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自由”在拉丁美洲
1913年，在威尔逊就任总统前几天，他对一位朋友说：“如果我的政府不得不主要同外交事务打义道，那才是造化捉弄人呢。”然而，造化偏偏捉弄他，他上台伊始，就面临着他的前任未曾解决的棘手的墨西哥问题。
1913年2月，墨西哥军队将领韦尔塔发动政变，推翻了马德罗政权，建立起新的独裁统治，并实行亲英政策，使美国在墨西哥的石油利益受到沉重打击。威尔逊认为这是“屠夫政府”而拒绝予以承认，声称要在墨西哥建立一个“有秩序的合法政府。”10月威尔逊在接见一位英国外交官时表示，“我打算教育南美一些共和国如何选举好人当总统。”
为了把韦尔塔赶下台，威尔逊首先利用巴拿马运河税问题同英国作交易，努力劝说英国撤消对韦尔塔的支持。早在1912年，国会就通过法案，对美国船只免征巴拿马运河通行税，而其他国家则不在其列。这引起了英国的不满。为了使英国支持他的墨西哥政策，威尔逊打算做出一些让步，他敦促国会于1914年6月废除了一些有关运河通行税的规定。英国在英德关系日趋恶化的情况下，只好顺水推舟，接受威尔逊的建议，停止对韦尔塔政权的支持。
此间，威尔逊于2月3日取消了武器禁运，允许美国武器输送韦尔塔的反对者、墨西哥立宪派领袖卡兰萨。4月9日，墨西哥当局逮捕几名在坦皮科湾未得许可就离舰上岸的美国水手，旋即又予以释放。但美国舰队司令梅奥坚持要求墨方不仅道歉，还须对美国军旗鸣放礼炮致敬，这遭到韦尔塔政府的拒绝。威尔孙立刻要求国会授权他动用武力，迫使韦尔塔“承认美国的权利和尊严”。
4月21日，一支美国海军陆战队在韦腊克鲁斯登陆，并很快占领了该地。在美国武力干涉和英国拒绝支持的情况下，韦尔塔被迫下台，并于7月下旬逃亡国外。8月20日，立宪党领袖卡兰萨掌握了墨西哥政权。
但是，墨西哥内部仍然纷争不已。卡兰萨刚刚取得政权，他的副手比利亚又举起造反的大旗。1916年1月被政府军打败的比利亚越过边界，对许多美国小镇一再发动袭击。威尔逊派军队防守格兰德河沿线，并于3月命令约翰·潘兴将军率领的远征军，深入墨西哥腹地，去追击比利亚，但终未能将他擒获。威尔逊的出兵行动既激怒了墨西哥政府，又引起了南美洲大多数国家的猜疑。实际上是得不偿失。由于美国此时面临日益严重的欧洲问题，特别是美德关系的紧张，威尔逊不得不谋求与墨西哥的和平，到1917年1月，他把军队撤回美国，并于3月份正式承认了卡兰萨政府。
1914年，巴拿马运河正式开通后，加勒比海地区的经济地位和战略地位更加重要。威尔逊总统竭力要成为拉丁美洲特别是加勒比海地区的主人，加紧了对这一地区的干涉和扩张。欧洲的战争危机和1914年7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为美国的扩张提供了便利的机会。
在1914年到1915年间，美国多次向海地提议由美国控制其海关税收。1915年6月海地新爆发的一次革命为美国提供了干涉的借口。
美国海军陆战队夺取太子港，控制了海地政府，并迫使国民议会选出亲美的达蒂格纳弗为海地总统。按照威尔逊政府强加给海地人的条约规定，美国对该岛实行管制。直到1930年美国才迫于国内外舆论压力而结束了对它的管制。
1914年夏，多米尼加共和国由于最近几次革命正陷入无政府状态。美国******拉丁美洲事务司的官员们认为，只有完全军事占领，才能消除多米尼加的混乱局面。起初，威尔逊试图说服那些起义领袖放下武器，同意任命一个临时总统，并允许美国控制多米尼加的财政，但他们无意签订一个使他们的国家实际成为美国保护国的条约。1916年4月，多米尼加再次爆发了内乱，威尔逊政府当即派军队在该岛国登陆，控制了当地局势。美国要求多米尼加新政府同意由美国控制它的关税、财政和军队，但遭拒绝。于是，威尔逊下令对该国实行军事占领和管制，使其沦为美国的保护国。直到1924年多米尼加接受美国要求的条约后，军事管制才告结束。
1914年，威尔逊政府利用大棒和胡萝卜相结合的办法，以300万美元强迫尼加拉瓜出让横贯该国的运河开凿权和免税使用权，并获得在尼加拉瓜近太平洋海岸建立海军基地的权利。这项条约严重侵犯了尼加拉瓜的主权，因此，它后来被中美洲法庭宣告废除。
