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补《六经》之遗，下开百史之法，具体莫不兼该，其文章变幻飘逸，独步千古”的史学巨著《史记》，是我国古代伟大的史学家、文学家和思想家司马迁用毕生心血写成的，它是一部集先秦、汉初文化之大成的百科全书。近年来，众多专家学者都从历史和文学的角度研究《史记》，写了大量的论文和专著。笔者认为，《史记》中所包含的“节用观”更应该引起人们的关注，值得我们更加认真、深入地进行挖掘和研究。因为，司马迁两千多年前在其著作中所反映出来的批判“侈靡”、崇尚“节俭”的进步意识实在难能可贵，对于当今市场经济条件下走可持续发展之路，保护生态平衡，促进人与自然协调、和谐发展，仍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长远的战略意义。
一、《史记》中的“节用观”
《史记》中所表现出来的“节用观”，具体说来，有这么几个大的方面：
1.节用自然之物和民生之物。司马迁在《史记》中明确提出“节用”一词，是在首篇《史记·五帝本纪》，如：“……顺田地之纪，幽明之占，死生之说，存亡之难。时播百谷草木，淳化鸟兽虫蛾，旁罗日月星辰水波土石金玉，劳勤心力耳目，节用水火材物。有土德之瑞，故号黄帝。”
“高辛生而神灵，自言其名，普施利物，不于其身。聪以知远，明以察微。顺天之义，知民之急。仁而威，惠而信，修身而天下服。取地之财而节用之，抚教万民而利诲之，历日月而迎送之，明鬼神而敬事之。”
《史记·夏本纪》中，司马迁记述说：“禹曰……与稷予众庶难得之食。食少，调有余补不足，徙居。众民乃定，万国之治。”当然，这里所说的“调有余补不足”是指节约食物，可归根结底还是“节用”。
《史记·孔子世家》中，当齐景公问政于孔子时，这位儒学大师除了告诉他“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道理外，还告诉他“政在节财”的为政原则。孔子所说的“节财”意思就是要善用财力，杜绝浪费。司马迁对自己“心向往之”的儒家鼻祖孔子一往情深，崇拜得五体投地。在他心目中，孔子是一位人格和智慧达到完美无缺境界的精神偶像，因此，先秦儒家“仁政”思想深深影响着司马迁。
在经济思想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著名篇章《货殖列传》中，司马迁仍然十分注意“节用”的现实意义，他说：“财匮少而山泽不辟矣。”“其俗犹有先王遗风，重厚多君子，好稼穑，虽无山川之饶，能恶衣食，致其蓄藏。”谈的都是资源、财物较少时应该省吃俭用，方能保证衣食无忧。又说：“夫纤啬筋力，治生之正道也，而富者必用奇胜。”意思就是说，精打细算、勤劳节俭，是发财致富的正路。司马迁对西汉地理区域、经济区域的划分，包含着丰富的资源经济观。如何因地制宜、因势利导，充分调剂各个地区的自然资源，发挥优势，弥补不足，做到人尽其才、地尽其利、物尽其用、货畅其流，至今都是经济学家研究的课题。
2.爱惜民力，反对劳民伤财。在司马迁的笔下，许多篇章都有爱惜民力，节省财力、物力的记述，最典型的莫过于文帝临终的遗诏了。据《史记·孝文本纪》记载，文帝临终前曾谆谆告诫诸位大臣说：“……当今之时，世咸喜生而恶死，厚葬以破业，重服以伤生，吾甚不取。且朕既不德，无以佐百姓；今崩，又使重服久临，以离寒暑之数，哀人之父子，伤长幼之志，损其饮食，绝鬼神之祭祀，以重吾不德也，谓天下何……霸陵山川因其故，毋有所改。归夫人以下至少使。”历史上那么多帝王，生前就开始动用民力，大修陵墓，有的甚至将生前喜爱的玩物、侍女等作为陪葬，妄图将人世间的荣华富贵带到地下，而汉文帝临终时却告诫臣子不要因为一己之私而浪费国家财力，劳累黎民百姓，不要修陵治丧，也没有大搞陪葬，使宫中夫人以下的美人、良人、八子、七子、长使、少使都遣散回家，与亲人团聚。这是何等的仁慈啊！难怪司马迁赞叹说：“汉兴，至孝文四十八余载，德至盛也。”
