伍尔夫想要检验韦斯特马克效应，这事不容易。根据这一假设，打小一起长大的男女长大之后对彼此没有****。伍尔夫认为，假如这是真的，那么我们有理由相信，跟主流婚姻中的女人相比，置身于少数婚姻中的童养媳婚姻质量会更差。问题是，该怎么检验这个假设呢？招募一批村民，要求他们告知自己的床事细节，比如多长时间做爱一次，对彼此的表现是否满意——做爱次数少或满意程度低，都能说明婚姻质量差。很明显，这样行不通，因为****细节在中国人眼里是一种禁忌。哪怕在亲人和朋友面前，中国人都不会谈论这些，更不要说把这些说给一个好奇的美国人听了。于是，伍尔夫打算寻找其他的指标。正好，他认识一个在户籍部门工作的朋友，这个朋友说可以给他提供很多户籍信息，比如出生率、死亡率、生育率、离婚率，等等。这可正应了一句话，朋友多了路好走，伍尔夫自然喜不自胜。看到资料以后，他认为生育率和离婚率可作为婚姻状态的指标，这正是他需要的。不过，伍尔夫也冷静地意识到，至少有三个因素，对于检验他的假设格外不利。第一，孩子身份。假如童养媳跟丈夫关系不好，丈夫在外面养情人，经常不回家，那么她所生的孩子就可能不是丈夫本人的，但在法律上，这些孩子都会归入他丈夫名下。这意味着童养媳的生育率可能被高估。第二，传宗接代的观念。这意味着父母很可能会使出浑身解数，想方设法让儿子跟儿媳生孩子，哪怕他们没感情没兴趣没动力，因为这是传宗接代的大事。第三，假设童养媳的离婚率高，这一现象未必会出现。哪怕两人婚姻没感觉也没感情，但父母可能不准他们离婚。另外，按照熟悉导致喜爱的心理规律，童养媳很小就跟未来的婆婆生活在一起了，她们有可能跟婆婆的关系会更好，因为大家磨合期更长，彼此感情深，离婚的可能性反而更低。普通女人因为要处理麻烦的婆媳关系，跟婆婆磨合的困难更大，说不定更容易离婚。这样看来，想要从离婚率上检验童养媳是否婚姻不幸，的确很冒险。
不管怎么说，事已至此，伍尔夫也只能硬着头皮继续下去了。他从两个村落里找了303个女人，她们登记结婚的年份从1900年到1925年，这个时期相对平稳，主流婚姻和少数婚姻大概各占一半。同时，伍尔夫为了便于比较，没有选择结婚时年龄超过25岁的普通新娘，因为童养媳的结婚年龄在16岁左右。资料分析的结果令人震惊。以离婚率为指标，童养媳的离婚率高达24.2%，但普通新娘离婚率只有1.2%。以生育率为指标，童养媳要低于普通新娘约30%。此外，童养媳的出轨率是普通新娘的三倍。他后来又经过多次调查，涉及到的婚姻多大两万例，而调查的时间持续了四十年。这些调查发现，童养媳的离婚率是普通女性的三倍。总结起来，童养媳比普通新娘更容易离婚，更容易出轨，生育率也更低。这些发现，不约而同地支持了韦斯特马克。
不过，也许有人会提出疑问：收养可能给童养媳带来创伤，或者童养媳可能健康欠佳，身体不好。伍尔夫认为，收养创伤或虐待，仅仅是一种假设，他至少在自己的资料中没有发现童养媳遭受过更多的虐待。至于健康欠佳，似乎也不是一个好理由。因为在他调查的两个村落里，穷人和夫人之间差距很小，当地的谚语说富人家有甘薯和大米，穷人家有大米和甘薯，大家其实彼此彼此。因此，虽然穷人家常把女儿送给另一家做童养媳，但很难确信童养媳是否健身体较差。除此之外，另外一个发现也反驳了健康欠佳的解释。伍尔夫留意到，在普通新娘中有一批原来是童养媳。她们能转成普通新娘，主要的原因是他们的小丈夫在未成年之前就夭折了，还有很少的童养媳是自己奋力抗争获得成功。通过对比这批新娘跟童养媳之间的生育率，伍尔夫确认问题不是出在童养媳身上。因为这批嫁给别的男人的童养媳生育率不低，跟普通新娘没区别，但她们的生育率比嫁给自己小丈夫的童养媳高四倍。看来，问题出在童养媳跟她的小丈夫之间，是两个人之间比较拧巴。为什么拧巴，韦斯特马克效应说的很清楚：因为他们在下意识里把彼此当成了亲兄妹，他们之间有强烈的性冷淡和性厌恶。
