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1年1月20日，里根在第一次就职演说中批评税收制度的不合理，批评赤字财政是拿美国的未来作抵押。他宣称：“政府不是我们所面临的诸问题的答案，政府就是问题。”政府已经超出需要，过度膨胀，对人民生活造成干预侵扰。因此，“现在是唤醒这一工业巨人，让政府回到其应有之位、减轻惩罚性的税收负担的时候了。这是我们的首要任务，在这些原则上将没有任何妥协的余地。”他的口号是“理想主义和公平竞争的新开端”，使全体人民机会平等，还要使美国再度成为世界上自由的典范和希望的灯塔。他执政后削减了350亿美元的福利开支，并在5年内减税7，500亿美元。
里根的上台被当代美国学者称为“里根革命”，里根的经济政策和主张被称为“里根经济学”，它实际上标志着对新政以来自由主义传统的一次反拨。它是一次削减开支的革命，同时又是一次政治力量的重新组合，美国由此进入新保守主义的里根时代。
重振国威的“星球大战计划”（SDI）
在对外政策上，里根推行强硬的实力外交，这在对苏关系上表现得更为明显。作为一名极右派共和党总统，里根的反共反苏的立场远比他的前任们坚决和顽固。而且，里根的对苏政策有一系列不同于他前任的特点，这主要表现为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他不像他的前任们那样主要从苏联对美国“国家安全”的威胁出发，而是强调双方意识形态的对立，认为苏联是美国不共戴天的敌人，双方的矛盾不可能调和，只有一方彻底失败才会得到解决。早在60年代他就在一次公开讲演中宣称：“不存在左右之分，只有上下之别。要么是往上，实现符合法律与秩序的最大范围的个人自由；要么是往下，坠入极权主义的蚂蚁堆。”里根上台后，在1981年1月29日首次记者招待会上，把苏联称为“邪恶的帝国”，是“世界上发生一切****的根源”。他还指责说，苏联领导人为实现自己的目的，“享有犯罪、撒谎和欺诈的权利”。新任国务卿黑格则提出以优先反对“国际恐怖主义”
来代替卡特政府的“人权”原则，认为苏联是“国际恐怖主义”的支持者。
第二，虽然里根的前任们也把同苏联的争夺作为对外政策的首要目标，也为了赢得选票和刺激经济而进行扩军备战，但是在美国经济失去在全球的支配地位之后，他们担心过多的军费开支会进一步削弱美国经济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实际上已经满足于美、苏之间战略武器的基本平衡。里根在竞选中对卡特攻击的一个主要点就是说他在军备竞赛中让苏联占了优势，他向选民许诺他将扭转美国对外战略中的被动局面。所以他一上台就相继提出开支总额达15，000亿美元的1982～1986年的5年防务计划和一个耗资1，800亿美元的增强战略核力量的6年计划。其后，即使在财政赤字不断增加的情况下，里根也坚持大力增加军费，直到1985年**********上台后，苏联政策有重大转变，这一势头才有所减缓。在里根任职的8年中，美国军费开支累计高达约1．88万亿美元。正如权威性的伦敦国际战略研究所的研究报告所说的那样，“8年来里根政府从事了美国历史上和平时期最大的扩军建设，并且取得了明显成就。”
第三，侧重打常规战争和“低烈度战争”。里根政府认为，在核均势的情况下，美苏之间爆发核战争的可能性甚小，发生常规战争的可能性增大，主张将核武器作为“威慑”苏联的“支柱”，认真做好打常规战争的准备，强调对苏联的攻势采取灵活反击的作战方针。“低烈度战争”是指除核战争和大规模常规战争之外的战争，包括世界各地所有的内乱、内战、游击战、特种战争、恐怖活动和反恐怖活动等等。它主要发生在第三世界。国防部长温伯格在1986年时说，“现在地球上约有40处进行着低烈度战争”的国家和地区，“在很多情况下，背后都有苏联的影子。”美国继1983年干涉黎巴嫩、入侵格林纳达后，1986年3、4月连续两次袭击利比亚的军事目标和卡扎菲住地，就是运用“低烈度战争”战略的突出事例。此外，美国还用金钱、武器支持尼加拉瓜反政府武装、柬埔寨非共产党抵抗力量、安哥拉反政府游击队和阿富汗抵抗力量。
