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变文，大都以故事情节为背景，以人物形象或拟人形象为主体，驰骋想象，濡染彩笔，把简单的情节，铺叙成大块文章，使读来口涩，听起寡味的佛经经文、简略无华的史传载记以及现实社会一发即逝的重大事件，利用语言文字编织成声情并茂的鸿篇巨制，从而可见编撰者已能熟练驾驭形象思惟，得心应手的应用叙述、描写、抒情、议论等多种文学手段，为后世的小说、评书及说唱结合的弹词，鼓书奠定了基本的体裁模式。
敦煌变文中所反映的社会风情和民间习俗，使我们对那个时代获得不少感性认识。变文所使用的当地当时口头语言，是难得的历史语言资料。从这样的角度来看，变文的意义又不仅是文学范畴所可局限的。
还有值得一提的是，S.6551《授三皈五戒讲经文》（《敦煌变文集》拟名为《佛说阿弥陀经讲经文》，周绍良先生改拟此名），本是一位汉地僧人在西州回鹘国编写并向西州回鹘国听众讲述的文本。表明这种说说唱唱的讲经形式不仅流行於汉地而且还流传到西州回鹘国，扩大了我们对讲经文覆盖地域的认识。
曲子是唐代流行於民间的一种融音乐、舞蹈、文学於一体的文艺形式。［宋］王灼云：“盖隋以来，今之所谓‘曲子’者渐兴，至唐稍盛。今繁声滛奏，殆不可数。”43 “曲子”有声调唱腔，悦耳可听；有舞蹈表演，可以观看；有词章铺写，通过文字语言表达意事。曲为词之声，舞为曲之容，词为曲之文44。
单说其中的“词”，它上承汉魏乐府和南北朝民歌，下开唐宋文人词的先河，是真正的“曲词之祖”。王重民先生曾辑录出一百六十二首，编为《敦煌曲子词集》，任二北、饶宗颐、林玫仪等也各有辑校本行世。1987年12月，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了任二北先生《敦煌歌辞总编》上、中、下三册，搜罗丰富，多达一千三百多首。其中有些不属曲子词范畴，应予剔除，剔除后仍有四百首左右。《全唐诗》所附唐五代人词及近人林大椿辑本《唐五代词》所收唐五代词，除去重复总共不过一千一百四十八首。由於敦煌曲词的发现，突然增添四百来首，在词学史上实为意想不到的收获。
敦煌曲辞，体载多样，题材广泛，诸如战争、修道、勤善、垂戒、经商、习医、欢聚、离别、叙事、酬答、写景、咏物、述志、言情、思念故国、民族友好等，作品反映的生活面相当开阔。尤其难得的是敦煌当地人吟咏当地事的作品，乡士气息浓厚，富有地方特色和社会现实意义。
敦煌曲辞的作者，绝大多数是姓名无闻的普通人民，如僧侣、商人、医生、士兵、思妇、妓女以及下级官吏。其中还有兄弟民族作者的作品，如S.2607《赞普子》：
本是蕃家帐，年年在草头。夏日披毡帐（氅），冬天挂皮裘。 语即令人难会，朝朝牧马在荒丘。若不为抛沙塞，无恩（因）拜玉楼。
又如P.2506《献忠心》：
莫（蓦）却多少云水，直到如今。涉历山阻意难任。早晚得到唐圀（国）里，朝圣明主（敦煌方音“主”读知，与“里”叶韵）。望丹阙，步步泪，滿衣襟（敦煌方音“襟”读基，与“里”叶韵） 生死大唐好，喜难任；齐拍手，奏香音。各将向本国里，呈歌舞，愿皇寿（敦煌方音“寿”读嗣，与“里”叶韵），千万岁，献中（忠）心（敦煌方音“心”读希，与“里”“嗣”叶韵）。
上举两词，抒写了边地少数民族向慕大唐以及归附大唐之后的欣悦。语言通俗，感情真切。且用敦煌方音叶韵，与内地歌词用韵颇为不同，从曲词用韵来说，敦煌曲子词也是我国词曲史上一个独具特色的品种。
敦煌发现的《云谣集杂曲子》（S.1441、P.2838），是已知内地最早的词曲选本。比文人编辑的第一部词选《花间集》成书早三十多年。1924年，近代著名词学家朱孝臧加以校勘，刊入词学名著《彊村丛书》；1932年，朱氏弟子、词学名家龙沐勋重编《彊村丛书》，特将《云谣集杂曲子》刻在编首，表明对《云谣集》历史地位的充分肯定。
