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897年匈牙利地质研究所所长洛克齐将敦煌莫高窟壁画、塑像精纱绝伦的消息带到西方之后，敦煌艺术宝库之名，便逐渐在国外传开。藏经洞遗书遗画发现之后，更引起外国人的关注，猎奇者接踵而来，敦煌文物因而大量流散到亚欧、美许多国家和地区。外国的考古学家、汉学家、美术史家、宗教学家等，对敦煌文物、文献怀着极大的兴趣，相继从事研究。由此，敦煌学在国外渐渐兴起。
但是，在西方由於敦煌文物、文献的价值并未能立即得到承认，敦煌文物、文献的学术效能因而没有及时得到发挥。相反的，敦煌文物、文献在西方还经历了一段蒙冤受屈的波折，甚至长期被幽禁，所以敦煌学在西方经历了一段难产的折磨。
伯希和费尽心机把敦煌遗珍运回法国。正满怀希望的等待赞誉和奖赏的时后，却意外的受到四面八方来的讥笑和责难。当时，法国某些自诩高明的古董家和自以为渊博的学者宣称，伯希和所弄到的敦煌珍室，不过是刁钻古怪的王道士为蒙混洋人而精心伪造出来的假古董。并且讥笑自以为了不起的汉学家和收获丰富的探险家希伯和，不过是个可怜的上当受骗者，当时年仅二十八岁的伯希和，人微言轻有口莫辩，一时弄得欲哭无泪。
斯坦因带到英国的那一大宗敦煌文物、文献，自1909年送进大不列颠博物院东方部之后，从此幽闭深宫，一晃四十年。当年伯希和曾就自己劫去的文献宣称：“今卷子虽为法国所有，然学问应为天地公器。其希望摄影誊写者，自可照辨。”但实际情况怎样呢？张元济1911年旧历2月23日致汪康年信中写道：
“仲兄又传谕，问弟去年在巴黎看伯利和所得敦煌古书，曾否抄得目录。彼时本欲录存，无如法国国家十分郑重，不许常入观览。弟由公使馆介绍，特别许可，且由伯君伴往，跬步不离；重旁密屋，光线甚乏，而伯君又匆匆欲行，故只能略观大概。”69
至于斯坦因，连伯希和那样的假话也不敢说，他刻意不让外人尤其是不让中国人知其所获。当年随从他去敦煌盗宝的湖南湘乡文士蒋孝琬（字资生），曾将他劫去的汉文卷子整理出一个草目。这个草目也成了一个秘而不宣的情报而被封锁起来。斯坦因劫去了多少经卷，内容如何，谁也不知道确切消息；1923年，罗福苌根据法国人撰述的一些资料和英国展出的一小部份卷子，才编成一份挂一漏万的《伦敦博物馆敦煌书目》。1936～1937年向达先生前往英国进行调查，管理斯因坦卷子的翟理斯，予以百般刁难，只给向达先生看过496个卷子。1939年，向达先生把这400多个卷子写成《伦敦所藏敦煌卷子经眼目录》介绍给我国学者。直到1954年英国不列颠博物院将斯坦因卷子中的6980号摄成缩影胶卷，对外人发售，世人才得知其藏品的内容。到1957年，伦敦才出版了翟理斯编制的《敦煌汉文写本解题目录》，著录8102个卷号，而法国藏《敦煌汉文写本注记目录》，直到1950年才开始编制，1970年才出版第一册，著录500个卷号，不到法藏敦煌汉文写本的五分之一；1983年出版了第3、4、5册，第2册迄今未能出版。俄罗斯藏《敦煌汉文写本注记目录》，分别于1963年、1967年出版两册，孟列夫编，著录俄罗斯藏卷2954号，不到俄国藏品的七分之一。
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英、法、俄同中国彼此增进了了解，三国的汉学界、敦煌学界，同中国敦煌学界建立了良好的关系，随之，英、法、俄三国收藏敦煌古卷的单位，态度有了极大的转变，欢迎中国学者前往考察研究，并且提供不少方便，情况与前不可同日而语。
