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阐释项在性质上是客观的。研究者只能去发现它，却不能去主观制造、抹杀或任意改造。阐释项是人们的主观加工或经过主观选择的东西，因此具有一定的适应性和局限性，在运用时又受到运用者自身素质和用力程度的影响，所以效果或结果并不一定诸人皆同。对於特异的对象，研究者又可能创造新的“工具”手段。总之在阐释法的运用上。要谨慎的把握住主观对客观的适应性和方法手段的选择性。有时使用一种手段，有时使用多种手段，更多的情况下是多种手段并用。程毅中先生《关於变文的几点探索》（收入周绍良、白化文编《敦煌变文论文录（上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郝春文先生《唐后期五代宋初敦煌僧尼的社会生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李正宇《古本敦煌乡土志八种笺证》（修订本）（甘肃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等，都是运用阐释法的代表作品。
拓展研究法
展拓研究法是以某一事物、某一系列事物或某一题材、某一系列题材为对象，上下求索，四面开花，进行逻辑延伸的研究方法。这是敦煌学中较高层次的研究法。
展拓研究法通常分为系列研究法、比较研究法、引伸研究法三种，下面分别加以介绍。
1、系列研究法
系列研究法是对敦煌学某一特定主题下的系列材料进行专题研究的方法。比如莫高窟图案装饰系列研究，飞天造型系列研究、画色褪变系列研究，帐册文书系列研究、汉代烽燧系列研究等等，都属於系列研究法范畴。
此种研究法的目的，是要探索课题对象产生的根据，发展的原因、变化的轨踪迹，传承的沿革，以及影响与借鉴的情况，从而弄清其源流、评价其意义、揭示其规律。如段文杰先生《莫高窟唐代艺术中的服饰》（收入《段文杰艺术论文集》，甘肃人民出版社，1994年出版）、姜伯勤先生《唐五代敦煌寺户制度》（址京中华书局，1987年出版）、颜延亮等《敦煌文学概论》（甘肃人民出版社，1993年出版）等著作是。
通过此种研究，可以从系列的高度来理解一连串的相关客体，打破各个客体分割孤立的状态，弄清某一局部和相关局部的相互关系及发展变化，从而把支离破碎的概念提炼成体系性的理解。敦煌学有关专题经过这样一番系统的梳理，才会条绪分明，脉络清楚。
2、比较研究法
敦煌学的比较研究法是把至少两个以上性质或形式相近的对象进行比较，发现所同和所异，进而比较其同异构成要素，从面达到清晰分明的判定，在运用比较法时，如果要弄清某一个对象的话，则可使用行星拱月式的轴心比较，即以主体事物为轴心，而用另外的多项事物来较其长短、异同或优劣。若是同时弄清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对象，可以使用两项或多项的平行比较，
不论是平行比较或轴心比较，都又可以使用历史比较、地域比较和类及比较三种手法。
历史比较着眼於发现对象在历史进程各阶段发展形态的共同性和差异性（即普遍性和特殊性）；例如莫高窟早、中、晚期艺术比较研究，大历手实与吐蕃手实的比较研究等。
地域比较着眼於对象空间意义上的共性和差别，例如莫高窟同龟兹石窟或素积山石窟的比较研究，敦煌文学同京洛文学的比较研究等。
类及比较著眼关连对象彼此间的关系和差异；例如莫高窟壁画人物与彩塑人物的比较研究，世俗曲词与佛教曲词的比较研究等。
比较的项目可多可少，根据研究的目和任务而定。但概括来说，不外乎内容、形式、性质、作用、价值等五个比较项。可以比较其一项，也可以比较其多项。
3、引伸研究法
引伸研究法是从研究对象本体出发，抽绎规律、提取精华、为进行新的创造提供指导。
