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古墓壁画，在汉朝达到其繁荣的阶段，进入唐朝后，成为墓室的重要装饰成分。但这种作画方式却长期为皇室所垄断，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导致唐朝以前古墓壁画大多是显示盛世威仪的壮观场面。进入宋代以后，由于政治、文化等因素的综合影响，墓室壁画也逐渐生活化和世俗化了。
从唐朝到宋朝，在一定程度上拉开了贵族文化向大众文化扩展的序幕。另外，同时代的辽、金、西夏古墓壁画也各有特色。
（一）五代两宋墓画
五代十国虽处世纷乱，但因积极继承唐朝文化的流风，书画艺术活动仍在继续。特别是在偏安一隅的西蜀、南唐，统治者雅好文学，推重书画，中原画家纷纷南就，宫廷和画院中聚集了黄筌、顾闳中、周文矩，王齐翰、卫贤、徐熙、董源等一批杰出的画家。
南北画风，各家技法彼此争竞，绘画的题材除了人物之外，还有山水和花鸟画。在今天传世的五代绘画作品和墓室壁画上，能看到这个时代的清晰面貌。
五代十国的壁画墓，以1942年四川成都前蜀王建永陵的考古发掘为起点，半个多世纪以来，这里陆续发现了八处高规格的壁画墓，分别是943年南唐先主李昇的钦陵和中主李璟的顺陵，900年吴越国钱宽墓，934年后蜀孟知祥的和陵，959年至960年在位的后周恭帝柴宗训的顺陵，958年后周节度使冯晖墓，924年后梁义武军节度使王处直墓，939年吴越国二世主钱元瓘元妃马氏康陵。
在以上的九座壁画墓中，有七座是国主及其嫔妃的墓，余下的两座是雄踞一方的节度使墓。这批身份显贵且纪年明确的壁画墓，相对完整地保存了五代绘画艺术的时代特征和风格面貌，对于研究唐宋绘画的转型过程极为重要。
南方墓葬呈现出一个共同的特点是壁面采用雕刻与彩绘相结合的方式，从而使壁面的层次感显著加强。
五代墓室壁画题材内容和风格的变化，到宋代呈现出新的时代特点和价值取向。
宋代壁画墓的典型形制是仿木结构的砖室墓，由晚唐五代简单的砖室墓发展而来。这种墓室形制从北宋中期，特别是神宗以后，在中原普遍流行，内部装饰是砖雕与彩绘相结合。
宋代墓室壁画表现日常生活场景的画面明显增多，营造的居住生活环境愈加逼真。砖砌墓室仿木结构日趋复杂繁丽，不少墓室砖壁上雕出门窗、桌椅、屏风、衣架、灯檠、柜子、镜台和刀尺等图像，形成砖雕与绘画相结合的装饰格局。
宋代壁画墓主要分布在北方的河南、山东、河北、山西、陕西和甘肃等地，尤以邻近北宋东京汴梁，即今河南开封的黄河中下游地区最为集中。
在江苏、福建和江西等南方地区，仅发现少景的壁画墓。由于南方的地理气候条件等原因，宋室南渡并没有使墓葬壁画装饰风气在南方流行开来。宋墓壁画按一定的方位构图布局，画面往往围绕墓主夫妇开芳宴展开，壁画图像与墓室空间密切配合，从中可以明显看到阴阳禁忌、神仙孝行以及风水学说的影响。
在发现的宋代壁画墓中，大多属于无官品的乡村上户和富家商贾，墓制相对简单，画工也属平常的民间画工，世俗趣味和地域化的表现相对浓厚。
宋代帝后陵墓仅在河南巩县，即现在巩义市洛河南岸的李后陵中发现有壁画。李后是太宗贤妃、真宗生母，卒于太平兴国二年。真宗即位后，于咸平三年，按皇太后礼袝葬于太宗永熙陵的西北隅。
