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朗门”事件是由美国的人质问题引发的。80年代中期，国际恐怖主义，特别是海湾、中东地区的恐怖主义十分猖獗，各种恐怖主义组织都在这一地区频繁活动。西方国家在黎巴嫩的外交官、传教士、新闻记者和牧师等，经常遭到它们的绑架。由于美国长期以来推行偏袒以色列的政策，受到阿拉伯各国人民，特别是巴勒斯坦人民的强烈谴责。
里根上台后，美国在中东实施“低烈度战争”战略，直接干预中东事务，激起中东各国人民的强烈反感，美国成为恐怖组织攻击的一个主要目标。美国驻外机构及其各类人士，不断地遭到袭击和绑架。在1984到1985年上半年，美国驻贝鲁特外交官威廉·巴克利、基督教长老会传教士本杰明·韦尔、天主教神甫马丁·詹科等7名美国公民先后遭到绑架。
绑架人质的“******圣战组织”，是伊朗的一个专门从事输出******革命的组织———“******解放运动”控制下的恐怖主义组织，该组织的领导人哈米希是霍梅尼的亲信，他控制着黎巴嫩的真主党和呼声党，对中东各恐怖主义组织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哈米希是一位极端的激进分子，坚决反对同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言和。
为使人质获释，包括总统里根在内的美国高层领导人做了许多努力。美国一开始曾试图通过叙利亚政府同恐怖组织接触，以求使人质早日获释。但该组织提出了美国难以接受的条件，比如，要美国帮助释放关押在以色列、法国和科威特境内的黎巴嫩战俘，否则绝不释放美国人质。他们甚至扬言，如果不答应他们的条件，人质将逐个被“解决”掉。为了证明他们是说话算数的，于1985年下半年处死了巴克利。后来，美国发现“******圣战组织”是由伊朗控制的，于是对叙利亚失去了兴趣。
1979年“******革命”爆发，美国支持的巴列维王朝被推翻，伊朗宗教领袖霍梅尼上台，他推行敌视美国的政策，并扣押了美驻德黑兰的大使馆人员。从此美伊关系急剧恶化。美国指责伊朗搞恐怖主义，对其实行经济制裁和武器禁运，并断绝一切往来。在这种形势下，只要伊朗拒绝与美国接触，被绑架的人质就毫无获释的可能。而此时美国国内要求解救人质的呼声越来越高，人质家属和社会舆论给政府施加了巨大的压力。
1985年7月，就在里根为人质问题心急如焚的时候，伊朗方面伸出了橄榄枝，它愿意与美国通过谈判来解决人质问题。霍梅尼之所以做出让步，主要是因为经过了6年的两伊战争后，伊朗国库空虚，武器装备严重短缺，迫切需要与美国作军火交易。
里根获知上述信息后，像抓住了一根救命稻草似的马上作出反应，他召集国家安全事务助理麦克法兰、国务卿乔治·舒尔茨、国防部长卡普·温伯格和中央情报局局长比尔·凯西等人进行紧急磋商。凯西、麦克法兰认为，同伊朗进行谈判，不仅给人质获释带来希望，而且还是影响霍梅尼以后伊朗政局的绝好机会。霍梅尼身患重病，必将不久于人世，继任者很可能是温和派拉夫贾桑尼，这一派对美国的敌意稍轻一些，便于美国将来施加影响。
由于此举关系重大，直接影响到美国的人质安全和美国在中东的整个利益，因此必须在绝对保密的情况下进行。在里根的坚持下，国家安全委员会承担了这项艰巨的任务，开始了同伊朗的秘密谈判。1985
年9月，满载着“陶”式反坦克导弹、飞机零部件和弹药等武器装备的运输机飞抵伊朗，随即美国人质本杰明·韦尔获释。此后，美、伊代表多次在欧洲秘密会晤，双方的军火交易一直在暗中进行。
与此同时，在美国政府决策者中间，在是否继续同伊朗打交道的问题上出现了尖锐的分歧和争论。在1986年1月召开的一次绝密会议上，国务卿舒尔茨和国防部长温伯格都表示强烈的反对。他们认为，美国自霍梅尼上台后一贯反对任何国家向伊朗出售武器，如果美国自己反而秘密向伊朗出售武器，必然会受到所有其他国家、特别是西方盟国的谴责。他们还指出，如果美国向恐怖分子妥协，只会鼓励他们绑架更多的美国人。而中央情报局局长凯西、新任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约翰·波因德克斯特等人则力主继续执行这项计划，认为同伊朗打交通是确保人质获释的唯一途径。最后，里根总统拒绝了舒尔茨和温伯格的意见，而同意了凯西等人的建议。
