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姜炎文化，是指以炎帝为首的姜炎族在宝鸡渭水流域所创造的以农耕文化为主要内涵的、兼有医药、音乐、交易、陶器等多种物质和精神形态的一种土着文化。它是借用邹衡先生对宝鸡地区出土的一种器物——高领袋足鬲的命名。姜炎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源头之一。它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占有重要的位置。本次研讨会有7篇论文涉及到这一问题。有学者认为，姜炎文化的基础是农耕文化，而农耕文化最初所产生的民本思想为历代民本主义之源。有学者从文化结构人手，通过汉字和相关文字资料的分析，认为植根于农耕文化的华夏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瑰宝，也是中华民族的骄傲。有学者认为，炎黄二帝是超越地区、民族、制度，在全世界华人中最有号召力和影响力的祖先崇拜和文化认同，以人而不是把物作为中华文化的代表，突出的是人文构想，这是中华文化元典之元。尤其是炎帝发明的“饮食”是儒家文化的核心——礼的本源。有学者通过综合黄河中下游的考古发现和有关的古史传说，认为有关对大火星的观察、祭祀和火正的起源似乎可以分为两大系统：一是以大汶口文化陶器上图形“炅”为代表的东夷系统；另一是以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中星火彩陶纹样为代表的炎帝系统。这两个系统相交汇于中原的濮阳、郑州、新郑、商丘一带，其结果就是祝融部族的产生和火正祝融的出现。这说明炎帝族对我国上古先民的天文历法中的“大火历”的产生也做出了重要贡献。有学者以文献资料为依据，梳理了炎黄二帝与中华姓氏文化的关系，认为炎黄二帝与中华姓氏有着密切的关系，是中华姓氏文化形成的主要来源之一。有学者认为，因为周人继承了自炎帝神农氏及烈山之子柱以来的前人所开创的农耕文明，在此基础上又形成和发展了周人的农耕文化，才又在此物质经济基础上形成了周人鲜明的意识形态和思维方式。总之，此次研讨会从比较广泛的视角探讨了炎帝、姜炎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
四、关于姜炎文化与中国21世纪经济社会发展的研究
共有6篇论文涉及到这一问题。主要是从继承和弘扬炎帝精神，培育民族精神，加强“三个文明”建设，构建和谐社会，推进祖国和平统一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等方面所具有的重要意义加以论述。有学者将炎帝精神概括为“总结经验，发展生产：前仆后继，顽强奋斗；气吞山河，藐视困难；顾全大局，维护大局；足智多谋，灵活应便”等五个方面。有学者将炎帝精神概括为“为天下先”的无私奉献精神、勇于探索的开拓创新精神、刚健有为的自强进取精神和以人为本的亲民务实精神。有学者将炎帝精神概括为重德尚和精神。我们说，不管从哪一个方面概括。炎帝精神都蕴含和体现着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是中华民族精神的内核和基因，为中华民族精神的形成和丰富奠定了基础。在谈到我们今天继承和弘扬炎帝精神、姜炎文化的意义时，有学者认为：“21世纪的到来对炎黄文化是一场前所未有的挑战。这是信息社会、知识经济迅猛发展的时代，而这两者所蕴有的内涵并非是我国传统文化的长处，有的还是短处，但这并不意味着没有与时俱进、后来居上的条件和机遇。高科技愈发展，愈要呼唤人文精神，这是学术界的共识。所以说21世纪是人的世纪，是高扬人文精神的世纪，这是人类社会持续发展的主流。用这一主题重新审视炎帝文化，用现代文明的观念选择、扬弃、继承、创新、促进传统文化的现代化，是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重大课题。”
五、关于炎帝文化研究的反思
这是本次研讨会的一个特点。有4篇论文对过去炎帝文化的研究做了回顾和思考，并对今后的研究提出了意见。有学者从哲学的角度，对近年来出现的炎帝研究热，从其特点，即民间性、经济性、寻根性，从其价值，即历史、文化、精神，从其方法，即哲学、社会科学、具体问题具体对待等方面予以反思。有学者通过其对炎帝文化研究的再思考，认为学术研究也要与时俱进，要根据新的资料和研究成果，对以往的有些观点要重新认识。有学者认为，炎黄文化的研究经过了三个历史时期，即先秦到清末是炎黄文化研究的准备期和奠基期，20世纪初到70年代末是炎黄文化的成型期和发展期，改革开放以来是炎黄文化研究的活跃期和繁荣期，并提出了炎黄文化研究有待于进一步突破的几个问题。有学者从历史及现实中存在的“重黄轻炎”的现象提出，要改变这种状况，很有必要加强对炎帝文化的研究和宣传，使之与黄帝一样，成为在新时期复兴中华民族，凝聚海内外炎黄子孙的精神支柱与纽带和桥梁。所以，加强炎帝和姜炎文化的研究，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和重要的现实意义。
