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强道德教化是企业文化建设的首要内容。中国传统文化认为，人最理想的成就是“立德”、“立功”、“立言”，道德上的成就是人生最有价值的成就。刚健有为思想里的自强不息是讲自立之道，厚德载物是讲立人之道，自立是立人的前提，立人是自立的归宿，二者讲的都是从道德上立人，以人之德性来包容天地万物，这些思想在现代社会仍有积极意义。一个人格低下、道德品质恶劣的人，无论如何是难以给社会创造财富并做出贡献的。具体到企业管理者，则应提倡“百行德为先”的思想，通过他们的道德人格力量去影响人、带动人、鼓舞人，以使企业道德文化水平真正达到一个新的高度。
企业文化建设还应培养员工的敬业乐群精神。所谓敬业，就是对所从事的职业有执着的追求与热爱，让人生价值在平凡的岗位上闪光；所谓乐群，就是与全体员工和睦相处，共同奋斗。敬业与乐群密不可分。只有人人敬业，才不会出现所谓的“一人做事二人看，还有一人在捣蛋”的现象；只有人人敬业，才能激发创造热情，减少内耗，形成互相理解、互相尊重的创业环境。此外，企业管理者在企业文化中还必须融入“爱”的管理理念。“感人心者，莫先乎情”。爱就是对企业员工关心爱护，为员工解决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包括生产、生活环境的改善，员工发展空间的创造，以及财富的合理分配等。企业通过爱与和谐的氛围将员工凝聚起来，使他们把自己的命运同企业紧紧联系在一起，只有这样同心协力，才能产生巨大的能量，促使企业发展。
另外，企业文化建设还应培养社会责任意识。社会责任感的树立和奉献价值观的形成是互相联系的，一个没有奉献观的人是难以尽其社会责任的，同样，一个没有奉献观的企业就更难以尽其应尽的社会责任。从本质上讲，人类的发展进步总是以个体的牺牲为代价。在改革过程中，国家、集体和个人三者利益根本一致前提下的矛盾并没有消除，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的矛盾有时还很激烈，而为了维护整体利益又必然要求个人利益作出牺牲。在此情况下，我们一方面应尊重个人的正当利益，尊重个人的利益也就是尊重主体的需求意识，从而调动主体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另一方面应摆正集体利益与个人利益之间的关系，正确处理集体与个体的关系，提高员工的社会责任意识，使其自觉地为集体分忧，同企业同舟共济，从而共同造就企业的辉煌。
2企业辉煌，文化传承
中国传统文化之所以有顽强的生命力，是因为其有广阔肥沃的文化土壤和能启迪人、感动人的深层内涵。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互相交融，常常能结出鲜艳夺目的旷世奇葩。
哈药集团制药总厂以现代文明为依托，以传统文化为蓝本梳理提炼出来的“厚德载物，兢兢以强”的企业文化，经过几代人的不懈努力，已经成功地打造出了一艘制药工业的“航空母舰”。
哈药集团制药总厂现为中国重点抗生素生产基地、国家大型一级制药企业，也是中国500家大型工业企业之一。
哈药总厂能取得如此成绩，是与其健康向上的企业文化密切相关的。
哈药总厂非常重视企业文化的建设工作。多年来，他们遵循“厚德载物、兢兢以强”的企业精神，坚持“品质至上，追求人类健康”的企业核心理念，贯彻“品质立业，质量为本”的企业价值观以及“质量至善、服务至美”的经营宗旨，由于这些企业文化的理念都是从员工中来、再回到员工中去，所以，得到了员工的广泛理解和认可，并最终成为指导员工具体实践的标准。
在2003年“非典”时期，工厂不惜牺牲自身经济效益，积极储备并加班生产抗“非典”药品及物资，充分保证了防治“非典”药品的调拨供应。
