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成长的家庭环境，佛教气氛十分浓厚。父亲苏洵喜欢与名僧交游，更捐给佛寺钱财塑造菩萨造像。母亲程氏夫人仁慈宽厚，笃信佛教，每天都要摆设供品，虔诚礼佛。受到父母的耳濡目染，苏轼少年时期便接触了一些佛教书籍，对于佛教有初步的了解。后来随着生活阅历的不断丰富，官场坎坷经历的挫折与磨难，生老病死、悲欢离合的体验，苏轼对于佛教的兴趣越来越浓厚。佛教不仅成为苏轼解脱人生苦难，开放心灵桎梏，追求人生境界的重要思想资源，而且与他的文学艺术趣味相结合，形成一种饶有兴味的佛禅人生境界。
苏辙曾在《亡兄子瞻端明墓志铭》中，论及苏轼的佛教信仰，说：
既而谪居于黄，杜门深居，驰骋翰墨，其文一变如川之方至，而辙瞠然不能及矣。后读释氏书，深悟实相，参之孔、老，博辨无碍，浩然不见其涯也。
可见，苏轼被贬黄州之后，基于对自身命运的反思反省，开始对佛教进行深入认真的研读，并与孔孟儒学、老庄道学相互融汇。换句话说，苏轼对佛教的研修与领悟，从来都不是孤立的，而是着眼于自身已有的人生信念与学问修养，从自身的实际需要出发来研究佛法、参用佛法。在《答毕仲举书》中，他清楚地表达了自己对于佛禅的理解与认识：
佛书旧亦尝看，但暗塞不能通其妙，独时取其粗浅假说以自洗濯，若农夫之去草，旋去旋生，虽若无益，然终愈于不去也。若世之君子所谓超然玄悟者，仆不识也。陈述古好论禅，自以为至矣，而鄙仆所言为浅陋。仆尝语述古：“公之所谈，譬之饮食，龙肉也；而仆之所学，猪肉也。猪之与龙则有间矣。然公终日说龙肉，不如仆之食猪肉，实美而真饱也。”不知君所得于佛书者果何耶？为出生死、超三乘遂作佛乎？抑尚与仆辈俯仰也。
显然，苏轼对佛禅的兴趣并不在于玄虚飘渺的说理，他更加关注佛禅对于现实人生的切实作用。龙肉固然华美高贵，但遥不可及，现实生活中不存在龙肉，龙肉永远也不能解决肚子问题；与龙肉相比，猪肉虽然粗鄙平庸，但是却能实实在在地解决饥饿问题。
那么，对于苏轼而言，究竟什么是人生的实际问题、饥饿问题呢？在《答毕仲举书》中，苏轼又说：
学佛老本期于静而达，静似懒，达似放；学者或未至其所期，而先得其所似，不为无害。仆常以此自疑，故亦以为献。所谓“静”“达”，也许就是“实美而真饱”，就是身在黄州的苏轼对学佛的期许，那象征着佛教空静与达观的境界，这种境界的本质就在于破除执着。然而，“静”极便有“惫懒”的倾向，“达”极也有放任疏放的危险。苏轼意识到了这个危险的倾向，所以他所要求的静、达便是执着又不执着。所谓执着，便是依然要关注现实、关注人生、关注民生，这是苏轼的人格基础；所谓不执着，就是在面临人生失意之际，要善于开解自己的心结，要善于转换自己的心态，要勇于面对现实生活中的一切挫折磨难。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佛教自然是苏轼口中的“猪肉”了！
因此，对于佛学的研修并不曾使苏轼彻底走向虚无与消沉，相反，在佛禅的帮助下，他的生活走向了通脱畅达，显得更加兴味盎然。苏轼知杭州时期，与净慈寺大通禅师交谊甚厚。这位大通禅师自持戒律甚严，一般的信众若要见他，也须沐浴斋戒，更不要说是女性了。
一次，苏轼与朋友携妓在西湖游玩。路过净慈寺时，居然率领众歌妓直人大通禅堂。大通见状，心中不快，顾自闭目诵经，毫不理会苏轼。苏轼心中有数，随手写下一首小词《南歌子》，叫歌妓当场演唱，词曰：
师唱谁家曲，宗风嗣阿谁？借君拍板与门槌，我也逢场作戏莫相疑。
