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发现的道教《太玄真一本际经》共十卷，其中除卷二及卷九收入道藏之外，其余八卷皆为佚典；敦煌保存的道教《长乐经》（S.4610及P.3200），每节皆以“尊下长乐经”五字开头，此经全用五言韻语写成，犹如议论体五言长诗。两卷残存320句、1600字，可以说是最长的古代诗章。《古诗为焦仲卿妻作》、《木兰辞》、《秦妇吟》及诸家《百韵诗》与之相比，都不及其长。其中S.4610号原题《长乐经卷六》，可知该经至少有六卷。整部道经全用五言韵语写成，仅此一事，已堪称史无前例。《长乐经》除了它作为道经佚品在道教研究方面的重要价值之外，从文学角度来说，它在我国诗史上也有其特殊的地位。
道家学说的开山著作《道德经》，在敦煌遗书中保存有30多个抄件、近十种注释本，如《河上公注》，《想尔注》，《郭象注》，《王弼注》。《陆德明释文》，《颜师古注》，《成玄英疏》、《唐明皇御注》、《李荣注》等，都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尤其是S.6825《老子道经上想尔注》，与后世诸家之说颇异，如云“（道）是无状之状，无物之像。”释云：“道至尊，微而显，无状貌形像也；但可从其诫，不可见知也。今世间伪技，指形名道，令有服色、名字、状貌、长短，非邪〔也〕，悉耶〔邪〕伪耳。”盖当时之道教似已建道观、塑形像、立仙名、制道服；陶弘景、寇谦之以来之道教，此类行事尤盛。《想尔注》则斥为“邪伪”。可见《想尔注》与之颇不相合。饶宗颐先生据抄本字体判断为六朝写本，论其原本所出，以为东汉张道陵（或张鲁）所作38，询为古逸孤本。
至于《道德经》正文，各本字数不一，有的稍多，有的略少，也有生硬凑合以符合“五千言”之数的。这些都是考证《道德经》源流、校勘异同的绝好资料。
此外，北京图书馆藏珍字20号及法藏P.2371、P.2602、P.2861等卷，还著录了盛唐及其以前道家典籍的详细目录，为道藏保存了重要的史料。
3、摩尼教、景教典籍
摩尼教为巴比伦帕提亚王裔摩尼在公元240～276年间创立的宗教，是从早期基督教襁褓中发展出来的一个异端教派。大约在公元4世纪初已传入我国，在民间私下流传。唐朝实行开放政策，摩尼教得到朝廷认可，唐代宗大历三年（公元768年），最先在长安建立“大云光明寺”，之后，陆续在荆、扬、洪、越等州建寺传教。唐武宗会昌元年（公元843年）取缔外来宗教，摩尼教亦在被取缔之列，摩尼教从此衰微。少数坚持信仰的信徒，也只能转入地下偷偷藏藏地从事活动。其经典在官府禁毁之下逐渐散亡，故其教义莫可详究。敦煌遗书中幸存《摩尼教残经》（P.3884及北图宇字56号）、《摩尼光佛教法仪略一卷》（S.3969、P.3384）、《下部赞》（S.2659）等摩尼教经典，成为我国摩尼教绝无仅有的禁余之物。
摩尼教在中世纪之时流行于中亚及地中海沿岸一带，在亚州是流传广远、势力强大的教种，对人类文明和东西文化交流有较大贡献。摩尼教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曾是回鹘人的国教，对古代回鹘民族在政治上、文化上更有特别重要的影响。所以对摩尼教的研究，也是回鹘史研究上的重要课题。