在2005年“松花江水污染”的特殊时期，工厂在第一时间为市民无偿供水，支持政府共度难关，尽到了自己的社会责任，感动了市民和员工，同时也树立了哈药总厂同心协力、奉献社会的优秀企业形象。
哈药总厂在造福社会、打造自己公众形象的同时，在企业内部，他们也着力塑造员工的个人形象，努力培养出一支过硬的员工队伍。他们拥有专门的员工培训中心、多媒体教室和现代化的教学设备和雄厚的师资力量。培训中心还设有技校和大专班，为企业培养和输送各种专业技术人才。
哈药总厂厂长金乃岩说，哈药总厂像一艘扬帆远征的大船，秉承着“厚德载物、兢兢以强”的企业精神和“品质至上，追求人类健康”的崇高理念，肩负着“为生命保驾，为健康护航”的神圣使命，乘风破浪，昂首驶向理想的彼岸。
第1 中庸之道
“中庸”是儒家的重要思想内核，其原意为“不偏不倚，无过不及”。儒家的这种处世为人之道，两千多年来深深地影响着中国人的生活。面对现实中的很多两难选择，人们试图有效地在对立的两极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的支点，以使双方归于统一，达到“致中和”的境界，这就是“中庸之道”。中庸智慧，不仅有利于人际关系的建立与发展，在做人处事，为官经商上，也是一门实用的学问，如果融会贯通，可以受用终身。
一、恰到好处的为人之道
中庸之道就是指按一定的道德规范办事，不走极端，不行偏锋，从人的人性出发，在外部环境中寻求结合点，最终达到最恰当的、无过与不及的人生境界。
1无过不及，适中合度
《中庸》原是《小戴礼记》中的一篇。《中庸》的作者究竟是谁，人们争议很大。司马迁在《史记·孔子世家》中说：“子思……尝困于宋……作《中庸》。”郑玄在《目录》中也说：“《中庸》者……孔子之孙子思作之，以昭明圣祖之德。”清人崔述以“《中庸》独探赜索隐”、“《中庸》之文独繁而晦”断言：“《中庸》必非子思所作”。
现代学者冯友兰认为今本《中庸》的中段多言人事，发挥孔子学说，文为记言体，似为子思所作。《中庸》的原貌，其首末二段多言天人关系，似就孟子哲学中的神秘主义倾向加以发挥，其文为论著体裁，乃后儒所加。
近来又有学者根据《史记》所说，并引《荀子·非十二子》中批评思孟学派的言论为旁证，肯定是子思作的《中庸》，但书中类似“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等语，则是秦统一后增补的文字。
“中庸”一词最早见于《论语》，孔子说：
“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
孔子把“中庸”看成君子人格的最高道德标准，认为这是一般人所难以做到的。他的“五美”之说实际上也是讲中庸：“君子惠而不费，劳而不怨，欲而不贪，泰而不骄，威而不猛。”“五美”是对具有“中庸”之风的君子人格的进一步解释。
那么，何谓“中庸”呢？“中庸”的原义是“用中”，也就是用心，用心之道就是“诚”。朱熹《中庸章句》引用程颐之说：“不偏之谓中，不易之谓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并阐发为“中庸者，不偏不倚，无过不及，而平常之理，乃天命所当然，精微之极致也。”儒家文化的这种“中庸之道”塑造了中国人的“中庸”之德，使中国人形成了“中庸”的思维方式、处事作风和人生境界。在生活实践中，守中、不走极端，成为古代中国人固守的人生信条，并逐渐演变为经典的中国式处世智慧。
2无偏无颇，从容中道
“中庸之道”是一种处世之道，但要实行“中庸之道”，还必须尊重天赋的本性，通过后天的学习，即“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天命之谓性”的意思是说人性是由天赋予的；“率性之谓道”，是说循着这种天性而行就合于道；《中庸》认为人性是善的，教育的作用就在于治儒家之道，所以说“修道之谓教”。实行“中庸之道”既是率性问题，也是修道问题，这是发展了孔子“内省”和曾子“自省”的教育思想。