溪女方偷眼，山僧莫皱眉。却嫌弥勒下生迟，不见阿婆三五少年时。
开头两句本是高僧登堂说法的开场话。意思是：“师父念的哪家经？传承哪派的门风？”但通篇却借歌妓之口，嘲讽大通虽然号为禅师，却完全没有禅师自在洒脱、不拘一格的风采，连偷眼小女也不敢看上一眼，实在有悖于禅宗门风。虽然只是一首小词，但是人物情态生动，语言风趣俏皮，难怪一曲唱罢，一贯严肃的大通也止不住笑出声来（事载明·田汝成《西湖游览志余》）。
禅宗是有宋时期佛教发展的主流，它的悟道方式多种多样，没有什么特别的定规与禁忌，总的目的就是要破除执着，寻求心灵的顿悟。为此必须打破常规，以非同寻常的方式表达对禅宗妙谛的领悟，一些着名的禅宗大德甚至呵佛骂祖，做出惊世骇俗之举。苏轼的行为无疑受到了这一思潮的影响。
在杭州任通判时期，苏轼在给焦山纶长老的一首诗中，编造了一个有趣的故事，表达自己对执与不执的理解：
法师住焦山，而实未尝住。
我来辄问法，法师了无语。
法师非无语，不知所答故。
君看头与足，本自安冠屦。
譬如长鬣入，不以长为苦。
一旦或人问，每睡安所措。
归来被上下，一夜无着处。
展转遂达晨，意欲尽镊去。
此言虽鄙浅，故自有深趣。
持此问法师，法师一笑许。（《书焦山纶长老壁》）
故事说有一个人，留着长长的胡子，本不觉得胡子多余、麻烦。可有一天，有人问他：晚上睡觉时，如何处理胡子？是放在被子的外面还是里面？这下麻烦了，这个人睡下后，一会儿把胡子放在被子上面，一会儿又把它掖进被子里，无论怎样都觉得不合适，折腾了整整一夜，再也无法入睡。这个故事说明，人的确不能有执着的念头，只要这个念头起来了，就会深深地陷入其中不能自拔，自己的身心也将无法得到解脱。
苏轼与佛印和尚关系很好。一次，东坡与佛印同游寺院，看见两个巨大金刚矗立在寺门前，东坡问佛印：“这两尊佛，哪一个更重要？”佛印答道：“拳头大的那一个。”大殿内有一尊观音像，手持一串念珠，东坡问：“观音自己就是菩萨，还向谁祷告？”佛印回答：“向自己祷告。”东坡又问：“为什么向自己祷告？”佛印答道：“求人不如求己！”
又一次，苏东坡与佛印对坐，东坡说：“古人有诗云‘时闻啄木鸟，疑是叩门僧。’‘鸟宿池边树，僧敲月下门。’看来古人喜欢将‘僧’与‘鸟’相对。”佛印答曰：“没错，我与您对坐，我是僧，您是鸟啊！”
这些小故事的真实性现在很难考辨清楚，很显然，在与佛印的争辩中，苏轼总是处在被嘲弄、愚弄的位置，与苏轼那些嘲弄同僚的故事形成了鲜明的对照。林语堂怀疑这些故事都是佛印自己杜撰、散播出去的，我想，佛印也许没有这么做的必要性，如果有，倒是引发了我的另外一个联想：在这些故事中，真正愚弄、嘲弄苏轼的其实并不是佛印，而是玄妙深微的佛法真谛，佛印在故事中所扮演的只不过是个佛法的符号而已。如此说来，这些故事的本意其实也不是要嘲弄、愚弄苏轼，因为任何人在庄严广大的佛法、佛祖面前，都是未觉悟者，都是正在等待接受点化、教化，准备走向自觉境界的愚氓之人，苏轼只不过是这些人当中的一个罢了。
我想，这些故事如果真是佛印编造的，他的目的也应该是崇高的，是想借助苏东坡的大名来宣扬佛法，引人向善。以苏东坡的智慧、俏皮、博学，只有他嘲弄、恶作剧其他人，岂有他自己反被他人恶作剧、愚弄的道理？如果真有这样的人，这个人当然不一般了，这个人不是别人，就是佛祖菩萨，就是佛法禅理。
从这些故事当中，我们还能够感觉到一个突出的印象，那就是在与佛教发生因缘的过程中，苏轼并没有因此成为一个整日陷入浩瀚佛经、苦读不止、不食人间烟火的居士。相反，与佛法僧三宝的频繁接触，令他的人生与生活更有趣味，更有情趣，他在我们心目中的形象似乎更加可爱了，而这种活泼的、可爱的、快乐的人生意趣也正是佛教所希望达到的境界吧！
