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春旺，山东青岛黄岛区人，66岁。
1949年替哥哥当兵去了台湾，时年16岁。
1988年9月8日第一次回祖国内地寻亲。
目前在台湾台北定居。
采访时间：1999年8月16日。
采访地点：山东青岛黄岛区范春旺家中。
黄岛是青岛市的一个很有名的岛区，它那里有着全国闻名的黄金海岸——金沙滩，是旅游者的云集之地。
到黄岛采访那天因为浪很大，我们与擦肩而过的金沙滩上人很少，倒让我真的看到了那在太阳下面闪烁着的金色沙粒。
要不是有采访任务在身，那细腻的金沙滩与碧蓝的海水当是抵挡不住的诱惑。
我们沿着金沙滩旁边的公路飞速向前疾驶，挖掘一个动人心弦的故事想必要比在海边消磨时间有意义的多。我从来是一个事业高于一切的人，所以，我只会被我们要采访的人所吸引。
那是一个在海边的村子，这么说可真是没有个性，因为我在青岛跑了这么多村子，几乎除了山脚便是海边。
我只好再说，这是个离海边只有几步之遥的村子，站在村子的小路上，可以看见那正在涨潮的海水在一点点吞噬着这个小村子。
可村子里的人们没有惊慌，他们大都修了不错的房子，换了大屏幕的彩电，改革开放先富了海边，这儿的渔民真是有些安居乐业的味道。
我问村子里的人那海水的故事，他们大都爽朗地笑着说，海水在涨潮，但是涨到哪儿是有数的，所以，渔民们从来不怕海水会涨到自家门前来。
这会儿你能感觉到海边隔着村子有多近了吧。在美国，一幢隔着海边这样近的房子可能最起码也在300万美金以上。
我们要寻访的那个范春旺老人不在，他的孙子，一个海边晒得黝黑的小伙子飞身跳上摩托车，说是到地里去找他。
进到屋里刚落座，一脸憨厚的范春旺老人从外面走了进来，脚上还是新鲜的泥。
黄岛台办的同志给我介绍，这位是台胞范春旺的哥哥范春旺。
我有点迷糊，怎么一家子有两个范春旺？
这时老人有些羞涩地笑笑说，“当时我弟弟是顶着我的名被抓兵抓走的，后来，他在台湾就一直用范春旺这个名字，再后来，他回来了，想要再改，又觉得没有必要，所以，我们兄弟俩至今还用这一个名字。”
今年73岁的范春旺老人回忆起往事来，头脑清晰灵活，听我们说想找台胞范春旺聊聊，老人遗憾地说，弟弟今年在家过的春节，三月份才回台湾，因此，我们来的不是时候。
可我想既然都叫范春旺，那么这个故事两兄弟都是不可以缺少的主人公，索性就请老人跟我们聊聊。听我们想了解那段往事，老人很痛快地就谈起来。
没承想我的采访没有什么开场白便开始了，也许这便是渔民豪爽的性格所致吧。
我是家里的长子，我11岁，弟弟才4岁的时候，父亲就去世了，母亲带着我们几个孩子日子过得很辛苦。
好容易熬到我21岁时娶了媳妇，母亲才算松了一口气，因为那时我也能当家了，家里大小的活计都落在我的肩上，我成了这个家里的顶梁柱。
1949年，我23岁刚有了一个孩子。可村里到处在抓兵，我是家里的长子，名字早上了村公所的花名册。
为了躲避我一遍遍地跑出去，家里的地也荒了，媳妇跟孩子没有吃的，整天哭哭啼啼，眼看就要家破人亡。
就在这时，我母亲拿了主意，她让我16岁的弟弟，顶着我这个范春旺的名字，扛着铺盖卷儿到村公所去报到。
当时我不答应，我跟母亲说，弟弟还是个孩子，他还没有杆枪高，怎么能去当这兵。
可我母亲哭着对我说，“老大呀，我只能舍出这个小，成全你这一家人了，你看你现在整天在外面躲着，老婆叫，孩子闹的，你要是真的走了，扔下她们孤儿寡母的怎么过呀。”