流散到英法俄的三大宗敦煌文物、文献，当它未能被人肯定其价值并走出禁閟之前，是难以展开对它的研究的。若干年后当敦煌文物的价值被确认并有零星披露之时，才被个别西方汉学家拈其一二加以研究。
日本的情况与西方大不相同，由於日本文化与中国文化有著深厚的亲缘关系，更加上当时日本政府为准备侵略而鼓励从事中国研究，所以日本学者对於敦煌文物抱有极大的热情。最早注意到中国遗珍的是田中庆太朗。1909年，他在北京看到伯希和展出的一部份敦煌遗书，立即撰写了《敦煌石室中的典籍》一文向日本国内进行介绍。这篇文章被日本学术界称之为日本敦煌学研究的“第一篇历史性文献”，田中庆太郎和我国的罗振玉又马上把敦煌的重要发现介绍给日本京都帝国大学教授，汉学家内藤虎次郎和狩野直喜；日本《朝日新闻》也陆续发出几篇报道，惊动了日本学术界。1909年11月底，京都大学史学会在今岗崎府立图书馆展出了内藤湖南和狩野直喜得自北京的敦煌古卷、壁画和雕塑的照片；稍后大谷探险队获取的敦煌吐鲁番文物也陆续达抵东京都。从此，日本学术界以东京都为中心开始了敦煌学的研究。
日本的敦煌学研究，在国外是最发达的。其突出的特点是：研究起步早，研究领域宽，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发展更快。下面分四个方面加以介绍。
第一，日本研究敦煌学起步早。1909年，小野玄妙发表《降魔成道图的研究（一）、（二）》，1910年，藤田丰八发表《慧超往五天竺传笺释》，桑原隲藏发表《老子化胡经》，松本文三郎发表《敦煌石室古写经的研究》、中村不折发表《写真展大唐人真迹楷书经卷》，冈本慎吾发表《唐写本广韵考》、中村久四郎发表《敦煌千佛洞之歌》等，这几篇最早的论著，成为日本学术界在敦煌壁画、敦煌佛经、敦煌道经、敦煌佛教史、敦煌写经书法、敦煌本韵书、敦煌文学等领域的开山著作。此后七十余年，继续扩展，一方面推进研究深度，一方面扩大研究范围，敦煌学研究一直持续发展。
第二，日本敦煌学，研究领域相当宽阔：
以1909年小野玄妙《降魔成道图的研究（一）、（二）》和1910年滨田耕作《敦煌石室发现古书古画考》为标志，开始了敦煌美术的研究；
以1910年桑原隲藏的《老子化胡经》为标志，开始了道经的研究；
以1911年松本文三郎《敦煌石室古写经的研究》和中村不折《写真展大唐人真迹楷书经卷》为标志，开始了敦煌写经、书法的研究；
同年，以冈本慎吾《唐写本广韵考》为标志，开始了敦煌韵书研究；
同年，以妻木直良《敦煌石室五种佛典的解说》为标志，开始了敦煌佛学研究；
1912年，以椎尾辩匡《睹货罗的民族地理年代》为标志，开始了敦煌民族学和历史地理学的研究；
同年，以羽田亨《新出波斯教残经考》为标志，开始了摩尼教的研究；
1914年，以羽田亨《回鹘女子卖度文书》为标志，开始了敦煌契卷研究；
1915年，以狩野直喜《唐抄本尚书释文考》为标志，开始了儒家典籍的研究；
1918年，以羽田亨《敦煌发现的景教经文考》为标志，开始了景教研究；1919年，以小川琢治《中国本草学的起源兴神农本草经》为标志，开始了
敦煌医学文献研究；
1925年，以原田淑人《西域发现绘画中所见服饰的研究》为标志，开始了服饰图案和民俗学的研究；
1927年，以玉井是博《敦煌户籍残简考》为标志，开始了敦煌户籍文书的研究；
同年，以青木正儿《敦煌遗书目连缘起》、《大目乾连冥间救母变文》及《降魔变押座文考》为标志，开始了敦煌变文、押座文研究