从1986年4月至11月初，美伊之间进行了一轮新的更大规模的交易。在此期间，又有两名人质即詹克和雅各布森先后获释。但同时，又有一些美国人由于伊朗内部激烈的派系斗争而被一些极端主义分子绑架，使来之不易的武器换人质的价值化为乌有。
里根为了改变人质问题上的被动处境，决定同伊朗温和派直接会谈，派已经退休的麦克法兰秘密出使德黑兰。1986年5月25日，麦克法兰和4名随从人员，持爱尔兰护照，乔装成机组人员，乘飞机抵达德黑兰机场。之后他们与伊朗外交部、议会和军队的官员进行了会谈，但没有和伊朗的高级领导层见面，因此并没有达成实质性的协议。麦克法兰只好垂头丧气地空手而归。
美国在美伊武器交易中所得到的巨额款项，有数千万美元之多，但这笔钱并没有上缴国库，而是挪作他用，其中相当一部分被用来援助尼加拉瓜反政府武装分子，以实现里根总统的“低烈度战争”的战略。这件事是由美国国家安全助理波因德克斯特和他的副手奥列弗·诺斯中校出面策划的。诺斯尤其在这件事中起了重要的作用。
1978年左翼的桑地诺民族解放阵线发动革命，推翻了尼加拉瓜亲美的索摩查家族的独裁统治，取而代之掌握了政权，使得美国在该地区的利益受到沉重打击。当反桑地诺政权的人在首都马那瓜外的山上集结武装时，里根政府迅速做出反应，表示要向他们提供财政和道义上的支援，但国会中的多数议员对这支由乌合之众组成的部队推翻桑地诺政权的可能性表示怀疑，因此反对向其提供每年价值上千万美元的援助。但诺斯却持有不同观点，他认为，尼加拉瓜反政府武装的行动，“将成为民主制国家反击拉丁美洲日益上升的共产主义威胁的最后一道防线。”
在援助尼加拉瓜反政府武装的问题上，诺斯与中央情报局局长凯西取得了共识。凯西雄心勃勃地要恢复中央情报局从事秘密活动的能力，以对付美国在世界各地的敌人。他和诺斯打算绕开国会，将美伊军火交易中所得到的款项秘密转给尼加拉瓜反政府组织。具体做法是先在瑞士银行开个户头，把伊朗支付的军火款存在里面，当尼加拉瓜反政府武装需要钱时，即可派人到瑞士银行直接提取。此外，诺思等人还说服一些亲美国家为它提供捐款。同时在国内通过“全国保卫自由基金会”，建立了一个私人集资网，筹集了数亿美元的款项。这就是“伊朗门”事件的大致过程。
自从美伊秘密交易被曝光之后，里根总统的态度是不断变化的。
最初，他手下的官员矢口否认美国向伊朗出售武器一事，他在11月13日晚向全国发表的电视讲话中也信誓旦旦地说：“我们过去没有，重复一遍，过去没有用武器或其他任何东西交换人质，今后我们也不会这么做。”但新闻界穷追不舍，揭露的事实越来越多，里根知道已无法遮掩，只好承认美伊武器交易的事实，但仍坚持说自己没有什么错误。在11月19日的记者招待会上，里根承认政府内部对向伊朗运送武器存在很深的分歧，舒尔茨和温伯格曾表示反对。“我权衡了他们的主张，”里根说，“我考虑到失败的风险和成功的收益，我决心继续做下去。我，只有我一个人对于这一决策和所采取的行动负责。” 里根声称，他的政府从未与绑架者建立任何联系，并一直注意不使美国卖给伊朗的武器落入扣押美国人质的那些人手中。
就在里根还不承认有错误的第二天（11月20日），麦克法兰在马里兰州发表声明，承认里根政府秘密向伊朗出售武器的做法是“犯了一个错误”。这不能不让总统感到难堪。很多美国人认为，里根在秘密交易上没有说实话。《新闻周刊》就此发表评论指出：“里根总统成功的关键是他拥有坦率、一致性和能说服人的好名声。可是这三种美德被他自从同伊朗人做交易以来所从事的赌注很大的赌博严重地败坏了。”
在公众的要求下，司法部开始参与此事的调查。11月25日，司法部长埃德温·米斯宣布，经过有关的调查，发现美国向伊朗出售武器得到的款项中，有相当一部分被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工作人员转移到一家瑞士银行的户头上，交给尼加拉瓜反政府武装自由支配了。米斯说，在11月24日晚向总统汇报以前，里根对上述情况一无所知。政府中的知情者是国家安全委员会工作人员诺斯中校，他的顶头上司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波因德克斯特也知道此事，但没有加以制止。
