仇士良等进入金吾厅，正好遇见韩约，见他神情紧张，惊讶地问：“将军为什么这样紧张？”话还没有说完，忽然看见金吾厅里风吹幕起，里面藏着甲兵。仇士良与鱼弘志见状，赶忙往回跑，进了含元殿，气喘吁吁地对文宗说：“宫里要发生暴乱了，请陛下赶紧还驾。”李训等看见仇士良向含元殿方向跑去，急忙招呼金吾卫士，“赶快到含元殿保护陛下，进去以后，每人赏钱100缗。”金吾卫士刚要登含元殿，仇士良眼明手快，抢先一步令宦官抬着文宗从殿后出去。
李训见状，急忙上前拦住轿子，对文宗说：“臣奏事未毕，请陛下暂时留步。”仇士良怒气冲冲地说：“你们在宫中布置武装，要谋反吗？”文宗知情，一边挣扎着一边说：“这不可能！”仇士良根本不理，抢步前来要打李训，被李训推倒。当李训抽出匕首要杀仇士良时，被宦官拦住。仇士良拥舆急奔，李训紧追不舍。这时，罗立言、李孝本各率士兵，登殿杀宦官十余人。仇士良令宦官在外抵挡，自己引文宗走进宣政门，等李训赶到时，宣政门已被关闭。
至此，李训知道消灭宦官的计划已经失败，急忙换上从吏的绿衫，化妆出宫。郭行余、罗立言、王瑶也各自寻找藏身之处。
宣政门内的仇士良，这时真是红了眼，他恶狠狠地对文宗说：“你干的好事！”转过来对各率500禁兵赶到的神策军左右副使刘泰伦、魏仲卿道：“杀！”于是，在事变不到一个时辰后，由宦官统领的禁军从北、东、西三面，向位于大明宫南部的朝官们的衙门发动了反攻。宰相中舒元舆因早知内情，已悄悄改换官服，单人匹马逃出宫外，而王涯、贾悚等尚不知情，对前来询问的朝官们说：“不知何故，你们请各自便。”众官退下，宫内各门均已被人关闭，王涯等刚刚奋身脱出，宫门就被禁兵合上。有600多名没有挤出者，均被禁兵所杀，尸横血流，狼藉涂地。宫内诸衙印鉴、图籍、帷幕、器皿等，在兵乱中一扫俱尽。下午，神策军分遣千余骑兵，出城追捕，又在城中大索，坊中地痞流氓伪托禁军，乘势骚扰，杀人越货，互相攻劫，长安城中，已是一片尘嚣。
次日清晨，百官上朝，宫城内外戒备森严，禁军全副武装，如临大敌。文武百官屏住呼吸，慢慢前进。进入宣政门大殿，文宗见没有一名宰相上殿，便对宦官说：“宰相王涯等为什么不上朝？”仇士良说：“王涯等谋反，已逮捕下狱！”顺手就把王涯“谋反”的状子及有关“罪证”呈上。此时文宗还能怎样，只好让令狐楚、郑覃为代理宰相，并且叫他们起草诏令，宣布李训等罪状。这时外逃的李训，在凤翔的路上被地方军抓住，在解往长安城中，李训为免受宦官之酷刑和侮辱，让押送者割下自己的首级进京报功。
二十三日下午，仇士良让禁军300人，挑着李训的人头，押着被捕获的舒元舆、王涯、郭行余、罗立言、李孝本等，游街示众，然后把他们推到独柳树下，全部斩首，亲属不论远近，也一律处斩。
事变之日已到扶风途中的郑注，得知失败后返回凤翔，被监军张仲清诱杀。几天之后，另一位要犯韩约也被处死。
这就是“甘露之变”。有人称之为“失败的反击”。
从此以后，文宗精神彻底崩溃。他完全成了仇士良手中的玩物。一天，百无聊赖的文宗问侍从：“今日翰林院值日者是谁？”当回答是中书舍人兼翰林学士周墀时，文宗命人召来。赐酒三杯后，文宗徐徐道：“依你看来，我是怎样的一个君主？”周墀一听，立即下座，恭敬地回答道：“我是个小臣，不晓得大道理。但听百官都说陛下有尧之圣、舜之明、商汤之仁、夏禹之俭！”文宗淡然一笑：“你这样说是为了维护我，其实我哪里敢跟尧舜禹汤相比！我是要问你。我比周赧王、汉献帝如何？”周墀一听，如五雷轰顶。周赧王、汉献帝是两个庸碌的亡国之君，文宗如此发问，可见内心痛苦到何种程度。于是，他倒身拜伏，声音哽咽。文宗见他不再说什么，只好自己说了：“我自以为连周赧王、汉献帝也比不上！周赧王、汉献帝是受制于诸侯。我却受制于家奴。我比他们差得远了！”
