坐小车，感觉和骑自行车大不一样，风驰电掣，一会儿便到了家。中国人坐小车的有两个阶层，一是官员，二是老板。当老板要靠自己发家，太难了，于是有一批人趋之若鹜去当官。但方达此刻想的不是这些，他希望有一套住房，工资过得去就行了。
天天扳着指头算柴米油盐那点钱，太捉襟见肘了。
停下车，方达夫妇便下车，向司机道了谢。司机递给他一个信封，说：“这是行长让我给你的辛苦费，50元，你数数。”方达说：“这钱，我不能收，你还给行长吧。”司机有点不耐烦了：“小伙子，我听行长的，还是听你的？行长让我把它交给你，这便是我的任务。要退，你自己去退吧，别犯……”司机想说个“傻”字，但没有说出来，一踩油门走了。
方达发了半天呆，是梁音挽着他的胳膊回到平房里的。这下，他觉得刚才仿佛做了一场梦，总算回到现实中了。
一颗石子掉进平静的湖里，便会荡起层层涟漪。今天，方达的心湖叫银行这块石子撞击了一下，自然难于平静了。两口子坐在简陋的沙发上，梁音沏了两杯茶，便讨论起商调的事儿来。茶叶是梁音的老家浙江寄来的。虽不好，但是新茶，比本地买的价格不菲的陈茶叶好喝多了。
方达说：“你知道我现在在想什么？”
“自然想去银行哕。”梁音回答。
“不。”方达说，“我突然想起来，当年爱迪生流浪街头，正好碰到电报公司的发报机坏了，爱迪生要求试试，结果修好了……”
“你是说，你今天做了一次爱迪生？”
“我在想，爱迪生修好了发报机，老板一句话，便让他当了电报部主任，但是我，需要办调动。可是我要去找厂长，厂长准会说（学厂长的口气），你是个人才，厂里需要你。你说这怎么办？”
“我也在想这个问题呢。虽说如今要人才流动，但遇到具体问题，厂长们的理儿多着呢！当官儿说的话就是理……”
讨论到晚上1点，还是没有结果。梁音说：“该睡了，天无绝人之路，总会有办法的。”于是两口子便洗脸，洗脚，还把中午剩下的菜回了锅，保证过夜不馊，然后上床。因为喝了点酒，血管扩张了，自然要温存一番。他们结婚还不到一年，这个晚上，是他们结婚以后感觉最好的一晚。洗漱之后，他们相拥着，还在商量这件事。最后他俩商定的办法是请行长出面。哪个厂都要从银行贷款，行长说话，厂长就一定会给个面子。
有了这个办法，他俩的心情宽解了一些，而且经过一场搏斗，也累了，便搂着睡去。
第二天下午，方达正在微机前钻研那套新程序，吕子明打来电话了，要他去一趟。他心中很明白，便骑上那辆破自行车去了。方达见吕子明的办公室还有一个人，便说：“请借一步说话。”吕子明心领神会，便带他进了空无一人的会议室。方达便把昨晚和妻子研究的办法和盘托出。吕子明听了直摇头。方达不满地问：“你为什么光摇头？”
吕子明笑了：“行长确实认识你们厂长，如果行长开口要你，厂长会说什么？”
“他们之间有交情的话，厂长肯定放人啰。”方达不假思索地回答。
吕子明笑得更厉害了：“方达，我承认，你学习比我好，现在，计算机更是精通。但是你真是个老九，处理人际关系水平就不高了。”
“这话怎么讲？”方达有些不高兴了。
吕子明没有看他，低着头说：“我们银行缺人才，你们厂缺什么？”
“明白了，你是说厂长要以贷款来作交换？”
“是的，你们厂现在欠银行几千万，经济情况没有转机，哪个银行还敢贷款？”吕子明说，“所以，你要调出厂，还得想别的办法。”
一夜的好梦结束了，方达似乎觉得一盆凉水从头上浇下，一直凉到脚心。
他苦笑了一下：“子明，我明白了。你也替我想想办法吧。”
揣着那份商调函，没精打采地下了楼。
为了盖一个工厂的章，于是方达开始了旷日持久的奔波。方达和梁音可谓想尽了办法，俩亲家也想尽了办法。他们托人找过厅长，厅长回答是不好干预厂内的事情。方达打听到，厂长的老爷子得过肺癌，是绿洲医院的黄大夫给他动的手术，从死神手中把他拽回来的。正好方达的高中同学尤佳从医学院毕业分到了黄大夫的手下，通过尤佳，请了黄大夫去当说客。但是厂长还是没有给面子。厂长说，要是你自己的事，我一定办，别人的事儿，那就很抱歉了。黄大夫医术高明，病人请他看病，他从来不收一分礼，他也不认你是谁，一律以救死扶伤为己任。黄大夫碰了鼻子，暗自生气。尤佳说：“黄大夫，我看，你去找一趟老爷子，让他对他儿子说，这事准成。”但是黄大夫不愿那么做，只好作罢。
秋天来临了，购物中心开始处理夏季面料。一天，方达和梁音去转悠，他俩正在挑处理料子时，忽觉得一只手搭在他的肩膀上。方达回头一看，见是一位身穿名牌T恤，戴着高档墨镜的先生，不免一怔。仔细一看，才认出是盛小舟。于是用力地握了手。
“在海南混得不错吧？”方达问。
“还可以，不过，比这里强多了。”小盛答，“现在我自己干了。”
“办公司？发了吧？”梁音问。
“还行吧。”
老朋友相见，十分难得，方达邀请他上家坐坐，盛小舟知道他住在离厂不远的地方，就说不去了。盛小舟说还是自己请他们随便吃点儿，方达俩也不推辞，跟着小舟进了江南酒家的一个雅座里。
“你把关系办走了？”方达问。
“是的。”小舟也不忌讳，“厂长不让我在厂里或者厂附近露面。”
