构筑“盛唐气象”底蕴的，是国家的安定与经济的繁荣。而经济的繁荣与国家的安定，与唐前期实施均田制与府兵制，关系极大。均田制与府兵制遭到破坏之际，也是唐王朝由盛转衰之始。代之而起的两税法与募兵制，也是顺应时势变化所需之制，但在当时流弊不少。这既有制度本身的缺陷，也与王朝盛衰的大势有关。
均田制与府兵制，是隋朝和唐朝前期实行的两项重要制度。这两项制度的起源、发展、演变与当时社会的治乱兴衰互为影响，息息相关。
均田制起源于北魏，府兵制形成于西魏、北周。它们都是当时社会条件下的产物，并在隋以前的北方各朝中实行。
北魏王朝的拓跋氏部族，在中国北部建立政权之前，其社会经济还停滞在氏族公有制阶段上。当它在长期战乱之后建立政权时，中国北半部已经被破坏成为一个地旷人稀的地带，大片无主荒田，被新的统治者和土著的豪强权贵侵占，人口依附于地主豪强的情况十分严重，土地、人口纠纷事件也时有发生。
针对这种情况，北魏政权建立后不久，曾在北方实行过“分土定居”和“计口授田”之法。所谓分土定居，就是使各部牧民与原来的大人脱离关系，转移到一定地区，重新按居住地组织编制，由北魏政府分给他们土地，让他们从事农耕或定居放牧，变成国家的地缘关系的编户齐民。所谓“计口授田”就是把被征服地区的居民，除一小部分战俘作为国君的战利品赏赐给贵族、大臣和将领外，其余的大多数人，作为“新民”随拓跋部落内迁，由政府发给这些“新民”耕牛和农器，按人口授给土地，让他们在划定的范围内耕作，并设置专门的部帅对他们进行管辖。这既表明拓跋氏开始封建化，又反映出仍带有浓厚的氏族部落特征。
实行“分土定居”和“计口授田”后的基层组织，是所谓的“宗主督护”制。所谓宗主督护，对于拓跋鲜卑族来说，就是仍由族长率领同族人在内地定居，从事农业生产，族长称为“宗主”，同族人称为“宗子”，宗子向宗主出租纳税，不直接负担国家赋税。对于北方汉族来说，就是在十六国时期形成的“坞壁”（结族自保式的组织）的基础上，委任豪强大族尊长进行统治。“宗主督护”制仍是半氏族半封建式的组织，具有两个明显的弊端：一是地方大宗豪强势力增大，形成与中央政府抗衡的力量；二是大量人口荫庇于宗主之下，逃避赋税徭役，使政府丧失直接控制的人口和应得的赋税。
到了太和九年（485年），立志于改革的魏文帝拓跋宏，接受大臣李安世的建议，于同年十月下达均田诏令。均田令的大体内容是：凡15岁以上的男子和妇女，都可以得到政府授予的土地，即“受田”；“受田”分为“露田”和“桑田”两种：露田男子每人40亩，妇人20亩，到年老不能劳动或死亡后，要将土地还给政府重新分配；桑田男子每人20亩，用来种植桑榆、枣树等，不种桑的地方，则给麻田，男人10亩，妇人5亩，桑麻田可以世代相传继承，不用交还；奴婢和一般百姓同样受田；耕牛也可受田，每户限4牛；桑田不足者可以买，过限者可以卖，但不能超过或少于应受田数。
与均田相应的，是租调规定：1夫1亩每年出帛1匹（麻布之乡出布1匹），粟2石；15岁以上没有结婚的，4人同1夫1妇负担相同；奴婢8人与4人未结婚者负担同；耕牛20头与奴婢8人的负担同。80岁以上者，可以有一个儿子不服役。孤独、癃老、笃疾、贫穷不能自以为生者，由基层组织负责抚养。
为了保证均田制和租调制的实施，在颁布均田令的次年，孝文帝又采纳了大臣李冲的建议，用汉族传统的地方基层组织，代替“宗主督护”。具体内容是：以5家为一邻，5邻为一里，5里为一党，邻设邻长，里设里长，党设党长，合称为“三长”。三长的主要职责，是检查户口，征收赋税，催征徭役、兵役。
公元534年，北魏内部发生分裂，一为两魏，一为东魏。西魏的朝政大权，由宇文泰掌握。宇文泰所凭借的武装力量，基本上是以鲜卑族为主体的，带有较为浓厚的部族兵制特点。但同时，适应形势的需要，广募关陇豪强子弟入伍，又征发当时的富户壮丁当兵，扩大了武装统治的基础。宇文泰深知要想在残酷的兼并战争中占据稳固的席位，就必须拥有强大的经济和军事实力。大统十六年（550年），他改革兵制，实行“府兵制”。其基本内容是：按照鲜卑族8个部落的规模，设立8个柱国大将军，来比拟过去的“八部大夫”或“八部帅”，宇文泰自己也当了一个柱国大将军，却以“都督中外诸军事”的名义总领全军。另外一个南西魏宗室元欣担任的柱国大将军，只有空名。除宇文泰和元欣外，其他6个柱国大将军各统两个大将军，每个大将军义领两个开府，每个开府为一军，约2000人，共计24个开府，约5万人。6个柱国大将军对其部属可以自相督帅，战士的武器和粮饷由六柱国提供。
