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2章 附录一(6)

（二）华夏·汉民族（中华民族）文化的特点。有五位学者对汉民族文化的特点、汉民族伦理道德观念的演进、形成和特点，中华民族伦理道德教化的辅助系统及道教思想对汉民族伦理思维的影响等方面作了论述。有学者认为汉民族文化的初始形态是同源多系或一源多支结构。有学者认为汉民族就像“大海绵”一样，有能消纳、融摄外域思想、文化之能力，有深厚“人文化成”之器识与力量。汉民族文化的特点表现在继承性、兼容性、创造性、和平性、忍耐性、易曲性和自觉性等七个方面；而其文化危机表现在内发否定、内发自夸、外造侵凌、缺乏理想等四个方面。要振兴汉民族文化须从扛起责任、扞卫文化、伦理思想、民主思想、科学思想等五个方面切人。有学者认为：汉民族伦理文化的源头可以上溯到炎黄时代，中经先秦华夏文化，到秦汉之际形成了统一的汉民族国家及其伦理文化。以后两千余年历久而不绝，影响涉及中华大地和东亚诸国，至今仍以其坚韧的民族性、悠久的延续性、广泛的渗透性和价值的超越性等特点而自成一体。有学者认为：古代中国，传统伦理道德主要是通过蒙学、家训、祠堂与神灵崇拜等辅助系统深入百姓日常生活的。这些辅助性手段有着极大的道德整合力量：一方面，它通过具有血缘血亲关系之家长的口传身教，使可能给人带来不便不适的传统伦理道德规范具备了亲和性与人情味，使人能自愿地遵循之；另一方面，它又使传统伦理道德具有了某种神圣的超越性，使人们对之产生敬畏感和崇拜意识，于是能自觉地践履之。二者共同的作用，使中国传统伦理道德真正从理念转变为范围，又进一步化为大众日常生活里实际遵行的规范。有学者还提出中华文化中的“理”的概念，即“讲理就是讲道德修养和知识修养”，颇有新意。

（三）汉民族与少数民族的互动关系。有八位学者分别从粤汉文化、壮汉民族融合历史、京汉民族关系发展史、客家和畲家的关系、清代台湾平埔族与汉民族融合、闽越人到福建人（汉族）的形成过程、闽越文化与炎黄文化的关系、客家人在民族地区的发展状况等不同角度，论述了汉民族与少数民族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相互交流和影响，为我们认识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提供了新的资料和视角。

（四）渭水、汉水流域在汉民族、中华民族形成中的地位和作用。汉民族、中华民族起源、形成于中国境内的多个地区。黄河的最大支流渭水和长江最大支流汉水自古以来就在汉民族和中华民族的形成、发展中占有重要地位。有学者认为，渭水流域从文献记载可知是炎、黄二帝的发祥地，从考古发现证明是中华文明和中国农业文明的发祥地之一，口传文化和考古最新发现表明，早在炎黄之前这里就是中华先民们繁衍生息的重要地区。有学者认为，人类文明依河流而兴，同时又沿着河流而扩散。一部汉民族的形成发展史，实际上就是中华古典文明由渭水、汉水流域自西向东走向黄河、长江乃至世界的历史。

（五）中华民族形成的核心（主体）。有学者认为：中华民族的形成和发展，是以中原地区的原始文化（华夏文化）共同体为核心，在长期的流变过程中，与各地区族群的接触而凝结的族体。有学者提出了中华民族形成的核心是“中国观”。认为地域、经济、政治、文化等都是中华民族凝聚的因素，但它们必须通过形成人们头脑中的观念为中介而影响人们的行为取向。而“中国观”是人们关于中国经济、政治、文化等观念的综合反映，因而，“中国观”才是中华民族凝聚的精神力量。这一观点引起了与会者兴趣，但还有待作进一步的探讨。

