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夏天的中午，我把饭菜做好了，坐在窑洞门口的小板凳上一边补着衣服一边等着儿子。
我做的是一盘炒土豆片，用一个自制的罩子罩在炕桌上；门外的灶台上放着做好的米饭，发散着陈米的气息。门上挂着用苇秆自做的门帘子。这排窑洞一共10孔，住着10家。我们是东面把头的第二家。头一家是老唐家。我们进出都要经过他家的门口。大概因为当初建窑洞时只图方便和实用，不太注意朝向，窑洞坐南朝北。自然，我坐在窑洞的阴影里，晒不着太阳。时间过得真快啊，已是70年代，我们来到矿上十来年了，儿子也上初中了。
这排窑洞建在煤矿采空区的边缘上，面朝矿山，抬头就能见到以巨大的天轮为标志的矿山建筑群，耳边是彻夜不停的钢铁轰鸣。窑洞和矿山之间有一堵围墙挡着，这堵墙是近年因为矿山经常丢失东西而建的，虽然有一扇门，但常年锁着，我们要绕20米的大圈子，才能从另一扇门出入。窑洞后面是一个偌大的坑，那是由于地下的煤采空后塌陷而成的，有十几米深。除了土和乱石什么都没有。反正它在窑洞后，就不去管它了。窑洞原是女单身宿舍，我刚来到煤矿那会儿就住在这里。当时周围一片平坦。
窑洞后面百十米远的地方是十几个土窨子，丈夫就住在那里。后来地基开始下沉，地窨子不能再住，男工们自然都“逃离科索沃”了。正好，我住的窑洞里的女工慢慢叫男人们一个一个地“叼”走了，这口窑洞就成了我的家。现在，窑洞周围没有一棵树，好在我们已习惯了这里的荒凉，这里的喧闹。
我在充电房工作，发灯，三班倒，现在上的是夜班，白天在家休息。丈夫原是个采煤工，他干活挺卖力，有一次掌子面冒顶了，本不该他这个三级工上的，可他以为自己能处理得了，就抢着上去，不幸出了事故，左腿叫冒落的顶板砸断，住了医院。伤好后，不能下井了，就调到行政科做杂工，修房，修路，挖沟，给食堂拉米拉面。反正矿上有关吃喝拉撒睡的杂活都由他们干。
他上的是正常班，平时中午虽能回家吃饭，但是他的脚走路不方便，又没有自行车，所以常常早上上班时带上一张饼夹点咸菜，中午就不回家了。
这排窑洞住的都是“盲流”。所谓盲流嘛，不是大学中专毕业分配来的，不是工作调动来的，也不是移民来的，而是自己盲目流动来的。因此盲流自然要低人一等，被人看不起。我和丈夫家庭出身不好，在老家都是“黑崽子”，要做义务工，要参加五类分子会，要受辱骂，比当地农民低了几等；而在这里我们虽是“煤黑子”，也算正式工人，比起老家来，生存环境好多了，心中已经很满意，因此也不在乎人家说盲流了。
那年夏天，广东放了亩产6万多斤的大“卫星”，广播里喊，报纸上登，炒得红红火火，全国自然都得学。于是，我们省上级便下达了“移苗并丘”的命令，让我们把灌了浆的稻苗全部拔起来，20多亩的苗栽到一亩田里。据说这样做亩产能上几万斤，结果第二季水稻全烂了，农民们忧心忡忡，干活自然就提不起劲来了。
一天我们正在田里休息，从远处的梯田边走来一个人，随着地势的不断升高和距离的拉近，人影逐渐放大。那人头戴一顶破草帽，身穿粗布短衣裤，脚着草鞋——一个地道的农民。他嘴里哼着赵丹唱的那首“郎里格郎里格郎里格郎”，声音有些熟悉。
走近我才发现，是我的高中同学石坚。一年前，我高中毕业了。
当时的教育方针是学校为工农开门。我知道我出身不好，即使学习再好，大学之门也不会给我留一条缝的。但是既然有个报考的机会，还是到省城去享受一次考试的权利。考完之后，我便乖乖地回家了。石坚出身也不好，但是他成绩特好，定是招生教师网开一面，把他放进了A大建筑系。但是后来又说政审不合格，把他从大学赶出来了。他上大学期间给我写过几封信，但我没有回信，因为他前途光明，而我已无前途可言了，不愿给他回信。
当我知道他被赶回家后倒是给他去了信，意思是让他想开点。但是他也没有给我回信，大概这是给我的报复吧。我问，今天是哪阵风把你刮来了？他说，西北风。
他的突然到来，叫我既高兴又生气。我到水沟里洗去两腿泥，把他领到家中。家里剩的米不多了，只好做一锅稀饭外加糠菜团子招待他。吃过饭，我把他带进我简陋的房里，让他坐在竹椅上，他便坦率地说是向我来告别的。我问，是不是学校让你回……他诡秘地笑了笑说，你真是做梦娶媳妇，异想天开。他向我透露了一个消息，说西北要人，拿张高中毕业证书就行。中国土地上竟然还有这么一个世外桃源，这是我无法想象的。他说他在家待不下去了，要去闯一闯，哪怕碰得头破血流抛尸荒野在所不惜。恰好，我在家的处境也艰难。当然，我是一个女孩，送通知做义务工开五类分子会之类的事比他少些，但却有比他更头痛的事，那就是有些人纠缠我，不是追我的，便是要给我做媒的，我像落入一张大网之中了。比这更可怕的，那就是村里的人可不那么文明，尤其在晚上，只要出门，就有手悄悄伸到我的胸前……因此晚上出门，我都得母亲陪着。有时村里让我做些写写算算的工作，陪我去的母亲就会被熊回来，而我就难免被人“吃豆腐”了。人家得了便宜哈哈大笑，而我只能脸红红地强忍着委屈，让泪水咽进肚子里。因为当时没有保护妇女不受侮辱的法律，更没有投诉的大门。我不想嫁给那些斗大字儿不识一箩的盛气凌人的村干部，在他们的阴影里生存，成为别人的附属品。