李后陵墓室内采用了砖雕、线刻、斗栱彩画和壁画四种装饰方式，壁画仅在墓室穹顶至屋檐以上有彩绘痕迹，上有星象，下有祥云缭绕的宫室楼阁，石墓门上刻有高大的武士形象，这一题材已在五代十国陵墓中发现。
以河南为中心的北方地区宋代壁画墓，以1951年发掘的白沙宋墓为起点，在随后半个世纪中陆续都有出土，重要的壁画墓有禹县元符二年赵大翁墓，新安县城关镇宋村北宋墓，新密平陌村大观二年墓，河南登丰黑山沟北宋绍圣四年墓等。
南方地区宋壁画墓资料不及北方丰富，四川、江苏、福建、江西等地有少量的宋壁画墓发现。四川地区的石室墓装饰题材以开芳宴为中心，辅以武士、四神、妇人启门、孝子故事等，采取的是浮雕的形式。
四川、江苏、江西、福建等地相继发现的宋墓壁画，提高了对两宋壁画墓的认识。从壁画题材内容、绘画风格来看，闽赣两地有较多的一致性，反映出两地文化及社会习俗的一些共同特点。
（二）辽金西夏墓画
兴起于漠北草原的契丹族，骁勇善战，占据北部中国的大片土地，建国后设置五京。在临潢府，即今天内蒙古巴林左旗林东镇设上京，在大定府，即今内蒙古宁城设中京，在辽阳，即今辽宁省辽阳市设东京，在大同设西京，在北京设南京。
这五京之地，大体也是辽代壁画墓集中分布的地区。由于辽对境内的游牧民族和农耕民族采取因俗而治的方针，尊重各自的文化传统和民族习俗，以国制治契丹，以汉制待汉人，因此，辽代壁画墓明显呈现出两种不同的面貌。
辽代壁画墓可以分两类，一类是契丹皇帝陵和贵族墓，主要见于辽上京、中京和东京腹地，并呈聚族而葬的特点；另一类是汉人墓，主要发现在辽南京、西京附近和东京的部分地区。
契丹族最初并无筑墓埋葬的习俗，后来逐步吸收汉文化，尤其在辽政权建立后，开始仿照唐制修筑墓室，厚葬风气急剧蔓延。墓室规模之大，随葬物品之丰富豪华，已超过了同时期的中原地区。
除常见的在壁面上作画的做法外，契丹族还流行在墓圹内安放柏木护墙板，壁画直接绘在木板上。另有在石棺、木棺内壁施绘的做法，这些棺画的功能与壁画相同。
辽墓壁画的题材，同样具有与游牧生活和传统习俗相适应的特点。早期辽墓多以游牧生活和草原风光为主，布局简单，赋色单纯，装饰意味较浓。中晚期以后，大量出现仪卫、伎乐、侍宴、神兽等内容，在受汉族文化影响的同时，仍部分地保持着契丹民族的特色。
辽壁画墓最先发现的是帝王陵，其中以辽圣宗庆东陵保存最好。庆东陵的建筑彩画在已发现的辽墓中等级最高，在墓内砖砌仿木构件及墓壁上方，工笔彩绘龙凤、花鸟、祥云、宝珠以及网格状图案。在墓道、前室及其东西耳室、中室和各甬道壁面上，描绘与真人等高的76人身像，人像上方都墨书契丹小字榜题。
庆东陵最有特色的壁画，当属中室四壁所绘的山水。画面上云彩澹澹，雁翔翩跹，湖水盈盈，野兽出没于山石杂树之间，分别描画的是春、夏、秋、冬四季风光。构图严谨，季节特征鲜明，鸟兽形象生动，真实地再现了辽帝行营的景色。
从20世纪50年代起，契丹贵族壁画墓相继在内蒙古昭乌达盟、哲里木盟和赤峰地区被发现。在以辽阳为中心的辽东京辖地，也先后发现了一些辽代壁画墓。
1976年，发现的天祚帝天庆二年辽北宰相萧义墓，是一座大型砖筑多室墓，墓道两壁壁画各长十米，西壁绘出行，东壁画归来。
萧义墓墓门过洞两壁，绘有迎送主人的备饮、备食图，甬道东西两壁的武士高达三米。出行图中以双驼高轮毡车为中心，墓主坐于车中，车马相接，各执事人员前呼后拥。画中人物多为契丹装束，用具也多是契丹族的特点。人物造型以墨线勾勒为主，线条劲健流畅。在辽宁法库叶茂台辽墓，还出土了极有研究价值的绢画《深山会棋图》与《竹雀双兔图》。
