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哲宗元佑时期，苏轼作为当朝翰林学士，经常奉命接待外国使节。在很多重大的外交场合，他将自己杰出的文学艺术转化为高超的外交艺术，为大宋王朝赢得了崇高的声誉，维护了皇朝天国的尊严。一次，苏轼陪同各国使节对月品茶，席间有位辽国使节想与苏轼比试对联，以较才艺高下。他出的上联是：“三光日月星”，扬言此联在辽国“遍国中无能属者”。苏轼听罢上联，应声答道：“四诗风雅颂。”（事载宋·岳珂《裎史》）这个下联比起上联更加巧妙，本来诗有风雅颂三种，雅又分大雅、小雅，故而又称为四诗。这样敏捷的才思只有以渊博的学识为基础，才有可能擦出灵感的火花来！
事实上，苏轼的诗文之名在辽、西夏、高丽等国早已广为传颂。在一次外交宴会上，辽国使者刘霄举杯来到苏轼面前，高声朗诵苏轼《闻乔太博换左藏知钦州以诗招饮》中的诗句：“痛饮从今有几日，西轩月色夜来新！”热情地邀请苏轼满饮杯中之酒。苏轼不无惊异地写道：“虏亦喜吾诗，可怪也。”（《记虏使诵诗》）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可以说是不胜枚举。作为北宋艺术才华最全面的艺术家，苏轼超凡的文学才华对增进宋朝与周边各国的文化与情感交流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苏轼一生酷爱交友，他曾说自己：“上可以陪玉皇大帝，下可以陪悲田院乞儿。”（《蓼花洲闲录》）在他的朋友当中，既有手握重权的王公大臣，也有不名一文的田野农夫。不过，苏轼交往最多的还是那些学养丰厚的读书人。宋朝是中国历史上文治臻于顶峰的时期，饱学之士比比皆是，酬酢歌筵之上，言谈谑笑之间，往往语露机锋，言含逸趣。苏轼在与朋友们的交游中，其博学多闻的修养、诙谐善谑的个性展露无遗。
有一次，苏轼与好朋友刘贡父闲聊，说他当初与弟弟苏辙准备制科考试时，每天享用“三白”饭，觉得味道美极了，从此不相信世间还有什么别的山珍海味。贡父好奇地问：“什么是三白饭？”苏轼回答说：“一撮盐，一碟生萝卜，一碗白米饭，所谓三白也。”贡父听后哈哈大笑。很久之后的一天，苏轼突然收到刘贡父送来的请柬，邀他同吃“皛（xiǎ。）饭”。苏轼这时候早就不记得“三白饭”的事情了，他认为：“刘贡父读书多，这个皛饭必有出处。”可到了贡父家一看，发现饭桌上只有一碟盐、一碟萝卜、一碗白米饭，这才恍然大悟，知道自己中了圈套。但苏轼不动声色，将这顿“皛饭”吃了个一干二净。临走上马之前，他对刘贡父说：“明天咱们再聚会，我会准备毳（cuì）饭给你吃。”刘贡父明知苏轼要跟他开玩笑，“报复”他，但还是想弄清楚什么是“毳饭”，所以依然如期前往。两个人在客厅里高谈阔论，直到日已过午，苏轼始终不提吃饭的事。刘贡父饥肠辘辘，只得开口问：“毳饭准备好了吗？”如此反复再三，苏轼才将贡父引入餐厅，可是饭桌上空空如也。苏轼摊开手，笑着说：“盐也毛（冇，音md，意谓“没有”），萝卜也毛，饭也毛，不必客气，请！”贡父一听，不禁大笑起来：“早知道你要报一箭之仇，但万万没有想到是这一招！”这时候，仆人们才送上早已准备好的美酒佳肴，两位好朋友痛痛快快地大吃了一顿（事载《曲洧旧闻》）。
这自然只不过是一场文字游戏，但也是智慧而快乐的知识游戏，若非鸿儒硕彦之士，也不可能享受到这样的快乐与谐趣。问题在于，当时的博学之人虽不少，但像刘贡父这样的“棋逢对手”毕竟不多，有时苏轼仗着自己广闻博览，取笑同僚，便难免有“以高才狎侮公卿”（清·潘永因《宋稗类钞》）的感觉了。
