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到有一天下午，母亲苍白着脸，坐三轮车回来，一声不响直直地走进家门，我的玩兴才过去。我不再能出去玩，因为我要在家安慰哭得在地上打滚的母亲，我得披麻戴孝，跟着她到每个长辈家去报丧。
我要常常守着家，守着我娘。
父亲死后，母亲对我更严厉了，但是在我做错事，她狠狠骂我，甚至打我之后，又会很脆弱地哭，愈哭愈大声。然后，平复了，她会说：“打在儿身，痛在娘心。”接着拉我过去，看我被打的地方，直问：“疼不疼？疼不疼？”
她可以打我，但是别人不能打我。记得当我上初中，碰到一个爱打人的老师，总挨藤条，打得一条一条血痕，被母亲发现的时候，她立刻冲去学校骂老师。老师并没有少打我，因为他全班人都打，每天都打，只有跟他补习的同学，因为考得好，可以免挨打。
老师也对我母亲说了好几次：“你这孩子，功课这么烂，再不补习，一定考不上高中。”
但是母亲从不让我出去补习，除了在家附近找过一个大学生，教我一阵子数学，无论别人怎么说，她都不送我上补习班。“就咱们娘儿俩，再出去补习半天，娘一个人，多寂寞！”母亲说。
那时候，我们确实是寂寞的。
年初二晚上一场大火，烧光了我家的一切。
外婆跟着舅舅、舅妈，搬去丁台大宿舍。我跟着母亲，住到她的老朋友家。
母亲要求父亲生前服务的单位重建，因为那房子保有火险，但是公家说不行。母亲说由我们自己花钱重建，公家也不同意，说有一位主管的房子要迁移，正可以利用这块空地。
母亲慌了，花钱请人在院子里紧急盖了一间小草棚。草棚是用竹子和芦叶搭成的。四周先钉上木板作墙，再把事先编好的草顶放上去。住进去的第一天晚上，母亲在房子旁边，用小炭火炉做了红烧肉，在记忆里那是我生命中最好吃的一餐阪。
当天晚上，下起倾盆大雨，屋子里到处漏水，我们找了各种破盆烂罐去接，又吧床移来移去，还是应付不了，而且愈漏愈厉害。
我实在困了，因为第二天还得上学，母亲叫我先睡，用两件雨衣盖在我身上雨水滴滴答答地落在雨衣上，渐渐积在凹陷的地方。至今都能记得，每隔一阵，母亲就掀起雨衣，让雨水流下床的哗啦哗啦的声音响起。
经过两年多的抗争，父亲生前服务的单位总算让步了，要我们搬到金山街的一栋小木楼。
木楼由两家合住，楼下姓孙，也是个寡妇，带了两子一女和一个女佣。女佣也是寡妇，还带了个女儿。于是一栋小楼里住了三个寡妇和五个孤儿。母亲和那位孙太太处得情同手足，两家厨房相通，也常彼此“通食”；两家的声息相通，也总是相互扶持。住在小楼的那六年，留给我很多美好的记忆，也发生过许多我生命中的大事——
搬到小楼后不久，听说附近胡念祖老师教画，我想学，虽然学费不便宜，母亲还是很爽快地答应了。那是我从小到大，第一次正式学画，而且三个月之后就得到了全省学生美展的“教育厅长奖”。
拿回奖状，母亲点点头笑笑，没说什么。她对我得奖从没表现过兴奋，过去我得到三次台北市演讲比赛的冠军，母亲都是如此沉默，我也习以为常。直到高一下学期，获得全省演讲比赛第一名，由学校主任陪着，从南部奏凯归来，母亲没到火车站接我，才使我有点怅然。
那一天下着滂沱大雨，主任为我叫了一辆三轮车回家，临上车，他突然很不解地说：“人家的爸爸妈妈，有孩子参加比赛，都陪着去，为什么你妈妈从不出现？连你得了这么大的奖，都不来欢迎你？”
