邻居二奶奶来串门。她是贫农。二奶奶耳聋，但说话声高，毫无顾忌。她说：你在杭州发表了一篇大文章，得了多少钱？其实我发表的是一首长诗，但我要是说是诗，二奶奶肯定是听不懂的，因此我没有解释，只是点点头说：170多元，两个人分的。170多块，介许多啊，老人惊奇了，我伲一年也挣不来的，你真有出息了，读书读出来了。考上状元没有？我妈对她说，夹些（现在）不考状元了，读出来就考大或（学）。二奶奶说，读书读出来就能升官发财了，就能住到度（大）地方去享福了。接着她又说：或（学）堂里派宁（人）来调查过了，是一个同或（同学），讲侬要入团，治保委沿（员）讲侬造过谣，阿（挨）过斗。革扎（这只）活狲泛得（不会）讲两句好话。我晓得侬根本呒得（没有）介回事，伊（他）偏要触侬霉头（讲你坏话）。
伊（他）算啥东西，当了个小干部光会欺侮那（你）这种老实头。
听了二奶奶的话，我两眼直发黑，赶紧贴墙坐了下来。我妈听她越说越可怕了，赶快大声对她说：你孙子在喊你了，快回去吃饭吧，她就走了。
我明白了，原来来调查的正是孔一杰。这下倒好，为了入团，造谣的事儿又兜出来了。
事情是这样的：那是1950年的冬天，全乡在中心小学开大会，收缴地富的地契。地契交完了，我被叫到台前，按下了脑袋。当时我只有12岁。一个民兵问：你到枫树湾去造什么谣了？
枫树湾是我舅舅家，我去过，但我也没有和外人说过话，更甭说造谣了。我说没有。主持大会的乡长大概看我只不过是个小孩子，不会撒谎，便让我走了。事后我问过我叔叔，他是中农，自然是民兵。他说有人说我到枫树湾去说过，桃花开共产党来，桃花谢共产党就要走了。天哪！1949年5月3日解放杭州，解放军来到我家乡是5月3日以后的事情，桃花早就开过了。这句话和事实根本对不上。再说，当时我还在上小学，一天到晚说共产党好还说不过来呢，怎么能去“造谣”！真是无稽之谈。后来我才明白，因为我家评了地主，就没有理了。即使浑身是嘴，也说不明白了。
回到学校，我明白，我再也没有入团的希望了。我感到悲哀。我为什么不出生在贫下中农家庭呢？记得小时候，我和农民的孩子一起割草，一起上学，一起玩打擂台，光着脚丫子沾一身泥巴，他们对我还挺好，没有人用白眼瞪我。但现在完全不同了。
上课的第一天，下午自习课铃响之后，孔一杰便说：今天支部活动，团员同志到男生宿舍18号过组织生活，同学们在教室里自习，自觉遵守纪律。我班的团员都站起来走了。她也走了。
教室里剩下30多名同学。我知道，他们中不少人能走完从同学到同志的路程，而我，怕永远走不完了。
大鸣大放开始了。每天，《浙江日报》上都登着一些鸣放的文章，有中央的，有地方的。也不知是立场的缘故，还是世界观的缘故，我实在不懂得知识分子提意见便是向党进攻。我只觉得那些文章那么有吸引力。我至今还记得当时的浙江省文联主席宋云彬说自己有职无权，还举了几个实例，马上引起了我的共鸣。
没想到，这是一个“阳谋”，很快反击疾风暴雨般卷来了，凡是鸣放过的人，都被揪出来了，都打成了****。好在我还是个中学生，要是在大学，我准会打成****。****是客观存在，但在大学生中就有，而中学生中则没有。这些，我也难于理解。
那年，我还算幸运，考上了大学。虽然不是清华，但是有个工学院收留我，我觉得够幸运的了。上年录取25万，当年录取10.7万。我能成为10.7万中的一分子，我是那么高兴。我决心在大学要拿出最好的成绩来，争取入团，做一个又红又专的人，将来报效祖国。
进大学后，我看到学院中贴大字报的席棚尚在，但大字报没有了。这席棚无疑像一个曾经硝烟弥漫的战场，叫人毛骨悚然。
我看到那些被揪出来的****分子（他们有的是老师，此刻都直呼其名了）在校园里干着杂活，搬桌椅，打扫卫生，或者刻讲义。院内的楼房墙上，赫然写着“学校为工农开门，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特大标语。