我知道母亲说的有道理，可我就这么一个弟弟，父亲临终前特意把我叫到跟前，嘱托我好好帮着母亲把弟弟和妹妹拉扯成人，我这样做会一辈子对不起父亲的。
那时我奶奶还在，看我实在舍不得弟弟，奶奶也劝我听母亲的话，只有让弟弟跟他们走，这个家才能保下来，她们娘几个才有活下去的指望，毕竟，家里里里外外还得全靠我。
就这样我是看着弟弟扛着着盖卷走出家门的，那时他长得还很瘦小，一身破衣服穿在身上显得特别地单薄。我叫住了弟弟，把我身上结婚时刚刚缝的一件新布褂子给弟弟穿在身上。
一低头我发现弟弟还光着脚，忙把自己脚上那双也是结婚时媳妇给我做的布鞋脱了下来，给弟弟穿在脚上，就这样我那个弟弟走出了家门。
过了几天，弟弟又回来了一趟，他把走时我给他的那件新小褂儿送了回来，说是马上发军服了，让我母亲替我好好收着那件小褂。
那一次我出海了没有在家，我拿着母亲还给我的那件小褂直掉泪，我心想，兄弟呀，哥哥这哪只是给你件小褂穿呀，哥哥是怕你冻着饿着，这件新衣服到了关键时候不是还能换口饭吃么。
弟弟这一走便没有了音信，想想他毕竟是个孩子，从来没有离开过村子，一下子走到那么远的地方，也不知道是死是活，我母亲便哭得死去活来。
那时我还有一个姐姐，两个妹妹，一家人的日子全靠我和母亲去苦熬苦挣，母亲的身体很快就不行了。
弟弟走的时候母亲才49岁，正当壮年的母亲才过了不到一年，头发便全成了白的，腰也弯了下来，一双眼整天哭得又红又肿，看上去比我奶奶年纪还大。
本来她孤儿寡母的照顾一家人就够苦的，小儿子的离去整个是让他把当母亲的心都给揪去了。
那会儿，每到吃饭的时候，母亲便要给弟弟留出一个位置，放上一个碗，一双筷子，跟我的孩子说，这是你们小叔叔的位置，他一定会活着回来的。
我的几个孩子从小就知道奶奶最牵挂的是那个到台湾的小叔叔，从小他们就盼着小叔叔早点儿回来，那样奶奶的眼睛就会好了。
等了十几年，弟弟还是没有音信，母亲有些绝望了。有很多次我夜里醒来，却发现她没有跟奶奶睡在一起。
我整个村子都找了个遍也没找到她，最后，我来到海边，却发现我母亲跪在沙滩上，朝着太阳升起的地方不断地拜着，她要老天保佑弟弟平安无事，活着回来见她。
我知道母亲一直在为弟弟的走是她的主意而内疚，可当时弟弟不走，我也得被抓，那一家老小就更没有活路了。
到了最后几年，母亲便有些神经质了，那时她不准任何人提起弟弟，谁要是提起来她便要嚎啕大哭，惹得家里人没有敢提弟弟半个字的。
那时候她往海边跑得更勤了，一天到晚要是找不到她，那就是肯定到海边去了。
我每天忙完活儿回来，要先到海边去叫她回家吃饭，我跟她说：“娘，回家吧，你这样总站这儿等也不是个办法呀，弟弟要是有福气，他就一定会活着回来，娘，你就别老来海边了。”
可是母亲不说话，她只是痴痴地望着海的尽头，站在那儿一动不动，我知道她的心碎了，她为自己把儿子推出门去感动后悔，可这又有什么办法呢？像这种天灾人祸又怎么能怪她呢？
母亲去世的时候是个冬天。
那是1962年，正是生活困难的时候，母亲也是60多岁的老人了，每天她把家里的那点儿吃的都留给小的和老的，她自己只喝点儿菜叶熬的粥。
那么冷的天她还是要到海边去，有一次正刮着北风，我去找她，却看见她趴在沙滩上哭着喊着：“中三啊，中三，我的儿，你为什么还不来个信呀，你不知道娘等不到你回来了吗？”
