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后主与黄皓在皇宫后花园设宴饮酒，姜维领几个人直接进来。早有人向黄皓通风报信，黄皓慌忙躲到花园的一角。姜维来到亭下，叩拜后主，流着泪说：“臣将邓艾已围困在祁山，陛下接连降下三道诏书，召我回朝，不知陛下是什么意思？”后主默默不语。姜维又说：“黄皓奸邪狡猾，专擅朝政，与东汉末年那些祸乱国家的宦官没什么两样。只有早早杀掉此人，朝廷才可以安宁，中原才可以恢复。”后主笑着说：“黄皓不过是一个供使唤的小臣，就算他专权，也不能有什么作为。你又何必把他放在心上？”姜维叩头说：“陛下今日不除黄皓，灾祸很快便会降临了！”后主说：“爱一个人便愿意他活下去，恨一个人便要他死，你怎么连一个宦官也容不下？”说着便命人到花园一侧去找来黄皓，让他向姜维叩头请罪。黄皓哭鼻子抹眼泪地说：“我不过是伺候皇上罢了，并不曾干与国政。将军千万不要听信外人的传言，想要杀我。我这条小命就掌握在将军的手里，还请将军可怜可怜我。”说罢，又是叩头，又是哭号。
姜维愤愤而出，见正，将这些情况详详细细地告诉了他。正说：“将军将有大祸临头了。将军若有个三长两短，国家也就完蛋了。”姜维说：“请先生教我保国安身的办法。”正说：“陇西有一个地方，名叫沓中，那里土地十分肥沃。将军何不仿效诸葛武侯屯田的事，上报天子，前往杏中屯田？这样，一可以收获粮食以供军中之用，二可以夺取陇西大片土地城池，三可以使魏国军队不敢对我汉中轻举妄动，最后，将军在外握有兵权，谁也不敢算计你，可以避祸。这就是保国安身的办法，将军应早早去实行。”姜维大喜，道谢说：“先生的话真是金玉良言。”
第二天，姜维上表后主，要求去沓中屯田，仿效诸葛亮，后主答应了，他便回到汉中。
建功立业，是千百年来不少人的人生梦想，在这种梦想的感召下，涌现出许多英雄豪杰，他们的确创立了丰功伟绩。但是，杰出的业绩，经常是危险的。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敌国灭，谋臣忘；功盖天下者不赏，声名震主者身败。韩信、岳飞、李善长等一大批仁人志士不了解这其中的奥秘，因此被杀。张良、范蠡、韩世忠、石守信等智者深明上述道理，急流勇退，去官归隐，因此，苟全性命，更以广阔的胸怀，引起后人景仰。
还有一种走计，称为“弃权”，常用于国际国内各种政治场合。在评比、选举或决策制定等事件中，各路诸侯争权夺利，都试图以自己的意志左右局势；或者弱小，哪一方都得罪不起，或者虽然强大，但哪一路神仙也不敢得罪，便宣称放弃参与表态的权利，在保留意见的同时，保留了其他许多东西，说不定还能坐收渔翁之利。
作为企业决策者，当企业在危难关头时，要有胆有识，看准新的门路，当机立断，实行战略转移，及时转产，调整投资方向，企业才能渡过难关，转危为安。
日本日立公司为了扩大企业规模，发展生产，投入了大量资金，购买新建厂房、建筑材料，新添置了一些设备。这时，正赶上了60年代初整个日本经济萧条时期，现有产品滞销，卖不出去，扩大企业规模就可想而知了。面对这一严峻情况日立公司有两条路可供选择：一条路是继续投资；另一条路停止投资施工。日立公司经过大家认真讨论、分析、研究，最后，果断决定走后一条路，停止投资实行战略目标转移，把资金投放到其他方面，积蓄财力，待机发展。经过实践证明，日立公司的决策是正确的。从1962年开始，日本三大电器公司中的东芝和三菱的营业额都有明显下降，但是日立则一直到1964年仍在继续上升。进入60年代后半期，一个新的经营繁荣时期来到了，蓄势已久的日立不失时机地积极投资，1967年投入了102亿日元，1968年上半年销售额就突破了千亿大关，达1220亿日元。从效益上看，1966至1970年，5年内销售额提高了1.7倍，利润提高了1.8倍。
北京服装厂是一个只有百余人的集体企业，产品曾一度滞销积压，资金无法周转，生产几乎处于瘫痪状态，怎么办？厂领导从市场调查中发现，服装行业强手如林，竞争激烈，本厂的生产设备和技术力量薄弱，难以与其抗衡，如继续生产服装，势必走向绝境，无异于“在一棵树上吊死”。于是，他们根据市场情况和本厂条件，转产以手工操作为主，生产大企业不愿意生产的酒心巧克力。产品拿到市场试销，订户蜂拥而至。当月投资生产，当月盈利，企业起死回生。