按里根政府的说法，这是以某种方式“帮助在本国国土上直接进行抵抗的那些人来阻止或打破苏联在********上的侵犯”。
第四，建立攻防兼备的战略力量体系，并夺取太空优势。里根政府强调美国必须“同过去的战略思想决裂，确定新的政策和思想”，提出美国在平时就应“常备不懈”，随时准备同苏联“在任何有关美国切身利益的地区打任何规模，任何样式的战争，并获取胜利。”表明里根政府军事战略的立足点从卡特政府前期的力避同苏联直接交锋，转向实战准备。
里根尤其主张研制和部署反导弹系统，为此他提出了“战略防御计划”，即所谓“星球大战计划”。这个计划的酝酿始于他正忙于第三次争夺总统候选人提名的1979年。当时他应北美防空司令部指挥官希尔上将邀请，参观了这个司令部设在科罗拉多州群山中的绝密指挥中心。希尔遵守美国军人必须服从文职首长的传统，没有指名道姓地批评尼克松和基辛格1972年同苏联签署的禁止建立反弹道体系的协议，而是在参观过程中巧妙地向里根宣传建立反导弹系统的必要性，给里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此次参观后不久，里根就要求他的智囊团吸收专家参加，论证建立反导弹系统的可行性。1981年里根指定的研究班子基本上达成共识，但他觉得时机还不成熟，故而拖到1983年春才公开宣布。
在另一方面，里根的对外政策主张虽然带有浓厚的鹰派色彩，但他同他的前任们一样是实用主义者，而不像60年代的极右派戈德华特那样僵硬。卡特总统在苏联入侵阿富汗后，以停止向苏联出售粮食作为制裁，结果导致美国粮食价格的下跌，引起了西部农业州的不满，使卡特失去了这些州的选票。里根当政后，在“人道主义”的漂亮幌子下恢复了对苏联的粮食出口。1981年11月30日，在西欧等国敦促下，美苏在日内瓦就战略武器开始进行谈判。里根强调这次谈判的目的将是削减，而不仅仅是限制或冻结核武器。与此同时，里根和他的高级顾问根据美国情报机构收集到的各种材料，做出苏联的综合国力远比美国落后、更难于承担军备竞赛压力的结论。他们认为，苏联只是靠军事实力才能维持超级大国的地位，如果美国能够研制出有效对付它的导弹———核武器的防御系统，就会大大削弱苏联同美国对抗的实力地位。
1983年3月23日，里根宣布：美国将从事一项同1972年反弹道导弹条约一致的研究计划，该计划将研究用反弹道导弹的防御措施保卫和平的可行性。“如果自由世界的人民，在知道他们的安全不是建立在美国能以瞬息报复的威胁，来遏制苏联进攻的基础之上，而是我们可以在敌方的战略弹道导弹到达我国或我们盟国领土之前，就将它们阻截并摧毁的情况下过上安全的生活，那情况会是怎样呢？”“我要求我国的科学界、要求那些为美国制造了核武器的人们，现在把他们的聪明才智用到人类和世界和平的事业上来，为我们提供使这些核武器变得不起作用和过时的手段……我现在指示做出全面的、全力以赴的努力，来制订一项长期的研究和发展计划，以便实现我们的最终目标。”4月，里根下令成立霍夫曼委员会和弗莱彻委员会，分头研究有关战略防御计划的政策和技术问题。6个月后，它们的调查结果和报告完成了。其中，防御技术研究报告提出了确定未来反弹道防御系统的技术可行性的5年计划，并提议为该计划拨款260亿美元；关于未来安全战略的报告则探讨了战略防御的意义，认为美国有效的防御系统“在减少对大规模破坏的威胁的依赖方面可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一种增加对防御系统的依赖的战略可以为处理我们同苏联的长期关系奠定新的基础”。
1984年1月，里根政府成立了战略防御计划组织，以推行“同反弹道防御概念有联系的关键技术的全面计划”。按照有关部门的构想，它的研制和部署共分4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从1984年到1988年，为其试验阶段。
