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动吧，在行动的过程中就形成了自身，人是自己行动的结果，此外什么都不是。
——萨特
1939年，对于萨特来说，是具有转折性意义的一年。
年初，他的小说集《墙》正式发行，这预示着他将以反法西斯的姿态投入到生活的洪流中去。而改变他在此前那种不关心现实斗争的态度的，是残酷的现实斗争本身。
这一年春，当萨特与波伏娃游历法国南部各省时，地球另一边的日本正变本加厉地进行其侵华战争。3月15日，德国撕毁《慕尼黑条约》，发兵进军布拉格。4月6日，意大利入侵阿尔巴尼亚。6月30日，法国、英国、土耳其签署互助条约。
这时，法国人民开始焦躁不安，不知战争的火焰何时会蔓延到自己身上。一段时间萨特和波伏娃应老友莫莱尔太太之邀，在儒昂·莱·朋海滨浴场度假，这里仍然幽静、雅洁，莫莱尔太太的豪华别墅里充满了欢声笑语，大家还对和平与文明保持着信心。
波伏娃是个天生的乐天派，她说：“我认为战争不会波及法国，因为假如苏联与英、法站在一起，希特勒就会有所顾忌；而如果他一定要挑起战争，那么联合军事力量就可以把他打败。”
萨特说：“我也不愿看到法国像第一次世界大战那样再流一次血，但我确实感觉到国际形势的发展趋向非常不妙。”
清晨，海滨公园内，松柏参天，树叶繁茂，蓝天碧海美得让人心醉。一把撑开的洋伞下，萨特在专心致志地写作，波伏娃捧着一本书在吟读。偶尔，两个人的头凑到了一起，许许多多关于未来的计划在酝酿着。直至下午14时，烈日太毒了，他们才返回宽敞的别墅，在百叶窗紧闭的饭厅里用午餐。黄昏，人们会再次来到海滩，跑步、游泳。
7月飞逝而过。随着8月的来临，消息越来越坏。萨特和波伏娃也不由地开始不安起来。这里宁静、甜美的生活总让人觉得有些虚幻。
8月23日这天早晨，当萨特打开报纸读到有关德苏的新闻时，他感觉脑袋像被棍棒击中一样：斯大林和希特勒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纳粹德国竟然与苏维埃俄国站在了一起！这条可怕的新闻将原来的一线希望扑灭了。黑暗笼罩大地，也渗进了萨特的骨髓深处。
萨特和波伏娃准备正视眼前的不幸。时日已经不多了，如果发布全国总动员令的话，萨特就得再次应征入伍，他们必须尽快返回巴黎。
萨特和波伏娃与莫莱尔太太及其他朋友告别后，带着一阵阵离别的悲伤，踏上了归途，归途中的萨特和波伏娃忧心忡忡，而一路上的所见所闻更加剧了他俩的惊恐。每个车站都人山人海，每辆车都严重超载，许多车厢里挤满了年轻人，他们即将被送往马其诺防线。
巴黎空旷的街道，寂静得让人害怕。政治气氛已经紧张起来，共产党的报纸被查封，市民们只能悄悄地议论着企图将法国出卖给纳粹分子的“第五纵队”。法国产生了分裂：右派指责政府，既然有妥协的可能，为什么仍将法国推向战争？左派谴责人民阵线忽视重整军备而进行社会改革，削弱了法国的势力。
战争已迫在眉睫，报纸一出版便被抢购一空，人们企望在上面找到一点儿缓和的可能。
9月1日，希特勒在精心策划之后，悍然入侵波兰！
9月2日凌晨1时，法、英两国正式宣布向德国开战，战争终于全面爆发了！正午时分，法国部长会议发布总动员令：征兵应战马上开始！
萨特被要求在24小时内到南锡港报到。他匆匆地跟母亲和继父告别后，在波伏娃的陪同下，坐出租车来到火车站。萨特、波伏娃和许多巴黎人坐在火车站的露天咖啡馆内等候着即将把其中的年轻男子拉走的列车。
这一瞬间，“社会”这一概念真实地进入了萨特的头脑，他突然明白，自己是一个社会动物：从原先所在的地方，在亲友熟人之间，给强行拉走，火车把他运到他并不想去的地方，而且同行的人与他一样，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维度，不再是几个月前在中学里碰到的简单的人，那时候他们都没有想到自己是有社会性的个人。
通过应征令对自身的自由的否定，萨特才意识到世界的重量以及他与所有别的人的分量。
这是正常生活的最后瞬间了，萨特看出波伏娃掩饰在平静外表下的惊恐，萨特不停地说着宽慰的话：“亲爱的，一切都用不着担心，我将很快返回，因为战争肯定不会持久。
德国现在缺乏食品、钢铁、汽油，德国人民已经开始使用配给卡，他们承受不了一场太长的战争，德意志帝国必将崩溃瓦解。而且，我只会被留在机场或其他什么场所的后部，不会被派往前沿阵地，因而危险不大。”
萨特还在絮絮叨叨，人们已经开始缓缓地走向已经进站的火车。接着，人们拥到每扇窗前，向亲人做最后的道别。一根铁链挡住了月台，隔开了即将成为军人的男子和为他们送行的亲人。
火车由慢而快地开走了，波伏娃眼中的萨特越来越小……