“你是用什么法儿弄走的？我也想走呢。”方达问。
“你想，如今还有什么法儿，钱开路呗。”
盛小舟问方达准备上哪儿去，方达如实相告。盛小舟说：“如果你这里混不下去了，干脆，到海南去吧。先可以在我那里委屈一下，少不了你住的吃的。”
点菜时，方达执意不让点高档的菜，但盛小舟不让，还是点了几个差不多的，如烤鸭、铁板牛肉之类。最后，盛小舟给他留了电话和地址。
回到家，小两口自然又少不了一番研究，是不是尝试一下盛小舟的“钱铺路”呢？但他们觉得此路不通。第一，他们的实力不能与盛小舟同日而语。第二，他们现在还在本市，而且厂长是个不可捉摸的人。万一把钱收了，把你做个典型，捅出去，他倒成了廉洁的典型，自己倒成了卑劣的行贿者，这不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
一拖，半年过去了，疲于奔命的结果，两人都瘦了。尤其方达，再也不像从前那样安之若素了。看来，没有欲望是一种幸福。住的还是那间平房，每月拿的还是300元。
那是一个大雪天，厚厚的白雪覆盖了城市、田野，一片洁白。城市中的颓垣断壁、垃圾污水，都不见了。其实，白雪把大地上一切丑陋、污秽都掩盖了。这天，厂里突然召开全厂职工大会，礼堂里气氛肃穆，参加大会的有厅长、副厅长，银行代表和债主单位代表。厂长沉痛地宣布，工厂固定资产1亿2000万元。
外债1亿5000万元，资不抵债，企业只得破产。破产后职工可以自找门路，暂时找不到门路的，每月发放180元救济金。厂长讲完，整个礼堂都沸腾了。愤怒的，悲伤的，遗憾的，高兴的，不一而足。然后是厅长讲话。但是厅长根本拿不出在重庆针织厂破产时********肖秧的风度来，能叫职工心服口服，看到希望，因而，他的声音只能全淹没在嘈杂声中了。
处于人潮中的方达。神情木然，他不知道应该庆幸，还是应该气愤。他默默无言。会开完了，人群散去了，他还呆坐在连椅上。梁音轻轻走到他的身边，伫立一会儿说：“过去的都过去了，不要再管它了。你还是去人事科盖章吧（因为厂长已经说了，这会儿要走再也不用找厂长了）。”于是他去了人事科，人事科长马上给他盖了章。世界上的事儿常常是这样：“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
方达一刻也没延误，立即骑上那辆破自行车去找吕子明。梁音再三关照他，路上小心点，一直目送着他消失在大马路上的人群中。
走进中行，上了楼，见了吕子明，他高高兴兴地掏出商调函说：“工厂章已经盖了。”吕子明立即站起，接过商调函，领他去会议室，让他坐下，然后叹了口气说：“方达，晚了，昨天刚调来一位学计算机的硕士生。不过，你别急，再想想办法……”
方达立即感到一阵眩晕。晚了一天，便改变了他的命运。世界上的事儿真怪，存在着那么多的临界点，水到10度就开，60分便及格，60岁便退休，火车说几点开便几点开，差一分钟便搭不上车……此一时彼一时也。他气得把商调函撕成了碎片，扔进了字纸篓。
他也不知自己是怎么回家的。
人走过一次绝望之后就会变得麻木，变得忧心忡忡。下一步怎么办？自然，有单位要他，工资按档案工资，房子也能凑合给一套。但是方达害怕了，他觉得自己像一个嫁鸡随鸡的女子，最后被鸡抛弃了。第二次选择，他不能轻易，人事制度太死板，领导的理也太多，觉得活得太艰难。
他在大街上踯躅着。偶尔，他走到报栏前，正好贴着一张当日的省报。报上登着一张********接见民营企业家刘杰的照片。
刘杰，不就是那个五年前刚从监狱里出来的苹果贩子？不错，就是他。如今发达了，书记都接见了，还让他多作贡献呢。事实总是这样，当你默默无闻时，不会有人理你，当你大红大紫（发了财即或得到奖牌）时，当官的也会凑上来。他想，我的智商也不比别人低，我的技能也不比别人差，闯去吧！王起明（《中国人在纽约》的主人公）不就是闯出来的吗？“曼哈顿的女人”
不也是闯出来的吗？死守着一亩三分地只能“温饱”无法“小康”。
他把自己的想法告诉梁音，梁音没有异议。于是，他把关系放到人才交流中心，让妻子回娘家住，把租的房退了。
临走那天，他只提着一只人造革箱，塞了几件替换衣服。他本来想连卧铺也不买的，因为一张卧铺票180元，才能坐到北京，到深圳到海南得花掉他俩全月的工资。
上车时，妻子来送他。虽然没有“妻子送郎上战场”那么悲壮，但也够肃穆的了。他们没有话，也许是前一天晚上说完了，也许是要留到见面时再说。直到列车启动了，他在车窗里伸出手来有力地握了握梁音的手说：“你等着，我会来接你的。”
梁音站在站台上，望着渐渐远去的车窗，禁不住还是涌出了泪。她想起了《孔雀东南飞》里的诗句：孔雀东南飞，一步一徘徊……
西北的孔雀都是这样飞走的。也许，这就是西北的遗憾。不知有没有人想过，怎么才能召回和留住孔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