此种方法着眼於继承传统，化裁新义，注入新的时代精神，以达到古为今用的目的。如舞剧《丝路花雨》对於敦煌壁画及塑像舞姿的推陈出新和创造性再生，主要就是运用此法取得成果的例证。又如医学界对敦煌某些医方进行研究，改进为新效验方造福现代人，也是适用引伸方法取得的成果。
引伸研究法一般包括两个阶段。一是引伸的前行研究，或者叫做引伸的基础研究，就是进行抽绎规律、提取精神华的研究。这是为下一步指导新的实践打基础、作准备的步骤；二是引伸的归宿研究，或者叫做引伸再造研究，就是将已经抽绎出来的规律和提取到手的精华，设计或制作新的载体，达到推陈出新的目的。这两阶段分工不分家，前一阶段为后一阶段作准备，后一阶段为前一阶段寻求发展和归宿。
考证法
敦煌石窟、敦煌遗书、敦煌其他古遗址遗物都是古代遗留下来的事物，都各自具有历史的规定性。千百年后的现代人对它的历史规定性往往不甚了了，这就会造成错觉和误断，给理解、阐释带来障碍。要解除这些障碍，必须使用考证法。藉以“考”其本原，“证”其所涵。
考证法是通过对对象本身以及同它相关的事物进行周密深入的调查，发现其历史规定性的信息和证据，然后利用这些信息和证据来揭示它所具有的质态、历史特性和价值作用。
这种方法著眼於搞清事物的历史特征和特性，为进一步探索事物的全部蓄蕴提供一个起点。然而仅仅使用考证法并不能搞清楚事物其他方面的蓄蕴，为了搞清楚事物其他方面的蓄蕴，还要进一步利用另外的研究法。考证法是为其他研究法服务的一种手段，却不能代替其他研究法。
对某一具体事物进行考证，事实上就是对此一事物的历史规定性进行考证。什么因素构成事物的历史规定性呢？构成事物的历史规定性的因素是：
1、此一事物产生或存在的时限（时限又可以细分为朝代、年、月、日、时）；
2、此一事物的制作者或所有者；
3、此一事物产生的原因或根据；
4、此一事物的原产或流迁的年代、地域；
5、此一事物原来的质态（如性质、形状、色彩、意义和变化契机与变化根据等）。
上述五个方面也就是所要考证的内容，或者叫做考证项。根据研究的需要，及研究对象的缺环而决定考证的项，或考其一项，或考其多项，没有死板的规定。如陈国灿先生《敦煌所出诸借契年代考》（收入陈国灿《敦煌学史事新证》，甘肃教育出版社，2002年），是对敦煌遗书中三十余件借契的立契年代这一个特定项所进行的考证，至於这些借契的持有者，及为何保存在莫高窟石室中等问题，该文置之未做考证。
考证法的运用，关键在於抓住两个环节。一个环节是发现证据，另一个环节是对证据的鉴定和利用。
证据，一般分为本证和他证。“本证”是事物自身所提供的证据。“他证”是另外的事物对此一事物所提供的证据。
这些证据有些是靠不住的假证或伪证。这就需要进行一番鉴别。有些证据不足为据是明显呈现出来的，但更多的情况下，那些不足为据的假证据却披上了伪装，隐藏甚深，很不容易被识别发现，这就要十分精细的加以审鉴。有时甚至对于某个证据也要进行一番考证才能获得，从而出现考证中的考证。证据获得后，还有一个科学利用的问题。运用不得当，仍然发挥不出“证据”应有的作用。
考证法是敦煌学中不可少的一种手段。精当的考证，往往关系着研究结论的正确与否。例如“敦煌廿咏”的写作年代，有人考证为吐蕃占领敦煌之前，有人考证在张议潮起义之后，也有人考证为五代曹氏归义军时期。由於所定时代不同，对这一组诗的时代背景、创作动机、所涉事件、意象内含等，就会有不同的理解。至于哪种结论正确或不正确，决定因素是年代考证是否精当。由此可见，在某种情况下，考证法决定著研究的成功失败。在使用考证法的时候，要防止不必要的繁琐考证和脱离研究目的的考证，就是人们常常提到的为考证而考证。
实验研究法
实验研究法主要是石窟科学保护和研究文物材料、质地、结构所使用的方法。大致分为物理实验法、化学实验法和模疑实验法三种。它的原理、程序、要求、试剂、仪器、设备与一般自然科学实验法基本相同。这里不多作介绍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