除了伍尔夫之外，以色列海法大学的人类学家约瑟夫·谢泊尔的研究也颇为经典。他研究的是以色列的集体公社，名为基布茨，这是一种类似共产主义的社区制度。在集体公社里，所有的孩子都在出生后不久被送进来，由受过专门训练的护士照看，他们不分男女吃喝拉撒在一起，一天要共同度过大概22个小时。这样的亲密无间会一直持续到孩子们的青春期，这时候男女会分开。谢泊尔曾对65名公社成员进行过观察，没有任何成员跟同一公社中的异性有过性接触，他们更不会结婚。当然，这不是说公社不准，因为无论是他们的导师、父母还是其他同伴，都不会惩罚或嘲笑内部的性交往，可大家还是主动避免。在后来的一项大型调查中，谢泊尔收集了两百多个公社的信息，对其中的2769对已婚男女进行了调查，结果发现，没有任何一对男女来自早年共同呆过的某个公社。换句话说，大家更爱陌生人，都跟其他公社的陌生男女结婚了。有13对男女曾经在同一个公社呆过，但其中8对是在六岁以后，另外5对是在六岁之前，不过大家密切生活的时间不长，都没有超过两年。
随着时间的推移，以色列集体公社的黄金时代已然过去，越来越多的父母参与到对孩子的照料当中。到1990年代的时候，共产主义式的同吃同住模式差不多名存实亡了。不过在此之前，孩子教养家庭化的趋势就不断增强。到了1970年代，很多孩子都开始睡在自己家里了。虽然儿童之家依然是集体公社的教育中心，但孩子们在里面待的时间大大减少，经常是上午来，下午走。因此，当加拿大麦吉尔大学的伊兰·邵尔和以色列海法大学的达利特·西姆柴重新访谈时，他们发现风气变了，同一公社的异性之间很少有强烈的性厌恶了。加州大学河滨分校的社会学教授亚历山大·马利安斯基认为，这没有否定韦斯特马克假设，恰恰印证了它。密切的早年生活跟强烈的性厌恶一起出现，一起消失，没有比这更支持韦斯特马克假设的事实了。以色列的集体公社跟台湾地区的童养媳，成了检验和支持韦斯特马克效应的经典证据。当然，支持韦斯特马克效应的证据不只这些。贾斯汀·麦凯布是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的人类学家，她对黎巴嫩南部西顿城附近的逊尼派******进行了调查。这个社区鼓励男子娶自己的堂妹。可是，跟其他婚姻相比，当一个男子娶了跟他从小一起长大的堂妹之后，他的婚姻就变得危险起来：这种表亲婚姻的离婚率是其他婚姻的四倍，新娘的生育率也较低。此外，在苏门答腊岛上的卡罗巴塔部落，在非洲的摩洛哥，研究者也都发现存在韦斯特马克效应：早年密切生活的男女，长大之后很不情愿结为夫妇。他们对这位的玩伴实在没有多少兴趣，发展友情和亲情之外的其他关系。
韦斯特马克效应，也许能帮我们理解一个著名的历史事件，那就是诺伊斯的奥内达公社实验。约翰·诺伊斯是美国著名的空想社会主义者，他的思想非常激进，认为除了财产要交给上帝之外，人类的情感也要交给上帝。他幻想建立一个不带私心的爱的社团，这个社团中没有占有欲，每个男人都可以跟其他男人分享他的爱人，每个女人也都能跟其他女人分享她的男人。诺伊斯于1848年在纽约的奥内达地区成立了自己梦想中的这个完美组织，跟三百多名志愿者进行了这场惊世骇俗的社会实验。在某种程度上，这是比以色列集体公社更极端的做法：前者至少不会交换性伴侣。奥内达社区试图把儿童变为社区财产，而不是父母财产，也采取了跟以色列集体公社类似的做法，让所有的儿童接受专人照料，排除父母私心的影响。当然，奥内达社区最终没有延续太长时间，到1879年时被迫解散。奥内达社区解散的原因有很多；当时的法律和舆论不允许这种有伤风化的社团存在，诺伊斯本人后来也被迫逃到了加拿大，最后死在那里。其实，韦斯特马克效应能给出睿智的洞见。假如奥内达社区严格按照自己的理念运作，所有的儿童打小就整天泡在一起，长大之后自由结合，最可能的结果是：他们不会买账，也不会自由结合，因为他们会在内心里把彼此当做亲人，还会对彼此性冷淡，对彼此的****感到恶心。