自后晋石敬瑭会同元年割地之后，燕云十六州，即今河北省境内长城以南、易水和白沟以北的地区以及山西省北部地区归入辽土。
燕云之地发现的辽壁画墓，主要分布在辽西京的大同、南京的北京和河北宣化，绝大多数为汉人墓。由于民族成分、文化传统、历史渊源和地理位置的关系，这些地方的辽墓壁画中的衣冠服饰、起居器用、绘画样式与风格等方面，与北宋壁画墓有较多的一致之处。
辽西京境内壁画墓发现最多的，是河北宣化区下八里辽晚期张氏和韩氏墓群，重要的有张世卿墓、张文藻墓和韩师训墓等。
女真族的习俗是薄葬，金代的壁画墓数量和规模远不及辽代，墓葬类型与宋辽壁画墓有极密切的承继关系。山西在金时分属西京路、河东北路与河东南路，是金墓发现最多的省份，并以晋南最为密集。
在金中都大兴府，即今北京大兴周边地区、冀晋相交的太行山区，以至东北到朝阳、西北至甘肃，也陆续发现金代的壁画墓，呈现出各地区不同的绘画特点。
宋金墓中流行最广的壁画题材是孝行故事，差不多是墓葬的主题。艺术形式包括石棺线刻画、画像石、砖雕和壁画。分布的地区遍及豫西、豫北、晋南、江南以及甘肃、四川等地。
按壁画资料的显示，以二十四孝为图本的孝行故事画，在北宋宣和年间进入墓葬之中，但当时还并不普及。它在金墓壁画中广为流行，可能受金熙宗尊孔崇儒政策的影响，其中既有理学思想的影响，又与全熙宗宣扬节孝有。以山西、河南为中心的众多金墓中，普遍都雕绘孝行故事图，画法渐趋程式化，后世流行的二十四孝条屏当有此渊源。
在迄今发现的墓葬中，可以确定为西夏墓葬的并不多。西夏帝陵及其周边的陪葬墓，自然成为关注的焦点。
据推测，西夏王陵八号陵为第八代皇帝神宗李遵顼的陵墓。清理时在墓门外甬道两侧发现武士画像。武士画作天王形，头上绘火焰纹，身着战袍，叉腰佩剑，着护臂甲，臂后绘飘带。这一发现说明，西夏墓葬中同样流行装饰壁画的习俗。
西夏普通汉人墓，有用木板画作装饰的做法。1977年，在甘肃武威西郊林场，发现了两座西夏汉人火葬墓，其中二号墓是天庆七年西经略司都案刘德仁墓，此墓出土了29块木板画。三号墓出土了两块男侍木板画。这些木板画整齐地排放在墓壁，实际上起到壁画的作用。多数木板画描绘的是现实人物，包括男女侍、武士、童子和龙、鸡、狗、猪等，也有日、月、星等天象。人物衣纹线条起笔粗重，转折陡直。
（三）古墓壁画世俗化
古墓壁画是我国最为古老的墓室装饰之一，自汉朝崛起，经过唐朝的发展，直到宋朝以后逐渐衰退，及至现代，由于丧葬制度的改变，已经退出了历史舞台。
遥望历史长河，壁画作为我国绘画的组成部分，似乎比其它绘画方式更充满一丝神秘，它源于人手，长存于地下，在冥冥之中，指引死者赶赴极乐世界，或是复制主人生前的生活，以期永享盛世之乐。
自汉朝至唐朝，墓室壁画可谓极大发展。在唐朝时期，我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均称雄世界，这一切在墓室壁画之中也得以体现。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便是章怀太子墓室壁画。
