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时代是我国壁画的繁荣期。画家及画工在两京地区，即今陕西省西安市和河南省洛阳市的宫殿、衙署、邸宅、寺观绘制了大量巨幅壁画。由于时代的变迁，这些壁画均已荡然无存。
新中国成立后，在陕西、山西、山东、广东、新疆、内蒙古等地发掘了一批隋唐时代的墓葬。其中不少绘有壁画，为研究隋唐时代的社会生活、典章制度提供了形象的资料，对研究当时的绘画、建筑有着重要的价值。
（一）隋墓壁画
隋代历史比较短，古墓留存较少，壁画破坏也比较严重。
1.主要壁画墓 隋唐是在经历南北朝长期分裂之后建立起来的统一王朝，西安作为隋唐的都城，前后长达三百多年。唐朝国力强盛，帝王崇尚厚葬，自唐太宗李世民营建昭陵，开创了因山为陵的先例之后，唐朝各代帝王的陵寝多依山构筑，务求壮观。
在今天西安周围的乾县、礼县、泾阳、三原、富平、蒲城等东西绵延百公里的范围内，分布着唐朝18座帝王陵墓。
隋朝因立国短暂，所有有隋代纪年的壁画墓发现的并不多，已清理的隋代壁画墓有：1954年在陕西西安东郊白鹿原发掘的大业十一年刘世恭墓，1956年在西安东郊韩森寨发掘的开皇十二年吕武墓，1964年在陕西三原双盛村发掘的开皇二年李和墓，1984年在西安东郊发掘的大业四年李椿夫妇墓等。
这些墓的保存情况一般不好，所存壁画残损严重。对于了解隋墓壁画艺术面貌有价值的是山东嘉祥英山开皇四年徐敏行夫妇的合葬墓，里面绘有天象，出行、出游，宴季行术等图。
2.徐敏行壁画墓 1976年2月山东省博物馆发掘嘉祥县英山隋开皇四年徐敏行墓。墓址在山东嘉祥县杨楼村西南英山脚下，墓室出土的壁画填补了国内隋代壁画空白。
从墓志知墓主徐敏行生于梁武帝大同九年，死于隋火帝开皇四年。隋代的壁画墓发现不多，山东嘉祥徐敏行墓是一座保存较好的墓，此墓的过洞绘武装侍卫，墓室内有四神、牛车、女侍、犬、伞盖、鞍马，后壁为墓主人夫妇坐帐内饮宴，帐前列乐舞。穹顶绘天象图。
墓室北壁绘徐侍郎夫妇宴享行乐图。西壁画备骑出行图，上方残存白虎的部分躯体。东壁画徐侍郎夫人出游图，上方残存青龙躯体。南壁墓门两侧各画持剑武士。门洞横楣上画一奔马。
门洞内左右墙面各画门下小吏和侍仆两人。门洞外东西墙上各画一守门人。墓主夫妇身后屏风上所画山水，用墨后着地，敷彩近于浅绛，这种画法未见画史记载。天象图所画月中桂树，用落茄点或浓淡相间的水墨画法，也是一种较特殊的画法。是最早发现的隋代墓室壁画。
墓室西壁中部有一幅《备骑出行图》，纵0.9米，横0.6米。画面上4人身着贺领或翻领衫袍，并肩而立，二人执灯，一人执伞，一人执扇。虽然4人在站立方向上一致。但几个人之间相互照应的眼神和面部表情却显出了微妙变化，代表了隋代人物画的较高成就。
此壁画绘在墓室四壁与门洞内外。有《徐侍郎夫妇宴享行乐图》《徐侍郎出行仪仗图》《徐侍郎夫人出游图》，以及侍卫、门吏诸像。有人物、也有山水。着色以重彩为主，个别处兼施淡彩。《出行图》中四个侍卫像，姿态不同，表情各异，用笔简练劲健，可见其独特风采。
墓中还发现了一幅备骑图。此图也绘于墓室西壁，图中两人一马，马已备鞍，马前一人执马缰，马后一人双手持鞠杖相随，再现了马球比赛开始前的生动场景。