四、对周秦文化与华夏·汉民族文化关系的探讨

宝鸡渭水流域是周秦文化的发祥地。周秦时期是华夏·汉民族形成的重要历史时期。周族、秦族是华夏·汉民族的重要来源。周秦文化对华夏·汉民族文化的发展曾产生过重要影响。从提交的论文看，有六位学者分别就周秦文化中的一些重要历史文化现象发表了意见。有学者通过对周公伦理思想的分析，认为：周公不仅是我国西周初年一位伟大的政治家、思想家和军事家，而且是儒家思想文化的奠基者和创始人，是我国第一位伦理思想家，对汉民族文化作出了原创性贡献。有学者通过对周原出土的文化遗存的分析，认为周原不仅是周文化的发祥地，也是秦文化的发祥地，同时，还是炎帝、黄帝、东夷部族后裔的融合之地。有学者通过对早期秦文化特征形成的初步考察，认为秦文化内涵复杂的根源，是因秦民族早期活动的西汉水上游和渭水上游地区，存在有渊薮不同的多种文化类型。并提出了早期秦文化的形成，应该是西周晚期的后段的观点。有学者对秦雍城置都年限进行了考辨，认为泾阳、栎阳非秦都。秦都雍城年限应自德公元年即公元前677年“居雍大郑宫”直至孝公十二年即公元前350年“作为筑冀宫庭于咸阳，秦自雍徙都都之”，年限为327年。有学者以厘数关于秦族源、秦文化考古及其有关问题的研究现状，认为重视考古资料的研究和运用，构建、充实、完善秦考古学文化内涵，是推动此问题研究深入发展的一个重要问题。有学者还以《诗经》为例，探讨了周代社会人文意识的觉醒和逐渐成熟。另外，还有学者对秦人的畴祭、陈宝祠和秦族源以及秦人的政治文化特色等进行了考证和论述。

五、弘扬炎帝精神、炎黄文化。加强公民道德建设。推进西部大开发

古为今用，是我们研究历史文化的出发点和归宿点。为此，如何弘扬炎帝精神，加强公民道德建设，推进西部大开发，亦为本次研讨会所关注。这方面的论文有8篇，可分为四个方面的内容：其一，有学者从宏观上，高屋建瓴地对经济与文化的关系作了分析，认为在实施西部大开发的今天，经济建设是中心，但教育、文化、学术的发展丝毫不能忽视。只有将经济和文化建设统一起来，才能创造健全的现代文明；其二，有学者从理论的高度对炎黄文化中所包含的“与时俱进”的理念进行了分析，’认为弘扬炎黄文化“与时俱进”的理念对把握党的思想路线有其重要的意义；其三，有学者从加强公民道德和精神文明建设的角度论证了在21世纪，继续弘扬炎帝精神、炎黄文化和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其四，有学者提出挖掘、整理炎黄文化、西部历史文化，对发展西部旅游业、农牧业、生态环境等有着重要意义。

六、对其他相关问题的探讨

“疑古派”是发生在我国近代史学上的一个重要学派。如何评价“疑古派”，这是关系到中国上古史研究的重大问题。为此，与会者讨论热烈，认为“疑古派”的功绩不可抹杀，应该予以科学的评价，提出现代史学应从“信古”、“疑古”走向“释古”，即“三级两跳”。此外。有对海外华商企业中的中国文化特征的研究；有对网络与炎黄文化传播的研究；有对炎黄山岳文化圈与两昊日辰文化圈的研究；有从文学释读的角度对炎黄部族的融合与商周民族生成的研究；有对近年炎帝文化研究中出现的“争炎”和“多中心祭炎”现象的研究；有对广西左江流域花山崖壁画、广西横县炎帝庙、两广腰坑墓的族属和文化特征及炎帝与东方文明、炎黄二帝与龙文化的考证和研究，还有对左宗棠开发西部及对澳门文化、孔子思想和儒家文化的研究。这些研究从不同方面对炎帝与汉民族研究作了补充，丰富了本次研讨会的内容。

另外，与会代表还参观考察了宝鸡青铜器博物馆、炎帝祠、北首岭仰韶文化遗址、周原遗址、法门寺博物馆等。

总之，这次研讨会主题鲜明，内容丰富；论辩热烈，观点纷呈。经过与会专家学者的辛勤劳动，取得了丰硕的学术研究成果，为今后继续这方面的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原载于《民族研究》2003年第1期，后收入《炎帝与汉民族论集》，三秦出版社2003年版。）

炎帝与民族复兴国际学术研讨会观点综述

由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和宝鸡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宝鸡炎帝研究会承办的“炎帝与民族复兴”国际学术研讨会，于2005年10月2-4日在宝鸡市隆重召开。分别来自北京、上海、天津、湖南、河南、陕西、台湾等高等学校和科研院所及新加坡、日本、马来西亚等国的70多位学者参加了会议。共收到论文58篇。主要围绕炎帝的起源地、炎帝与中华文明的起源与形成、姜炎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姜炎文化与中国21世纪经济社会发展等问题展开讨论。