诸宫调是北宋、金、元间广为流传的一种讲唱文艺，研究家根据［宋］王灼《碧鸡漫志》所载，认为是北宋熙宁、元祐间泽州人孔三传首创的。但我们在敦煌遗书中却发现盛唐时期的原始诸宫调作品45。
这一作品共有三个残抄本（P.3409、S.3017、S.5996）。以P3409抄本较为完整。内容演述卫士常贵贱等七人（喻“七垢”），经六个禅师（喻“六念”）的劝导而廻心修道的故事，属於佛家劝道作品。内容平平，但作品形式十分新颖，有说有唱，说少唱多，所唱之词分为《偈》、《五更转》、《行路难》、《安心难》等四调，既不同於变文唱词之不辩词曲，亦不同於宋人鼓子词一调一曲（如赵德麟《商调蝶恋花》，全篇皆为《商调蝶恋花》）。郭茂倩《乐府诗集》将《五更转》归入《相和歌词》、据《乐苑》所载，列入商调曲；《行路难》属《杂曲歌词》，《晋书·袁瓌传附袁山松传》：“旧歌有《行路难》，曲辞颇踈质，（袁）山松好之，乃文其辞句，婉其节制。每因酣醉，纵歌之，听者莫不流涕。”但郭茂倩《乐府诗集》云，此曲“均奏之高下，章节之缓急，文辞之多少，则系乎作者才思之深浅与其风格之薄厚”。可知曲调因人、因地而有变化。《说郛》卷一百十四引唐·朱庆余《冥音录》载，唐宪宗时宫闱中新翻十曲，有“《行路难》，正商调，二十八疊。”可知《行路难》属正商调；《偈》为梵呗，又不同於前两调。《鱼山声明集》（《大正新修大藏经》84卷813－82页）载有三首《偈》的宫调：
“《无我偈》，中曲，出青﹝清﹞商。”
“《授他﹝地﹞偈》，中曲，出青﹝清﹞商。”
“《三力偈》，中曲，出青﹝清﹞徵。”
则知偈曲不外清商、清徵二调。
至於《安心难》，显为佛曲，未知属何宫调，有待考证。从已知的情况判断，《偈》（商调）、《五更转》（商调）、《行路难》（正商调）、《偈》（属清商调或清徵调）、《安心难》（宫调待考）分属不同的宫调，这样的组合结构已类似宋、金、元时的诸宫调。又有一点很值得注意：这篇作品的常规贵贱七人是隰州晋城县人（原文作“习州进城县”），而《碧鸡漫志》载诸宫调创始人孔三传为泽州人。宋代的泽州，就是唐代的隰州，州治即在晋城。可不可以认为在唐代晋城地区流行诸宫调，而北宋时当地人孔三传把它带到了汴京，进一步由京师传到全国呢？我们且不必急忙对这种推测予以肯定或否定，但至少可以认为敦煌遗书中的这篇作品同后代的诸宫调有某种渊源关系，那么后代的诸宫调不再是无源之水。即此而论，敦煌遗书中的这篇作品，已足使文学史家及音乐史家大开眼界。
戏剧是音乐、舞蹈、美术、表演和文学相结合而产生的一门综合性艺术形式。各种戏剧史著作在追溯我国戏剧史的远源时，甚至从洪荒时代的“葛天氏之民”说起，眼光放得很远。但是谈到我国戏剧的正式诞生时，马上把放开了的眼光一下子缩回到宋元时代。这是由於作为戏剧之本的剧本迟至宋元时代才有所保存。
文学史界认为宋元时代的南戏《张协状元》是我国传世最早的剧本。但是在敦煌遗书中却发现了晚唐时代的表演释迦因缘的原始歌舞剧本（插图33 S.2440背《释迦因缘》歌舞剧本）46。一下子把我国戏剧正式诞生的年代提前了350年。《释迦因缘剧本》比起后来宋元时代的 “杂剧”、 “南戏”剧本，显得很原始，但它却具备了剧本的基本要素和基本条件：有剧中人物及其语言，又有歌唱、有表演；表现方法上摒除了叙述体，完全采用代言体，从而创造出一种前所未有的文艺形式；有多种角色，有舞台提示。这些要素和条件同后代的剧本加以比较，固然很不成熟，但它的可贵性正在於它的不成熟性。这种不成熟性恰恰保存了我国戏剧襁褓时期的特点，而且恰恰给后世剧本多种要素提供了寻本溯源的可能性。敦煌遗书保存下来的《释迦因缘剧本》，填补了我国戏剧史和文学史的一大空白，值得在文学史上大书一笔。它的发现还将对我国音乐史、舞蹈史、风俗史以及中西文化交流史的研究产生影响，其意义不可低估。