有一次，苏轼去拜访宰相吕大防。当时吕大防正在午睡，苏轼在外静候多时，方见他缓步走出来。苏轼心中老大的不高兴。他环顾四周，忽见客厅瓦盆里养着一只绿毛龟，便对吕大防说：“吕大人，绿毛龟并没有什么稀奇，最珍贵的当属六眼龟。”吕大防惊讶地问：“真有这样的乌龟？”苏轼煞有介事地说：“有啊！五代后唐庄宗时期，宫里有一只外国进贡的六眼龟。宫中优伶艺人敬新磨编了一个口号，说：‘不要闹，不要闹，听取这龟儿口号：六只眼儿睡一觉，抵别人睡三觉！’”（事载宋·孙宗鉴《东皋杂录》）吕大防这才明白又被苏轼戏弄了。
从苏轼与刘贡父、吕大防的戏谑、戏弄中，我们感受到一种遮掩不住的俏皮与乐趣，这种俏皮与乐趣似乎每天都在苏轼的内心涌动着，止不住要表现出来，而它的表现形式却往往又伴随着苏轼的博学与机智。受到嘲笑与愚弄的人虽然在当时不免感到尴尬甚至恼羞成怒，但从理智上来说，又不得不佩服苏轼的机趣。事实上，苏轼之所以在文人与百姓当中都享有很高的声誉，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他虽然是渊博的大学者，但在世人心目中，他很少给人以高山仰止、遥不可及的鸿儒巨儒印象，苏轼的渊博学识好比山顶巨大而平静的湖水，常常化作涓涓溪流与洒脱的瀑布呈现在世人面前，这溪流与瀑布就是日常生活中轻巧轻松、令人愉悦的“小聪明”，但是这“小聪明”之所以具有如此浓厚的趣味与魅力，就是因为隐藏在背后的“大智慧”。从另一方面来说，苏轼在官场与生活中表现出的这种轻巧智慧，也是北宋文化昌明的一个象征。文人的才情艺术进入官场、进入政治生活、进入人们的日常生活，艺术与审美成为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精神需求，并且以书画、诗词、戏曲、漫谈、戏谑、宴集等各种不同的形式、方式表现出来，呈现出宋代文人生活学问化、艺术化、审美化、诗意化的生活意趣。
苏轼是北宋着名的书法大家，名列“苏黄（庭坚）米（芾）蔡（襄）”四大家之首。他的书法作品在当时享有很高的知名度。幼子苏过曾对父亲的书法有这样的评论：
吾先君子，岂以书自名哉？特以其至大至刚之气，发于胸中而应之以手，故不见其有刻画妩媚之态，而端平章甫若有不可犯之色。少年喜二王书，晚乃喜颜平原，故时有二家风气。（宋·葛立方《韵语阳秋》）
他的门生、大书法家黄庭坚也有相近的评论。
在苏过与黄庭坚看来，苏轼书法的主要特点并不单纯在于“书”本身，而是因为胸中有至大至刚的丈夫之气、浩然之气、忠义之气，发自胸中，通过手书表现出来。因此苏轼的书法丝毫没有雕琢做作以至妩媚之态，而是拥有端正方直凛然不可侵犯的本色。苏轼年少的时候喜欢晋人王羲之、王献之的书法，后来研习唐人柳公权的书法。及至中晚年，又非常喜欢唐人颜真卿的风格。所以从苏轼的书法中，时时可以窥见“二王”与“颜体”的影响。总的来说，他的字既有晋人风神俊爽、细致流畅的特点，又有唐人雄劲洒脱、丰润有韵的个性。苏轼本人也很喜欢草书，在《次韵致张朝奉仍招晚饮》一诗中，他说：“我本三生人，畴昔一念差。前生或草圣，习气余惊蛇。”因为喜欢草书，以至于怀疑自己前生乃是“草圣”张旭，可见痴迷的程度。
苏轼的书法名气大，前来索要的人也不少。苏轼对前来索书的人是什么态度呢？据黄庭坚《题东坡字后》描述，苏轼不像有些自高其价的所谓“书法家”，他对于自己的字并不惜墨如金。但他也不愿拿自己的书法去应酬别人，如果有人直接开口向他索取，还会遭到他的诘责，不但得不到一个字，还会落得个不痛快。但是苏轼也有“弱点”，如果掌握了他的这个“弱点”，可以不费吹灰之力，手到擒来。这“弱点”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