1984年2月，战略防御计划的第一次预算和计划呈交国会，并很快得到批准。自此，里根政府把它当作一项重大的国策加以推行，先后取得了一些成果：1984年6月，“自动寻的层迭实验”成功地阻截并摧毁一枚正在飞行途中的模拟弹道导弹弹头，为重返大气层装置外层空间阻截分系统奠定了基础；1985年9月6日，在位于新墨西哥州的白沙导弹发射场利用先进的中红外线化学激光装置进行了一次导能试验，目标是一个模拟推进器的大力神推进器，被激光成功地摧毁了；1987年5月21日，在白沙发射场发射了一枚“长予”式导弹，被称为“弗莱奇”的拦截火箭，在7秒之内就跟踪、摧毁了“长予”式导弹；1988年2月8日，在成功的“德尔塔181”试验中，一枚携带着传感器和试验目标的“******”火箭从卡纳维拉尔角发射升空。传感器舱部署了14个试验目标，并使用各种主动的和被动的传感器，以便在各种太空环境中确定目标特性。传感器还观测了由太平洋导弹发射场发射的研究火箭，取得了一些重要的数据；3月23日，战略防御计划全国试验设施正式破土动工。它将作为协调点和中心，用电子手段把相距遥远的各类设施连接起来，组成全国试验基地。
虽然“星球大战”计划取得了令人瞩目的试验成果，但是要全部完成它的研制和部署需要长达二、三十年或更长的时间，耗资可能高达一万亿美元。由于军费开支急剧增加，导致联邦政府财政赤字逐年扩大，里根受到国内舆论和民主党人的激烈批评，国际社会对他大力扩充军备的做法也忧心忡忡。但里根认为，这项规模空前的“世纪大工程”不仅能为美国带来巨大的战略利益，而且将为美国带来巨大的经济、政治利益。它将推动高技术的发展，提高美国的综合国力，同时将使苏联的核设施“过时”，把它拖入力不从心的太空武器竞赛，使其无法实现振兴经济的“加速发展战略”，从而迫使苏联在政治谈判桌上做出让步。里根的“星球大战”计划，因耗资过大，实际上并未按最初的设想进行下去，到1988年底他卸任之后也就不了了之了。但是，它确实给苏联带来了巨大的军事和经济压力。它不仅使里根政府增加了与苏联进行军控谈判的筹码，而且制约了苏联经济的发展。1989年苏联的解体，固然是国内外多种因素作用的结果，但是与此也不无关系。有人称里根的“星球大战”计划“埋葬了苏联”，这种说法未免有些夸大其词。但在美苏较量中里根成了赢家却是谁都不会否认的事实。这是里根引以为自豪的成绩。
“伊朗门”内幕大曝光
1986年11月3日，黎巴嫩贝鲁特西区一家鲜为人知的杂志———《船桅》周刊登载了一篇轰动世界的新闻：美国前国家安全助理巴德·麦克法兰同他的几名助手曾于这年5月秘密访问德黑兰，与伊朗外交部、议会和军方的高级官员举行了会谈。虽然会谈的详情不得而知，但有证据表明，在麦克法兰出使德黑兰不久，美国的4架C－130运输机便从菲律宾的一个基地起飞，神秘地飞往伊朗。该文章还透露，美国18个月来多次向伊朗运送武器。
这篇突如其来的报道使伊朗方面感到意外，为了避免使自己在国际上陷于被动地位，11月4日伊朗议长拉夫桑贾尼匆匆发表讲话，也证实麦克法兰曾扮成一名机组人员，持爱尔兰护照，乘一架载有武器零件的飞机来过德黑兰，他带来里根总统的一封信和几件礼物。据说，礼物是一些手枪和做成钥匙形状的蛋糕。手枪大概表示可以提供武器，而蛋糕则是“打开美伊关系的钥匙”；而所谓信件据说是由里根亲笔签名的一本《圣经》，签名的那一页说的是各种不同的宗教信徒要和睦共处。拉夫桑贾尼声称，不速之客非法光临之后，伊朗高层官员立即召开紧急会议，讨论了3个多小时，在请示霍梅尼之后，伊朗政府把麦克法兰及其随从扣留了5天，接着予以驱逐出境。
《船桅》周刊的消息和拉夫桑贾尼的讲话，不啻是一个晴天霹雳，震撼了美国、中东和欧洲各国。几乎所有的报纸、电视和无线广播，都以大量的篇幅报道美伊之间的武器交易。美国各新闻媒介的记者们云集华府，四处打探交易的内幕，并不断地以本报记者、特约记者的身份抛出各种有价值的独家新闻。有人借用尼克松时期的“水门”事件，把美伊武器交易引发的政治风波称为“伊朗门”事件。
美国朝野在了解这一事件后，纷纷抨击里根政府背离了“武器禁运政策”和不同“恐怖主义分子”妥协的美国外交立场，要求里根政府立即出面澄清事实真相。国会议员也要求里根总统说明情况，并扬言说国会将对此事进行调查。里根政府由此陷入一场严重的信任危机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