这幅备骑图发现于隋人墓葬中，足见在唐以前就已经有了马球运动，且这种运动在人们生活中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这种以墓葬壁画记载我国古代马球运动的考古发现尚属首例，这便更加形象直观、真实可靠地证明了早在唐代以前中原已有马球运动，而不是所谓的于唐初从吐蕃或是波斯传入。
隋朝虽然存在的时间短暂，但也留下了人们从事蹴鞠活动的记载。在山东嘉祥隋代徐敏行墓中出土了一幅宴享伎乐图壁画。壁画中描写了墓主人徐敏行夫妇生前活动场景：徐敏行夫妇在乐手的乐曲声中一边在榻上对饮，一边观看踢球表演，踢球者用一根细绳将球和自己的身体连在一起，正在兴致勃勃地踢球。
（二）唐墓壁画
唐代壁画墓的大都出现在西安地区，因为这里是唐代皇室墓葬的集中地区。
1.简要介绍 唐代壁画墓的发现，是在帝王陵的调查基础上进行的。20世纪以来，在调查西安唐代帝王陵的过程中，最大的收获是陆续发现了帝陵周围的陪葬墓，从中清理出大量精美的壁画，获得了唐代帝王陵寝制度及其陪葬墓的详细资料。
帝陵陪葬墓的清理发掘工作主要集中在献陵、昭陵和乾陵的范围内。据考古调查，唐高祖李渊的献陵陪葬墓为30座，墓主人大多是皇室宗亲，经发掘的壁画墓有高祖第十五子李凤墓，高祖第六女房陵公主墓等。
李凤墓墓室顶部绘星象。甬道两侧在长廊建筑中的各间内绘女侍，过洞西壁绘有牵驼图，是陪葬墓中年代较早的实例。
在西安地区，唐代的壁画墓除上述的帝王陵及陪葬墓外，在西安市郊和毗邻的京畿地区，还发现了大量的唐代壁画墓。重要者有武周天授元年金乡县主与其夫于隐的合葬墓，天宝四年苏思勗墓，兴元元年唐安公主墓，显庆三年执失奉节墓，景龙二年韦浩墓，景龙四年韦泂墓，中唐的韦氏墓，贞观四年淮安王李寿墓，景云元年节愍太子李重俊墓等。
以西安为中心的唐墓壁画，其题材和风格传播到唐代边疆地区。北京地区最重要的壁画墓，是1991年海淀区八里庄发现的王公淑及夫人吴氏墓。王公淑是山西太原人，官至幽州节度判官兼殿中侍御使、银青光禄大夫。
王公淑及夫人吴氏墓为方弧形单室砖墓，墓室北壁绘有通壁画丹芦雁图，其余三壁残存装饰花纹和家居生活片段。牡丹芦雁图极为珍贵，画面以牡丹花丛为中心，牡丹下绘两只芦雁，花头上有飞舞的蝴蝶。在壁画下角，有对称的画有秋葵和百合花。花叶双勾填色，构图对称。以牡丹为题材的花鸟画，兴盛于唐朝，出现了专擅牡丹花鸟的著名画家边鸾。
固原和新疆地区的唐代墓室壁画，现存有多扇式的屏风画。1986年，固原南郊乡羊坊村发现圣历二年梁元珍墓，此墓天井东西两壁共绘人物牧马图六幅，甬道两壁各画一幅牵马图。墓室中东壁和南壁主要绘男女侍，西壁和北壁共绘有十扇树下人物屏风，顶部所绘星象图较完整。
新疆唐墓壁画集中在吐鲁番阿斯塔那、哈拉合卓墓地，自1963年起，共发掘古墓42座，主要是唐西州时期的墓葬，所发现的唐墓壁画以屏风画最有特点。
以西安唐代帝王陵和陪葬墓为中心的唐代壁画墓，虽然绘制未必出自名家之手，但从壁画的技艺来看，很多皇族外戚、高官显贵的墓葬壁画也并非泛泛之笔，年代完整而系统的唐墓壁画，展示了这一时期匠师们在绘画上的总体水平。他们追慕时尚，因而能够印证像阎立本、吴道子、张萱、周昉、边鸾这样一些画坛名家的风格与技艺，填补了传世作品序列中的若干缺环，对于完整地重构唐代绘画史具有重要意义。
2.唐墓壁画分期 唐代是墓室壁画的一个黄金时期。在20世纪50年代以来的考古发掘中，发现了大量的唐代壁画墓，其中许多有明确纪年，形成了一个清晰的发展脉络。