另外，在提交的论文中，有学者还对炎帝祭祀、炎帝文化传播、“炎帝”概念、“炎黄子孙”的称谓、炎帝与中华民族以及与炎帝、姜炎文化有关的蚩尤、精卫、姜螈、齐文化等问题进行了探讨。境外学者还就西北少数民族心态、新加坡中医药发展等问题进行了研究。
（原裁于《宝鸡文理学院学报》2005年第6期，又载于《炎黄文化研究》2006年第4期。后收入《炎帝与民族复兴》，陕西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炎帝·姜炎文化与和谐社会学术研讨会综述
由中国先秦史学会和宝鸡市人民政府主办、宝鸡炎帝研究会承办的“炎帝·姜炎文化与和谐社会国际学术研讨会”于2006年9月6-9日在宝鸡隆重召开。分别来自国内23个省、市、自治区和香港特别行政区的50多所高校和科研院所，以及日本、韩国等70多位专家学者参加了会议。收到论文（包括内容提要）近90篇，经筛选有70多篇论文参加了交流。尤其是中国先秦史学会理事长、清华大学教授、着名历史学家李学勤先生在开幕式上所作的《深入探讨远古历史研究的方法论问题》的精彩的学术演讲，引起了与会者的极大兴趣。现将研讨会主要学术观点综述如下。
一、炎帝原生地、炎帝时代等诸类问题的研究
关于炎帝诞生地、炎帝时代、炎帝迁徙等问题已讨论了多年，凡是召开炎帝文化方面的学术研讨会几乎都要涉及到。尽管如此，从本次研讨会所收到的论文看，这一方面的研究，还是讨论的主要问题之一。
关于炎帝的诞生地，曹定云先生以《山海经》有关炎帝的记载与宝鸡北首岭、西安半坡遗址出土的“人面鱼纹”相对应，认为“宝鸡北首岭仰韶文化居民是确定的炎帝部落居民，故宝鸡地区应是炎帝部落的发祥地”。罗琨、江林昌先生依据《国语·晋语》的记载认为，炎、黄两族均起源于陕西，炎帝之族的“根”是在我国西部的姜水。罗运环先生通过对战国简帛文本语境的考证和地域的考察，“从古史传说中分析了简帛炎帝与宝鸡姜姓炎帝的关系”。张辉杰、张玉勤先生通过对文献、宝鸡姜姓遗族和姜城堡彩陶遗址等三个方面论证后认为：“炎帝起源于陕西渭河流域。”李先登先生认为：“仰韶文化其中一部分可能是炎帝族的文化”，宝鸡北首岭、西安半坡、临潼姜寨等遗址，“说明炎帝族的发祥地就在宝鸡地区”。张新斌先生通过文献、考古和民俗等分析后认为：“宝鸡地区作为炎帝故里，有着重要的学术支撑和民间积淀。”总之，认为宝鸡是炎帝的原生地、起源地，已成为本次研讨会的共识。
关于炎帝的时代，大多认为炎帝时代是处于新石器时代的中晚期，即距今6000-5000年前后；从社会发展形态来说，是处于母系氏族社会向父系氏族社会的过渡时期；在考古学上大致对应的是仰韶文化的中晚期。但也有学者提出了不同的看法。彭曦先生认为距今8000至4500年称为炎黄（神农）时代。何崝先生认为：“炎帝族可以认为是代表了老官台文化。”罗琨先生认为历史上出现的“黄炎”、“炎黄”两个概念，具有本质上的不同内涵，所以，要说“炎黄时代”就“应该将其上限伸展到原始农业发明的起点，下延至以黄帝为主要代表的五帝时代，这样就势必涵盖中国考古学的整个新石器时代，历经了氏族制度的繁荣和衰落，走向解体”。而“黄炎”之炎是“指与黄帝同在的炎帝之族”。即“黄帝时代”或“五帝时代”。
关于炎帝与神农氏的关系，自秦汉以来就有两种不同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炎帝与神农氏为一“人”；一种观点认为，炎帝与神农氏非一“人”。本次研讨会上，有多篇论文继续讨论了这个问题。张辉杰、张玉勤先生依据文献记载中神农氏、炎帝的不同图腾，即前者为“龙”，后者为“牛”，认为“炎帝、神农氏同源而非一人”，是“属于两个不同的社会时期”。罗琨先生认为：“神农氏原本和伏羲氏一样，代表一种新生产力及其产生的历史时代，并不是某古氏族的专名，但随着对古史传说的整理，完成了与炎帝的合户。”冯燊均先生认为：“炎帝是一个兴起于渭水流域的原始部落联盟传了十几代首领的泛称。炎帝之始祖应为神农氏，神农氏也是炎帝族早期首领的泛称，即发明了农业的首领。”说明炎帝与神农氏不是一个“人”。持“非一人”说的还有柳方来、何崤等先生。尽管如此，但大都认为。炎帝和神农氏是有关系的。从文化学的角度考察，我们今天所说的炎帝或神农氏，其实都是“合户”了的炎帝或神农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