《中庸》一书重点发挥孔子“过犹不及”的思想，要求人们追求“和而不流”、“中立不倚”的境界，力图使封建社会等级秩序恒常不变，“居上不骄，为下不倍（背叛）”，以免出现“愚而好自用，贱而好自专”，“小人而无忌惮”的“反中庸”的现象。《中庸》中说：“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时中”，要求贵族君子能达到“中庸”的境界，在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这五种关系中实行智、仁、勇三德。以此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基本准则。《中庸》认为，“智仁勇三者，天下之达德也”。《中庸》的核心观念是“诚”，认为“诚”是“天”的本性，是天地万物皆赖以存在的根本，说“诚者物之终始，不诚无物”；人要通过道德修养工夫，“择善而固执之”，以求达到“不勉而中，不思而得，从容中道”的境界。
《中庸》还提出“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的方法，又说：“故君子尊德性而道问学，致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既尊重固有的德性，又重视学问的积累；既达到最高的精神境界，又要保持中庸的原则。这些观点对于后代的思想产生了深远影响。
3无反无侧，君子时中
道德高尚，品行端正，不偏不倚，时中无侧，即谓“中庸”。“中庸”的精髓思想大致可归纳为以下几点：
第一，把对立两端直接结合起来以此之过，济彼不及，以此之长，被彼所短，以追求最佳的“中”的状态。
第二，强调泄彼之过，勿使彼走向极端。如《尚书·舜典》言：“刚而无虐，简而无傲。”《左传·襄公二十九年》：“直而不倨，曲而不屈。”等。
第三，不立足于任何一边，把毋过毋不及的主张一次表现出来，因而最便于显示“用中”的特点，从而取得一种纯客观的姿态。犹如《尚书·洪范》所说的“无偏无颇”、“无有作好”、“无有作恶”、“无党无偏”、“无反无侧”等说法。
第四，指明对立双方的互相补充，以表示“中庸”的“和”的特色，这种形式又包含两种情况：一是不同时间的相互补充，从时间和过程的全体来看这也是用中，如一张一弛、一宽一猛。二是同一时间内对于不同领域的事物也可采取相互补充的办法，从而展现为空间上的用中，如施取其厚、敛从其薄。
凭借两端认识中间，而不为中间另立名目，此中包含着深刻的辩证思想。这是认识到中间与两端互不可分、三者共成一体的积极表现。
二、圣贤奉行的处世交际
不偏不倚，用于民，均衡情理，事不强成，这是中庸的智慧，也是做人的出发点和着眼点。态度决定行动，信念决定方向，看准了就应去做，但积极不是极端，物极则必反，如极左或极右，都会造成人生的失误，带来终身的遗憾。
1执其两端，物极必反
“中庸”的“中”还有中间、中等的意思，即所谓“执两用中”的“中”。因此，儒家通常反对走极端，而是寻求在对立的两极之间寻求比较适中的解决方案。但是，“中庸之道”之所以是正确的，并不只是因为它处于两极的中间，而是因为它合于内心之“中”与外在之“节”的标准。我们可以说，处于两极之间的选择一般情况下是正确的，但却绝不能说凡是处于两极之间的选择都绝对正确。因为其正确性并不是由其“中间性”决定的。
鉴于这种情况，古代儒家又找了一个“权”字来作为“中”的补充。“权”的意思本来是指秤锤，秤锤的位置是灵活的，可以根据不同的重量在秤杆上移动不同的位置，这个位置当然不会永远处于正中，但却永远是处在一个适当的位置上。“中”正是要和这样一个灵活的“权”相配合。
