老太太的她们让我真的有些受不了。
我这才发现我的打算完全是错误的。
因为出身、成长环境的不同，又因为一个是北方人，一个是南方人，她们之间根本没有任何能够共处的地方，这种处境只有让我在里面左右为难。
台湾的孩子们还好，对老伴很尊重，都喊她“大妈”。可就是这种称呼，台湾的太太也不高兴，她不喜欢孩子们叫我老伴“大妈”，她说，“叫妈就行了，还叫什么大妈。”
这样搞得孩子们也很为难，索性都借口忙也很少来了。家里楼上楼下只剩我们三个老人在一起，有时候竟没有话说。
这跟我们不同的经历有关。
我跟台湾太太说的都是我那几个儿女，和我们在台湾共同经历过的磨难，而我跟老伴能说的则只有我们年轻时候在大陆家里的事和父母的往事，这两者之间没有任何可以联系的契机，等于我这一生是在两个时空中生活过，因此，想在我们三个人之间找到共同感兴趣的话题几乎没有可能。
这让我老伴在台湾有些度日如年，一空下来她就想要回家，想她家里的儿子、孙子，想家里的所有一切。
来台湾没多久，她就要回大陆，我再三地劝她：“刚来就回去，让台湾的太太脸上也没面子，不了解情况的还以为她容不下你，其实，台湾太太人很好，只是有时有点小脾气，她的心地还是很善良的。”
为了让我不至于太难做人，老伴还是坚持着住了下来，虽然，跟台湾的太太明里暗里有些怄气，但她一直还是很大度地处理一切事情，这让我的心宽慰了不少。
时间长了，我也找出了平衡的办法，台湾太太上班的时候，我尽量多陪老伴出去转转，那时台湾风景优美的地方我们几乎全跑遍了，老伴玩得也很开心。
可台湾太太下班在家的时候，我做什么事情尽量避免引起她俩的正面冲突，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我还稍微倾斜一下，这种默契是我跟老伴自然而然就形成的。
在我的平衡术下，老伴在台湾待了6个月再也待不下去了，她一定要回大陆，台湾的太太也不再坚持留她。就这样不久，老伴一个人坐飞机到香港，又从香港飞广州，从广州飞回了青岛，老伴回了自己的家。
刘寿老人非常坦诚地叙述，让我想起了以前看过的一些报道，诚然，在台湾老兵回家探亲的这道特殊的风景中，曾经涌现了很多感人的无私的故事。
可是，我在想，那种无私是不是可以代替人们的真实情感。我承认这世界上的确有非常高尚的人，可大多数的人相信还是一种肉身凡胎，摆脱不了那种凡人俗事的琐碎与纠葛，更不要提感情上的排他，这一点，在刘寿老人的两个太太之间已经再鲜明不过。
可我知道她们都是好女人，只不过生活中的不幸硬是塞给了她们这段剪不断，理还乱的情感，让她们偌大的年纪还要为这样的事儿烦心。
对于台湾的太太来说，晚年的保障全在刘寿老人的身上，此时此刻她当然担心自己的归宿是不是会因为大陆的那个女人而改变。
而对于刘寿老人大陆的老伴来说，自己苦熬苦等40年，为这个没有男人的家付出了一生的代价，最后还落得个孑然一身，相信这也是一种不甘心。
最难做的是刘寿老人，那种既不能放弃也不能逃避的苦涩使他们的晚年充满了动荡。
老伴回了老家以后，我也在台湾待不住了，特别是去年台湾的太太退休以后，我竭力地动员她想让她跟我一起回大陆定居，可她说自己台湾有儿有女，在大陆举目无亲，她不想回来。
说实在的，我是想在大陆定居，因为这几年国内的发展我也看到了，儿子家盖起了两层的小楼，孙子我给他买了一辆车跑出租，日子过得挺红火。
因为我在台湾是有妻室的，照现在的政策，我也没有条件回来定居，可我又想多陪陪老伴以补偿她为我等了这么多年，也只好这么来回地跑。
现在，每年我都回来住半年以上，在家陪老伴过一段日子。从前往回走我没有累的感觉，可现在不行了。
我今年72岁了，每当我一个人大包小包地到机场往回走的时候，我就感到力不从心，我觉着这样太累了，我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结束这种奔波，但是，我真的觉得自己有些跑不动了。
我回来了，老伴会高兴很长时间，毕竟我们都是70岁的人了，还有多少好日子呢？
可我不在台湾，台湾的太太也很可怜。她今年也是63岁的人了，孩子们又住得远，不可能总回来照顾她。
我在台湾的房子挺大，我不在家，她就不敢一个人在家里过夜，只好每天晚上到她妹妹家或邻居家借宿，这样一天两天还行，可长期下去她也受不了。