3.反对穷奢极欲、铺张浪费。《史记》中有的地方，虽然司马迁没有正面谈及“节用”，但在字里行间却寄寓着作者对统治者穷奢极欲、铺张浪费的无比愤慨和批判之情。例如，司马迁在记叙秦王朝短暂的统治，总结其迅速灭亡的历史教训时，总结出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秦始皇和秦二世恣意妄为、独断专行，滥用人力物力，甚至向自然施暴，从而使得穷困不堪的老百姓揭竿而起，点燃了反抗秦暴政的熊熊烈火。具体说来，秦王朝不注重“节用”、一味追求奢华表现在：一是广修宫室，建造陵墓。他在渭水南岸上林苑中大规模建造宫殿，阿房宫“东西五百步，南北五十丈，上可以坐万人，下可以建五丈旗。周驰为阁道，自殿下直抵南山。表南山之颠以阙。为复道，自阿房渡渭，属之咸阳，以象天极阁道绝汉抵营室也。”唐代诗人杜牧的《阿房宫赋》生动地描绘了这一工程的浩大和华丽。为了修治骊山，建造陵墓，等到他统一全国，就将各地遣送来的刑徒70多万人投入工程。由于陵园建筑规模宏大，修筑时间大约持续30多年。而且在修建过程中“发北山石椁，乃写蜀、荆地材皆至。关中计宫三百，关外四百余。”当时咸阳附近200里内的270座宫殿，以复道和甬道相连接，以从六国掳掠来的帐、钟鼓、美人充斥其内。二是四处巡游，求仙问卜。据《史记》记载，秦始皇大的出巡就有五次之多。每次巡游，不仅车马浩荡，仪仗威严，而且沿途征发动用的徭役也很多。为了求得长生不老之药，他听信方士韩终、徐福、卢生、侯生等妖言，不惜耗费大量人力、财力四处求神问仙；甚至在出巡到湘山祠时因为遇到大风过不了江，就“使刑徒三千人皆伐湘山树”，使得整个山上变得光秃秃的。三是修筑长城。《蒙恬列传》载，蒙恬发卒筑长城，起临洮，至辽东，延袤万余里。长城作为一项巨大的军事建筑工程，充分反映了中国古代劳动人民的智慧。但是，在当时生产工具极其简陋、交通又不发达的生产力条件下，要用人工修筑而成气势雄伟的万里长城，其难度可想而知，不动用大量的劳力、花费巨额的财力、物力是绝对不行的。
另外，司马迁在《酷吏列传》《大宛列传》《佞幸列传》《河渠书》等篇章中，对于统治阶级寻欢作乐、大肆铺排的丑恶行径都有深刻的揭露和批判。这里不再一一列举。
二、“节用观”形成原因浅析
以上列举的种种“节用观”，究其产生原因并不相同。
节用自然之物力乃是因为在上古时期，人类认识自然、支配自然、征服自然的能力非常有限，生产力极不发达。三皇五帝、尧、舜、禹时期，基本上处于原始部落社会，人们保证生存需要的食物来源依然主要依靠渔猎和采集等方式。因而司马迁在《史记·五帝本纪》等处记载说：有土德之瑞的中华始祖轩辕黄帝就很注意“节用水火材物”；五帝之一的高辛氏——也是“取地之财而节用之，抚教万民而利诲之”。大禹治水时，由于食物很少，他就“调有余补不足”“以均诸侯”。
如果说早先人们节用意识的形成是不自觉的，那么，春秋时期以墨翟为代表的墨家学派所崇尚的“强本节用”则是有意识的，有针对性的，就是为了反对儒家那种过于铺排的厚葬、反对统治阶级不顾百姓死活的穷奢极欲。他们“亦尚尧舜道……其送死，桐棺三寸，举音不尽其哀。”墨家学派主张强本、节用、崇俭、尚贤，主张“交相利、兼相爱”，反对不义战争，能够体察民间疾苦，这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是十分难能可贵的。这些思想的闪光点无疑对司马迁的思想和感情有着潜移默化的作用。