章怀太子由于身份的特殊性，其墓室规模可称为陵，壁画豪华不言而喻。其墓道东壁绘狩猎出行、礼宾、仪仗和青龙，西壁对称地画打马球、礼宾、仪仗和白虎。过洞内、甬道东西壁绘有各类女侍，前后室则以各种活动侍女为主。章怀太子墓室壁画充分展示了唐朝壁画的特点，威仪、浩大、富贵。
与此不同的是，在宋朝，虽然同样是经济、政治、文化的重要发展时期，但是由于宋朝的社会背景的偏安，以及文弱的社会风气，此时的墓室壁画远远不比汉唐时的壮美，取而代之的则是生活化、世俗化的倾向。
白沙宋赵大翁墓壁画可以作为这一时期的代表。在白沙宋墓中，壁画已不再见威仪排场，取而代之的则是富民阶级的生活百态。
其中在一号墓中，甬道两壁画侍从，他们或身背钱串，或手持筒囊酒瓶或牵马欲行，前室墓门两侧画持骨朵的护卫，东壁画女乐11人，西壁雕画墓主人夫妇对座宴饮像，后室北壁砌妇女作启板门状，西北、东北两壁砌破子棂窗，西南壁为对镜着冠妇人，东南壁画持侍奉的男女婢仆。
这些壁画极为具体、真实、周到、细致描写了墓主人的家居生活。画面上从屏风桌椅、箱柜帐幔等家具陈设，到杯盘碗盏等日用之物以及两旁恭立男女侍从一应俱全，此外，主人梳洗打扮，女侍的端茶送水，庖厨散乐等，同样细入微毫，这一切都反映出生活重心的变化。
可见，宋墓壁画表现出时人对现实人世生活的格外迷恋，不仅汉代那种浓厚的神仙天界气息已非常淡薄，唐代那种卤薄仪帐所体现的礼教色彩，也消退殆尽，取而代之的则是琐碎而平淡的日常家居生活的真实写照。
总的来说，唐宋墓室壁画演变的总体趋势便是由威仪转为平淡，由浩大转为细微，由政治和精神化向生活和世俗化转变。
究其原因则包含了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多因素，其中最主要的原因莫过于政治与文化的差异。首先是唐宋政治差异所造成的结果。
从国力方面来说，唐朝时期为我国最为强盛的时期，而到宋朝时，国力已与唐朝不可同日而语，政治背景和现状的悬殊，使得宋时国人的自信心一再消沉。
到了宋朝，封建制度已开始走下坡路，礼乐制度也渐渐放松了其对世人的束缚，随着门阀制度的崩溃，士庶通婚已十分常见，这便为贵族文化向平民文化过渡提供了条件，使富民墓室内有壁画出现成为可能。
政治的变革也促进了文化的变化与发展。文化作为影响世人审美情趣的重要因素，其自身的变化也必将导致世人审美情趣的改变。
到宋时，儒道释三种文化竞相发展，文化的不断强势，使儒道释中共同倡导的孝悌思想在社会上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在宋墓壁画中以二十四孝为主的孝悌题材之所以频频出现，正是由于受到了这种孝道复兴思潮的影响。
鉴于孝悌观念的盛行，晚辈为死去的长辈在墓中进行壁画装饰，作为一种尽孝的方式也是顺理成章的，然而这种平民审美要求下进行的壁画创作，必然使壁画表现出一种更加世俗化、生活化的状态。
就市井文化方面来说，由于商品经济的不断发展，宋朝社会已经有要出现资本主义萌芽的倾向。宋人享乐主义空前盛行。
伴随着城市数量的不断增加，城镇人口的不断扩充，市民阶级也不断壮大，他们在物质享受得到满足的同时，也开始寻求更高层次的精神享受，这便使宋时服务行业十分发达，市民娱乐形式更加多样化，市井之中，洋溢着一股唐人所不可企及的娱乐之风。作为绘画艺术的一种形式的壁画也必将受到这种文化之风影响，不断向世俗化发展。
除此之外，影响墓室壁画世俗化倾向的另一重要因素便是墓室结构的变化。