当时我也哭了，我跑过去跪在娘的眼前，“娘，你别这样，你要是有个三长两短，让我这个当儿子的怎么对得起俺爹啊！”
母亲听我提起父亲来，更是伤心，她拉着我的手说，“春旺啊，我不能死，我要活着等你弟弟回来，我要是现在死了，我没有脸去见你爹啊，他要知道你弟弟是我让他走的，你爹会骂死我的呀。”
母亲虽然坚持着说她不能死，她要活着等弟弟回来，可是，她的身体已经给哭坏了，自从弟弟走了，她的眼泪就没干过，加上生活的操劳，自从那次我从海边把她硬拽回家，她便躺下了，从此再也没起来。
她是叫着我弟弟的名字走的，直到死她都在责备自己，当时怎么舍得那么小的孩子让他去当兵。我知道这根本不是母亲的责任，是当时的那种情形逼得母亲没有办法。
母亲去世后，1971年，我的奶奶也走了，老人家苦苦挣扎着活到71岁，也没等回那个她最喜欢的小孙子。
家中的老人一个个去了，转眼我也是儿孙满堂的人了，可是仍没有弟弟的消息，有时候我跟孩子他娘说起弟弟来，就止不住地掉眼泪，我说弟弟要是不替我去当兵的话，现在也该娶妻生子，儿孙满堂了。
母亲不在了，我又在为弟弟的事内疚，我想如果弟弟真的不在人世了，那我这一辈子也是不得安宁了。
当时我们这些老百姓也不懂，不知道这些兵怎么会一撤就再也没有影了，根本没想到当时他们一走就会再也没有音信。
这样一直等到80年代，村里陆续有回来信儿的了，我们才好像有了点希望和盼头。那时我最关心的就是谁家的孩子又来信了，谁家的亲戚又托人捎回信来了，一听说有这种事，无论多远，我都要赶了去，站在门口听听，我也觉得是离弟弟越来越近了。
范春旺老人正说着，他的大儿子进了门。同我们打过招呼后，这个同样黝黑的中年人坐在了旁边，不时为父亲的叙述做些补充。
这里真是离海边太近了，坐在家里可以听到海浪的呼吸声。我想象着那些由远而近簇拥着走上沙滩的浪花，好像远方的船都是靠这种力量被推上岸的吧。
同样都是渔民的范春旺父子，在他们的一生中可能无数次地出航与归来，可他们没有想到有一种远离会让他们如此痛苦，错过了两代人，等待了40年。
1972年，我们家终于收到了一封从新加坡捎来的信，当时那封信是寄给我母亲的，可因为母亲早已去世，捎信的人把信给了我的一个婶婶。
看了信我们才知道，弟弟还活着，在台湾台北生活，娶了一个台湾本地的女子做媳妇，已经有了三个女儿。
接到弟弟的信我马上到奶奶、父亲和母亲的坟前烧了香，告诉他们弟弟还活着，让他们在九泉之下瞑目吧。
从接到弟弟的信儿，我心上的那块石头算是被掀去了，可是我不知道弟弟过得怎么样，作为他唯一的大哥，我当然关心他生活得宽裕不宽裕，媳妇和孩子待他怎么样？
实际上从那时起我就在盼他回家，盼他在我们都老了的时候再见上一面，毕竟是一母同胞的兄弟。
可从收到第一封信到再收到第二封信，过去了整整10年。也就是1982年，我才又收到弟弟托人捎来的信儿。我们才又重新联系上。那封信是从日本转过来的，听说是一个外轮公司的船员从台湾带到香港，再从香港带到日本，才转到大陆我的手中。
当时我们也没法儿给弟弟捎信儿，只好等着盼着，心想只要他活着，他就忘不了这个家，他就会回家来看看。
就这样一直到了1988年村上的人回来的多了，我才想也许弟弟就会回来了，有时候夜里我睡不着，我就跑到海边的礁石上坐着抽烟，远处的灯光一晃眼我就想，这要是我弟弟坐的那艘船回来了该多好！
那时我已经是62岁，正好是我母亲去世时的年纪，我在想不知不觉我也变得像我母亲一样了，没事就爱往海边跑，好像就这么站着，看着，弟弟就能够给盼回来一样。