苏轼不仅是北宋文化昌明的杰出代表，还是一个善于奖掖后进的好老师、好导师。苏轼自己在成长的道路上曾受到张方平、欧阳修等人的识拔荐誉，这使他认识到名人引荐延誉的重要性。欧阳修去世之后，苏轼从欧阳修手中接过宋代诗文革新运动的大旗，成为北宋最具影响力的文坛领袖。苏轼门下聚集了一大批有识之士，他们把欧阳修开创未竞的文学事业，推向全面的成熟与繁荣。北宋熙宁元丰年间，黄庭坚、秦观、晁补之、张耒以文学受知于苏轼，到了元佑年间又同时人馆阁，时人称之为“苏门四学士”，再加上陈师道、李廌两位，就是“苏门六君子”。
当时的苏轼已是名满天下的“一代文宗”，一般士人对他仰之如北斗。但苏轼并没有因此而成为独霸文坛的霸主，而是成为奖掖后进、引导后生的园丁与导师。作为诗词文俱佳的文学全才，苏轼坚持文学艺术应有个人的特色，应当勇于创新的理念，坚决反对“强人同己”的僵化作风。在文艺思想和学术追求上，苏轼从不以自己的好尚强加于门生，而是尊重他们各自的艺术风格，以“海不择流，有容乃大”的心胸予以接纳和欣赏，极大地鼓励了门人弟子才能的自由发挥。
“苏门四学士”中，秦观与苏轼结识得最晚，但由于他们二人在人生观念上最为接近，因此彼此的交往也最为密切。秦观年过三十才参加科举，不料名落孙山。苏轼知道后写信安慰他说：“然见解榜，不见太虚名字，甚惋叹也。此不足为太虚损益，但吊有司之不幸尔。”（《答秦太虚》）宋神宗元丰二年，苏轼移知湖州，秦观曾在湖州与苏轼交游长达两个月。元丰三年“乌台诗案”发生之后，苏轼被贬黄州，秦观专门到黄州去看望。从此以后直至宋徽宗建中靖国元年秦观病逝藤州，他们之间书信往来不辍，在贬途中还常相约见面，彼此感情真挚浓厚。因此才有“苏子瞻于四学士中最善少游”（《避暑录话》）之说。有趣的是，在文学创作上，苏东坡开创了豪放词派，秦观却是传统婉约派的代表词人，两人在词坛上各领风骚，各具风采。
苏轼不仅鼓励门生大胆创新，发挥艺术个性，而且在苏门内部倡导自由议论与自由批评之风。苏门师生之间，往往畅所欲言，无所避讳。有一次，苏轼将自己所作的几首词拿给晁补之和张耒看，问他们：“我的词作与少游（秦观）相比如何？”这两位的回答颇为有趣：“少游的诗就像小词，先生您的小词写得像诗。”（语载《王直方诗话》）要知道，在苏轼的时代，词作一般是供人们在酒宴娱乐场合演唱之用的，所写的内容也大都是与歌儿舞女、男女情爱有关的题材，将小词写成诗歌风格，这绝对谈不上是对苏轼的赞誉，反而可能是一种善意的揶揄。至于秦观的诗歌，却写得如同小词一般，更是比较低的评价了。可见，晁、张二人对老师与秦观是各打五十大板。尤其是苏轼，他拿自己的词作与学生争胜，让学生评价，这说明他意欲在婉约之外，另开一门词风，却不料首先受到来自本门门生的批评，苏门开阔豁朗的风气由此可见一斑。
苏轼与黄庭坚在诗坛上并称“苏黄”，他们经常在一起切磋诗艺。有一次，苏轼对黄庭坚说：“你的诗文如同蝤蛑、江珧柱（均为海鲜），格韵高绝，令人禁不住要食之殆尽。但是又不能吃得太多，太多则容易发风动气。”黄庭坚也不客气，对苏轼说：“您的文章的确盖世称妙，但所作的诗句与古人还是有一定的距离。”应当说，他们都指出了对方诗文的突出优点，也点出了他们的突出缺点。黄庭坚作诗追求特立独行的风格，品质上乘却不免流于单一；苏轼为文才情奔放，妙趣横生，但句法不免流于疏放，不甚规整（语载宋·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前集）。