唐朝时期，由于陵墓的浩大，导致其内部作画空间极为广阔，这便为浩大、威仪的景致描绘提供了空间条件。到宋朝时期，特别是到南宋时期，皇室贵族与富庶豪门墓室均相对十分狭小，墓室结构也不同于唐朝的前后相通，广阔平直。
以白沙宋墓为例，宋时砖墓室普遍采取的是仿木结构，室内仿木构建筑的梁枋、斗拱，并施以彩绘，四壁绘满的壁画，有的是砖雕与壁画相结合，有的则在浮雕人物上涂以色彩。
但由于这种仿木结构的局限性，使室内壁画由原来的方形、长方形变为圆形、六角形、八角形，并且由于受到边框限制，壁画篇幅也比唐朝时要小的多，制作浩大之景的空间条件完全丧失，与其形成鲜明对比的便是生活画场景的不断增加。所以与唐时相比宋墓壁画更显生活情趣，小巧而精致。
总之，由唐到宋，政治上由强势转为弱势；经济上由封建自给自足的传统经济模式，转为带有资本主义经济色彩的产销经济模式；文化上由单一的贵族文化向平民文化转变。政治经济文化上的转变，直接影响到墓室壁画的规格、丰富程度以及描绘内容。
在宋朝集经济文化大发展的情况下，社会出现前所未有的世俗化倾向，而宋以后由于受到朱熹理学的影响，这种倾向又被打压，宋以前，由于礼教制度的严密，世俗化倾向的出现也不具有伦理的条件。
我国古代最为世俗化的朝代莫过于宋朝。整个时代的风气如此，作为反映社会生活的绘画情趣如何也就不言而喻了。
（四）辽圣宗永庆陵墓壁画
辽圣宗永庆陵位于山谷的山腰中，现陵区内地表尚可见到享堂、祭殿、羡道、陵门等遗迹，是三座陵墓中保存最好的一座。
庆云山下筑有通往陵园的神道，山脚筑有陵门。从陵门到陵墓，是一条长1300米，宽3米的神道，神道两侧有望仙殿、御容殿等建筑遗址。
以前庆陵的三座陵墓内都有壁画，但现在仅在东陵存有摹本并有保存较完好的彩绘壁画。绘制者应为当时契丹和汉两族的画师。
壁画主要在墓内砖砌仿木结构，内容有装饰图案、人物和山水等。墓门及墓内砖砌仿木结构上，饰红、绿彩，墓门上鸱吻饰黄褐彩。仿木结构细部及墓壁上方，用工笔彩绘龙凤、花鸟、祥云、宝珠以及网格状图案，是已发现的辽墓彩画中等级最高的。
在墓道、前室及其东西侧室、中室和各甬道壁面上，场面宏大，绘有与真人等大的人物图像70余幅。墓道两壁为15名戴圆帽、穿圆领窄袖长衫、执骨朵的仪卫和一匹备有鞍辔的马。前室南甬道与中室南甬道绘有同样的仪卫，文官武士叉手而立，表情肃穆，色彩凝重，从而首次发现了契丹民族服饰形象。
前室前半部分两壁各绘人乐队，均戴直脚幞头、穿黑袍。其余40个人物大部分是男像，多数髡发，少数戴圆帽，极少数戴直脚幞头，穿圆领窄袖衫，有紫、绿、青等色，腰围革带，均拱手或叉手侍立。仅有两幅并立的女像，右侧的戴黑纱帽，穿绿色长袍；左侧的梳髻，穿绿色窄袖长袍、红色中衣，均左衽，腰围绣带，手捧披肩，似为前者的侍女。
人像上方都墨书契丹小字榜题。这些榜题人物像第一次证实了契丹族的习俗。墓室的藻井、墓顶也用工笔彩绘龙凤、牡丹图案，用色艳丽。
永庆陵中室有四幅巨大的山水画，清新淡雅，画技高超，描绘了辽腹地的春、夏、秋、冬四季风光，构图严谨，鸟兽形象生动，应是描绘契丹皇室所在地四季的景色，表现了辽代皇帝的这一喜好，是极其罕见的辽代绘画珍品，富有民族特点和地方特色。使这座地下宫殿更加富丽堂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