威尔逊早在就任总统初期就对外宣称，他的政府的主要目标之一乃是要培育与拉丁美洲的友谊，他的政府将要更多地关切“人权、民族完整性和发展机会”，超过关切“物质利益”，并许诺“合众国将永不再用征服手段谋求增加一英尺领土”。这种利他主义的言词十分动听，以至拉美各国人民对威尔逊抱有很高的期望，相信他能够为拉丁美洲的民主和富足带来福音。但是，实际上，威尔逊总统和布赖恩国务卿在加勒比海地区的政策和过去相比并没有多大的改变，在武力干涉拉美事务方面，威尔逊的做法和西奥多·罗斯福的“大棒政策”相比并不逊色，同样招致拉美人民的反对和怨恨。
中立政策的困境
1914年6月28日，世界事务中发生了一次灾难性的危机。那一天，奥匈帝国的皇储斐迪南在萨拉热窝被一个塞尔维亚青年刺杀死亡。
这一行动，像星星之火，点燃了堆满火药的巴尔干半岛。一场酝酿已久的帝国主义列强之间的大厮杀在欧洲以连锁反应的形式，迅速地展开了。
虽然许多美国人早就知道战争即将来临，但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却仍然使他们大吃一惊，并且茫然不知所措。继而他们又觉得战争发生在遥远的地方，美国与欧洲有大西洋相隔，所以他们不无庆幸和宽慰之感。大多数进步派人士倾向于认为，只顾私利的商业上的竞争，已把欧洲各国推向灾难。他们还认为，美国只需要全神贯注于国内的改革，树立一个“和平民主的崇高榜样”，就可以为世界做出最大的贡献。
在大战爆发后，美国驻英大使沃尔特·佩奇给总统的信中写道：“请做好准备，因为你将被要求出面平息他们的大争吵。”在佩奇看来，这场世界大战，将会旷日持久，使所有欧洲国家陷于破产，届时美国就可收拾残局，这对美国无异于天赐良机。在最初几个关于欧洲局势的政策声明中，威尔逊表示，他相信美国能够发挥“公正不阿的调解作用，”力劝美国人“不仅在名义上，而且在实际行动上要严守中立。”他在1914年9月4日致国会的咨文中特别指出：“事情不是我们造成的，但却已成定局。它直接并显而易见地影响着我们，使我们几乎好像就是促成它的那种情势的参与者。……我们尽管不曾起意招致它，却得要为它付出代价。”确实，从一开始，美国就感受到这次战争的影响，按历史学家莫里森等人的说法，在当时实行中立政策的国家中，“美国最为强大，同时又最为脆弱”。美国人分属于不同的族裔集团。其祖籍故土卷入战争者无所不有，要让他们在感情上保持不偏不倚，是不可能的事情。
德裔和爱尔兰裔美国人特别支持中欧三国同盟，英裔美国人则赞成西欧协约国。英美两国语言和制度相似，更使美国人对英国产生广泛的同情。美国同法国的关系则是较多地属于思想感情方面，虽不如美、英关系亲密，但法、美友好传统却肇始于美国独立战争期间：拉法耶特侯爵率领的法国舰队与华盛顿指挥的大陆军协同作战，为美国革命的胜利做出了贡献。这虽然是一个多世纪以前的事情，但许多美国人对此耳熟能详，无法忘怀。
至于美国和德国的关系，只能说暂时还相安无事。当然，在美国有数以百万计的德裔居民，这有助于对德国人民的了解甚至同情；但是，就连这些德裔居民也都对他们祖国的政策多有批评。而且自1898年美西战争以来，美国人对德国政府穷兵黩武的政策日益不满。1914年8月，德国公然入侵中立国比利时，这件事更是触怒了不少美国人。舆论普遍相信，德国是这场战争的唯一罪魁祸首。
对英、法等协约国有这种基本友好的情绪，再加上对德国不信任，就使得美国后来的参战不太可能是站在德国一边，而同协约国站在一起则于情理没有不合了。就威尔逊总统本人而言，他祖上具有英格兰人和苏格兰人的混合血统，个人熟谙英国文学和历史，对英国政治制度十分欣赏。因此，他的同情心从一开始就是倾向于英国等协约国一边的。然而，作为一个美国人，特别是作为一位美国总统，威尔逊自然要从美国的利益出发，制订和推行他的政策。他在1914年7月的一次演说中宣称：“没有人比我更关心把美国商人的企业带到地球每一个地区。当我想使自己成为一个政治家之前很久，我就关心这件事。”在总统看来，中立外交是当时为美国商业利益服务的适宜的手段。