景教是基督教的一派，即希腊正教，或称东方基督教。唐贞观年间传入我国，到“会昌滅法”时已经流行两百余年。但传世的景教经籍极少，它的教义和它的活动，我国文献记载中寥寥无几，难窥其究竟。幸在敦煌遗书中发现有数种景教古经和要典，如《一神论卷第三》（［日］富冈谦藏）、《序听迷诗所经》（［日］高楠顺次郎藏）、《志玄安乐经》（李盛铎旧藏）、《大秦景教宣元本经》（李盛铎旧藏）、《大秦景教三威蒙度赞》（P.3847（1））、《尊经》（P.3847（2））、《大秦景教宣元本经》（小岛文书）、《大秦景教大圣通真归法赞》39。在《尊经》中，除著录景教经目三十多种外，还载有景教在我国流传情况和景教经典中的中译情况。此外，斯坦因从莫高窟藏经洞还拿走一幅景教人物画像，斯坦因曾疑为地藏菩萨像，［英］韦列（A.Waley）著《斯坦因敦煌所获绞画品目录》，编号ⅹLⅴⅢ号，以为属景教画像，佐伯好郎进一步判断为耶稣基督圣像。敦煌遗书S.1366《归义军使衙麦油破用历》有招待波斯僧所用面、油的账目，姜伯勤先生指出：“波斯僧”即景教教士。元代莫高窟《重修皇庆寺记》中亦见有“长老桑哥失里”及“费教士”等基督教会神职人员；马可波罗记沙州“居民多是偶像教徒（佛教徒），然亦稍有聂思脱里派之基督教徒若干，并有回教徒。”401994年莫高窟北区B105窟还出土铜铸十字架。敦煌发现的景教遗物，为古代景教教义和中国古代景教流行情况提供了非常难得的资料。
4、儒家经典
敦煌遗书中，有六朝至唐宋古写本儒家的《诗》、《书》、《易》、《礼》、《论语》、《孝经》、《春秋左传》、《春秋谷梁传》、《尔雅》等九种，连同各种注疏本在内，据许建平先生收集所得，总数已达320号41。今择要介绍如下：
《书》即《尚书》，是我国封建时代政治、经济、法律、历史、地理、哲学方面的金科玉律。由于成书甚早，文字古奥艰涩，传抄多有衍脱讹误；历代学者又屡加改动，且有伪作，所以这部书成了门户最多，聚讼纷纭的一部经典。唐玄宗命集玄学士卫包改《尚书》古字为今字，颁发于学官，古字旧本秘藏于书府，从此《古文尚书》不在民间流传，宋朝以后逐渐散失。因此，宋版《古文尚书》就成了稀世珍宝。而敦煌遗书中却保存有六朝到初唐时期的手抄本《隶古定本尚书》残卷达44件（许建平《敦煌经籍叙录》著录卷号为P.4900a，北图新编881＋S.9935，P.3015，S.3111V3＋S.3111V4，S.5745，S.801，S.8464， P.3605＋P.3615＋P.3469，P.3169，P.5552，P.4033＋P.3628，P.4874，P.5543，P.3752＋P.5557，P.2533，北图15695，Дх.8672，P.2643，S.11399，P.3670＋P.2516，P.2523（3），S.779，Дх. 2884，P.2748，S.6017，P.3767，S.10524a，L.2409＋S.5626＋S.6259，S.2074，P.2630，P.4509，Дх.10698＋，Дх.10838＋P.3871＋P.2980＋P.2549），计有《尧典》、《舜典》、《大禹谟》、《泰誓》、《益稷》、《禹贡》、《胤征》、《盘庚》、《微子》、《武成》、《洪范》、《洛诰》、《蔡仲之命》、《无逸》、《君奭》、《多方》、《立政》、《顾命》、《费誓》、《秦誓》及《尚书目录》等22篇，及托名孔安国的《尚书序》，保存了全部《古文尚书》五十八篇中近二分之一的篇章，可据以判定宋本及宋以后各种传本的是非讹误，各注疏家聚讼纷纭的问题，往往可借以获得解决。
《宋史·艺文志》著录有孔安国《古文尚书》两卷。晁公武《郡斋读书志》著录《古文尚书》十三卷，谓“右，汉孔安国以隶古定五十九篇之书也。盖以隶写籀，故谓‘隶古’。其书自汉迄唐行于学官，明皇不喜古文，改从今文。由是古文遂絶，陆德明独存其一二于《释文》而己。皇朝吕大防得本于宋次道、王仲至家，以校陆氏《释文》，虽小有异同，而大体相类。观其作字奇古，非字书傅会穿凿者所能到。学者考之，可以知制字之本也。”然而陆德明《经典释文·条例》云：“《尚书》之字，本为隶古，既是隶写古文，则不全为古字。今宋、齐旧本及徐、李等音所有古字，盖亦无几。穿凿之徒务欲立异，依傍字部，改变经文，疑惑后生，不可承用。”《宋景文笔记》载：“余友杨备，得《古文尚书释文》，读之大喜。书讯刺字，皆用古文，僚友不之识，指为怪人。”故段玉裁怀疑宋传本满纸古文之不是，阮元亦云：“若连篇累牍悉是奇字，则陆氏岂得或释或不释哉？”42今敦煌传本无一是《宋史·艺文志》二卷本系统，而与十三卷本唐石经合，因知宋两卷本之不足据。