王梵志白话诗，是敦煌石室的重大发现之一。王梵志是初唐诗人，生活在今河南北部地区，著有《王梵志诗集》。他的诗，多写下层人民生活疾苦，出语坦率，通俗直白。他敞开门户，大量使用民间口语，“不守经典，皆陈俗言”大大冒犯了温柔敦厚之旨和文必雅驯之教，有力地冲击着“言必据典”、“意须合经”的桎梏，在唐代诗坛上可谓异军突起，独树一帜。在创作上跟同时代诗人走的是两条路，因此颇受正统派的轻现和排斥，所以他的诗从宋代以来很少流传。清代编辑《全唐诗》时，对王梵志仅存的几首脍炙人口的佳作也拼弃不收，一笔抹杀，似乎历史上根本没有这样的一位诗人和他的作品。在敦煌遗中意外发现《王梵志诗集》上、中、下三卷、存诗三首余首，至此，人们才发现唐诗大国里还应当有王梵志的一席之地。1983年10月张锡厚先生出版了《王梵志诗校辑》，搜集王梵志诗336首，可以说是对王梵志诗一次大整理，尽管学术界对所收336首诗的作者归属和校释问题不无异议，但《王梵志诗校辑》毕竟提供了关於王梵志诗的丰富的资料和研究成果。此后朱凤玉教授出版了《王梵志诗研究》（上下册），项楚教授出版了《王梵志诗校注》，对王梵志及其诗作的研究进一步向前推进。
敦煌遗书除前述的通俗文学资料外，还有相当可观的“正统”文学资料，例如《诗经》、《楚辞》、《庄子》、《史记》、《文心雕龙》、《玉台新咏》、《东皋子集》、《故陈子昂集》、《珠英学士集》、《甘棠集》、《唐人选唐诗》、佚名唐人诗、敦煌佚赋，以及《还冤记》、《启颜录》、《李陵苏武书》、《周秦行记》、《秦妇吟》等，其中有不少是文学佚集或佚篇，为《全唐文》、《全唐诗》编者所不曾经眼，可补《全唐文》、《全唐诗》之遗，给我国文学史增加不少新材料。有些，后世纵有传本，而敦煌本足以用来校勘订正传本之误，其价值同样十分珍贵。
敦煌发现的方角诗（S.5644）47，十字诗图（P.3351）48，拆字离合诗（S.3835）49及店铺叫卖口号（插图34 P.3644学童杂抄中的《店铺叫卖口号》）50等，都可以填补我国文学史之所缺。
6、语言、文字、声韻方面的资料
敦煌遗书中的《切韻》（P.3798、P.3695、 P.3696、S.6187、 S.2683、P.4917），长孙讷言《笺注切韵》（S.2071、 S.2055、P.3693、P.3694、P.3696、S.6176），孙愐《唐韻》（P2018），王仁昫《刊谬补缺切韵》（P.2129、 P.2011），《归三十字母例》（S.512），《双声字表》（北图雨字55号。又拟名《字母例字》），《守温韵学残卷》（P.2012），《注音杂字》（S.5514），《毛诗音》、《礼记音》、智骞《楚辞音》（P.2494），《文选音》（P.2833）、《一切经音义》（P.3095、S.3538、 P.3734、Ф.23）、《大般涅槃经音》（P.3025、P.2172、S.2821、P.3484、P.3415、P.3478、 S.3366），［后晋］可洪《新集藏经音义随函录》（P.3971、 P.2948、北.8722、S.3553），以及《字宝》（S.619、S.6204、P.2058、P.2717、P.3906、北图雨字90号），《俗务要名林》（S.617、P.2609、P.5001），《新商略古今字样撮其时要并行正俗释》（S.6208、S.5731、S.6117），《直音注字》（P.2578、S.804、S.5999）等， 都是极有价值的语言学、音韵学资料。