我一直为此而苦恼。我和石坚有着相同的命运，有着共同的语言，也许是同病相怜吧，我俩推心置腹的语言，使我们的思想沟通了，以致心的火也通过我们的眼睛相互点燃了。我也有这样的想法，出去闯一闯。当然，我也知道，那里没有现成的果子等我们去摘，风险很大，但正像一位诗人所说的，幸福是一个追求的过程，而不是终极的目的。我们约定了出去的日子，他就回他的家了。
他走后的那个晚上，我把父母请到我的房间里，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他们，恳求他们同意。可以想象，我父亲怎能放心让自己心爱的女儿委身一个没有职业的人呢？这是人之常情。开头，自然碰了壁。在情急之中，我说，爸爸妈妈，你们为什么把我生在这个家，让我从小就没有幸福，受了那么多的苦。难道你们不知道，我只要成分好一点，是完全能考上大学的。现在你们看，今年粮食只收了五成，家里很快就没有吃的了。我不愿跟着你们饿肚子，更不愿看着弟弟妹妹饿死。我的决心已下，让我走我走，不让我走我也要走。也许我走了，在外面能混一口饭吃，给你们省下来的粮食，还能让我的弟弟妹妹多吃一口呢。也许就是多吃这一口，就能抗过灾难呢。我的话有理，却也伤了父亲的心。父亲喃喃地说，地主又不是我要评的，我从小教书挣了几个钱，乡亲们没有吃的了，我就借给了他们，他们还不起钱就把田押给了我家，从来没有交过一粒租子，可是……唉，不说了。父亲拍打着自己的脑门，没有办法了，只得说女儿，爸不耽误你的前程，你已经长大了，也有了文化，你的路你自己走吧。这时，泪水已流满我的面颊，我和母亲抱头大哭了一场。
临走的前一天，我俩在我家乡的公社登了记。父亲杀了那只下蛋的鸡，买了半斤零打酒，没有任何仪式，他就在我家度过了那个新婚之夜。为了赶县城开往省城的早班车，我和他在凌晨三点就起身赶路。为了避免目标太大，父亲没有送我们，只在出门时嘱咐我说，你们到了那里之后，信只能寄到你城里的同学家，我会去取的，不能寄回家，省得日后麻烦。我们点了点头。临别的气氛异常悲壮。我们两人在黑夜中行走。那个黑夜也是我最难忘的，因为有他同行，一同走向天涯海角，我们不感到劳累和疲倦，因为我们心中燃烧着一缕希望之光。当曙光照耀县城使县城突然变得异常灿烂的时候，发出突突声音的汽车已载着我和他以及我们的希望与未来，奔驰在通往省城的狭窄的公路上了。
儿子还没有回来。这时我听到窑洞里有嗡嗡的讨厌的声音，我站起来拉起苇秆做的门帘儿，走进窑洞。我家的窑洞大约有6米长，中间有一堵墙，隔成里外两间，里间小，外间大。里外都有炕。里间儿子住，外间我和丈夫住。炕上有一只箱子，这是放衣服用的，吃饭时炕上放一张小炕桌，这便是我们所有的家当了。这时，我看到那只可恶的苍蝇了，便拿起那个竹子把的拍子来来回回地撵着，苍蝇打死了，我又走到门外继续我的回忆。
因为我们两家都没有钱，东拼西凑凑了90元就动身了。到省城的火车站买了两张慢车通票，花去了50多元，我俩手中只剩30多元了，但是我们不知道什么叫害怕。我们相信天无绝人之路。经过几天的奔波，我俩终于来到西北的黑山煤矿。令我俩奇怪的是，正当全国粮食和户口都管得铁桶一般的时候，没有想到西北有个大豁口，我们凭一张中学毕业证书，竟然得到了一份工作，自然也得到了户口和粮食关系，这简直是不可思议的事情。
虽然我俩是夫妻，但当时煤矿解决不了住房问题，只好我住我的单身宿舍——土窑洞，他住他的单身宿舍——地窨子。所谓地窨子，就是在地下挖个坑，上面苫上个人字形的土顶就成了。
出入有五六个土台阶，人在里面直不起腰来。好在北方几乎终年无雨，还能将就住人，要是在南方，早就成了池塘，人或为鱼鳖了；而我住的土窑洞，尽管得不到阳光的抚爱，也比他住的地窨子强多了。我们有了饭吃，有了工作，分开住也就分开住吧。反正我们是夫妻，我们可以在朦胧的夜色里到野外散步，以地当床，以天当帏，在没有人烟的广袤无际的沙滩上，那种回归自然的浪漫至今记忆犹新。我们会觉得自己是远古的人类，进入几千年前的中国历史里了；我们会觉得自己就是亚当和夏娃，正在创造着人类；我们也会觉得自己已来到月球上，完全在一个未知的世界里生存。这种原始，这种粗犷，是如今在雅致的小洞房里度着新婚蜜月的爱侣们永远无法想象无法体验的。一个没有月光的晚上，我俩散步来到黄河边，正好河边停着一只小船，我俩就登了上去。船里有一堆草，我俩先是相依相拥，后来在黄河涛声的撩拨下，被压抑的欲望像山洪般释放出来……可是事也凑巧，走来两个民警，把我俩带到了派出所。后来矿上把这件事传成了最有色彩的新闻，有人见了我们就说乘小船舒服吗？弄得我们很长一段时间出门都要戴个大口罩。
想到这里，我不禁笑了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