《诗》即《诗经》。我国古人认为“不学诗，无以言”，所以成为封建时代学郎必学之书，因此广泛流传。敦煌遗书中有三十多个《诗经》残卷，保存了《风》、《雅》、《颂》三分之一的篇章。这些《诗经》残卷，除《毛传》、《郑笺》外，不见齐、鲁、韩三家之诗，当与唐代官方只以《毛诗》、《郑笺》列为学科的政令有关。《毛诗》、《郑笺》一派的《孔颖达疏》，也存有多卷，保存下来不少古读、古训。后代通行本中出现的异字异解，引起学者争论，甚至千余年间难以定案。敦煌古本出世后，许多问题可迎刃而解。例如《齐风·东方之日》，今本《小序》作“刺衰也”，与诗篇的内容难通，而历代的注家皆强为索解。敦煌遗书P.2529及P.2669两卷所载《齐风·东方之日》，《小序》皆作“刺襄公也。”适与诗的内容吻合（插图32 P.2529《诗·齐风·东方之日》小序）。据此，学者们才知道今本乃因“襄”“衰”二字形近而误“襄”为“衰”，又率尔删去后面的“公”字而曰“刺衰也”，后人传习相沿，造成日读误书而不知。这些古训古字的价值意义，甚至超过诗学范围而对印证史事、考定古代礼制，以及探讨古语古训等方面，都是难能可贵的。
《论语》是孔子殁后弟子门人追忆孔子言论风旨所写的回忆录，记载着孔子及门徒的言行，是研究孔子与儒家学说的重要资料。敦煌遗书《论语》卷子中发现了郑玄《论语注》、何晏《论语集解》、皇侃《论语疏》、佚名《论语音》、《论语摘抄》及唐五代抄本《论语白文》达90余件：
P.2496、P.2510、P.2548、P.2597、P.2601、P.2604、P.2618、P.2620、P.2628、P.2663、P.2664、P.2676、P.2677、P.2681、P.2687、P.2699、P.2716、P.2766、P.2904、P.3192、P.3193、P.3194、P.3254、 P.3271、P.3305、P.3359、P.3402、P.3433、P.3441、P.3467、P.3473、P.3474、P.3534、P.3606、P.3607、P.3643、P.3685、P.3705、P.3745、P.3783、P.3962、P.3972、P.4643、P.4686（2）、P.4732、P.4875；
S.618、S.747、S.782、S.800、S.966、S.1586、S.3011、S.3339、S.3992、S.4696、S.5726、S.5756、S.5781、S.5789、S.5792、S.6023、S.6079、S.6121、S.7002、S.7003（1）、S.7003（2）、S.11910；
Ch.73.viii.frag.6；
Дх.953、Дх.1399、Дх.1460、Дх.2144、Дх.2174、Дх.2666、Дх.2844b、Дх.5307、Дх.5322、Дх.5919、Дх.8580、Дх.11081、Дх.11082a、Дх.12760、Дх.18286、Дх. 18944r、L.739；
北图殷字42；
散.203、散.665散.666、散.906、散.1679、散.1680、散.1681。
三国时，何晏对两汉以来诸家《论语》古注，广收旁求，汇辑成《论语集解》一书，使三国以前诸家古注得以保存流传。宋朝以后，此书失传，成为学术界一大损失。敦煌则发现何晏《论语集解》70多件，而且多系中晚唐写本，通过辑录，大致可使这部遗失千载的《论语》要籍得以重现人间。