在陕西西安市及其附近诸县，集中分布着唐代帝陵和皇族、贵戚及京畿大族的坟墓，这些陵墓的装饰集中了当时最优厚的物质条件和水平最高的工匠，是目前国内唐代墓室壁画发现最多、画艺最精的地区。
在与陕西东西相邻的山西、宁夏境内，也不断发现唐代墓室壁画。除此以外，最集中的唐代壁画墓群发现于新疆吐鲁番阿斯塔那墓地。
在这三大区域之外，湖北、广东、河北、北京等地也零星发现了唐代壁画墓。长安地区的壁画墓大多规模较大，结构完备，有墓道、天井、甬道、墓室，在不同位置的壁画上绘制不同的内容，包括青龙白虎、出行、仪卫、乐舞、宫女内侍等。
较大的墓葬一般绘有壁画，三品官以上的大墓，壁画的内容更为丰富。
根据壁画布局和内容的发展变化，大致可分为五个阶段。第一阶段，约为6世纪晚期至7世纪前期，布局与内容沿袭北朝的旧制，墓道、天井和墓室三部分的画面分为上下两栏。全部壁画以最后一个天井为界分成前后两个单元，前面的单元主要描绘墓主人外出游猎的场面，后面单元主要描写墓主人的内宅生活及附属建筑物等。
第二、第三阶段，约为7世纪中期至8世纪前期，是唐代壁画特征开始出现和形成的时期，壁画都是单栏形式，全墓壁画的布局趋向一元化。内容多为各种出行仪式，配合以男女侍从，突出了墓葬宅院化的特点。第三阶段游乐内容增多，其中有些题材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中亚文化。
第四阶段约为8世纪中期至9世纪之初，墓道壁画走向衰落，墓室壁画流行墓主人像和折扇式人物屏风画。
第五阶段约为9世纪初至10世纪初，是第四阶段壁画的简化。屏风画的内容以云鹤、翎毛取代了人物。
3.题材艺术 据统计，西安及周围地区已发现的重要唐代壁画墓有：陕西省三原县李寿墓、西安市郭杜镇执失奉节墓、礼泉县郑仁泰墓、西安市羊头镇李爽墓、礼泉县阿史那忠墓、乾县李重润墓、乾县李贤墓、长安县韦墓、咸阳市底张湾薛瓦墓、西安市经五路苏思墓、西安市韩森寨雷府君夫人宋氏墓、咸阳市底张湾张去奢墓等。
这些墓室壁画，大多出于宫廷画师或技艺高超的民间画工之手，场面宏大，技艺高超，又伴有墓志出土，有很高的历史价值和艺术价值。
其题材大致可分为七类，一是四神类，如青龙、白虎、朱雀、玄武；二是狩猎类，如猎骑、架鹰、架鹞、驯豹等；三是仪仗类，如车骑、伞、骆驼、戟架等；四是宫廷及家居生活类，如男侍、女侍、乐舞、马毯、宴饮、农耕、农牧、六鹤屏风等；五是礼宾类，如鸿胪寺官员，外国及国内少数民族宾客；六是建筑类，如阙、城、楼阁、寺院、道观及斗拱、柱、枋、平图案等；七是星象类，如金乌、蟾蜍、银河、星斗等。
唐墓壁画以人物为主，以简练的线描、鲜明的色彩，生动地描绘了各种人物形象。
人物形象在不同时期又各具特色，初唐侍女具有清秀、修长的体态，其线条为铁线描，如盛唐侍女则是大髻宽衣，丰厚为体，如薛氏墓、张去奢墓壁画；而永泰公主李仙蕙墓、章怀太子李贤墓、懿德太子李重润墓的壁画线描流畅自然，所绘侍女形象应属于初唐向盛唐过渡的风格。壁画中的建筑、树石、花鸟等背景和点缀，显示出题材容量的扩大和表现手法的进步。
懿德太子墓的城阙画得向背分明，不失绳墨，在处理远近及立体结构上符合透视原则，在绘制阙楼的屋顶平座、墩台时使用了界尺或拉线弹打的方法。树石的描绘使用了富有变化的勾斫皴染，鸟兽的描绘也生动逼真，反映了山水、界画、花鸟绘画技艺的进步。