文宗说过此话后，再没有视朝。一个月后的开成五年（840年）正月初四，驾崩于太和殿，年仅32岁。
有唐一代的宦官专权，给社会带来种种危害。宦官内部的分化与火并，更加剧了朝政的腐败。而宦官监军与掌军，在客观上，又加速了唐王朝在与藩镇斗争中的彻底失败。
“甘露之变”是一场失败的反击。反击之所以失败，表明在这之前的宦官势力已到了难以消除的程度。反击失败之后，宦官势力加速膨胀。纵观有唐一代，宦官为祸之烈，超过了秦汉时期。
李光弼宦官专权干政，对功高绩显之臣，往往嫉妒如仇，必欲构陷使之失宠而罢休。如肃宗、代宗时期，大将李光弼在平定“安史之乱”中立有大功，宦官程元振等就在皇帝面前诬陷李光弼，使李光弼失宠自危。郭子仪是反击“安史之乱”中的重要将领，平生小心谨慎，不敢多言，但也逃不过宦官的谗毁，甚至派人挖掘了他家的祖坟。刑部尚书颜真卿刚正不阿，曾率百官向移居西内的太上皇玄宗请安，触犯了宦官李辅国的心病，便下一纸奏文，把颜真卿贬逐到偏远的蓬州任长史。宰相李麟“正身谨事，无所依附”，也为宦官“不悦”，不久即被罢相。如此这般，使得朝廷将相心寒，贤德之士难以立足，奸佞之徒趁机而入。
不仅是对将相，就是对帝王，当宦官势力达到一定程度之时，也常常被玩弄于股掌之中。或挟持以令下，或废立以适意，真正是“手握王爵，口含天宪”。从唐穆宗以后到唐亡，8个皇帝之中，有7个是由宦官拥立的，而有立即有废。如宪宗时，太子李宁死，宦官吐突承璀欲立李恽为太子。因恽母身贱未立，又立李俏为太子；宪宗崩亡，宦官陈弘志杀吐突承璀及李俏，拥立李恽即位，就是唐穆宗。唐穆宗是因受惊中风而死的。穆宗之后的敬宗，极喜游玩，一次夜猎回宫，与宦官刘克明、田务成、许文端等人饮酒作乐，喝醉之后入室更衣，忽然殿中灯灭，刘克明等即害死敬宗，苏佐明等诏制立绛王，而王守澄、梁守谦等率禁军诛杀绛王另迎江王即位，就是唐文宗。文宗在位时，本已立李成美为皇太子，文宗死时，仇士良、鱼弘志矫诏废成美，立文宗之弟李炎为皇太弟，即位为武宗。武宗死，宦官马元贽立武宗之叔李怡为皇太叔，即位为宣宗。宣宗大病之时，宦官王宗实等矫诏立郓王为太子，即位为懿宗。懿宗有病，宦官刘行深、韩文约等又立普王为皇太子，即位为僖宗。僖宗之后，宦官杨复恭率兵拥立寿王为皇太弟，即位为昭宗。而每次废立之际，或兵刃相见，血流盈廷，或密行诡计，众不可测，造成一定时间的权力真空状态，使中央政权毫无权威可言，诱发着社会的动乱。
在专权干政的同时，宦官集团又徇私受贿，贪赃枉法，祸害百姓。宦官出使宣诏，每到一地，官吏侍奉惟恐不周到，贿赂馈赠，数额大得惊人。一些小宦官随大宦官出行，也仗势欺人，吃喝嫖赌，五毒俱全。地方官接待稍有不称意，就拳打脚踢，无所顾忌。一些无才无能的官吏，则乘机贿赂宦官，以图升迁。如宦官王守澄把持朝政后，工部尚书郑权为了得到肥缺，就用厚礼贿赂王守澄，果然就被任命为岭南节度使。宦官杨复光接受段颜谟数百两黄金后，就派段到荆南当节度使。这又加剧了吏治的腐败，损害着中央政府的威信。