1929年，以仁井田陞《古代中国日本的土地私有制》为标志，开始了敦煌经济史的研究；
同年，以泷川政次郎《西域出土的唐职官片断考》为标志，开始了唐代官制文
书研究；
1931年，以野本白云《西域发掘的木简古写本研究》为标志，开始了汉简
研究；
1938年，以林谦三《敦煌舞谱考》、岸边成雄《西凉乐与敦煌壁书的关系》
为标志，开始了敦煌乐舞的研究；
1943年，以薮内清《敦煌之历》为标志开始了敦煌历法研究；
1955年，以入矢义高《王梵志考（上、下）》为标志，开始了王梵志研究；此外还有关于吐蕃文、回鹘文、西夏文的研究等等。可见其研究范围之广、
涉及面之宽；敦煌学同其他学科的关系也有了不少揭示，从而丰富并扩大了敦煌学研究的内容，进一步显示出敦煌学的价值意义。
第三、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敦煌学进入大发展阶段。
首先是1953年龙谷大学成立了西域文化研究会，东洋文库也成立了敦煌文献研究委员会，积极开展敦煌遗书的整理研究工作。先后出版了《敦煌文献研究论文目录》、《西域出土汉文文献目录》四册，《西域文化研究》七册。围绕上述两个研究会，形成并集结了一支敦煌学研究队伍，涌现出一大批专家，如松木荣一、竺沙雅章、仁井田陞、藤枝晃、榎一雄、大庭修、金冈照光、樋口隆康、日比野丈夫、川口久雄、曾我部静雄、池田温、塚本善隆、西村元佑、上山大峻、梅津次郎、土肥义和、铃木俊、日野开三郎、菊池英天、秋山光和、山口瑞风、福井文雅、山本达郎、入矢义高、森安孝夫、长泽和俊、水原渭江等，人才辈出，是国际敦煌学界一支实力雄厚的劲旅。
松本荣一《敦煌画の研究》（1937年），藤枝晃《沙州归义军节度始末》（1942～1943年）、《敦煌的僧尼籍》（1959年）、《吐蕃支配期の敦煌》（1961年）、《敦煌千佛洞的中兴》（1964年）、《敦煌历日谱》（1973年），竺沙雅章《敦煌的僧官制度》（1961年），大渊忍尔《敦煌道经·目录篇》（1978年）、《敦煌道经·图录篇》（1979年），池田温《中国古代籍帐研究（概况·录文）》（1979年）、《中国古代写本识语集录》（1990年），东洋文库敦煌文献研究委员会编《敦煌吐鲁番社会经济史文书集》四卷（1978～2000年），水原渭江《敦煌舞谱の解读研究（改订版）》以及日本学者组织编纂的《讲座敦煌》九卷（1980～1990年）等，是日本敦煌学研究水平的标志性论著，受到国际敦煌学界的重视和称誉。
第四，战后日本敦煌学界，积极进行国际敦煌学术交流活动。他们频繁往来於英国、法国、苏联、美国、联邦德国、民主德国、芬兰、印度、韩国、马来西亚、中国大陆及台港地区，广泛收集原始资料及各国研究成果，并且向外介绍本国的研究成果，与国际敦煌学界往来最活耀、关系最广泛、信息最灵通、情报和资料掌握最全面。为国际敦煌学事业的发展，作出了出色的贡献。
欧洲的敦煌学研究，法国一直处在领先地位。法国著名学者伯希和及沙畹、韩百诗、戴密微、哥地奥、西额、西额林、巴科、拉露等对西域语文和粟特文、吐火罗文、东伊兰语、突厥语及吐蕃文研究作出了重大贡献。由於他们的努力，使得失传数百年的粟特文、吐火罗文、东伊兰文逐渐得以重新解读。法国著名学者沙畹、马伯乐等在汉简研究方面也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他们通过对汉简的研究，初步揭示了汉代在西北边防上的军事设施，烽燧制度等有关问题。