已发现的隋唐墓室壁画制作大都经过墙壁处理、起稿、定稿、白画、着色等工序。常用的颜色有土红、石青、石绿、石黄、银等。
人物的衣饰采用晕染法，大型的龙虎及图案花纹则运用叠晕的方法，层次丰富，色调鲜明。特别是对多种矿物色的调配，增强了色泽的亮度和固定性能，在历经千余年以后，能保持鲜艳明快的效果。
4.李寿墓壁画 李寿墓墓址在陕西三原县。1973年发掘。是已发掘的唐墓中年代最早的一座。墓道东西两壁，上层绘飞天、狩猎图，下层绘骑马出行图，由42匹马和81人组成，队伍严整，气势显赫。过洞及天井东西壁下层绘步行仪仗队12幅。
第四天井东西壁下层各绘大型戟架两副，旁有仪仗队三列。第一、二、三、四过洞及甬道南壁均绘有重楼建筑。第三天井上部脱落下的壁画残片，有牛车、牛耕、播种、饲养家禽、推磨、担水、膳事等画面。
甬道口东西壁上部各绘一飞天，下部两人，一佩剑，一持弓。甬道中部东西壁绘人物众多的内侍图、侍女图。甬道后段，东壁绘一寺院，西壁绘一道观，均有人物活动于其中。墓室西壁是部绘马厩及草料库。北壁东部绘一庭院，内有贵妇和侍女在游园及乐舞一组。南壁墓门两侧下部绘侍女图。壁画基本用铁线描，旗帜着色用平涂法，人物面部、服饰用晕染法。
5.李爽墓壁画 唐代李爽墓壁画是墓址在陕西西安城南的羊头镇村西曲江池遗址南岸上。1956年发现清理。残存壁画25幅，较完整的有16幅。
墓道进口处东壁，残留6个着乌皮靴的人的下半身。甬道口外东西墙壁上用朱红色绘宫殿。由甬道口向内，东壁画面依次为执笏躬身男文吏、执笏直立女子、执拂尘女子、吹箫男乐人、执拂尘女子、执团扇女子。
北壁画面由东向西依次为吹笛女乐人、吹排箫女乐人、双手捧盘女子、双手捧壶女手。西壁画面由北向南依次为残存头部、捧盘女子、捧黑色杯子女子、男子残像。南壁画画已脱落净尽。甬道西壁画面由北向南依次为女子、执笏躬身文吏，面郎颧骨染一块红色。墓顶绘有日月、星辰、银河等。墓室壁画全用彩绘，墓道壁画都用墨画。
6.李仙蕙墓壁画 乾陵是我国历史上唯一的女皇帝武则天与唐高宗李治的夫妻合葬陵。在陵园东南方向有17座陪葬墓，至今先后已发掘了懿德太子李重润、章怀太子李贤、永泰公主李仙蕙等五座墓，出土文物极为丰富，其墓室里的壁画更为清丽，达一千二百多平方米，内容丰富，反映封建皇宫内的现实生活气氛较浓，与宋以后脱离现实的文人画迥然不同。
在陪葬墓，壁画几乎布满了墓道和前后墓室的四壁及顶部，进入墓道仿佛到了一个地下画廊。
永泰公主墓入口处以飞腾于流云中的青龙和白虎为首，后面紧随一组威武雄壮的仪卫队伍。左青龙、右白虎在这里不仅是吉祥的象征，而且还表示方位。在我国古代有“四神”，即青龙、白虎、朱雀和玄武，它是用来象征天空的。
古人把星空分别划成了固定的区域。《史记·天宫书》里把星际天宇归纳成四大区域，即东宫、西宫、南宫、北宫，四宫分别以青龙、白虎、朱雀、玄武作为代表。这样，天空宇宙便通过“四神”的形象呈现在古人的脑海中了，也因而有了东青龙、西白虎、南朱雀、北玄武之说。而仪仗出行图是这一时期唐墓壁画的重要题材。
永泰公主墓东西两壁中就绘有30人的步行仪仗队。以东壁为例分为5组，每组6人，这种仪卫形式可能是模仿皇后仪仗中之诸卫，而超越了公主一级的仪仗制度。
因为永泰公主于神龙二年由洛阳迁来陪葬乾陵，其父李显已复位，在埋葬时格外优厚的实施了“号墓为陵”的埋葬制度。