实际上，奥内达社区并不是按照诺伊斯的设想严格运作的。根据历史记载，奥内达社区在30年中生育了80多个孩子，其中30多人结为夫妇。这很可能跟该社区孩子早年接触不够密切有关。精神病学家马克·埃里克森指出，奥内达社区存在儿童的性别隔离和年龄隔离，比如男孩常常跟男孩在一起玩耍，女孩一样。而且，孩子们虽然身处同一个社区，但却被人为分成不同的组别：四岁之前是一组，四到六岁是一组，六岁以上是一组。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人类学家丹尼尔·费斯勒认可埃里克森的观点，认为年龄隔离和性别隔离有可能减少了孩子之间的密切接触，使得一些孩子长大后结合的阻力较小——他们早年的密切接触不多，于是性冷淡和性厌恶也少，可以像普通美国人一样结婚生子，生活幸福。空想的社会理念走不通，因为诺伊斯想要建立的是一个违背人性的世界。要是他知道韦斯特马克效应，也许就不会那么做了。
站在巨人的肩上
科学巨人牛顿说过一句话，非常谦虚，他说“如果我看得远，那是因为我站在巨人的肩上”。他的意思是，牛顿力学体系的建立是物理学史上划时代的大事件，可是功劳不是他一个人的，他是一个集大成者，前期的工作已经有不少巨人做了铺垫，比如哥白尼、开普勒、笛卡尔和伽利略。除了物理学，其他学科的发展是一样的。没有谁可以平地起高楼，以一己之力孤独地成就自己，他总需要了解前面的巨人，接近他，然后爬到他的肩上，一览众山小，看更远的风景。
进化心理学家黛布拉·丽波曼就站在了韦斯特马克的肩上，把韦老先生的事业往前推进了一步。她认为，早年密切生活的经历，就像是一个看不见的烙印一样，帮助人们进行亲属识别：那些朝夕相处的人被当作亲人，越是跟自己密切接触的，亲缘关系越近。这是一个静悄悄的过程，但其长远影响却丝毫不弱。丽波曼认为这种经历就是亲属识别机制的一种，功能是帮助人们确定谁是亲人谁不是，谁是近亲谁是远亲。而且，这种经历还能让人对亲人产生性厌恶：这种情感强烈到甚至可以一劳永逸地消灭****。一边识别，一边抑制，这就能够防止同居一室的男女产生干柴烈火的激情：父亲不会爱上女儿，母亲不会爱上儿子，而兄妹之间也不会在长大以后陷入不伦之恋。丽波曼和两位著名的进化心理学家约翰·图比和勒达·考斯米兹一起，对韦斯特马克假设进行了检验。——她们检验的是韦斯特马克早年提出的一个观点：早年同居不仅会影响个体对乱伦的反感，还会影响他们对他人乱伦的批判。为什么会这样，韦老先生最初语焉不详。丽波曼等人认为，可能有两种原因：第一是早期人类聚族而居，同村的人之间多多少少都有亲缘关系，因此他人乱伦中的受害者可能是自己的亲属。第二是情绪感染，就像看到有人吃发霉的馒头自己会恶心一样，因为这会让人联想到自己。不管原因是什么，早年同居是否会强化人们对他人乱伦的谴责，这是一个问题。于是，丽波曼等人找了近200名美国大学生，测量他们跟同胞之间的早年同居经历，还测量他们对他人乱伦的观感。不出所料，早年同居越久，人们对他人的兄妹乱伦越是谴责。有趣的是，哪怕人们早年同居的不是自己的亲生同胞，这种经历还是会左右他们的道德判断。这个研究还发现，亲缘关系越近的两个人，早年同居的时间会越长，反之亦然。另外两名进化心理学家丹尼尔·费斯勒和他的学生卡洛斯·纳瓦雷特也有同样的发现。在以色列的基布茨，公社成员共同生活的时间越长，他们对涉及公社成员的兄妹乱伦就越反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