随着宦官队伍的庞大和权力领域的扩大，其内部分化与火并的情况也越来越严重。如玄宗时期，有大宦官高力士和李辅国两个派系集团之间的斗争；肃宗后期，又有李辅国、程元振与段恒俊、朱辉光之间的冲突；宪宗时，发生过王守澄、梁守谦与吐突承璀之间的火并；敬宗时，又出现刘克明、苏佐明、田务澄向王守澄一派的夺权弑君之变；文宗时，有仇士良反对王守澄的密谋；僖宗时，有田令孜和杨复恭之间的争斗。除了这些规模较大的内部矛盾斗争乃至火并外，大小宦官之间为了利禄荣辱而产生的纠葛、倾轧，更是不计其数。而且宦官集团内部的这种矛盾斗争，又与朝官之间的朋党之争交织在一起，互相勾结、利用，又互相排斥、攻讦，弄得乌烟瘴气，日月无光。
尤其是由宦官监军与掌军后，更造成严重祸端。宦官统军，大都指挥无能，统军无方，又骄横妄为，横行不法，贪婪好财，忌贤妒能，迫害忠良。虽然由宦官监军统军，有保持维护唐王朝后期形式上统一的意义，但同时也在加剧着中央和地方、皇帝与将军之间的矛盾。它既使李唐王朝在后期分裂割据中持续多年，又使中央王朝不能真正消弭战祸。最后，朱温尽诛宫中宦官，又诏令天下赐死诸道监军，宦官把持军权的局面才告结束；而唐王朝也随着宦官势力的覆灭而结束了形式上的统一，彻底退出了历史舞台。
唐朝宦官为害之烈是空前的。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既有与其他朝代相似的方面，又有唐朝独特的某些方面。归根结蒂，它是封建专制制度的一个不治之症。
可能有人会问，唐朝宦官专权和为害，为什么会如此严重呢？
从根本上讲，这是中央集权的封建专制制度下的一个必然现象。在高度集权的封建专制制度下，皇帝个人享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和地位，但皇帝个人又无法统辖管理庞大的官僚机器和日益繁杂的各种具体事务。依靠朝臣中的文臣武将，又放心不下；依靠宗室外戚，也常常发生问题。相比较而言，只有宫中的宦官，最易控制，也最为放心。因为自古以来，有强臣篡权为皇的，有宗室夺权的，有外戚临朝的，但却没有宦官当皇帝的。宦官的生理缺陷，使他不可能成为“九五”之尊，即使有此心，亦怕引起天下共怒。虽然宦官有种种祸患，但其本身，从来不构成对皇权的威胁。所以，历朝历代，人人都知道宦官专权为害严重，皇帝心中也很清楚，但却照样宠信不衰，其根本原因就在这里。从这个意义上讲，只要有封建专制制度存在，宦官专权为害就是不可避免的，只是程度略有不同而已。这是包括唐朝在内的历代封建王朝无法避免的问题。
就唐朝而言，中唐以后外戚势力的衰微，是宦官势力得以膨胀的一个重要原因。皇帝以内廷牵制外朝，是常用的统治术。在内廷中，除了利用宦官外，还倚重外戚勋旧势力。作为帝王母后亲属的外戚，又大多出身于官僚士大夫之家，他们既能任外朝宰辅，又能插手宫中事务，与后妃一起，形成强大的内廷势力。在外戚势力强大的情况下，宦官势力必然被分割。唐玄宗天宝以前，中央机要大都为后妃、外戚掌握。武则天提拔“北门学士”，扩大内廷势力，主要还是发展武氏外戚力量。韦氏弄权，以韦家兄弟子侄分统禁军，把持枢要。这一时期宦官势力虽有抬头，但实力远逊于后党。直至“安史之乱”，诛杀杨氏族党，外戚势力剪除殆尽。此后，帝王在内廷只能倚重宦官，而宦官势力也趁机发展起来。