那时候我儿子也人到中年了，他常上海边找我，不过他从来不劝我回家，而是找到我就递给我一支烟让我抽着，我们爷俩就这么默默地站在海边，直到累得再也站不住了，才又相跟着回家。
儿子懂得我的心，所以他从来不劝我，他知道劝也没用，他只是有空就陪我在海边待着，直等我说回家。
从我奶奶到我母亲，再从我到我儿子，为了弟弟，我们家四代人将是在这种等待中过去的。两代人已经过世了，现在只有我和儿子，可是我还有孙子，我就不相信我们几代人盼不回弟弟来。
1988年9月8日，我出海刚刚回来，船还没有靠岸，我就发现海边站着一大群人，又是喊又是叫的，挺热闹。
离着岸上近了，我发现有一个西装革履的人站在我儿子身边，除了白了的头发，他那个样特别像我的弟弟，我当时还想，我真是想弟弟想疯了，看见谁都像弟弟。
可等我从船上下来，走到沙滩上，那个穿西装的竟一下子抱住了我：“哥，哥呀，你不认得我了吗，我是你弟弟中三呀。哥呀，我终于回来看你了。”
我有些不相信地抓住了他的手：“你真的是中三，你真的是我的弟弟中三？”
弟弟抱着我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只哭得泪眼模糊的，这时我认出了他原来的模样，虽然比以前魁梧了很多，可自己的兄弟也走不了样，我也抱着弟弟哭起来，一边哭还一边想，我和母亲总是在这海边等啊等，没想到还真把弟弟给等了回来，而且，我跟弟弟40年后的第一次相见竟是在海边。
弟弟也老了，走时16岁的孩子，再回来已是56岁的老头儿，他自己也说不知道这么多年是怎么过来的。
那一年他跟着撤到台湾后，在部队待了没多久便退役了。由于从小没念过书，从部队上下来后，他吃了很多苦头。
东奔西走地自谋生路很多年后，他有了一点积蓄，便考了计程车司机的驾照，最后干上了计程车这个行当。
后来生活有了着落了，他便娶了一个台湾本地的姑娘，以后又生了三个女儿。虽然辛苦，日子总算过得还不错。
弟弟是回来后才知道母亲去世了，当听我说母亲为当年让他顶替我的名字去当兵一直内疚到死的时候，弟弟也流了泪。他说：“咱娘不该这么折磨自己，当时我还小，没家没业的，我不走谁走，这是命里注定的事么，娘为什么这么想不开。”
弟弟也没想到自己16岁时与母亲一别，就会再也看不到她。没事的时候，他总爱跟我说起母亲在我们身边时的事儿，哪怕一点一滴他也回忆得津津有味。
我知道他是在这种回忆中一点一点回想，当年母亲给我们的关怀，他离开家离开母亲太久了，有些感觉已经再也找不到了，他在努力地想从往事中找点让他感到熟悉的温暖。
我只听他说在台湾过得不错，可我总想问问他这40年是怎么过来的？
有一次晚上吃过饭，我们兄弟俩坐在院子里聊天，我说，“兄弟啊，哥哥现在很后悔当时让你去替我，我不知道这么多年你在台湾一个亲人没有是怎么熬过来的？”
弟弟低着头抽烟沉默了很久，才叹了口气说：“大哥，我到现在都想当时亏着是我去了台湾，我还年轻，再大的苦我也能吃，可是要换了你，不说别的，你家里的媳妇和孩子这40年怎么过？你不是等于害了人家啊。”
弟弟的话让我寻思了半宿，我想也许我母亲当年这个主意是拿对了，要是我真的去了台湾，40年没有音信，那我媳妇和孩子，我奶奶和母亲还不得饿死呀，这在当时真是没有办法的事。
想来想去最苦的是我母亲，她带着老少两代人挣扎着过日子，一辈子没走出小儿子留给她的这个伤心的事儿，她是生生想儿子想死的。