北周取代西魏后，公元573年，周武帝宇文邕下令改军士为侍官，所有士兵都直属皇帝，府兵成了皇帝的禁卫军，“自相督帅”的现象不复存在；又规定，凡是设置军府的州郡，府兵就从均田户中加以征发，并定出了优待贫下户的办法，即兵士本人可免除租调徭役，他们的家庭在3年内可以不交纳租调和服徭役。这样就把府兵与均田联系了起来。
据史载，北魏创行均田制后，东魏与北齐，西魏和北周，都曾在一定范围内加以实行，并略有变革。
隋朝和唐朝前期，继续推行均田制和府兵制，并根据当时的实际情况有所改革和完善。这对于唐前期经济社会的恢复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
隋朝的统治者，是直接从北周王朝接管政权的，故对于均田制也加以沿用。据考证，大约在隋文帝开皇二年（582年）所颁布的“新令”中，有“田令”；之后的开皇五年（585年）、十二年（592年）、大业五年（609年），又先后颁布并贯彻实施了一些具体措施和办法。从“田令”条文看，大体上沿用前代均田的规定，略有增删。之后的具体措施和办法，主要是整顿户籍，确定赋税标准等。
隋末唐初的长期战乱，使黄河以北广大地区以及江淮之间，出现大量荒田，唐初的人口，也只相当于隋朝极盛时的1／3左右。唐朝统治者为了尽快恢复发展生产，缓和阶级矛盾，曾多次颁发田令，推行均田制。从目前留下来的武德七年（624年）和开元二十五年（737年）两次均田令的引文看，其主要内容是从整顿户籍人手，按照人口不同情况授田，在此基础上实行租庸调为主的赋税制度。
首先是整顿户籍制度。唐初规定，百姓生儿育女，4岁以下称“黄”，4岁以上为“小”，16岁为“中”（后改为18岁），21岁为“丁”（后改为23岁，又曾改为25岁），60岁为老（后曾改为55岁）。每年造一次计帐（预算簿），每3年造一次户籍。凡天下百姓，4家为邻，20家为保，100家为里，500家为乡。保有保长，里有里长，乡有乡长（后废）。编造计帐、户籍时，通常由这些基层组织先进行调查登记，然后逐级上报审查，最后一直到中央户部汇总掌握。除了调查登记户口外，这些基层组织负责人还负有督察、纠举、考勤、催驱等职责，具体贯彻执行均田制和租庸调制。
然后是推行均田制度。①确定田亩标准。唐初规定，凡天下田土，以5尺为步（有大、小之别，大尺合今0．29～0．31米，小尺合今0．24米，一般用大尺），240步（即长240步、宽1步）为亩，100亩为顷。均田时全国一律以此标准计算。②确定授田额数。丁男（21岁以上）和中男（18岁以上）每人授田1顷（100亩），其中80％为“口分田”，20％为“永业田”。丁老残疾给40亩，寡妻妾给30亩（如果当户者即户主，再增给20亩）。道士、女冠、僧尼男女给20至30亩，驿马给地40亩，传送马给20亩。③确定授田时间。每年十月至十二月农闲时间，为田亩授受和变动调整时间。其余时间一般不许变动。④确定授田先后原则。具体为：先课户后不课户（承担租调者为课户，反之为不课户）；先贫穷户后富裕户；先无田户后少田户。⑤明确“宽乡”与“狭乡”概念。即受田已足者为“宽”，受田不足者为“狭”。狭乡受田数额，可减宽乡之半。工商业者可按口分田半额授给，在狭乡则不授。荒薄之田，一易者（即种一年，可休一年）倍授。宽乡三易者（即种一年，可休三年）不倍授；狭乡不足者，听于宽乡遥授。⑥确定土地买卖原则。“口分田”在法律上禁止买卖。“永业田”在特定情况下可以买卖，即：家贫无以供葬者；卖田以买庄宅、碾硙、邸店者；自狭乡乐迁宽乡者；官吏贵族有赐田者。如系自狭乡乐迁宽乡者，“口分田”也可出卖，但已卖者，在当地不得复授。⑦对亲贵官僚的一些特殊优待。亲王、贵族、官吏按血缘亲疏、爵位品级与官阶高下，授给自100顷以下至60亩以上不等的田土，作为“永业田”（可以出卖）。有军功者给“勋田”，官爵与勋爵俱当给者，从其大数，不二者并给。中央地方文武官吏都有“职分田”，最高者20顷，最低者2顷。此外，还有“公廨田”，供官僚机构津贴之用。“职分田”与“公廨田”是否可以买卖，缺乏明确规定。⑧对府兵户的特殊规定。凡均田之户，身任府兵，出征戍守，死于“王事”者，其子孙可以不退田。陷没而一时未辨生死者，退田期延长6年。已退田而本人又返国返乡者，应当优先授给田土。