正所谓：“好汉不吃眼前亏，识时务者乃俊杰”，有时候还要学会顺流而下，避免与敌手正面相撞，使自己得不偿失。其实，这也可以说是一种“走”的艺术。“走”或“不走”有时的确要费一番思量。该走的时候不走，不该走的时候又走了，都会产生困扰。所以，“走”也是一门艺术，既要掌握时机，也要靠点运气，才能走得正是时候，走得理直气壮。
为朱元璋平天下，治天下，立下了汗马功劳的刘伯温在功成之后，多次上书请求告老还乡，其原因亦是主动与被动两种因素相撞促成的结果。洪武三年（1371年），朱元璋授予刘伯温弘文馆学士，封开国翊运守正文臣、资善大夫、上护军、诚意伯。刘伯温为了免遭朝廷官场斗争的不测之祸，随即上书明太祖，要求辞仕过隐居生活。原因有二：一是青少年立下的报国志得以实现，位至开国功臣之列。二是他生就这豪爽刚正、嫉恶如仇的思想性格，在为朱元璋出谋划策时曾得罪过不少人，像宰相李善长、胡惟庸等人，就是对明太祖朱元璋，他也常常直谏不讳。因此，他想尽早从官场的旋涡中抽出身来，激流勇退。洪武四年二月，刘伯温回到浙江青田南田山（今浙江省文成县）故里，在乡间每日读书吟诗，饮酒奔棋，谢绝同一切官府来往，静心修养，乐哉快哉。说刘伯温上书请求辞职含有被迫原因，还可以从他后来被朱元璋剥夺俸禄一事加以佐证。公元1373年，胡惟庸当上了丞相，他对刘伯温曾经在明太祖面前不同意自己担任丞相一事，怀恨在心，故诬陷刘伯温在故里谋占有王气之地为自己墓地，图谋不轨。朱元璋因疑心极重，遂于第二年下旨剥夺了刘伯温的俸禄。刘伯温被迫忍气吞声进京说明真情，不想在京积忧成疾，公元1375年3月他重病不起，被送回乡里，一个月后逝世。如果刘伯温在朱元璋登基称帝的前夕，不待封官列侯即隐退故里或山中寺院，恐怕也不至于后来遭到剥夺俸禄的冤屈。由此看来，政治斗争中的急流勇退宜早不宜迟，否则，虽辞职也难保全终身。
当我们处于人生巅峰时，就要学会顺流而下，只有这样才能够更好地自存下去。
急功近利无长远之业
人生有很多梦是遥不可及的，但只要敢于相信，并坚持到底，就有可能实现。
鲁迅先生说，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我们都尊敬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尊敬第一个在荆棘丛中迈出第一步的人，这主要是因为，他的行动一下子就号准了成功的脉搏，他的双脚一下子就踏在了成功的大道上。有了第一步，就会有第二步；有了第二步；就会有第三步，这样地一直走下去，肯定会步入成功的辉煌。
一心只想急迫地追求短期效应而不顾长远影响；总是思考追求眼前的小利，而不顾全局的根本利益，这都称之为急功近利。
古语讲，欲速则不达。急功近利是成就大事业的绊脚石。急功近利者，是戴着功利名位近视眼镜的目光短浅者。他们只看到目前的境况，只看到暂时的贫富盈亏。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是急功近利者一贯的思考模式。为了治了头而不顾脚，为了治好脚又不顾头了。为了摆脱眼前的状况，可以不顾未来的利益，为了求得一时的痛快，而以长远的痛苦为砝码。其实这是得不偿失的。
1950年，丰田公司因破产危机，工业公司和销售公司发生分离。但是，不久爆发的朝鲜战争却给丰田带来了喜讯，美军大量的卡车订单使丰田汽车公司起死回生。这对于亲身体验了产销公司分离痛苦的丰田英二来说，自然希望回到以前产销一体的体制。但是事情并非那么简单，工业公司和销售公司分离的体制已经形成，当时负责技术部门的董事丰田英二，深知即使他提出重新合并的建议，在当时也是行不通的。
丰田英二在确定丰田的未来发展方向时，决断很慢，这是因为英二在深思熟虑考察各种条件的同时，还要衡量各方面的利益是否均衡，他认为条件不成熟，即使勉强行事也是失败的，他只有耐心地等待。
直到20纪80年代初，丰田的两家公司才终于结束了长达32年的产销分离，诞生了全新的丰田公司，丰田英二的等待终于有了丰硕的成果。
在处理丰田赴美建厂一事上，丰田英二也同样小心谨慎，着眼长远。丰田进军美国，在日本汽车厂商中，是继本田、日产之后的第三家，为此不少人抱怨为时太晚。会长丰田英二和社长丰田章一郎的回答是：“我们在耐心等待，我们的行动并没有落后。”由于采取了谨慎的战术，丰田公司最终顺利地打入了美国汽车市场。
许多成功者，如丰田英二和丰田章一郎，他们与失败者的惟一区别不是更多的努力，或是更聪明的头脑。只在于他们能耐心等待多坚持了一会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