弟弟在台湾待了几十年，人还是那么地豪爽，也是出了名的热心肠。1988年第一次回家探亲后，1990年他又回来一次，是为了送一个80多岁的老兵回来探亲。
像我们这些当初当兵走的，弟弟算是很年轻的了，有许多老兵等了40年，人已经七老八十了，再坐飞机往家走都走不回来了。
他们只得请这些同乡，这些年轻点的原来共过事的兄弟带他们回来，听弟弟讲起这些事，我就忍不住要流泪，我觉着这些老兵太可怜了。
走的时候扔下老婆、孩子一大堆，回来的时候家里死的死，亡的亡，剩不下几个人，那情景真是凄凉啊！
看到这种情况，我就打心眼感激我母亲，感激我弟弟，要不是当初他们这样做了，我还不是一样会同那些老兵似的，白发苍苍地回来找自己的老婆、孩子，这还是要能够活下来才敢说的话。
范春旺老人说到这里，看得出是有些累了，一直在旁边坐着的他的儿子，把一杯水送到了他手上：“爹，喝口水，歇口气再说。”
老人说他：“你别只顾给我添水，给客人把碗续满呀。”
儿子答应着把我们几个人眼前的茶碗给续满了，看得出这父子俩之间是非常默契的。
走了这么多台湾老兵的家庭，有一种感受让我非常感动，那就是这些家庭中的互相关爱与照拂，那是一种很鲜明、生动的情感，那么朴素又那么浓烈。
也许是因为共同经历了那些磨难，亲人们之间的那种失而复得的相互依恋使他们紧紧相连。
就我所看到的台湾老兵家庭中的婆媳之间，父子之间，父女之间，兄弟姐妹之间，这些本来容易滋生出不和谐音符的关系，在我的眼里都是那么地融洽，那么地和谐，甚至那么地默契，我想这种家庭的温暖让老兵们也会倍感人生的幸福，我从心里为他们高兴。
这可能就是人类的优点之一，他会在被伤害之后更加珍惜来之不易的东西，比如那些历经了人生坎坷的老兵，还有他们历经数十载苦苦等待的家人，这团聚是如此来之不易，于是，和睦与宁静是目前大多数台湾老兵家庭的状态，这使他们飘泊的晚年总算有了停靠的港湾。
与人生所有的不幸相比，晚年有靠当是人生一大幸了。每当提起这些来，老兵们有同一个感受，那就是有家真好，有祖国内地这个家他们才算是真正晚年有靠。
我相信他们这些纯朴的话，已进入暮年的他们对人生应该是无所欲求，唱高调说好话都与他们目前的生活无关，因此，他们让我相信了一种真实存在的情感，那就是一种发自内心的民族情感。
我们常听诗人说，人失去了爱愈久，愈会更加懂得爱。我想这同老兵们目前的心声倒有异曲同工之妙。
正是因为曾经被长期剥夺了爱的权利，他们一旦获得这种倾诉的自由，便会变得不可遏制，我相信这始终是一股不能够被忽视的力量。
正是炎热的中午，范春旺老人家里电风扇开得呼呼生风，让我们竟没有一点倦意，聊起弟弟这个话题，老人看来也是有很多话要说，于是，歇了一会儿，老人又缓缓地回忆起往事。
自从1990年又回来过一次后，弟弟一般是两年回来一次，我知道他在台湾有家有业，过得也挺累，开计程车没白没黑地赚几个钱，怪辛苦的。
我劝他少往回跑吧，这样花钱也不是个事儿呀。可弟弟总是叹气，他说，“大哥，你不知道，我是回到台湾就想大陆，回到大陆就想台湾，你说我该怎么办？”
我说，那你就退了休回祖国内地来定居吧，咱弟兄俩在一起，每天赶赶海，聊聊天，过完咱这下半生。
弟弟说，我倒是有这个打算，可我不知道太太跟几个女儿会怎么想，毕竟她们在台湾土生土长惯了，让她们跟我一起回来可能不大现实。
我知道也已进入晚年的弟弟为这事犯了难，可的确他不是说回来就可以回来的人。那边的太太和女儿怎么能离得了他呢？