早在1914年前，美国就一直与协约国和同盟国进行着大量的贸易。大战爆发后，威尔逊政府积极鼓励大企业、大商人以供应战争物资方式向交战双方提供信贷。摩根集团实际上成为协约国在美国的金融代理人。美国公司也同德、奥同盟国大做生意。美国对外贸易大幅度增长，从1914年到1917年，军火出口从600多万美元增加到8亿美元以上，化工产品、药材的出口由2，000万美元增加到1．81亿美元，钢铁的出口从2．51亿美元增至11亿美元以上；肉类产品出口由1．43亿美元增至3．53亿美元。在战争初起之时，美国还是一个债务国，但到参战前美国便已成为欧洲的债权国，海外市场迅速扩大，联邦金库黄金储备大幅度增加。世界金融中心已从伦敦移到美国的华尔街。对此，威尔逊不无得意地宣称：“美国现在在世界金融和商业中所占地位和必须占有的地位，其规模是过去所未曾梦想到的。”
在1917年美国参战前，美国已向各协约国政府提供了20多亿美元的贷款，而给予各同盟国的贷款仅有2，700万美元。这样，美国对协约国获胜有了经济上的利害关系，致使某些人倾向于参战，但是，金融界则基本上宁愿美国继续保持中立从而使华尔街能获得一切战争利益，而又无须做出相应的牺牲。况且，那些公债大多数都是有附属担保品作保证的，不会受到战争结果的影响。
但是，美国的中立从一开始就面临着不可克服的两大困难：一是没有足以应付各种不能预见的情况的国际法；二是战争胜负关系重大，战争方式残酷野蛮，致使交战双方往往不惜破坏、打击中立国和对方的贸易，而将法律与道义置于不顾。威尔逊所确定的中立国权利的标准是“现行的国际法的规定和美国所签订的各种条约”。但这些规定本来就含糊不清，而就潜水艇（德国特别依赖的新式武器）所引起的各种新的问题而论，国际法更是形同虚设。这正如当时英国首相劳合·乔治所言：“为自身的生存而战斗的各国，不能够总是停下来检查细枝末节。
它们的每一项行动都是一种作战行为，而它们对待中立国的态度则不是受制于和平时期的常规惯例，而是要受制于生死搏斗之下的迫切需要。”事实上也是如此，威尔逊对美国中立权利的解释，特别引起了美国与德国，也引起了美国与英国之间的纠纷。
战争刚刚爆发，英国就立即对德国实行严密封锁，并严格限制美国船只运往中立国港口的货物种类，因为货物能从中立国港口转运往德国。英国政府还迫使有嫌疑的船只改道开往英国港口，没收大宗货物，并将北海和英吉利海峡都宣布为“军事区”。此外，英、法等协约国还使用了许多办法，如对中立国规定贸易限额，将凡有与同盟国交易之嫌的公司列入“黑名单”，等等。致使美国对同盟国的直接贸易全部停顿，间接贸易也大部分中断。
威尔逊政府对这些明显侵犯美国中立权利的行为提出了强烈抗议，但无意同英国闹翻。威尔逊曾对其私人秘书说，他“不想在中立权利问题上把英国逼到绝境。”另一方面，由于必须得到美国的军需物资，英国便把“在不与美国决裂的条件下实行最大限度的封锁”作为外交方面的根本目标。
英美关系之所以没有因中立权问题陷于破裂，主要是因为美国人受到日益增长的亲协约国思想感情的束缚，更由于军火生产对美国经济的重要性日益提高。协约国对军用物资的需求，刺激了美国重工业的发展，也为美国农业提供了巨大的市场。故而威尔逊政府没有采取********中立权利的立场，而是选择了抗议与说服并行的方针，以求既避免战祸又获得经济利益的目的。其结果是直到1917年为止，英、法两国不断侵犯中立权利，美国则一再抗议，但也只是抗议而已。
面对协约国严密的封锁，德国经济几乎陷于瘫痪。为了打破英国的海上优势，德国决定实施潜艇战，1815年2月4****宣布，不列颠岛周围水域为作战区，敌船一经发现，即予击沉。并警告中立国船只不要驶入这一水域，否则会有由于判断失误而被击沉的危险。在一份措辞尖锐的答复中，威尔逊把这种不作检查和搜查就击沉商船的做法说成是“不负责任的蛮横行为。”他宣称，击沉一艘美国船只，或者造成交战国船上的美国人的死亡，这将被认为是“对中立国权利的公然侵犯，”是一种进攻的行为，“合众国将不得不认为应由德意志帝国负其全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