“权”的思想出现得较早，据《吕刑》记载：“上刑适轻，下服；下刑适重，上服。轻重诸罚有权，刑罚世轻世重，惟齐非齐，有伦有要。”意思是说，要根据不同的具体情况，灵活地掌握标准，采用轻重不同的刑罚与之相适应，求得刑罚的合宜。如此可见，“权”的思想早在儒家之前就存在；而且儒家“中庸”说也继承了“权”的因素。孟子对“汤执中”持赞扬态度，而对“子莫执中”却颇有微词，其原因就是子莫“执中无权”，缺乏灵活性。孟子称赞孔子为“圣之时者”，则是因为孔子能根据一时一地不同的具体情况，灵活地决定自己的行动。《礼记·中庸》说：“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时中”。意思是说尽管一时一地的具体情况不同，但君子却能灵活对待，随时做得十分合宜，言行符合道德规范。“中”与“时”的关系，也就是“中”与“权”的关系。同样，儒家所谓“时中”所表现出来的灵活性，也决不意味着放弃道德规范的根本原则。正如《论语·子张》中所说：“大德不逾闲，小德出入可也。”
总而言之，“中庸”就是以人的内在为要求，特别是以人性、本心为出发点和根本价值依据，在外部环境中寻求“中节”，也就是使内在要求在现有的外在环境与条件下，得到最适宜的、最恰当的、无过与不及的表达与实现。这也就是《中庸》所谓的“致中和”和“合内外之道”。
“中庸”看上去很平常，不会使人热血沸腾、慷慨激昂；或令人触目惊心。“中庸”只是平常道理，“庸”字即有平常、普通的意思。但“中庸”却决不是平庸，它是在平常普通中显出“高明”，在平凡中体现出伟大。“中庸”所展示的是一种合乎内在尺度和外在要求的中国式人生非凡大智慧。
荀子说：“天下有中，敢直其身！”可见，要做到“中”，并不像做个和事佬那样轻而易举，而是需要胆量和勇气。《中庸》所说的“中立不倚”，也决不是一种保持中立的骑墙派主张，而是儒家所标举的一种难能可贵的君子节操。可见，“中立不倚”就是说“中”的道德信念和准则一旦确立，就永不偏离，无论治世乱世、有道无道，君子都要坚守信念，保持节操，至死不渝。孔子提倡“死守善道”，说“匹夫不可夺志。”由此可以看出，儒家一贯坚持的优良传统就是“中立不倚”。
其实，“中庸”思想早在尧舜时期就已有之。如尧的“允执厥中”，舜的“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等。但将其发扬光大，则是孔子提出“中庸”之德，再到《中庸》一文全面阐述“中庸”思想以后。后来在儒家以外的其他思想家那里，“中庸”思想也有所表现。如庄子所谓“无入而藏，无出而阳，柴立其中央”；韩非子所谓“去甚去泰，身乃无害”；《管子·宙合》篇所谓“中正者，治之本也”等等，都与儒家的中庸之道有异曲同工之妙。
中国有一句古话叫“物极必反”，也就是说，任何极端的主张和做法都是不可能长久的；因为到了极端，事物就要走向反面；而只有中庸才是常道，才能持久。一个国家若能坚持“中庸之道”，则可能有持久的发展与进步。若总是在两极之间跳来跳去，则民不堪其苦，国不堪其乱。然而，坚持“中庸之道”，往往要受到来自两个极端的夹攻：左的说你太右，右的说你太左；激进的说你太保守，保守的说你太激进……因此，坚持中庸之道，需要冷静清醒的头脑，稳健笃实的品格，坚韧不拔的毅力。所以，孔子说“中庸”是难能可贵的“至德”，“民鲜久矣”，就一语道破了执行“中庸”的个中三昧。
作为一种智慧哲学思想，“中庸”强调内心之“中”与外在之“节”的合宜，以达到“和”的效果；而“中”的基本原则是适度，无过不及，恰到好处。追求“中庸之道”，保持平衡，不走极端的思维方式和处世哲学，彰显“中庸之道”的现代价值和理性精神，应该成为一种时代的召唤和义务。
2中和之道，和而不同
“不偏不倚谓之中，恒常不易为之庸”应该是对“中庸”比较准确的解释，那么，“中庸”的内涵和外延究竟包含哪些方面的内容呢？下面我们从四个方面进行论述。
第一，实行中道，不走极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