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休的分类带来了无穷尽的类型：商人，拾荒者，学徒小贩，各种小偷，乞丐，街头艺人，妓女。所有这些人的年龄都处于生命历程中我们称为童年的这一阶段，但他们只会以狄更斯（Dickens）笔下的“快手小神偷道奇”（ArtfulDodger）或阿瑟·莫里森（ArthurMorrison）笔下的“雅各的孩子”（ChildoftheJago）的形式与现今的情感相通。很难想象他们是城市日常生活的真实且完全世俗的生物（见“童工”一章）。随着18世纪和19世纪的儿童形象转向天真（innocence）的儿童，儿童被保护的需要得到越来越多的表达，并通过前社会学的启蒙论述反映出来（见“前社会学中的儿童”一章），从而激发了要求儿童从街头回家的运动及福利机构的增长。在当今的发展中世界（Boyden，1990），这种政策发起的政治动机并不总是仅仅基于人道主义考虑。克拉克（Clarke，1985，第75页）在其关于19世纪早期英国的幼儿教育制度化的动力的分析中指出：
对于幼儿教育的兴趣，应该被放在更广泛的对于工人阶层教育的背景中来看待，辉格党和激进派认为这种教育是社会和谐的必要条件。
19世纪早期，飞速发展的大城市中聚集的大量的工人阶级和他们具有的政治自治性，对统治阶级造成了社会和政治威胁，此时教育就被当作一个应对这一威胁的办法。18世纪晚期和19世纪早期，周日学校运动（TheSundaySchoolmovement）和导生学校（monitorialschool）的建立，都可以被看作是试图控制和抑制工人阶级政治能量的做法。
尽管当代国家关注流浪儿童福利问题，然而在世界上的许多地方，流浪儿童仍是最有可能体验到法律对身体的抑制的人群：
如在哥伦比亚、印度和埃塞俄比亚这样的人口分布很广的国家，流浪儿童常常受到警察的侵犯。在多米尼加共和国的普拉塔港，流浪儿童定期会被警察围捕，以防止他们去烦扰游客……他们通常会被扣留几个小时，没有食物和水。当游客离开后，他们就被运到遥远的海滩丢弃，然后只能步行回到市中心。（Boyden，1990，第205页）这说明这些环境和19世纪的英国一样，儿童并未构成一个人类的一般类别，而是根据社会阶层或种族来划分的。
那么，城市历史的特征就是按照阶级、性别以及对于本书而言最重要的年龄进行的空间分隔的发展史。英国似乎已经出现涉及公共空间的流动的等级，并开始向晚期现代性发展。正如巴克·莫斯（BuckMorss，1986）和沃尔夫（Wolff，1985）所论述的，女性放弃了她们先前建立的控制和接近公共街头的机会。市场不再为她们敞开，她们唯一进行象征交换的机会发生在新近发达的、更私密的和封闭的商场内。这伴随着一种变化，这种变化被霍尔（Hall，1985）描述为女性角色在家庭领域的隔离，而家庭是城市中的私人空间。并且，随着女性由于学历和社会阶层的原因退回家庭的私人空间后，儿童也退回到家庭这一私人空间。尽管街头顽童并未在一天内消失，并且它的逐渐消失也并非完全是照料和关注的结果，但作为贮备在门后的家庭劳动力的后备军，关于母亲和养育的新观念确保儿童也一起退回了家庭中。
科克本（Cockburn）在其论文中讨论了从19世纪中期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曼彻斯特（这是一个恩格斯待过的地方，但梅休却没有）的工人阶级家庭的儿童的空间和最终的位置。与我们的观点一样，科克本呈现了一种通过无休止的对街头和工作场所的清理而形成的新的童年地图学，它导致了儿童在被控制的家庭、学校、操场和社团空间里被系统地私有化。他认为，这种清理是由学校、宗教组织和儿童保护组织共同推动的，它创造出新高度的正式的童年空间。科克本（1995，第14页）总结说：
1850—1914年间儿童和年轻人可用的空间发生了很大的改变。
在这段时间中，儿童从街头和工作场所的“公共空间”向家庭、学校和有组织的娱乐场所转移。到1914年，如果儿童在晚上8点被发现在曼彻斯特的街头无人照管，就很可能被警察拦下询问。这一朝向控制的运动是和将年轻公民训练成为未来的选举者和国家的保卫者的氛围紧密相关的……儿童在社会生活中的角色就此改变，他们向公共空间的活动就此受到限制。
因此，在英国，流浪儿童的位置或“住处”不是通过一个一致的社会政策和实践获得的，而是通过康宁汉姆（Cunningham，1991）所说的，随着我们的选择性亲和（electiveaffinity）所发生的一系列“重叠的话语”来获得的。首先，自19世纪中期以来，就有试图要把流浪儿童带回一种有秩序的确实可靠的生活中来的非正式的（通常是宗教的）努力。免费学校（RaggedSchool）可以被看作这一运动的一部分，后来的洛德·沙夫茨伯里（LordShaftesbury）和托马斯·巴纳德（ThomasBarnardo）的慈善举措也是这一运动的一部分。第二，通过强有力的刑事立法和相对严厉的量刑政策体现出的抑制儿童犯罪的尝试更为一致和官方：这一时期被送进监狱的人特别是年轻人的数量明显比英国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都多。