前墓室东西两壁的宫女图，久享盛名，为人称道。整个画面绘有30个面色红润、身着宫装的唐代妇女，其中以东壁南侧的一幅宫女图最为精彩。
左起第一人双手托着披巾，挺胸趋步前行，姿态雍容华贵，似为领导，嗣后宫女面向和神态各异，服饰与发式不同，分别捧盘执杯，抱物持扇或拿佛尘，或端蜡烛，由九人组成向同一方向徐徐行进的队列。
这是一些站立人物的排列，作者巧妙地利用空间的效果，给人物以正、背、转、侧的前后穿插，使她们左顾右盼，相互呼应。
整个画面显得丰富而有变化，又从不同角度画出人物默颔、凝视等神态，表现了宫廷婢仆所特有的端庄、拘谨、豪华而空虚的外貌与心理特点。
这幅宫女图虽然没有故事情节，只是一群生活在宫廷里面侍奉主人被人呼唤的宫女奴婢，但画家还是通过高度美化的艺术构图，使这些美女荟萃一起，流光溢彩而妖艳动人。
如同今天的模特表演一般莲步轻移，婀娜多姿，为整个墓室增添了美的氛围。其端杯侍女头梳螺髻，面颊丰润，娥眉朱唇。袒胸、纱巾披绕双肩，长裙曳地，S形宛转着窈窕的身姿，双手托高足杯，显出柔美的体形曲线，风韵殊艳，神彩奕奕。
而整个前后墓室，上圆象天，绘有日、月、星、辰，东边绘有一轮冉冉升腾的红日，下边衬托着连绵不断的群山和波涛汹涌的海水，红日内挺立着一只三足鸟；西面一轮清辉冷艳的明月高挂太空，月内隐约可见“桂树檐宫”“玉兔捣杵”“常娥起舞”“吴刚酿酒”，给人以无尽的遐思。
在淡青色的顶部，还绘有许多小白点，是宇宙内星辰的代表。下方法地，绘有唐代建筑，体现了古代人们的“天圆地方”之说。
妇女形象，是唐墓壁画中的主要表现对象，处理不好，就会千篇一律。这幅宫女壁画并没有什么故事情节，然而，平淡的生活情节，一经画家巧妙构思，竟妙趣横生。
在构图上，九人不是简单排列一行，而合理利用空间关系，使人物前、后、高、低对比呼应，正、背、转、侧互相穿插，宫女之间既可细分为三个小单又是一个和谐、完美的整体。
这种前后参差的布排，使画面疏密相间、错落有致，而且显得活跃而不杂乱，均衡而不呆板，气势开阔，场景壮美。这幅壁画，无论是构图设计，还是形象塑造、勾线敷彩，均能代表唐代人物画的高度水平。画中这群风华正茂的女子，以其特有的风采，闪现着永恒的艺术魅力。
7.李重润墓壁画 在懿德太子李重润墓，青龙、白虎北边绘有两幅阙楼仪仗图壁画，其阙楼宏伟高大，为三出阙即一母阙、二子阙，是阙这种建筑物中等级最高的一种，表现出封建帝王的等级，也是阙这种建筑发展到唐代的实物资料，为本世纪在研究唐代建筑史上的重大发现之一。
阙楼由屋顶、屋身、平座、墩台组成。阙者，缺也，人臣将相至此，则思其所缺。阙，又是一种界柱，即没有门扇的大门。中间阙然为道，意为走过这道阙，就像进入了院落。
紧接着是仪仗队，此画以浓艳的色彩和工整的线描，表现出太子大朝时的仪仗场面。画上的将士身着盔甲，穿战袍，旌旗猎猎，鼓角阵阵，做行进状，可以看出分步队、骑队、车队三个部分，气势雄浑，场面博大，洋溢着激昂的旋律。
阙楼仪仗图背面的城墙构筑精细，可看清女墙、马面等，并陪衬以远山为背景，山上种植松柏，笔法细腻，在唐墓壁画中实属罕见。
在第一过洞东西壁上，各绘有四只神骏英武的豹子及牵豹武士，他们身穿黄袍，脚蹬长靴，左手牵豹，其中两人的腰际带有铁抓，当为驯豹工具，豹子朝前警望跨步疾走，长尾斜垂，给人一种凶猛桀骜之感，但驯豹人则显得悠闲自信。表明豹子已经训练有素，驯豹人胸有成竹。在人与人之间还绘有树木、山、石等，这就是蜚声世界的“八豹图”。