苏轼与黄庭坚都是当时知名的书法家，两人也经常在一起谈论书法。一次，苏轼评论黄庭坚的书法说：“鲁直近字虽清劲，而笔势有时大瘦，几如树梢挂蛇。”黄庭坚反唇相讥，说：“公之字固不敢轻议，然间觉褊浅，亦甚似石压蛤蟆。”说罢，二人相对而视，不由得哈哈大笑起来（语载宋·曾敏行《独醒杂志》）。这种直击弊病所在的坦率风气，实在是非常难得。
苏轼作为苏门的导师与核心，在指导与帮助学生的时候，特别注意因材施教、因人而异采取不同的教导方式。
晁补之曾作《闵吾庐赋》，苏轼读罢，觉得写得很不错，但是也存在不少的问题。在苏轼看来，文章之道首先要以平和为基础，平和之上再曲尽变化都是可以的，设若平和不足，却先将精力放在奇丽变化方面，那么对今后的发展会非常不利。晁补之这篇赋的毛病正在于此。苏轼本来想直言相告，后来仔细想想，觉得晁补之天性敏感，如果自己以导师的身份直接指出他文章的毛病，势必会触动他的自尊心，那样反而不能取得修正错误的效果。思之再三，苏轼提笔给黄庭坚写了一封信，信中说：“我不便将对这篇赋的意见直接告诉晁补之，怕伤了他的自尊，我把我的意见告诉你，你跟晁补之是朋友关系，什么话都好讲，你就权当是你自己的意见告诉他吧！”苏轼本是一个性格开朗、豪爽、狂放，不拘小节的人，但他在对待弟子的问题上用心极为细致，这就是他的胸怀，他的用心，是文坛宗主的风范和气派。
苏轼不只在学问上关照弟子，在生活上也关心他们。
李席连年科举不中，家里经济很困难。苏轼在杭州作知州时，得到朝廷恩赐的一匹宝马。因为早在朝廷任翰林学士的时候，苏轼就得到过一匹朝廷赏赐的宝马，因此想将这匹马转赠给李廌。但是转念又一想，李廌家贫，也许会将这匹卖掉接济家用。既然是朝廷恩赐的马匹，市场上必不常见，如果说不清楚马匹的来源，反而容易惹来麻烦，所以最好还是给他写张字据，说明情况，以备不时之需。那么，这张小小的字据该如何写呢？且看：
元祜元年，余初入玉堂，蒙恩赐玉鼻骢。今年出守杭州，复沾此赐。东南例乘肩舆，得一马足矣，而李方叔未有马，故以赠之。又恐方叔别获嘉马，不免卖此，故为出公据。四年四月十五日，轼书。（《赠李方叔赐马券》）
大意是说：早在元佑元年，朝廷就曾赐给我一匹宝马，这次在杭州，朝廷又赐给我一匹宝马。在南方，出门都是坐轿子的，有一匹马就足够了，正巧李廌君没有坐骑，所以我就把这匹宝马转送给他。可是我又想，李廌将来也许还会得到更好的马，他看不上我这匹马，难免就想卖掉，所以特别写这样一个证明书，以便将来买马的人知道这匹朝廷恩赐之马的来由。
从这封小小的字据上，我们能够窥见一代文宗巨擘那颗体察人微的善心。久试不第、家境贫寒的李廌本来就非常敏感脆弱，可能还有一种特殊的自卑心理。对于别人的馈赠，虽然从实际情况来说很需要，但是从心底里却不免非常排斥。如何能够让李廌顺畅自然地接受这匹良马，又不至于损伤到他的自尊心，如何在字据中明确说明这匹马的前后来历，又不使李席感到自卑难堪，这的确需要费一番心思！苏轼之所以愿意费这个心思，无非是要帮助这个遭遇困难的年轻人，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某非私之也，为时惜才也。”（《与鲜于子骏》）苏轼并没有将“苏门四学士”、“六君子”看作是自己的私人“财产”，而是将他们看作国家的栋梁，照顾他们的学业、生活，也就是在帮助国家培养人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