不仅外戚势力的衰微给了宦官势力发展的机会，唐朝宗室内部相互倾轧和夺权的斗争，也使宦官备受重视和重用。李唐王族出身于胡汉世家，李渊母独孤氏，李世民母纥豆陵氏，李治母长孙氏，均为汉化胡人。李唐王朝的支柱北周旧贵族军事集团，又多是鲜卑拓跋氏出身。这使得唐朝宫廷中保留着浓厚的异族风格与习气。如在皇位继承上，受“诸子有勇力者即位”的胡俗影响甚深。从唐中叶以前的皇位继承看，除太宗第九子李治依赖其舅父长孙无忌之力登基外，其余太宗、中宗、睿宗、玄宗等，无一为嫡长子，都是依仗武力即位的。尤其是中宗后期，宫廷政变频繁。由于宦官具有接近皇帝，往来导引，开关宫门，扈从侍卫之便利，常为政变各方所重视。他们利用宦官出谋划策，窥伺帝意。而在政变中立下汗马功劳的阉人，也会因此得到新帝的宠爱。中唐的高力士、程元振、李辅国等，都是因此而受宠的。
朝臣官僚的投靠，尤其是朋党争斗时的拉拢，也使得宦官势力得以发展。如武周时期，为了摧毁关陇旧贵族集团，一面大杀勋臣旧戚，一面又大量提拔新人。这些被提拔的新贵权臣，为了巩固权势，升官晋爵，需要依靠常在皇帝身边的宦官来为自己美言，而宦官也想争取这一部分人，以扩大自己的政治基础。玄宗时的宰相李林甫、杨国忠，将军安禄山、高仙芝等，就是由巴结权阉而上台的。尤其是李林甫，更善于“饷遗左右，审伺微旨，以固恩信”。即贿赂收买宦官，通过宦官察知宫中动静和皇帝的心思，然后按皇帝的心意行事，来取得恩宠，保全相位。李林甫通过宦官巩固宰相地位，宦官又依靠李林甫肃清异己，发展势力。中唐以后，更是如此，元载是通过投靠李辅国获得相位的。皇甫镈是勾结吐突承璀掌握相权的。尤其是朋党之争时，各派都在暗中勾结宦官，谋取权位，扩大自己的政治势力。如李逢吉投靠宦官而入朝为相，当上宰相后，又与大宦官王守澄勾结，排斥异己，为了阻止政敌李德裕为相，在宦官的支持下，举荐牛僧儒入朝为相，而李德裕为了争取相位，也勾结监军杨钦义，在杨的保荐下达到目的，通过宦官的“后门”入朝为相者，自然要为宦官发展势力提供方便与支持。本是对立的两股势力，却又往往互相利用，各得其便。
帝王的腐败和政治的黑暗，则与宦官专权为害互为因果。中唐以前，政治相对清明，对宦官的限制也较严格，宦官参政的机会很少。中唐以后，皇帝渐渐失去了开国之时的那种励精图治的蓬勃朝气，生活上追求享受，政治上企求苟安，沉湎于声色犬马之中。如唐穆宗奢侈放逸，纵情声色；唐敬宗整日击球、摔跤、打猎，无心过问政事；唐宪宗后来追求长生不死，轻信方术之士，炼丹服药；唐僖宗整日斗鸡走马，一掷千金。其他帝王，有的从小由宦官陪伴，长大当政后放纵亲信宦人，委以重任；有的整日深居宫中，需要宦官为自己提供享乐的条件。而宦官呢？当然乐得推波助澜，让皇帝沉湎于酒色犬马之中，无暇管理政事，以便自己专权，作威作福。曾侍奉过6个皇帝的大宦官仇士良，专权20余年，皇帝有时虽对他飞扬跋扈不满，但却不愿将他除掉。史称仇士良“有术自恃，恩礼不衰”。这个“术”是什么呢？在仇士良告老还乡之际，曾直言不讳地向同僚传授了这个“术”：“不可让皇上闲着。皇上闲了就要看书，接见儒臣，就会采纳他们的意见，智深而虑远。如果这样，我们这些人恩宠就会薄了，权力也小了。你们今后要想尽办法弄钱财，蓄养猎鹰好马，每天让皇上玩弄声色犬马，使他高高兴兴而不想闲着。这样，他必然会排斥儒学之士，无心政事，凡事全听我们的，我们的恩宠和权力还会跑到哪儿去呢？”
仇士良这番话，道出了唐代宦官专权干政的诀窍与经验。的确，皇帝的荒淫腐败与政治黑暗，导致宦官势力膨胀；而在宦官的推波助澜下，又加速了皇帝的腐败与政治的黑暗。这就是其中的因果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