在第一、二天井的东西壁上，绘有大型列戟图4架，每架12杆，戟头下有虎头小幡，幡下面有红、绿、黄各色彩带。戟架前立两排仪仗队，每队12人。
唐代的列戟制度，表示爵位高低，48杆戟的仪仗，在陕西境内还是首次发现，属帝王使用的仪卫。
狩猎活动在唐代贵族集团中非常盛行，他们在酒醉饭饱之余，常游猎逐兽山林，消遣射禽苑中。有时狩猎活动规模很大，表现狩猎出行绘于章怀太子墓墓道东边的“狩猎出行图”，画面上以古树青山为背景，由40多匹人马和两只骆驼组成。前面有四匹奔马为先导，在一手持旌旗的骑者后面，数十骑人马前呼后拥，中间一骑高头白马的人物，神情严肃自若，可能是出行中的主人。这些强健的猎手佩弓带箭，架鹰携犬，气氛热烈，场面雄阔，生动地反映出墓主人出行的煊赫。
马球，也称波罗球，从波斯传入中国，后又东传日本、朝鲜等地。马球运动在唐代非常盛行，是王公贵族喜爱的体育活动。
出土于章怀太子墓的“打马球图”，气势壮阔，共有二十多骑人马，骑马者均带幞头，腰间束带，黑靴。有的手执偃月形鞠仗。最前面一个，勒缰跃马，迅疾反转，举仗欲击飞球。其它几人驱马腾空，向前拼争。其后数十人各乘强壮的骏马，纵横驰骋，穿行在古树青山之间。画面以特有的语汇勾画出疾驰的马蹄，杖球的声响，激烈的气氛，逼真地再现了一千多年前马球运动的盛况。
绘于同一墓道的“观鸟扑蝉图”壁画，则反映了宫廷生活中的一个游园场景。一雍容华贵的妇人，一手换巾，一手执金钗，抬头仰视飞鸟；一妙龄少女头梳双髻着男装，双袖飞扬，神情专注地欲扑打树上的鸣蝉；另一侍女双手托巾交叉胸前，表情沉静若有所思。
所者通过观鸟扑蝉的生动情节，描绘了三个不同性格特点的妇女形象。鸟的飞动，蝉的嘶鸣，举钗观鸟，甩袖扑蝉，静中取动，为画面增添了静动两相映衬的韵律感。
通过画匠的神来之笔，三位宫女，无论是观鸟、扑蝉还是伫立不动，仅凭不同的眼神与注视方向，就淋漓尽致地提示出她们正当青春年华，却幽居深宫的悲凉内心世界。
唐代长安是一个国际性大都市，当时外国使节、宾客纷至沓来，中外文化、经济交往十分频繁。“礼宾图”形象地记录了这一史实。
画面共有六人，左边三人为唐鸿胪寺官员，他们头戴笼冠，身着红色袍服，手执笏板，气度不凡，举止威仪，正侃侃商谈，接待友好宾客。第五人头戴羽冠，身穿红领袖白袍，腰束宽带，黄靴。
据《旧唐书》有关日本、高丽的记载推断，似为日本或高丽使节。其它两人可能是东罗马使节和中国东北少数民族来宾。他们彬彬有礼，拱手静立，等待主人迎接。此画人物形象各具特点，勾勒精细，笔触酣畅，是一幅高水平和历史人物图卷。
墓壁画在技法上，这些未留下姓名的能工巧匠们，以墙壁代纸，以形传神的创造了民族传统绘画的独特样式。其情之浓，趣之厚，技之精，境之深，竟能以巧夺天工之美而耐人寻味。
乾陵陪葬墓中的壁画，是我国民族传统绘画的基本形式之一。这些墓壁画的出现，闪耀着唐代工匠们的智慧才华，不仅是人们了解当时社会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外交的窗口，而且能使今人直接观赏唐代绘画之妙，感受唐代绘画之美，对于中国民族绘画美学体系之研究，无疑亦提供了珍贵的形象资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