敦煌文献中还有一批双语对音写本，如：
P.3419（缩微胶卷编号P.t1046）《汉藏对音千字文》
P.t.1262《汉藏对音法华经·普门品》
英国印度事务部图书馆藏Vol.72b＋Vol.73《吐蕃文音译汉文金刚经》P.t.448《吐蕃文音译汉文心经》
P.t.1239《吐蕃文音译汉文法华经·普门品残卷》
P.t.1258《吐蕃文音译汉文天地八阴神咒经》
P.t.1253《吐蕃文音译汉文道安法师念佛赞》
P.t.1253《吐蕃文音译汉文道安法师念佛赞
P.t.1228《吐蕃文音译汉文菩提达摩禅师观门》
P.t.1《吐蕃文音译汉文奉请十方佛发愿文》
P.t.429《吐蕃文音译汉文说五戒文》
P.t.1238《吐蕃文音译汉文杂抄》
P.t.1230背《吐蕃文音译汉文寒食篇》
P.t.1256《吐蕃文音译汉文九九歌诀》
Ch.9.Ⅱ.17《吐蕃文音译汉文佛教知识长卷》
Ch.80，xi《汉藏对音大乘中宗见解》
Ch.77，ⅱ，3《吐蕃文音译汉文阿弥陀经》，
S.3276及S.1000《吐蕃文音译汉文词语》
Ch.00120《于阗婆罗谜字母音译汉文傅大士颂金刚经》（同名残卷又见于Or.8212（162）
S.5212背《于阗婆罗谜字母音译汉文词语》（同名残卷又见于Or.8212（162）及P.2927）
P.t.1859a＋ P.t.1689《粟特文音译汉文数词》（汉文一至三十，中缺九、十两数）
从开阔的眼光来看，为数可观的变文、讲经文、曲词歌诗乃至时人书、启、赞、偈、契据、愿文、题记等，其中无不保存有语言、文字、声韻方面的资料，是研究语言、文字、声韻极为难得的宝藏。
由於魏晋以来许多韻书古籍失传，学者们在中古音研究方面受到很大的局限，敦煌本诸种韻书的发现，经过王国维、董作宾、罗常培、姜亮夫、潘重规、周祖谟、高田时雄等诸位先生的整理考证，基本上弄清了魏晋诸声韻家及隋·陆法言《切韻》、唐·孙愐《唐韻》、及宋代《广韻》等各家各时代韻部传承分合的情况，理出了陆法言以来隋、唐、宋音韻著述的源流以及韻部演进的轨迹；在此基础上，进一步理出了唐宋西北方音系统。这样，不仅使中古音韻情态大明，而且对中古音韻所本的上古音也有了不少新的理解。
自宋代吴棫开始，到清代乾嘉学者，主要依据先秦韵文创立了汉语上古音系。敦煌遗书中大量唐五代敦煌韻文及汉文与吐蕃文、梵文、回鹘文的对音译文卷子，为我们提供了丰富的敦煌中古音韻史料。学者们参照古代音韻学家创出的路子从事整理研究，完全可以建立起中古敦煌音系。这对汉语音韻史的研究，意义十分重大。甚至可以预期借此来弥补《广韻》由於年代过长、地域过宽而非一时一地之音的缺憾。这样一来，敦煌唐宋音系的研究，有可能刷新我国汉语音韵学史以及与之密切相关的训诂学既得成果的记录。
利用前述汉字标音写卷及吐蕃文、粟特文、婆罗谜文对音资料，可以把9至11世纪数千常用汉字的敦煌读音标注出来，编出《9至11世纪敦煌方音字典》，此书将对汉字上推古音、下求今音的工作，提供无法取代的科学根据。
敦煌文献中还有一批梵文、突厥文、吐蕃文、回鹘文、于阗文、波罗谜文、粟特文、西夏文、叙利亚文、八思巴古文等多种文字的写本，无疑是各有关古代语种语言文字、历史资料的遗珍。对各有关民族及语种的研究，都是极为珍贵的资料。P.2025、P2798《大般若波罗蜜多经》，P.2026《金光明最胜王经》，P.2783《妙法莲花经》及P.2739《大智度论》，均附有梵文原本。此数经论之梵文原本，印度亦久已失传，其价值尤其珍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