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回到祖国，先住在来接我的放园表兄的上海家里。在上海的亲戚朋友们请我吃了好几顿丰盛的筵席。回到北京家里，自然又有长辈亲戚们接连请“接风酒”，把我惯吃面包黄油的胃，吃得油腻了，久泻不愈。中西医都治过了，还没有多大效验，燕京大学又是九月初就要开学，我着急的了不得。这时我们的房东、旗人祈老太太来看我，说：“大姑娘，您要听我的话吃一种药，包您一吃就灵。”我的父母和我听了都十分高兴，连忙道谢。当天下午她就带一位十分慈祥的旗人老太太来，还带了一副十分讲究的鸦片烟灯和烟枪，在我的病床上，点上了白铜镂花和很厚的玻璃罩的烟灯，又递过一杆黑色有绿玉嘴子的烟枪，烟斗上已经装上了烟泡，让我就着灯尽管往里吸。我十分好奇地吸着呛着，只觉得又苦又香，渐渐地就糊涂过去了，据说那天我一直昏睡了十八个钟头，醒来时痢疾就痊愈了。回到燕大时，许多师友问我最后是怎么治的？我竟不敢说我是抽了大烟！
我回到母校教学，那正是燕京大学迁到西郊新校址的第一年，校舍是中国式的建筑，翠瓦红门，大门上挂着蔡元培先生写的“燕京大学”的匾额，进门是小桥流水，真是美轮美奂！最好的是校园里还有一个湖。据说这校址是从当时的陕西督军陈树藩手里买来的，是他在北京的房产中之一。那时湖里还没有水，湖中的小岛上也没有亭子，只在岛旁有一座石舫。我记得刚住到校里时，有一夜从朗润园回到我住处的燕南园53号时，还是从干涸的湖底直穿过来的。后来不久这湖里才放满了水，这一片盈盈的波光，为校景添了许多春色！
那时四座称为“院”的女生宿舍里，都有为女教师准备的两室一厅的单元，还可以在宿舍里吃女生餐厅的“小灶”。差不多中国籍的女教师如生物系教师江先群，教育系教师陈克明等都住进去了。我来得晚了一些，只好住进了燕南园53号英美国籍女教师居住的小楼。这个楼里吃的当然都是西餐，我在53号吃早餐，中晚两餐却到女生宿舍的第二院去吃中餐。我住在燕南园53号也有方便的地方，因为女生宿舍的会客室里，是“男宾止步”的，男宾来访女生，只能在院门口谈话，而燕南园53号的会客室就可以招待男宾。那时我的二弟为杰已考上燕大，三弟为楫也在预科学习，他们随时都可以到53号来看我。
这一年住进新校舍里的新教师、新学生……大家都感到兴高采烈，朝气蓬勃，一切都显得新鲜、美丽、愉快。特别是男女学生住在同一校园里——男生宿舍是六座楼，是坐西朝东，沿着湖边盖的。我的两个弟弟都住在里面，他们都十分喜欢这湖边的宿舍，说是游泳和溜冰都特别方便。于是种种活动也比较多，如歌咏团、戏剧团等等，真是热闹得很。
我在《当教师的快乐》一文中，曾提到我在教授会里是个“婴儿”，而在学生群中却十分舒畅愉快，交了许多知心朋友。一年级的新生不必说了，他们几乎把我当姐姐看待。现在和我们有来往的如得到世界护士荣誉奖的王琇瑛，协和医学院毕业的高材生，晚年成为虔诚的基督徒的陈梅伯等等，至于现在中央民族学院教学的林耀华等，因为居处密迩，往来就更多了。
记得那时我为高班同学开的选修课中有《欧洲戏剧史》，用的是我在美国读过的笔记本，照本宣科，本来没有什么意义，但这个班里，有三年级同学焦菊隐，他比我只小三、四岁吧，我们谈话时，一点不像师生，记得有一天早晨八时，他来上课——燕大国文系里的教师，大半是老先生，他们不大愿意太早上课，因此教务处把我的功课表都排在八时至十时之间——他进门来脱下帽子，里面还戴有一顶薄纱的压发帽，我就笑着说“焦菊隐同学，你还有一顶帽子没摘下来！”同学回头看了都笑了，他也笑着赶紧把压发帽撸了下来，塞进袖子里。