可人就是这么怪，弟弟在台湾待了40年，不仅一口乡音未改，连生活习惯也还是喜欢咱北方的，他说在那边过了半辈子一直是在晃晃荡荡中过去的，心里一点踏实感都没有。
自从回了老家，找到了亲人，他那种想要回来的愿望就更强烈了。有时候开着计程车，他就忍不住要跟坐车的客人聊祖国内地的事儿，常常是互相一打听，知道对方是老乡，他连钱都不要了，就把人家送回去了。
弟弟就是这么一个人，他热情、直爽，对家乡充满了热爱，对叶落归根充满了渴望，更对我这个当哥哥的处处体贴。
除了隔两年就回来看我一次，他平时总要给我留下一部分钱让我安度晚年，可是我从来不舍得用他的一分钱。
我知道弟弟在台湾拉家带口的也不容易，而且，他开计程车赚的都是辛苦钱，对他来说将来的日子还不知道会是什么样子。
1995年5月，也已经62岁的弟弟带着媳妇和女儿，又一次回到家乡。
他是特意回来给我过70岁大寿的。那天晚上我一个姐姐，两个妹妹，全都从别的村赶来，我们一家人真的团聚了。
吃饭的时候，弟弟喝了很多酒，他对我说，在台湾40年，他夜夜都梦见这个时刻，一家人围坐在一起，热热闹闹的。
那时每到过新年他就心情不好，不想在家里过，别人都回家过年了，他一个人开着计程车在大街上转来转去，媳妇劝他回家过年，别这么拼命赚钱，可他说：“哪是我的家？我还能回我的家吗？”
大年三十的晚上，街上几乎一个人没有，弟弟开着计程车在街上一跑就是半宿，然后，找个小酒馆喝闷酒，直喝得晃晃悠悠回家就睡着了。
第二天又开车上街，见到那些出来拜年的人，他才知道已经是大年初一了。
就这样，几十年的春节弟弟都是这么过来的，在人们都要赶回家的时候，他觉得自己根本就无家可归。
听弟弟这样说，我的老泪流了一脸，我端起酒杯，对弟弟说：“兄弟啊，大哥喝了这一杯作为对你的道歉，从今往后过年的时候你就往家走，只要大哥还活着，这儿就是你的家，只要能跑得动，你就跑回来看目的地，跑不动了你就留下来。哪里的黄土不埋人啊，你这半辈子都扔在外边了，也该回来歇歇脚了。”
弟弟一听着急了，他说：“大哥，你为什么要向我道歉，该道歉的不是你。我听你的话，以后过年的时候我就回来，这儿是我这个老兵的家啊。”
那天晚上我和弟弟都喝醉了。
因为年纪大了，我从来不喝酒，可那天晚上我忍不住要和弟弟干了一杯又一杯，仿佛要把40年的骨肉分离留给我们的委屈全部忘掉。可是这真的可以忘掉吗？
我活了70岁，弟弟回来给我过生日成了我这一辈子里最高兴的一件事，为此，我特意到奶奶和父母的坟上去哭了一场，我想把我的高兴让他们知道。
说到弟弟、弟媳和侄女万里迢迢，从台湾回到给自己过生日，范春旺老人的眼角渗出了泪花。
这个纯朴的脚上还带着泥巴的老人，一直是特别地平静，可提起这件事来他高兴地流了泪。
这让我想起一个外国电影的场面，当那个男主人公问女主人公为什么流泪的时候，历尽磨难终于得到自己的所爱的女主人公擦着眼泪说：“当我感觉到幸福的时候，我就哭了。”
我想对弟弟几十年没有音信一直心存内疚的范春旺老人，又何尝不是因为幸福而流泪。
40年啊，这么漫长的等待中，范春旺老人的家里已有两代人没有等到这个团聚的时刻，想起那带着牵挂与遗憾走的老人，他如何不会为今天的梦圆时分而感到幸福。
弟弟的归来固然是幸运，可这个家庭为这段生死茫茫的骨肉分离也付出了巨大的代价。这其中的折磨与伤痛也只有他们自己承受，可他们又是多么地无辜。