在英国，现代晚期私有化的儿童，主要是城市儿童，仍然是公共空间的受害者，但他们现在与空间的关系明显不同了。对于很多儿童特别是那些中产阶级家庭的儿童来说，广阔的“外界”被看作一个危险的地方，他们只能在陪护下逐渐涉足这个危险。私人领域和公共领域之间总是存在一种断裂，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集体象征主义（collectivesymbolism）不断弱化所造成的。外面的世界充满了陌生人，交往的形式是一种招待而不是欢迎。
儿童在街头就是“不安全”的，其具体表现就是那些对强奸犯、性变态者、杀人犯的夸张描述和对交易的世俗的描述。希尔曼（Hillman）、亚当斯（Adams）和怀特勒格（Whiteleg，1990）所记载的儿童从街头的消失，就是对儿童和空间不断进行概念重建的一个例子。正如希布利（Sibley，1995，第136页）所指出的，现在儿童更可能在成人的陪同下在一辆汽车中来体验一个地方，而不是单独或在其他儿童的陪伴之下。汽车的功能就是一个密封保护舱，儿童透过它来观察这个世界而不是通过与他人的接触直接体验世界。
但是同时，对于年轻人来说城市的街头仍然保持着吸引力，他们看不到它的黑暗面：
“城市街道”处于城市系统的中心，有许多消费和娱乐的可能性：
快餐店、餐厅、赌博、购物中心、电影院和音像制品店，到这些地方的交通都很方便。对年轻人而言，这些区域的无结构和无计划更增加了它们的吸引力。（ConnollyandEnnew，1996，第134页）但是，最近城市公共世界的黑暗空间采用了一种有限的意外的形式：
在1993年的英国布托（Bootle），一个叫作詹姆·布格（JamieBulger）的幼童被两名更大一些的儿童绑架、折磨并杀害了。这一特殊事件造成的童年概念的混乱是非常严重的，对空间也有深远的启示（JamesandJenks，1996）。
欺负弱小的公共空间，原本一直以来是完全通过成人———儿童二分法来理解的，现在看来也可以由儿童构成。之前关于儿童的观念被动摇了，不安的情绪也扩大了，因为其他证据表明到目前为止任何儿童可能受到的身体、性及精神的虐待都是来自其他儿童（Ambert，1995）。无论是在街头还是在操场上，儿童被其他儿童欺负的现象（TattumandLane，1989）都增加了外面世界对已有“儿童的危险”。因此，童年曾经占据的空间现在转化为儿童隐私的边界。
英国社会对于童年空间改变的个案研究令我们提出一个更为一般意义上的问题：公共空间对于现代儿童有何意义？似乎这种改变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隔离的过程，包含进一步的儿童空间的分隔。和当代危机管理的做法一样，从道德上和物质上，都存在一个方便的“替罪羊”，即寻找一些事物或人来怪罪。外部空间中对儿童造成威胁的就是那些说不清因果关系的电视游戏和它们令人怀疑的“超现实”，具体到个体而言，就是家庭和学校中缺乏规训，以及对道德标准下滑的指责。各种各样的外界威胁，都被看作拯救儿童遗失童真的战役和童年可能已消失的空间的关键因素。在初审法官作出对布格案件的判决之后，英国政府的反应并不令人意外，它通过例如“逃课监督”（truancywatch）这样的制度来对儿童施加进一步的控制。在这种制度中，商店主也拥有管制逃课在街头玩耍的儿童的权利。这样一来，城市的公共空间和全体空间都日益处于监视之下，以防止儿童在错误的时间出现在错误的地点。正如康纳利（Connolly）和恩纽（Ennew）（1996，第133页）指出的，“一个脱离成人监管的儿童，出现在城市的中心街道上，就是去了一个不该去的地方”。
童年和家庭空间
尽管南方的许多城市中仍然充斥着许多儿童，北方的城市街头无家可归的儿童数量也在不断增加，但从上述关于英国大多数儿童从城市公共空间的历史性转移可以发现对待儿童的新态度。正如克拉克（Clarke）所说，“对幼儿教育的兴趣是19世纪20年代初出现的新现象，必须根据发生在中产阶级家庭中的变化，特别是空间分离为男性———公共空间和女性———私人空间这一变化来看待”（1985：75）。母亲和儿童的关系以及将家庭空间定义为“家”的做法，都标志着一种新的亲近（proximity）关系，这意味着童年注定成为一种新的私有物。没有必要询问现在可怜的孩子（petitflaneur）身上发生了什么；它被拴在了母亲的围裙带上，关在家中！一个重大的模式已经形成。这个模式通过将“家庭”和“家”的融合成“现代家庭观念”，从而勾勒成我们现在参与童年空间的重要部分（AllanandCrow，1989，第1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