藏学专家拉露女士编制了《法国国立图书馆所藏敦煌古藏文写本注记目录》第一、二、三册，著录法藏敦煌古藏文写本2216号，分别在1939、1950、1961年出版。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法国进一步扩大了研究领域。特别是60年代以来，学者蔚起，成果可观。法兰西学院教授韩百诗（1906-1978）在1963年之内出版了《和阗语》、《龟兹语》、《摩尼教语》、《粟特语》、《吐鲁番》等重要著作。从1965年起，他又主持法兰西学院的中亚历史和文明讲座，在敦煌学研究方面做出了重大的贡献。另一位汉学家戴密微，1952年出版了敦煌学名著《拉萨僧诤记》（耿升中译本名《吐蕃僧诤记》），内容涉及唐史、西域史、吐蕃史、佛教史、敦煌史等诸多方面，其中主要的论述和考证都能成一家之言。西方学者评论说；这部专著的“每一条注释都堪称百科全书的一大条目”。此书同谢和耐著《中国五至十世纪的寺院经济》被称为法国敦煌学的两大名著，至今仍被国际敦煌学界所称道。戴密微还同香港饶宗颐合作校辑了《敦煌曲》及敦煌发现的《王梵志诗集》。
1973年元旦，法国高等实验研究院第四系，同国立科学研究中心建立了第438联合研究组，即敦煌文献研究组。这个组拥有教授6名，研究生7名、技术员6名，其中存法国汉学家苏远鸣、梅弘理、佛学和社会经济史专家谢和耐、道教专家康德谟、回鹘学专家哈密尔顿、文献目录专家隋丽攻、纸张书册专家戴仁，及华人专家左景权、陈炸龙、吴其昱、侯锦郎等，还兼聘了香港饶宗颐和日本藤枝晃等。法国敦煌文献研究组1979年在巴黎召开了“敦煌西域研究会第一次国际会议”，参加会议的有12个国家和地区的专家90多人。我国香港饶宗颐、台湾潘重规、苏莹辉先生亦应邀出席。同年法国敦煌文献研究组在日内瓦-巴黎出版了《敦煌学论文集》第一集，由苏远鸣主编，收录了15篇论文，内容涉及佛学、佛像，经咒、藏学、道经、花押、书册、于阗史、俗赋、命相、历法等许多方面。第二集于1981年出版，收入13篇论文，包括敦煌历史、龙兴寺财物、敦煌壁画榜书、敦煌圆梦术、九宫图、儿郎伟、珠英集中的14位作者史料勾稽，以及有关佛经的几篇文章。这一期还刊发了苏联学者楚古耶夫斯基的《8-10世纪的敦煌》。
第三集也在1984年出版，收入14篇论文，包括我国学者张广达、荣新江、唐耕耦、穆舜英、王炳华等五位专家的三篇文章，还有哈密尔顿、吴其昱、苏远鸣、魏普贤、戴仁、侯锦郎、艾丽白、矛甘、梅弘理、石德勒等人的论文。
除《敦煌学论文集》丛编之外，法国敦煌文献研究组还开始编撰《巴黎藏敦煌汉文写本解题目录》，原计划分为五册，每500个卷号编为一册。现已出版第一、三、四、五、六册（第六册为新增的法藏敦煌吐蕃文写本卷中及卷背的汉文文书）。
1981年，法国科学研究中心敦煌研究组的苏远鸣、侯锦郎、梅弘理、左景权先生等来我国访问，在北京大学进行了学术交流；苏远鸣、侯锦郎、梅弘理还专程往敦煌莫高窟访问，同敦煌文物研究所的专家进行学术交流。
1983年春，我国敦煌壁画在法国展览期间，由法国敦煌文献研究组主持举办了中法学者敦煌学研究报告会，我国敦煌文物研究所专家段文杰、史苇湘等应邀参加，在会上作了学术报告，受到与会学者的重视与好评。同年夏季，法国敦煌文献研究组的吴其昱、艾丽白、戴仁三位先生来我国访问又专程到莫高窟参观并同敦煌文物研究所的专家们进行了学术交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