讲到高兴处，范春旺老人指挥儿子搬出了相册，里面的照片几乎全是弟弟范中三从台湾来以后与亲人们的合影。
眼睛好得都不用戴花镜的范春旺老人，一下子指着一个身材魁梧，西装革履的人说，“瞧，这就是我弟弟中三，不过他现在也叫范春旺，他是台湾的范春旺。”
老人的话让大家都笑起来，可笑过以后所有的人都沉默了，我相信，此时此刻大家都体会到了那种淡淡的苦涩。
也许岁月久远会冲淡一切，但人心能够织补，却难以缝合，因为有些改变了人的命运的打击将伴随人的终生。
为了让范春旺老人再给我讲点什么，我笑吟吟地问他：“大爷，您说让弟弟每年过年都回来，那么他回来了吗？”
一提起这个话题，范春旺老人刚才那高兴劲儿消了一半。我发现他对我的本子特别紧张，我的笔一动，他跟着话就说得不那么自然了，我索性把本子合上，只微笑着听他说。
见我把本子合上了，本来坐着都挺拘谨的老人放松了很多，话说得也自然流畅起来，像是跟我在拉家常。
你刚才问我什么，弟弟他是不是每年过年回来？唉，哪里有这么容易啊。
这来回地跑不仅要花钱，还要有时间和精力啊，我弟弟也眼看是70岁的人了，身体再好也经不起这样的折腾。而且，你想想要从台湾到香港，从香港到广州，再从广州到青岛，光转这些路是不是就够人呛的。
所以，弟弟回来一次就跟我说一次，他说，“大哥啊，我也是跑一趟少一趟了，年纪越来越大，有时候我真觉得再也跑不动了。可是，不跑又不行，总觉着这是个家不回来就牵挂得不行。”
我就说他：“你牵挂什么呀，我身体好好的，家里好好的，跑不了你就少跑几趟吧。”
可弟弟说，不行，不回来看看，夜里就睡不着觉，回来一次，能睡半年踏实的觉，半年以后又睡不着觉了，我知道我又是在想家了。
说实在的弟弟的心我能够理解，我又何尝不是这样，多咱我又往海边跑得勤了，我这儿子就问我：“爹，你是不是又想俺小叔了？”
你说就这亲兄弟到了这把年纪还是长期分离，这心情怎么能好了。年轻时有年轻时的牵挂，怕他冻着饿着娶不上媳妇儿。这年纪大了有年纪大了的牵挂，怕他不爱惜身体，为了往家多跑几趟拼老命去赚钱，为这个我总嘱咐他要注意身体，可是，一分手又是两三年，我就是牵挂又能怎么样？
这种折磨是没有办法的事儿，我现在就盼望两岸快统一，台湾快回来，那不就是一家人了吗？要是那样我们这老兄弟俩也许还有时间在一起过几天舒心的日子，省得像现在这样揪心扯肺的，想起来就要掉眼泪。
弟弟也是，虽然他人回不来，可电话是经常打过来。大哥，你要注意这个，大哥，你要吃点那个，那个操心劲儿简直比我老伴的心还细。
我知道弟弟一直敬重我，因为他走了以后，全家人是在我的奔波操劳下才活了下来。他一直说，等我有了条件，大哥我要让你过上最好的日子。
听弟弟这样说，我就赶快打断他：“兄弟，你甭给我许什么愿，你要是真的觉得你这个老哥哥还让你惦记着，你就早早打回家来的谱儿。奶奶和娘她们为什么死得早，还不是因为你这个飘流在外面的孩子，你越早点儿回来叶落归根，我相信她们九泉之下就越没有牵挂，我这个当大哥的也算尽到了责任，真的有一天走到地下也不会不敢去见爹娘了。”
我的话让弟弟寻思了一宿，我知道他是真的想回来，可又是真的有难处。
今年的春节他回来了。他说他是回来还愿的，因为几年了他都梦到在家过年，可几年了他都没能回来。
出去整整50年才第一次在家乡过年，弟弟高兴得大年三十晚上一夜没睡。孩子们在外边放爆仗，他也上去凑热闹，一个老头子钻在孩子堆里点爆仗，我看了直笑他是个“老小孩”。