为此，她哭了不知多少次。她说，她没想到嫁了我，老了竟是这样的结局。其实，我心里还是很疼她的，毕竟，她为我养育了三个儿女，几十年来赚钱养家，从没有让我为难。
可是，我也必须每年回大陆来，这边的老伴为我拉扯大了儿子，送走了两位老人，她是我们家的有功之臣，我不能让她晚年总是一个人孤零零地过。
这就是我现在的难处，有时候想起来都不知道该怎么办，只好这么过一天是一天。趁我还能跑得动就这么两边跑跑，等真的跑不动了再说。
好在我年轻的时候省吃俭用攒下了点路费，所以不至于在上路的时候还向太太和孩子们伸手。这些年我的这点钱也都贴补了这边这个家，帮帮儿子和孙子也是我唯一能给他们做的事了。
更何况我在台湾的大儿子是研究生物学的博士，而我在大陆的儿子却是个瓦匠，他们之间简直是天壤之别，这让我这个做父亲的心里也是有些内疚。
现在基本上平静的是两边的太太，她们都对我这样来回跑跑有了默认，只有我越来越无法承受这样的生活。
我曾经设计过我要在祖国内地安度晚年，这里才是我真正的家，我想让台湾的太太也到我的家乡来看看，我知道她会喜欢上这儿，因为青岛是个多么美丽的城市。
还有这些年台湾的政局不稳，人心惶惶，那些青少年因为物质生活的优裕而失去了生活的目标，搞得社会治安很坏，我也真是在那里待够了，哪里也不如我的家乡，这里的民风淳厚，我在这里生活很有安全感，而且，物价也不高，就我在台湾的收入来说，我在这里会过很好的生活。
我想我总要结束这种动荡的生活，有一个稳定的晚年吧？这是我的一个梦，我是在等着梦想实现的那一天。
而且，我觉得下一届台湾不管谁当政，三通都有可能尽快成为现实，这是历史的大趋势，是两岸老百姓最强烈的愿望，我想当政者不得不体察民意吧。
我现在最盼望的就是祖国统一，那我会真正地回到家里来，哪里也不去，我们一家人在那一天才是真正地骨肉团聚。
现在说这些难都是为了将来我们的子孙后代不再遇上这样的难。战争和分离我都曾经经历过，那种惨景我一辈子也忘不了，我祈盼咱们国家真正地和平统一，祈盼人们从此不会再有这样的骨肉分离。
那真是一种终生难以摆脱的折磨。
屋里的气氛完全是在刘寿老人结束他的叙述后才轻松起来。
窗外那条一直很懂事的大狗大概是沉默得太久了，听着屋内的喧哗升起来，它也赶快叫两声，好像在提醒我们天色已晚，该启程回家了。
为了同刘寿老人的老伴聊一会儿，我问她，大娘：“如果政策允许了，大爷的台湾太太也答应回祖国内地定居了，你欢迎他们回到你这儿来吗？”
一直没有怎么讲话的刘寿老人的老伴很利索地说：“那当然欢迎，他们是回家了么，老头子这么大年纪了，整年这么来回跑我也心疼，要是他们能回来住下不走了，那我就把这套房子让给他们住，我到儿子的楼上去和儿子住在一起，这儿独门独院的不是挺好吗？”
这时刘寿老人听到了老伴的话，坐在老伴对面的他，竟欠起了身子，眼睛也闪出了光彩：“老伴，你这是说的真心话，你当真是这么想的么，你真会这么做吗？”
刘寿老人的认真劲儿，让我们几个人都善意地笑了起来，看得出老人也是一直在盼着老伴说出这样的话。
一直很安详的刘寿老人的老伴也终于忍不住笑了，她很坦然地对刘寿老人说：“当然，我说这话当然是认真的，我又不是几岁的孩子，还会说假话不成，你们要是真回来不走了，我就把这套房子让给你们住，我既然能这么说就会这么做的。”
得到老伴的承诺，有些激动的刘寿老人只剩下了说“真的？真的？”的份儿了。听着这老两口的一应一答，我因为让刘寿老人又回忆起那折磨人的往事而感到有些歉意的心轻松起来，也许这种尴尬而又无法回避的事实，正需要这样一个契机来面对它。
也许我的采访正给了两位老人互相探询各自内心深处的机会，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我应该是无心插柳柳成荫了。
我当然希望两位老人的内心世界从此是一片绿荫，那是和平的象征，也是他们晚年宁静祥和的保证。
一个名字，两个兄弟。为了已经成家的哥哥，16岁的弟弟顶着哥哥的名字飘洋过海去了台湾。从此，海峡两岸共用一个名字的两兄弟生死难相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