在当晚的白宫新闻发布会上，里根宣布他接受波因德克斯特的辞职请求，并解决了诺思的职务。里根说，米斯的“这一报告使我得出结论：在有关对伊朗的这一举动所采取的行动之一的性质上，我不是完全掌握情况的。这一行动产生了作用是否恰当的问题。”11月26日《华盛顿邮报》就米斯和里根一唱一合，援引米斯一个下属的话说：“保护里根，没有比米斯做得再好的了。”
不管米斯的主观意图如何，他的“新发现”客观上可以给美国公众一种印象：把事情搞糟的是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一批工作人员，其中主要是诺思和波因德克斯特等人。
11月27日，里根为了尽快平息对政府的信任危机，任命由前参议员约翰·托尔为首的，三人委员会审查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有关行动；3个月之后，即1987年2月26日，托尔委员会向里根递交了一份长达300页的调查报告。报告认为：“美伊武器交易是同美国在恐怖主义、两伊战争和向伊朗提供军事援助问题上的政策相违背的。”它指出，里根“确实事先赞成过向伊朗出售武器的结论似乎是可信的。”但他本人“显然是在希望美国人质获释这样一种强烈的同情心驱使下，坚决支持美伊武器交易的。”报告还说：“事实上，美国向伊朗出售武器几乎从一开始就成了一系列用武器交换人质的交易。”
3月4日晚里根向全国发表电视讲话时承认，他对伊朗采取的主动行动演变成以武器交换人质的交易，“是一个错误”。这是他对托尔委员会发表的调查报告作出的正式答复。他表示对他本人和政府其他成员在整个“伊朗门”事件中的行动，他负有全部责任。里根说，他不知道把向伊朗出售武器所得的部分款项转移给尼加拉瓜反政府武装一事，“但作为总统，我不能逃避责任。”同时，他又说：“我已经改正了。”
托尔委员会的报告发表之后，里根和共和党其他头面人物大大松了一口气，因该报告对里根及其政府的不利影响不像他们原先担心的那样严重。然而，公众和国会议员仍不满意，纷纷提出他们的疑问，要求国会进行更深入的调查。由于此前的调查中，波因德克斯特和诺斯这两个关键人物一直拒绝提供证词，致使“伊朗门”事件“仍然是一个谜”，无法作出完整的解释。国会因而决定，给予波因德克斯特和诺斯以有限豁免权（即免予起诉），以促使吐露真相。国会参众两院特别调查委员会于3月18日还宣布了一项举行听证会的计划。
负责调查政府官员在“伊朗门”事件中有无违法行为的特别检察官沃尔什在4月底递交了第一份起诉书，控告一个集资组织的负责人霍尔·钱内尔欺骗政府，在从事慈善事业的借口下，从国外和国内私人手里筹集了200多万美元，用以购买武器支持尼加拉瓜反政府武装。而这违反了1984年国会通过的“博兰修正案”（众议员爱德华·博兰提出）。钱内尔本人表示认罪，并供认诺斯中校是主谋之一。
5月5日，“伊朗门”事件的中心人物之一、退役空军少将理查德·西科德在国会听证会上作证说，美伊武器交易所得款项中约有350万美元转给了尼加拉瓜反政府武装，他参与了这一活动。西科德还说，他的活动得到了里根总统的批准。根据西科德的证词，美国以3，000万美元的要价向伊朗出售了价值1，200万美元的武器，美国从中获得1，800万美元的利润，其中350万元通过一家瑞士银行的帐户转给了尼加拉瓜反政府武装，350万美元用于向伊朗运送武器，100万美元用于其他开销，800万美元仍留在瑞士银行帐户上，另有200万美元去向不明。
从7月7日到8月3日，诺斯、波因德克斯特以及内阁要员舒尔茨、米斯、温伯格等人相继在听证会上作证。诺斯一反过去“守口如瓶”的态度，以热情的言词向电视机前的5，000万观众表白了自己。他说，由于职务级别的关系，与总统的直接接触并不多。他的秘密行动计划甚至没有单独向总统当面汇报过，但诺思坚持认为里根知道把美伊武器交易的部分款项转移给尼加拉瓜反政府武装的事情。他承认自去年1月起，曾起草了5份备忘录，要求总统批准款项转移计划，他把备忘录送交波因德克斯特，未曾被否决。但这5份备忘录中的4份已销毁，剩下的一份封面也被撕掉，因此仅凭诺斯的证词还不能断定总统在备忘录上作过批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