因为我喜欢听京戏，我同焦菊隐的课外谈话，常常谈到京戏。他毕业后就办了一所中国戏剧学校。学生实习的场所就在东安市场的吉祥戏院。焦菊隐为我在戏院楼上留了一间包厢，说是谢先生任何时候进城，都可以去看戏。这所戏校的四个年级学生的排行是：德、和、金、玉。所以以后的那几位名演员如王金璐、李和曾、李玉英……等，他们小时候演的戏，我都看过。学生的待遇也十分平等，在上一出戏里演主角的，在下一出就可能跑龙套。我觉得他是个很得学生敬爱的校长。七七事变后，我离开了北平，从此我们的消息便断绝了。关于焦菊隐以后的事迹，我还要细细地去打听。
前天收到一本《泰安师专学报》1987年第二期，里面有一篇《高兰评传》，使我猛然忆起我的学生郭德浩，他写诗的笔名，便是高兰！这篇文章里提到高兰做学生时受到我的影响时，有许多溢美之词，我就不往我的脸上贴金了。但里面有一段话，使我回忆起：“冰心给他教大一《国文》和《写作》时……有别具一格的指导方法……有一次她给学生出个作文题——《理想的美》，她要男同学在文章里写出《我理想中的美女子》，女同学却写《我理想中的美男子》，以此来抨击当时社会对思想解放的学生设下种种禁区……她认为爱情要坚贞而洁美……”我真不记得那时我会给大一学生出这样的题目，还有一次我的女学生潘玉美——她也有七十多岁了——从上海来京，顺便来看了我，也笑着提起，我给她们出过《初恋》的作文题目，还说“无论是亲身经验还是虚构的都可以写。”这些事我都忘得一干二净，我想我那时我真是大胆到“别具一格”，不知学生的家长们对我这个年轻的女教师，有什么评论，我也没有听见我们国文系的老先生们对我有什么告诫，大概他们都把我当做一个“孩子头”，“童言无忌”吧。
我在头一年回国后，还用了一百元的《春水》稿费，把我们在北京住了十几年的家，从中剪子巷搬到前圆恩寺一所坐北朝南的大房子里。这房子的门牌我忘记了，这房子的确不小，因为那时我的父亲升任了海军部次长，朋友的来往又多了些，同时我的大弟为涵又要结婚，中剪子巷的房子不够用了，就有父亲的一位朋友介绍了圆恩寺那所房子，说是本来有个小学要租用它，因为房东怕小学生把房子糟蹋了，他便建议租给我们。我记得我的父母亲住北房的三间，涵弟夫妇住了三间南屋，我住在东厢房的三间，杰弟和楫弟就住三间西厢房。我写的《关于女人》中第五段《叫我老头子的弟妇》，便是以那所房子为背景的，我说：
……我有点乏了，自己回东屋去吸烟休息。我那三间屋子是周末养静之所，收拾得相当整齐，一色的藤床竹椅，花架上供养着两盆腊梅，书案上还有水仙，掀起帘来，暖香扑面……猛抬头看钟，已到十二时半，南屋里新房里还是人声鼎沸……
我回国的第二年，我父亲的学生们便来接他南下，到上海就任上海海道测量局长，兼任海道巡防处长，离开了北洋政府。我们的家便也搬到了上海的法租界徐家汇，和在华界的父亲办公处，只隔一条河。这房子也是父亲的学生们给找的。这一年涵弟便到美国留学去了。
我仍在北京的燕京大学任教，杰弟和楫弟在燕大的本科和预科上学。那时平沪的火车不通，在寒暑假我们都是从天津坐海船到上海省亲。我们姐弟都不晕船，夏天我们还是搭帆布床在舱面上睡觉。两三天的海行，觉得无聊，我记得我们还凑了一小本子的“歇后语”，如“罗锅儿上山——钱短”、“裱糊匠上天——糊云（胡云）”、“城隍庙改教堂——神出鬼没”、“老太太上车——别催（吹）了”、“猪八戒照镜子——前后不是人”，等等，我们想起一句，就写下一句，又笑了一阵。同时也发现关于“老太太”和“猪八戒”的歇后语还特别多。
这三年中，我和文藻通信不断。他的信寄到我上海家里的，我母亲都给锁在抽屉里，怕有人偷拆开看。寄到学校里的当然没有问题。住在同一宿舍的同事们，只知道常有从美国来的信，寄信人是W。T。Wu。她们也不知这个姓吴的是男是女，我当然也没有说。如今这些信都和存在燕大教学楼上的那些书箱，在珍珠港事变后，日军进驻燕大，把我们的存书都烧掉了。
往事写到这里，我不禁想到不但我年老的父母，就连文藻和我的三个弟弟此时也都已离开了我！“往事如烟”，我这一身永远裹在伤感的云雾之中了！
1987年11月3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