我们班一共32人，没有第二个地主出身的。这给我的压力很大。我觉得，他们全是在地上行走的，而我在走钢丝，随时都有摔下来的危险。我想，一定要表现得积极些，让团组织信任我。我立即写了一首诗，名曰《我们胜利了》，三天后，便在院刊上发表了。
尽管反右的大潮已过，但还有一次补课。首先，批斗留苏预备生刘某。他是烈士遗孤，还是预备党员，本来马上要到列宁的故乡学习去了，没有想到他也成了****。这个客观存在实在叫人费解。接着我们去批斗机械系二年级两个漏网的****。原来****都是预先经党委批准了的。然后上会，上会狠狠一斗，他认了，便结束；他不承认，继续斗，越斗上纲越高，将来处理越重。所以，只要批准了的，没有一个能“抗拒”到底的。
****斗完了，接着又是双反，又要大鸣大放。有一天，班里开鸣放会，班长突然向我发难，说我有****言论（现在看来，都是荒唐而可笑的，不赘述了）。他说，你的言行，白纸黑字写着，难道有错不成？他讥讽地对我斜了一眼，然后说：还是老老实实承认错误吧，这样对你有利。负“偶”（把隅读成了偶了）
顽抗，死路一条！
我望望其他同学，目光各不一样。有愤怒的，有鄙夷的，有恍然大悟的，也有同情的。但同情的是决不敢站出来为我开脱的。因为这样的话，便有从沼泽地里救不成人自己反而掉入沼泽里的危险！
反右时****分子还留在学校劳动，学校背上了沉重的包袱。
这会改进了，不把我打成****，把我撵走了事。我终于被赶出了校门。
于是我明白了一个残酷的道理：她是南下干部的女儿，我是一个黑崽子，本不该和她相恋的；不该做的事情做了，便会有不该有的报应。因为相恋，我要争取入团，妄图取得和她一样红的地位，因为要入团，便发生孔一杰去我家乡调查的事情，抖出了同学们本不知道也是不曾有过的事，自然，入团反而无望了；这还不算，却正像从我身上找到了一种思想病毒，以致后来栽在我身上的种种污泥浊水都使我无法洗刷，反而是一种合理的发展了，最后被逐出大学。——就像滚雪球一样，开始时雪里塞一把烂草，成了雏形，然后越滚越大。——这件事到此并未结束，还要发展，直到影响我的一生！
我不知道是怎么跟着导游游完平湖秋月的，我也不知道还游过什么地方，不知道我怎样坐进出租车拉回宾馆的。我仿佛回头走了38年曾经走过的那一段历程。等我稍觉清醒，已是吃过晚饭埋在沙发中看电视的时候了。电视中一群大学生在辩论（记得其中有个大学生叫许戈辉），针锋相对，有理有节，显示着自己的辩才。我真嫉妒他们！为什么不把他们的反方揪上台来斗一斗，这样，你即使浑身长嘴，看你还能侃侃而谈嘛！
辛夷来了。我知道她是来向我请教她写的诗的。我就和她谈了些我的看法。我觉得诗首先要有深刻的内涵，否则，就不成其为诗了。而要有深刻的内涵，必须有深刻的思想，见日月不为眼明，闻雷霆不为耳聪。要看到别人视而不见的东西。我对她说，有几首诗内容本身便富有诗意，像《镜子》、《木偶》、《面具》、《黎明》之类，我说，不要急于求成，慢慢改，改好了再寄给我。
关于平湖秋月见到她母亲的事，我本不想再问了。但是不知怎么的，也许是好奇，也许是38年的感情尚未消失，也许是觉得随便问问辛夷不会察觉什么，我还是问了。
我看见你母亲了，她现在……我问。她说：她已经退休了，现在返聘在环保局工作，这几天在开一个什么研讨会，有很多外省的代表，今天她在当导游，领大家游览西湖，路线正好和我们相反，她用手比划着，从这儿到湖心亭，经三潭印月到湖滨。她是60年代的大学毕业生吧？我问。她回答：是的，1961年毕业于华东化工学院。她叫马宁。对了，哪天有空，您上我家去串个门吧。我对她说过了，我在诗会上遇到一位热心的老师，你也是浙江人。我父母都会热情欢迎你的。这次没有时间了，诗会一结束，我马上要赶回去。下次来杭州，我一定去你家。我撒谎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