第一，苏轼兴致颇高的时候，喜欢写字，而且一旦写起来，就不愿停手，非要写得淋漓尽致，尽兴而止。在礼部出科举试题的时候，苏轼只要有兴致，桌案之上无论什么优劣纸张，他都会高高兴兴地写上一阵子。这个时候，莫说索要，就是随便拿走一摞字，苏轼也不会在意。
第二，苏轼喜欢喝酒，但是酒量又不大，三五杯不到就会烂醉如泥。只要喝醉了酒，无论在什么地方，他都会旁若无人的倒头便睡，不一会儿就鼾声如雷。最为奇妙的是，醒过来后，他的头一件事情就是索要文房四宝，趁着醉意挥毫疾书。苏轼曾回忆自己酒醉后“乘兴作数十字，觉酒气拂拂从十指上出去也”（《东坡志林》）。这个时候往往是随手写罢便可随意送人，毫不在意。所以那些渴望得到苏轼书法的人，最好的办法就是设法邀请苏轼饮酒，只愿他能够快点醉、快点睡又快点醒，然后再快点写，因为他们深知“东坡老人翰林公，醉时吐出胸中墨”（黄庭坚《题子瞻画竹石》）。
当然，大多数人既不可能与苏轼同在礼部出考题，又无缘与苏轼同桌饮酒，那怎么才能得到苏轼的墨宝呢？办法还是有的。
当时，有一位殿前副都指挥使姚麟，非常喜欢苏轼的书法。但他是个武官，没有机会结识苏轼，于是找到与苏轼相识的朋友韩宗儒。姚麟许诺，只要韩宗儒能够拿来苏轼一帖墨宝，便可得到十几斤羊肉。韩宗儒觉得这个“买卖”很划算，便隔三岔五地给苏轼写信，只要收到苏轼回函，便立刻去姚麟那里领取羊肉。这个事情不知怎么让黄庭坚知道了，便对苏轼说：“当年王羲之手书一纸《黄庭经》换得一群白鹅，您写的这些信函也可称之为《换羊书》了！”苏轼听后哈哈大笑，也并不以为意。
不久正巧赶上宋哲宗的生日，苏轼在翰林学士院里忙着起草各种制诰文书，没有时间给韩宗儒回信。宗儒非常着急，一日之内接连写了几封书信给苏轼，然后专门派了一个仆人立等苏轼回信。苏轼刚在信纸上写了几句话，忽然记起黄庭坚的话来，不由暗笑。他放下毛笔，对等在一旁的韩家仆人说：“告诉你家韩公，本官今天不杀羊！”（宋·赵德麟《侯鲭录》）
苏轼不仅是书法大家，也是一位出色的画家，擅长画枯木、怪石、墨竹。北宋大画家米芾对此有较详尽的记叙：
苏轼子瞻作墨竹，从地一直起至顶。余问：“何不逐节分？”曰：“竹生时何尝逐节生？”运思清拔，出于文嗣与可，自谓“与文拈一瓣香”……子瞻作枯木，枝干虬屈无端，石皴硬亦怪怪奇奇无端，如其胸中盘郁也。（《画史》）
南宋画论家邓椿谈到苏轼的画风说：
先生亦自谓“吾为墨竹尽得与可之法”，然先生运思清拔，其英风劲气来逼人，使人应接不暇，恐非与可所能拘制也。（《画继·轩冕才贤》）
孔武宗也曾作《东坡居士画怪石赋》《子瞻画枯木》诗，描写、歌咏苏轼所绘的怪石、枯木。
可见，苏轼的的枯木、怪石、墨竹都很有特点，具有豪迈的抒情气息与鲜明的写意风格。
苏轼不仅精于绘画，而且还精通画理。在苏轼看来，诗理与画理是相通的，它们都是通过“摹写物像”来抒发内心的情思。他对王维诗、画的评价就体现了这个思想：“味摩诘之诗，诗中有画；观摩诘之画，画中有诗。”（宋·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前集）
黄庭坚对苏轼的画论大加赞扬，说“子瞻论画语甚妙”（《跋东坡论画》）。其实，苏轼在绘画与绘画理论上的成就、造诣，与他的表兄文同有直接关系。在《文与可画筼筜谷偃竹记》中，苏轼对自己的绘画以及绘画理论做了精辟的总结：