次日，萨特到达南锡港，被编入埃塞莱南锡第七十一师，这次他又被分到一个气象站。萨特毫不抱怨，甚至很少流露出任何痛苦的表情，但是，近一个月来所发生的一切对他触动太大了：不久前他还在高谈自由、拯救、创举，而现在他已不属于他自己。
萨特从军的地点是在阿尔萨斯省，恰好是他外公的故乡。这里与德国交界，有丰富的煤、铁矿产，每次大战都成为德、法两国首先争夺的地方。
接着，萨特又被派往莫尔斯布劳恩，在那里，他的工作很清闲，也很无聊：每天把气球升上天，然后通过一副视野望远镜去观察它们，最后打电话给火炮连的指挥官，告知当天的风向。
萨特利用战场闲静的时间，加紧从事精神创作活动，写作他早就想写的长篇小说《自由之路》。
在这部书中，萨特想通过他所描述的不同人物的自由观，从而明确地表达出自己所追求的那个真正的自由观：
在我看来，人类意识对于人生的伟大作用，在于它赋予生活一种看不到、摸不着的，然而是极其珍贵的价值，这就是自由。人的存在固然是虚无缥缈的，毫无道理的，然而，由于人具有意识，就使人具有一种可能性，可以超越自己的存在，在虚无中找到存在的真正意义。
萨特废寝忘食地写满了5册笔记本，然后又重读、修改。
1939年11月1日，波伏娃前往兵营看望了萨特。当时，《自由之路》第一部《懂事的年龄》拟稿已经有了很大的进展。而此后在给波伏娃的信中，萨特总是念念不忘他这部小说的写作进展情况。
《自由之路》的创作，表明了萨特的思想态度的根本转变，他在这部作品中所实现的，是对社会生活意义，对于历史的意义，对于自由的意义的探索，他早已超过了个人生活的小圈子。经历了战争之后，萨特看到了自由的“现实化”的可能性和必要性：
自由是一个人对他的存在的选择，人们通过极细微的接触，通过觉察不到的变化，发现人们正同一个看不见的、巨大的珊瑚骨连在一起。战争存在着，战斗无处不在，它是我的全部思想，希特勒全部言论，戈梅兹全部行为的总和。
然而，没有人去结算这个总和。战争只对上帝存在，但是上帝又是不存在的。然而，不管怎么样，事实总是事实。战争是存在的，个人的尊严始终都是占据着主要的地位。
由于工作强度太大，加上战地的伙食很差，本来就瘦小的萨特很快虚弱了下来。好在，没有任何人干扰、阻止萨特的写作。
一次，一个严厉的刚毕业于军官学校的上尉来这里做一次巡回检查，看到面色不太好而且蓄着又短又硬的胡子的萨特，便问一个士兵：“这个家伙看上去好像快要病倒的样子，不知他在干什么？”
士兵回答：“一种人类的工作，上尉。”
上尉一愣：“什么样的人类工作？”
“写作，上尉。”
“小说？”
“是的。”
“什么样的小说？”
“这需稍费点时间才能解释。”
“是不是女人欺骗丈夫，丈夫戴绿帽的书？”
“是的。”
“不错，你很棒，写了这样的书。”
上尉转身走了，大家再也忍不住，大笑起来，高兴之余，当晚，萨特替每个人买了份新鲜的面包。
1939年年末，在《文学作品》12月号上刊登了广告：萨特的新作品《懂事的年龄》即将于1940年出版。
1940年1月15日，萨特在日记上写道：“哲学在我的生活中，足以克制战争带来的忧郁、阴郁和悲痛的情绪。现在，我不想用哲学来保护自己，那是卑劣的，也不想使生活适应我的哲学，那又何其迂腐。但真的，生活和哲学在我身上成为密不可分的了。”
同月，萨特在一封给朋友的信中又说：“我将在这场斗争中独自行事，决不追随任何人，别人愿意跟我走，那就听便。”
2月，萨特得到了一周的假期，他回到巴黎，同波伏娃谈到了他的思想转变。这时，加利玛尔出版社将萨特以前几年内写出的《想象的事物》作为该出版社编印的《思想丛书》的一部出版。萨特在这本书所从事的“现象学的心理学的探索”，不仅奠定了萨特本人的存在主义的基础，也对于法国的存在主义的发展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
4月，萨特再次获准回巴黎度假，接受为《墙》的发表而颁发给他的“民众小说奖”。萨特向波伏娃叙述了他的未来的哲学著作《存在与虚无》的基本轮廓。
从战争爆发到1940年5月，德军实际上并未正式攻击英、法两国，前线200多万士兵感到了极度的无聊。
人们至此还不相信战争真的开始了，希特勒在打了一连串胜仗之后，又发动了和平攻势。波兰战败了，捷克斯洛伐克被征服了，他的野心也该满足了吧？法军参谋部对于马其诺防线的固若金汤抱着一种奇怪的幻想。
人们总是不自觉地往好的方面去设想，无人考虑真正防御德军可能的进犯。而在前线，德国士兵通过扩音器和大标语进行宣传，于是法国仿佛决意进行“假战争”，9个师草草敷衍地对萨尔地区发起“攻势”后，西面前沿阵地便是一片平静。一些法国军人甚至用“OK”手势一厢情愿地向德国士兵挥舞：“只要你不动手，我们决不动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