随着人类社会的不断前进，生产力发展的步伐逐渐加大，也由于社会财富的大量积累，到了夏、商、周以至后来的春秋、战国、秦汉时期，处于社会统治地位的那些达官显贵、帝王将相们开始惊人地消费人民群众千辛万苦创造出来的社会财富，以满足他们的私欲享受。这些人要么不惜民力，动用成千上万人为其修筑城池、宫殿、驿道、园林、陵墓，要么为了巩固其统治地位，大规模地修筑长城、关隘等军事建筑。这一点在一代枭雄秦始皇身上达到了极致。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分天下以为三十六郡……一法度衡石丈尺。车同轨。书同文字。”然后四方巡幸，求神寻仙，焚书坑儒，北筑长城，营造阿房，大修秦陵，动辄就是数十万人，一点也不爱惜民力。秦的暴政，最终换来的是豪杰蜂起，江山易主。这是十分沉痛的历史教训。
司马迁在描写汉武帝初年的社会经济状况时曾这样写到：“至今上即位数岁，汉兴七十余年之间国家无事，非遇水旱之灾，民则人给家足，都鄙廪庾皆满，而府库余货财。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大家知道，汉武帝是中国历史上一位雄才大略的帝王，他一生好大喜功，利用文景之治积累起来的巨大社会财富和雄厚国力穷兵黩武，大肆挥霍。司马迁对此是持有异议的。这段文字表面上是生动真实地反映了武帝初期的社会经济兴盛的情况，但字里行间却是对这种浪费财物、不注重节用的行为的揭露和批判。因为，汉武帝对外连年用兵、扩张疆土，对内大兴土木、多所创建的多欲政治，超过了整个国家和人民所能负担的极限，给社会带来了深重的灾难。武帝晚年，国家呈现出“海内虚耗，户口减半”的残破景象，最终使得西汉王朝付出了深重的代价，也使国内的各种矛盾都激化起来，“以至严重动摇了封建统治的根基”。
尽管司马迁也指出，汉文帝在实行休养生息政策时有“俭而难遵”的毛病，但他对文帝的评价是很高的。在司马迁看来，汉文帝“广恩博施”，是一位“德至盛”的，以国家、黎民百姓为重的“仁君”。《史记·孝文本纪》载：“孝文帝从代来，即位二十三年，宫室苑狗马服御无所增益，有不便，辄弛以利民。尝欲作露台，召匠计之，值百金。上曰：‘百金中民十家之产，吾奉先帝宫室，常恐羞之，何以台为！’上常衣绨衣，所幸慎夫人，令衣不得曳地，帐不得文绣，以示敦朴，为天下先。治霸陵皆以瓦器，不得以金银铜锡为饰，不治坟，欲为省，毋烦民。”
司马迁通过对文帝身教天下、养老恤孤、举贤纳谏、帝耕后桑的真实记载，特别是对其生活俭朴、不事奢华，节省人力、物力、财力的记述，表明了自己的“德政”政治主张和主观愿望。
三、“节用观”所包含的丰富内容
司马迁的“节用观”其实包含着很丰富的内涵，反映出《史记》“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写作宗旨。
首先，“节用观”是司马迁“德政”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核心就是崇尚至善的“重德精神”。从《五帝本纪》《夏本纪》《殷本纪》到《周本纪》，虽然记述的是五帝三代的历史，是上古史，但是通过这段历史，司马迁主要阐明了自己的“德治”思想。在紧接着的《秦本纪》《秦始皇本纪》《孝文本纪》以及表、书、世家、列传中，司马迁一直是在推崇贤德人物，并把其作为效仿的楷模和典型。因为，他最看重的就是“明德”，能够体恤民情、节用财物，本身就是德行高尚的体现。对于汉武帝“多欲”政治的抨击和批判，更体现了司马迁对于道家学派“无为”“节用”思想的重视和推崇。