在均田制之上，确定赋役制度，即实行租庸调制。简单地说，就是“有田则有租，有身（丁口）则有庸（以庸代役），有家则有调”。具体说，就是凡受田者，每年须交纳粟2石（斛），产稻区交纳稻3斛，岭南诸州则交米，上户1石2斗，中户8斗，下户6斗，这称为“租”。每户每年随乡所出，供绢或绫、絁各2丈，附棉3两；产麻区供布，较绢增额1／5，附麻3斤，称为“调”。每丁每年出役20日，无事折收庸，每日绢3尺；加役15日以上者免调绢。30日以上租、调全免；正役，一年之中最多不得超过50日。在遭受自然灾害的地方，以及各种特殊身份人的子孙。须蠲免一部分或全部租庸调，这由法令另行规定。少数民族和不发达地区，租调折米征收。番人游牧地区，每年收钱10文、5文等，或输一定数额的羊只。
古代竹林这是唐朝前期均田制的基本内容。与前代相比，它有几个较为明显的特点。①取消了奴婢受田的制度。这可能是为了减少奴婢数量，从而扩大国家的编户，增加财政收入。②贵族官员的永业田和职分田，较北朝显著增多；而公廨田又是唐朝新增加的，这反映均田制对统治阶层的优待，以及土地私有制的发展。正因为这样，当时奴婢不受田对他们影响也不大。③授田对象较北魏更广，即僧、尼、道、女冠和工商业者，都可以获得一定数量的土地。这是因为隋朝以后，由于统治阶级的倡导，佛道大大发展，寺院占田相当普遍，从而法令中不得不承认这种既成的事实。允许工商业者占田，既说明当时土地尚多，又说明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工商业者地位的提高。④对土地买卖的限制有所松动。不仅永业田可卖，口分田在“乐迁”时可卖，官员的数目巨大的永业田和勋田也可买卖。这显然是土地私有制的发展已到了一定程度时的必然反映。
在实行均田制的同时，隋朝和唐朝前期都曾实行府兵制，并有所改革和完善。
隋初大概延用北周府兵制。开皇九年（589年），隋朝以50万大军一举灭陈后，实现了全国的统一。开皇十年（590年）隋文帝下诏，改变过去府兵卫士居处不定、没有土地的状况，规定府兵一方面仍由军府统治，另一方面须与百姓一样申报户籍，受还田地。这样一来，府兵既是士兵，又是均田农民，实现了彻底的兵农合一，寓兵于农。
隋末动乱，府兵组织解体，一部分府兵被军阀掌握，变成私人武装。唐朝建国后，又恢复府兵制度。到唐太宗贞观十年（636年），经过多次整顿，府兵制进入全盛时期，一直到8世纪初年，府兵在宿卫和征战当中，都起着重要作用。
完备时期的府兵制度，其组织结构、分布范围、主要职责、训练供给等方面，都有一套具体的规定。
从组织结构看，全国府兵在皇帝总领之下，统领于诸卫。府兵的调发属于尚书省兵部。折冲府虽分布在全国各县，但受十二卫领导，不受地方长官管辖，折冲都尉也不干涉地方行政。所谓十二卫，是指左、右卫，领武安、武成的五十余府；左、右武卫（又称鹰扬卫）领风亭等49府；左、右候卫（又称金吾卫），领同轨、宝图等五十余府；左、右领军卫（又称戎卫），领万年、万敌等六十余府；左、右屯卫（又称威卫），领宜阳等50府；左、右骁卫（又称武威卫），领永固等49府。十二卫外，还有太子左、右卫率，领广济等各5府；太子左、右司御率，领郊城等各5府；太子左、右清道率，领绛邑等各3府。因为贞观十年府的长官改称折冲都尉，所以军府一律称折冲府。总计当时全国的折冲府为657府（包括十二卫和太子卫率所领府）。折冲府下，又有团、旅、队、火等建制，各分上、中、下三等。上等折冲府一般辖6团，1200人左右；中等折冲府一般辖5团，1000人左右；下等折冲府一般辖4团，800人左右；另有特等折冲府，一般辖5团，1500人左右。
从分布情况看，具有明显的“内重外轻”的特点。全盛时期的兵府总数为657府，其中首都附近的关内、河东、河南三道共有626府，占折冲府总数的80％，京兆府就有131府，占总数的20％。这充分体现出当时统治者“举关中之众以临四方”的基本国策。故当时著名的政治家陆敬舆说，这是“举天下不敌关中，则居重驭轻之意明矣！”意思是：集中关中以外的天下兵力，也敌不过关中的兵力，以优势重兵驾驭天下的含义十分明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