一、关于炎帝起源地及迁徙、生活时代的研究

1．炎帝的起源地与迁徙。在炎帝的起源地问题上，尽管自上世纪80年代起，就作为一个重要问题开始进行研究，几乎每次研讨会都要涉及。至今，虽还有陕西宝鸡、湖北随州和山西高平、长治等不同说法，但是，从目前研究的整体情况来看，炎帝的最早起源地，“一般地来说，学术界通常主张在今陕西宝鸡一带”。尽管如此，在本次研讨会上，这一问题还是引起了多位专家的兴趣。有5位专家的论文依据文献和考古资料，对此做出了比较深入的研究。均认为，炎帝族自今陕西宝鸡地区发祥后，其一支迁徙于山西的晋东南地区，创造了华夏族以粟作农业为主的经济生活，建构了华夏族以英雄祖先崇拜为特征的心理素质；一支迁徙定居于今河北涿州一带，与黄帝、蚩尤通过战争而融合，确立了以黄帝为中心、以中原为核心的生存地域；另有一支先迁住于陈，后又徙居于湖北、湖南，最后建立了楚国。把华夏族的生存区域扩大到了长江流域。在迁徙的路线上，有学者认为，一支从渭河东去，一支从秦岭南，沿汉水向东南到长江流域。有学者还依据《山海经》等文献，提出了一个新观点：“宝鸡北首岭出土的陶塑人头像，可能为当时的炎帝像。”当然，这还需要从考古学上作进一步的考证。有学者提出岐山之姜水的“姜”，是由今清姜河的“姜”在炎帝族的东迁中带去的。有学者依据周公庙遗址的新发现、殷墟甲骨文和民族学等资料，认为《国语·晋语》中司空季子所讲有关炎帝、黄帝的古史传说是可信的，其历史进程确实存在。还有学者以宝鸡关桃园出土的骨耜、炎帝妻子部落的兴起地甘肃陇西等考古资料为依据，认为宝鸡就是炎帝的起源地。但也有学者认为，炎帝生于姜水而孕于仇池山。并指出，《帝王世纪》中所说“女登”“有龙首感”而孕的“常羊”山不在宝鸡，而是指甘肃西和县的仇池山。这些观点的提出，对我们进一步研究炎帝的起源地无疑具有一定的启示作用。

2．炎帝的生活时代。炎帝生活时代的界定也是多年来研究的一个重要问题。它涉及到上古史的年代排序问题。尽管这几年通过多次讨论，意见基本趋于一致，但还存在着不同的认识。对此问题的讨论，首先涉及到炎帝与神农氏是一人还是两人的问题。从本次会议提交的论文看，还存在着两种不同的观点：一种认为神农氏即炎帝。另一种观点认为，《史记》未将炎帝与神农氏视为一人，而到了东汉以后，开始将炎帝与神农氏连称。持前种观点的，认为炎帝的生活时代，其上限在公元前6000年前后，下限在公元前2000年前后；持后种观点的认为，炎帝的生活时代距今5500-5000年。有学者还根据《国语·晋语》“生黄帝、炎帝”的记载，认为炎帝与黄帝生活于同一个时代，还可能比黄帝稍晚。尽管在具体的年代上还存在着不同意见，但从目前学术界来看，认为炎帝生活于仰韶文化晚期与龙山文化相交之际则是基本一致的意见。这个问题的明确，有助于我们对中国文明起源的认识。

二、关于炎帝与中华文明的起源和形成的研究

关于中华文明的起源问题的探讨，自上世纪80年代就已开始，但引起学术界的广泛注意始于90年代；随着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启动，更加引起学术界的极大兴趣。所以，我们本次研讨会将炎帝与中华文明的起源和形成作为一项重要内容加以讨论是很有意义的。从提交的论文和研讨会上交流来看，大家比较一致的认为，用目前流行的关于文明起源的标准来衡量，至今还未发现炎帝时代的文字、城市等，文献中也未有已建立国家的记载，但是，炎帝对农业、陶器、音乐、医药、交易等的发明，尤其对农耕文化的贡献，说明炎帝时代已处于中华文明起源的初期，或者说处在前夜是无疑的。对于中国这个以农立国的国家来说，农业的出现在文明的起源和形成中无疑更具有特殊的意义。它表明了一个里程碑式的新时代的开始，即“炎黄文化是中华民族进入文明时代的象征”，为人类进入文明时代奠定了基础。各种文明因素，即文字、城市、国家等，正是在这个基础上逐渐萌生出来的。为此，有学者认为农业革命标志着中华文明的起源的看法是不无道理的。炎帝创立的以农耕文化为主要内涵的姜炎文化，在中华文明的起源和形成过程中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对中华文明因素的产生做出了积极的贡献。有学者认为，炎帝神农时代是在更早文明基础上更进一步发展的文明时代，是一个地域广阔、政治文化较为统一的国家社会，它为中国以后的发展，为我国举世无双的文化奇迹的产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另有学者以炎、黄阪泉之战的历史传说，提出中华文明起源的路径，即阪泉之战后，炎黄部落联合体渐有地缘关系的新因素渗入出现了形成中的贵族国家。这种贵族国家的政治组织形式在大禹治水的过程中，得到进一步的强化与规范化的运行，从而成为中国早期国家形成和演进的基本路径。此问题还有待于作进一步的探讨和研究，尤其是对农业文明与中华文明起源和形成的关系的研究。

三、关于姜炎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