《论语皇侃疏》，是梁朝经学大师皇侃荟萃前朝蔡谟等十三家疏义撰写而成的《论语》讲义。皇侃对十三家学说摘录征引、考校异同、评论得失，使梁朝以前诸家研究《论语》的成果得以保存下来。可惜此书自南宋以后，湮没绝传。清乾隆间，校勘家余萧客从史传类书及各家著述征引中，勾沉辑佚，汇编成《皇侃疏》，虽粗成卷帙，终嫌疏漏阙略。《四库全书》所收及鲍廷博《知不足斋丛书》所刻《皇侃疏》，本为唐时传入日本的旧本，但是由于经过日本学者的删削篡改，已非昔日旧观。敦煌本《皇侃疏》发现后，把它同鲍氏刻本对校，才知道鲍刻本体例错乱，字讹句夺，空有善本之名。
敦煌遗书P2663《论语集解卷第五》后有吐蕃文的注文，可能是吐蕃人学习《论语》的用书，意味著吐蕃统治者虽力图推行吐蕃化政策，却无法禁止汉文化的传播。
儒家典籍是我国封建时代学术文化的大宗主流。敦煌本儒家典籍的发现，不仅使已佚的古本、古注失而复得，而且可以据之订正今本的衍脱讹误；恢复典籍的本来面目，从而去追索它产生的时代，探求当时政治、哲学、制度、风俗、语言、历史等有关问题，其有功于学林，实在是无与伦比的。
5、文学资料
敦煌遗书中的文学作品，有不少填补我国文学史空白的佚典。它包括押座文、讲经文、解座文、变文、故事赋、曲子词、佛家词赞、白话诗、原始诸宫调、原始歌舞剧本、礼俗歌谣，以及当地文人作品和中原及周边地区作者的散佚作品。这一类资料的发现，是我国文学史上的大事。
我国文学史上关于小说、话本、弹词、宝卷、词曲以及戏剧的源头，由于缺乏记载，历代专家一向各持已说，莫衷一是。自从讲经文、变文、曲子词、原始诸宫调与原始歌舞剧本从敦煌莫高窟出土，才终于弄清了话本小说、弹词、宝卷、诸宫调、戏剧和唐宋词的来源。文学史上，各种文学体裁的创立，往往以民间体裁作母体。这种见解，由于敦煌变文、曲子词和原始诸宫调以及原始剧本的发现，向我们展示出一大批坚确不移的证据。
讲经文及变文，是从六朝时期僧侣俗讲发展而来，成为盛唐以降至于北宋初期流行于民间的一种通俗性讲唱文艺，又是宋元话本的先河。但至北宋朝廷禁断，即遭湮没，隐迹失踪。若非重出于敦煌莫高窟，后人几乎根本不了解这种民间文学体裁是什么样子。所以当它重新出世后，人们反而不知为何物。罗振玉把它叫做“佛曲”，但人们发现还有些同体裁的作品，讲述的是历史故事及当代英雄事迹，同佛教无关，当然不能称之为佛曲，于是王国维先生对这类作品称为“通俗小说”。直到三十年代，胡适、郑振择先生等才知道是久已失传的“变文”。目前所知，敦煌遗书保存下来的变文一系的讲唱文学作品，包括押座文、讲经文、解座文、变文、词文、故事赋、话本等约近百种，两百多个卷子。周绍良先生在1952年编成《敦煌变文汇录》，1954年出版，1955年出第二版时又加以增订，共收变文38种；1957年出版了向达等六位先生合编的《敦煌变文集》上、下集，收录变文、讲经文一系的讲唱作品和变文的原始材料《搜神记》、《孝子传》等共78种；潘重规先生又据英法藏卷对《敦煌变文集》重加校订，并增加台北中央图书馆藏《目连变文》一篇，俄藏变交《双恩记》一篇，合编为《敦煌变文集新书》，1983年由台北中国文化大学中文研究所出版（1994年，文津出版社再次出版）；周绍良、白化文、李鼎霞先生等又编《敦煌变文集补编》（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10月出版）续补十五篇。从变文的内容来看，其中有讲唱佛教故事的，如《八相变》、《破魔变文》、《降魔变文》、《祇园图记》、《大目乾连冥间救母变文并图一卷并序》（图已佚）、《频婆娑罗王后宫采女功德意供养塔生天因缘变》等；有讲唱古代历史故事的，如《伍子胥变文》、《汉将王陵变文》、《王昭君变文》、《李陵变文》等；有讲唱民间传说故事的，如《孟姜女变文》、《董永词文》、《秋胡变文》等；尤值得注意的是，还有讲唱敦煌当地时事的《张议潮变文》、《张淮深变文》。变文题材的广泛性，意味着讲唱者不只限於佛教僧尼，可能还有道士、女冠，或专业的世俗讲唱艺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