我们这里过年的气氛很浓，也很热闹，家家户户，走亲访友，大姑娘小媳妇打扮得花花绿绿，弟弟看了直说还是家乡好，在台湾春节就没有这么热闹，反而圣诞节搞得红红火火。
那个年因为弟弟的回来，我们家也着实热闹了一番，拜年的问好的天天一屋子，大家伙都知道弟弟出去50年才回老家来过第一个团圆年，都上门来看他这个出去50年才回来的台胞，把弟弟弄得特别累，连连说，我不是台胞，我已经回来很多次了，只是过年是第一次。
我知道村里的人都是热心肠，想让我们家热闹一下，跟弟弟开玩笑，可弟弟很认真地解释，我觉得在外面待了这么多年，他还是那么质朴、单纯，这是特别难得的。
过了年，弟弟又回台湾了。他走的时候，我年纪大了只送他到村口的马路上。我问他这一回去，什么时候再回来，弟弟犹豫了半天才说：“大哥，你就别惦记着我了，等方便了我就再回来，你只要好好保重身体，别忘了，咱俩约好了，将来老了要在一起赶赶海，聊聊天地过日子，你可一定要等着我。”
弟弟回头走了，他个子大但是腰和背都有些佝偻了，头发也已经白了，可他仍然要一次次地离开亲人，一次次地离开他那么喜欢的老家。
我这个当大哥的，为除了等他回来便再也没有别的办法可以留住他感到难过。
每当这时儿子就劝我，“爹，你好好养身体，好好活着，小叔他这么有福气，能16岁离开家，56岁再回来，那他就一定能赶上两岸统一，到那时咱们一家不就真的团圆了吗？”
我知道儿子说的对，我也只有盼着儿子说的一切都实现，那时候我会让弟弟还叫他原来的名字范中三，因为只有这样我们这一家人才能摆脱那些痛苦的回忆，才能真正地骨肉团聚。
而弟弟也可以理直气壮地用他原来的名字，在祖国内地过完他的下半生。只是，我希望把这个故事留下来，讲给我的孙子听，孙子再讲给他的孙子听。
让咱们的子孙后代都记住，这样的悲剧一定不能再重演，也算我们这一代人的苦没有白吃。
从范春旺老人家里出来，我建议到海边去走走。
来的时候正涨着大潮的海面，此刻一泻千里正在跌潮，使海底那久不见天日的礁石都显了出来。海，失去了刚才的攻势，变得有些缠绵起来。
我在海边的礁石旁边停停留留，想要寻找范春旺老人家里四代人，都曾为等待远方的亲人而久久停靠的那块礁石。
可那些褐色的、瘦骨嶙峋的礁石，块块都饱经沧桑的模样，让我觉得它们个个都有倾吐不完的心事。
海真是太博大了。
它能亲眼目睹那么多往事，又能承受那么多苦痛，还会以宽容的胸怀接纳赤子的眼泪。
这么多年过去了，一切都在变。
村庄变老了，人在来来往往，就连大地也是一年四季景色不同，可只有大海依旧是往昔的沉静与威严。可大海就真的没有动情的时候吗？我想起范春旺老人的故事，还有他那个同样叫着范春旺的比他小7岁的弟弟。从50年前的那场分离到50年后的短暂相聚，这对亲兄弟至今在为那割不断的血缘背着沉重的情债。
你牵挂着我，我等待着你，所有的时间都这样过去了，难道他们的一生能够留下的只有这个故事？
我不相信。
还记得电影《卖花姑娘》里的那句台词吗？
“只要心诚，石头也会开出花来。”
我在盼着，海有情意，撼动天地的时刻，有这么多善良的人的心愿在这儿，历史虽然沉重，可它总会为我们催开奇葩。
面对67岁才做新郎的他，我笑着问那位刚做了新娘才两年多的她，如果再有战争，你会不会等他50年或者更多？她的笑容消失了，喃喃地反问我：“你在开玩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