首先，艺术创作的素材来源于生活实际，譬如画竹，必须遵循竹子生长的实际情况，方能画得传神，背离生活实际的艺术创作是没有生命力的；其次，艺术创作一定要做到“成竹在胸”，也就是要对艺术创作的对象了如指掌，对其整体的面貌有透彻的理解，方能进入成熟的创作，方能创作出传神的艺术品；再次，艺术创作一定要善于及时地捕捉创作灵感，艺术的灵感来源于生活，又是艺术经验的积累与瞬间进发，只有及时捕捉才能抓住艺术创作的最佳时刻；复次，艺术创作一定要注重实践，将实践放在首要的位置，在实践中要做到心手合一、心物合一，也就是将创作者的体验与对象的形态、实践的手段紧密地结合起来；最后，艺术创作与精神修养密切相关，了解并能真正顺应掌握艺术创作规律的人，也必然懂得人生、宇宙的修养大道。
文同（字与可）是北宋“文湖州竹派”开创人物，“以墨深为面，淡为背，自与可始也”（米芾《画史》），他在墨竹的画法方面积累了许多宝贵的艺术经验，在某些领域具有开创之功。作为“文湖州竹派”的重要成员，苏轼不仅对墨竹的写意画法有深刻体验，而且对艺术真实与生活真实的问题也有深刻的认识：
黄筌画飞鸟，颈足皆展。或曰：“飞乌缩颈则展足，缩足则展颈，无两展者。”验之信然。乃知观物不审者，虽画师且不能，况其大者乎？君子是以务学而好问也。（《书五代黄筌画雀》）
蜀中有杜处士，好书画。所宝以百数。有戴嵩《牛》一轴，尤所爱，锦囊玉轴，常以自随。一日曝书画，有一牧童见之，拊掌大笑曰：“此画斗牛也，牛斗，力在角，尾搐入两股间。今乃掉尾而斗，谬矣。”处士笑而然之。古语云：“耕当问奴，织当问婢。”不可改也。（《书戴嵩画牛》）
黄筌是五代西蜀着名的宫廷画师，擅长珍禽异卉。戴嵩是唐代画牛的名家，但由于没有认真观察生活，所画的飞鸟与斗牛都违背了生活的起码常识，从这一点来说，画的价值等于零，也因此闹出了笑话。苏轼身边的画家朋友也常常犯这样的错误。
一天，黄庭坚请秦观等人欣赏当代大画家李公麟的《贤己图》。图的内容是六七个人围着大盆掷骰子，其中五枚骰子已经停住，都是六点，只有一枚还在盆中旋转。画中一人伏在盆边张嘴疾呼，其余的人都神色紧张地站在一旁。人物形象惟妙惟肖，黄、秦等人都赞不绝口。正巧苏轼进来，瞥了一眼说：“公麟怎么说起闽语来了？”大家不知他是什么意思。苏轼解释道：“四海之内说‘六’一般都闭口，只有闽语是张口。现在盆中的五个骰子都是六，剩下那个不知是几，那个人肯定是在喊‘六’，但嘴巴却大大地张开，这是为什么？”李公麟是安徽人，没有去过福建，也不会说闽语。他听了苏轼的这番评论，也觉得心服口服（事载宋·岳珂《程史》）。
北宋时期，佛教中国化的步伐进一步加快，作为佛教中国化的重要成果，禅宗得到更加深入的发展，门派林立，大师辈出。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方外禅门的僧侣与世俗世界的士大夫交往日益频繁深入。就宋代士大夫而言，佛禅教义开始逐渐渗透进他们的思想意识当中，开始成为与儒学、道家思想并驾齐驱的重要意识形态，对士人的言行品格发生着重要的影响；就佛禅僧侣而言，与士大夫的交往既是宣扬佛法禅意的重要途径，更是僧侣们提升佛门禅林在世俗世界中地位的切实需要。
佛教在古代中国的传播，士大夫阶层是非常重要的环节。他们的手中不仅拥有世俗的政治经济权力，更拥有感悟佛法、宣扬禅理的知识权力，佛教要在古代中国发扬光大，必须首先获得士大夫阶层的认同。事实上，许多佛门高僧本身也是非常博学的学者、学问家。而士大夫之所以对佛教禅宗的兴趣越来越大，就是因为佛禅能够在儒道之外，给士大夫们提供又一方安身立命、感悟人生、安妥性命、体验存在的精神园地，佛禅的这种巨大的精神作用，是儒道所不能替代的，是对儒道思想的必要补充。援佛入儒实际上已经成为当时佛教发展的一个潮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