其次，“节用观”也反映了司马迁以人为本的民本思想。众多研究《史记》的著作和论文，都谈到司马迁思想倾向中的人民性，有人甚至撰文说司马迁是“人民歌手”。我们说，尽管司马迁主张德治，同情下层人民，赞颂游侠抗暴，表现了他的人民性一面，但是这种人民性是朴素的，是基于中国传统伦理道德之上的一种同情心，不能与今天所说的人民性同日而语。除此而外，司马迁人民性的主要依据就是他反对统治阶级无穷尽地动用人力、物力大肆修建，贪婪地盘剥穷苦百姓的血汗，来满足一己私欲。这其实是从反面谆谆告诫那些“大人先生们”要爱惜民力，节用财物，不要一味地暴殄天物，招致灭亡。
第三，“节用观”体现了司马迁对人与自然和谐共处、天人合一的哲学思考。当今迅猛发展的工业文明，尽管为人们提供了日益丰富的物质文化生活资料，但同时我们也清楚地看到，这种满足感是以牺牲物质资本和环境资本为代价的。因为资源的价值观不光指自然资源的价值性，它既体现在服务社会发展的经济价值上，也体现在支持生命系统的存在价值上；而且还因为它是有限的，具有稀缺性。只有懂得珍惜，懂得“节用”，使人类对自然、环境的关爱变成一种完全自觉的行为，才能保证人与自然的协调、和谐，才能实现可持续发展。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笔者认为，要深入探讨如今盛行的环境伦理观，更有必要从司马迁“究天人之际”的天人合一哲学思想入手去挖掘、研究，梳理其发展轨迹。
我国21世纪建设蓝图的基本国策与关键措施，就是制定和实行两个根本战略即科教兴国与可持续发展战略，从而实现经济、人力、环境三种资本共同增殖，保进经济、环境、社会协调发展。分析、研究司马迁的“节用观”，对于当今的经济建设和社会进步，具有十分有益的借鉴作用。
第四，司马迁的“节用观”与货殖求富经济思想并不矛盾。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我国将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经成为大家的共识。因此，司马迁的经济思想更为众多研究者所关注。作为其经济思想的主要载体——《货殖列传》，司马迁在文章当中提出了“贫富之道，莫之夺予”的著名观点。他认为，追求财富是人的天性，“富者，人之情性，所不学而俱欲者也”。但是司马迁同时又鼓励人们大胆追求财富，要用力用智，苦心经营，“节嗜欲，薄饮食”，才能发家致富。在这篇有名的经济学著作中，太史公列举了许多名留青史的商业精英，如范蠡、白圭、子贡、乌氏倮、巴寡妇清以及汉初众多商人的事迹，说明“富无经业，则货无常主”的道理。
司马迁的经济思想，后来被以封建正统史官自居的班固指斥为“述货殖则崇势利而羞贫贱”，是“是非颇谬于圣人”，从而导致学术史上经年不断的“班马异同”“马班优劣”之争。其实，科学地、辩证地看待司马迁的“节用观”和“求富”思想，二者一点都不矛盾，某些地方还存在相当和谐的一致性。求富必须节用，节用也可以致富，如果不去创造财富，只是一味地节用，那种节用又有什么意义呢！现如今，中国广大的农村只所以难以尽快摆脱穷困、落后的面貌，其中一个主要原因就是仍然将经济活动固着在土地上，而没有在发展农业的基础上开展广泛的商贸活动，所谓“无农不稳，无商不活，无工不富”就是这个道理。
刘军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