我怔住了，因为我从未想过参加比赛需要母亲陪。我的妈妈是老妈妈，老妈妈老了，身体不行了，本来就不必陪。但是那主任的话，伤了我的心，车在雨中行，雨水滴滴答答地打在我面前的油布帘子上。我觉得有些失落，开始想，为什么妈妈那么冷。
得奖之后不久，我常胸痛，去检查，医生说是神经痛。有一天夜里咳嗽，肺里呼噜呼噜的，像有痰，突然一张嘴，吐出一口鲜血。
母亲急了，端着盆子发抖，看我一口一口吐。血止住了，天也亮了，母亲叫车，把我送到医院。医生为我照X光、检查，接着把母亲叫到隔壁房间，我听见医生在骂、母亲在哭。住院的日子，母亲总陪在我身边，常坐在那儿，撑不住，就倒在我床边睡着了，我则把自己的被单拉出去，盖在她身上。那年我17岁，她已经是将近60岁的老人。
妈妈老了，管我的方法也不同了，我的成绩不好，她不操心；模拟考？试总是榜上无名，她也不急。甚至在我熬夜念书的时候，她会起来骂我，说考不上又怎样？大不了自己开个画室，画画、教学生。
所以，当我参加大学联考，只填了三个美术系、一个中文系的志愿时，学校老师都摇头，说我造反，我的母亲却淡淡地说：“你爱学什么，就学什么，妈不管你。”
母亲虽不管我的功课，却管我交女朋友。她在门前放了一把竹扫帚，说专打坏女生。
但女生跑得快，母亲是小脚，追不上，所以后来她改口说：“谁来找我儿子，我不打她，打我儿子。”
母亲的戒严令，在大学联考放榜的那一天突然解除了。知道我考上师大，她笑了笑，说：“你可以交女朋友了，多挑、多选，早点儿结婚，让妈早点儿抱孙子。”
她还拉着我去做了两套西装，只是不断叮嘱裁缝，要宽宽大大，别看起来像小太保。所以我第一天穿西装，同学都问我：“是不是你爸爸的？”
我果然开始交女友，一个个带回家给母亲看。母亲很挑，不是嫌胖、嫌老，就是嫌矮。她的道理很简单：“妈就胖、就老、就矮，你要是再娶个那样的，有违优生的原则。”直到大二，我带个朗诵队的女生回家，母亲才眼睛一亮。所以，大三下学期，我就带着那女生去法院作了公证。
那次公证，母亲没说什么，她知道媳妇是跟自己家里闹革命嫁给我的，只是把两个钻石戒指偷偷塞在媳妇的手上，尔后，“她”回“她”家，我回我家。直到由我舅舅出面协调，隔年又演出一场“婚礼”，家里才真正多了那么个人。
然后，又多了一个，而且出生一个月，就睡在奶奶的床上。
母亲很得意，她抱了孙子，每天都推着孙子去看火车。
火车曾经是离我很远的东西，从小到大，我很少坐火车。但是从20岁那年起，火车竟成为我的邻居。
金山街的小木楼，公家又要改建，逼着我们母子迁出。
楼下孙太太，因为还在职，早早就由公家安排，搬走了。房子空掉，有些附近的人，都来拆即将不用的门窗。
我们不能搬，因为公家没安排。最后有了安排，则是长安东路铁道旁的仓库。
那是违建区，门前没有水沟，屋后杂草丛生，紧接着便是铁道。基隆线的火车，隔一下就过一班，又在那里的“华山站”接班，发出惊天动地的声响。
母亲不愿去，再一次演出“静住抗争”。只是这一次，父亲生前的老同事都退休了，新一辈比较有魄力，他们动用怪手，先拆掉了小楼的半边。
楼歪了，我们不得不搬到那铁路旁的仓库。
仓库里没有厨房，只好借公厕的一角墙，搭了些石棉瓦当做厨房兼浴室。搬去一年多，儿子刘轩就出生了。我和妻都在中学教书，下班时总见母亲一手抱着孙子，一手在炒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