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新世纪的10年，是我创作的淡季。
2000年以前，我担任副职，天塌下来有大个儿顶着，心境一直比较自由。
这以后《人民文学》接管了《中国校园文学》，我作为《人民文学》的副社长，兼任了中国校园文学杂志社社长，全面负责该社的业务与经营。既要协调解决各种矛盾，还要每年向主办单位上缴管理费，工作压力之大可想而知。6年惨淡经营，《中国校园文学》由《人民文学》接手时的5万多册，最高峰时实际发行量达到了15万册。
2005年9月末，我调入《小说选刊》任主编。那时候，由于严酷的市场竞争环境，《小说选刊》的发行量已跌至谷底。我知道我别无选择。或者立即遏制住刊物发行量不断下滑的趋势；或者完成一次人生舞台上的黯淡谢幕。上任后的10天里，我马不停蹄地调研了京城上百个书摊，得出的结论是：本来打算半年以后实施的改版必须立即推行。只有这样，也许才能在迷雾茫茫中找到一条出路。
2005年12月27日，永远定格在了我的记忆中—
北风料峭，枯叶凋零，夜色像洇在宣纸上的水墨，一点一点弥漫开来，直到把我淹没：“杜主编啊，你怎么搞的嘛？《小说选刊》怎么能是这种样子？我进的500本刊物到现在一本也没卖动！”4个小时以前，当我从毕业于北京大学法律系的一位《小说选刊》代理商那里得知了这个信息后，就一直呆坐在办公室，脊背上冒出的一层层冷汗打湿了我的内衣。
是分娩前的阵痛，还是改版失败？我的内心一遍遍地问着自己。本来，当我取得社委会的支持决定改版后，可以采取一个比较折中的方案。但是多年运作刊物的经验告诉我，在林林总总的期刊市场上，这种不显山不露水的改版吸引不了读者的眼球和媒体的注意。我决定冒险：采用了一个民工吃馒头的封面，以期形象地彰显《小说选刊》“三贴近”的办刊姿态，在对读者产生视觉冲击力的同时吸引媒体的关注。
可是新改版的刊物上市3天了，严重滞销！
感谢副主编冯敏。是他在我最困难的时刻发来了那条叫我铭记一生的短信：卫东，封面很好。我们支持你，你不孤独，我们和你站在一起。而他对封面的前瞻性预见也在两天后得到了完美的证实：改版后的《小说选刊》销路明显好转，雪片一样的读者来信飞向杂志社，对《小说选刊》的改版给予了高度肯定。一向以强势媒体自居的各类报纸也一反常态，主动刊发了几十篇以《小说选刊》改版为话题的评介文章。那些天，“馒头”封面成为了一个不大不小的新闻事件，这让我如释重负，也百感交集。
《小说选刊》连年下滑的势头暂时扭转了，但是依然险峻的生存环境让我不能有丝毫的懈怠。它的光环既让我感到自豪，同时也让我深感压力。它不同于我以前主编的刊物，《小说选刊》办得好坏，实际上是向行进的中国文学交出的一份答卷。作为主编，面临的生存压力使我一直处于焦虑之中，无法进入创作状态。计划中的长篇小说几次提笔，也只是开了一个头。
我不知道这种状况还会延续多久。
聊可自慰的是，我从一名青年工人成为了一名编辑，又从副处、副局一直走到正局的领导岗位，凭借的是我本身的能力和忘我的工作精神。这期间，我没有请任何人为自己的升迁调动吃过一次饭、送过一颗瓜子，说过一句好话；我先后担任过几家刊物的主编或者社长，从未收受过作者的任何馈赠，推辞不掉的礼品全部交公；我调到中国作协十几年，为所在刊社累计拉来过近千万企业赞助，从来没有拿过分文提成、私下收受过哪怕是一盒烟的好处。二十世纪以来，也得过十几次杂文、散文和报告文学奖，作品也曾被收入多种权威选本，但全是在我事先不知情的情况下。《洋行里的中国女雇员》在《南方周末》连载时，一位全国报告文学奖的评委曾好心地打电话给我，让我把此文复印若干份呈送各位评委一阅，“因为许多参评的稿子还不如这篇”，我听了也只是一笑了之。鸣生兄说，我的报告文学所取得的成就远远高于我在社会上所享有的声誉，他为此感到遗憾。我非常感谢鸣生兄的仗义直言，不过，与其浪得虚名还不如名至实归。逝去的岁月，没有能承载我成就的远洋巨轮，却也没有夹带龌龊与卑劣的残枝败叶，它一如我的生命，平淡无奇，却清澈纯净并充满激情。
—岁月，是我的勋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