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是西汉史学家、文学家司马迁的“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发愤之作，它记录了上自黄帝，下迄汉武帝太初年间三千余年的历史，内容博大精深，包括了经济、政治、军事、伦理、宗教、民族、建筑、天文、科技、艺术等诸多领域，是对以前文化的一次大总结，被誉为我国古代文化的集大成者。其中，对战争的描写更是独树一帜，堪称一绝。它从政治、经济与战争的关系，变幻莫测的谋略，纵横捭阖的外交活动，形形色色的欺诈，独具魅力的将德等方面，重现狼烟四起、群雄逐鹿的战争风云。它不但塑造了许多栩栩如生、个性鲜明的军事人物形象，惊心动魄、斗智斗勇的战争故事，而且全面深刻地揭示了战争的规律，因而成为我国军事文化中的一枝奇葩。
一
战争是综合实力的较量，它不仅需要有足智多谋的将帅，勇敢善战的军队，先进的武器装备，而且更要有稳定、团结的政权，强大的经济实力。为什么有如此之说？因为政治、经济是决定战争胜负最关键的因素。这是经过几千年的战争所证明的千古不移的真理。我国古代的军事家和军事学家对此都有深刻的认识。他们在论述战争时，首先讲到的就是政治、经济问题。例如，在政治方面，《孙子兵法·计篇》说：“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孙子说：“故经之以五事，校之以计，而索其情，一曰道，二曰天，三曰地，四曰将，五曰法。”孙子认为“道”就是百姓能与统治者同心同德，上下同欲。可见，孙子所谓的“道”就是政治问题，是如何赢取民心的问题。《尉缭子》中讲到战备问题时，认为战争的胜负取决于民众能否拼死效力。因此，在战前必须“举贤任能”、“明法审令”、“贵功养劳”，国家要有礼信亲爱的大义，有孝慈廉耻的风气等等。这实质是在谈政治对战争胜负的决定性影响。《吴子》、《六韬》等兵书均有类似观点。由此可见，“兵之胜败，本在于政”已经成为人们心中金科玉律。政治的关键是赢得人心、社会稳定。战争是人的活动，人是战争的主体。只有赢得民心，才能调动人的积极性，使其甘愿抛妻别子，出生入死，冒着生命危险在战场拼杀，去争取胜利。很难想象一支对统治者满腔仇恨，与之离心离德的军队能打胜仗。社会稳定也十分重要，在和平时期，它可以保证百姓集中力量从事生产，积累社会财富；在战时，可以使全国上下同仇敌忾、一致对外，而敌人无机可乘。
在经济方面，古代军事家和军事学家也是独具慧眼，见解深刻。管仲说：“一期之师，十年之蓄积殚；一战之费，累代之功尽。”孙子也说：“凡用兵方法，驰车千驷，革车选千乘，带甲十万，千里馈粮。内外之费，宾客之用，胶漆之材，车甲之奉，日费千金，然后十万之师举矣。”战争对物质的消耗非常大。战争的方方面面都需要经济的支持，诸如军队的兵饷粮，争取盟国的支持，使用间谍活动，改良武器装备等。如果没有一定的经济实力，这些活动都难以展开。大规模的、长期的战争消耗更加惊人，没有雄厚的经济实力，都很难把战争坚持下来，就更谈不上争取胜利了。正因为如此，历代军事家和军事学家对政治、经济问题都格外关注。《史记》中的大量战争记录也证明政治、经济对战争的决定性作用。
《齐太公世家》写齐桓公掌握齐国政权后，不计前嫌，重用管仲，改革内政，重用贤才，大力开发鱼盐产业，发展经济，结果使齐国成为春秋初期第一个国强民富的国家，他也成为春秋第一位霸主。《越王勾践世家》：越王勾践被战败后，“身自耕作，夫人自织，食不加肉，衣不重采，折节下贤人，厚遇宾客，振贫吊死，与百姓同其劳”。在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后，终于灭掉吴国，报仇雪耻。齐桓公、越王勾践都是通过修明政治、发展生活才得以挫败敌人，荣登霸主之位。分析刘邦之所以能战胜项羽，汉武帝之所以胆敢“外事四夷之功，内盛耳目之好”，都是和当时政治、经济形势有直接关系的。《张仪列传》中，张仪劝说齐王不要与秦国为敌时，说：“齐与鲁三战而鲁三胜，国以危，亡随其后，虽有战胜之名，而有亡国之实。是何也？齐大而鲁小也。”这虽然是张仪的游说之词，但也确实说明最终决定战争胜负的还是政治、经济的综合实力。
战争是政治、经济实力的角逐。这一点在《史记》中，还有大量的历史事实足以证明。杜甫告诫儿子：“汝欲学作诗，功夫在诗外。”同样道理，要想在战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必须先在政治、经济方面战胜对方。
二
战争不仅是政治、经济的大比拼，也是智谋策略的较量。正确的谋略可以做到以下几个方面：因势利导，因地制宜，使敌人处于被动，自己掌握主动权，而以有利时机消灭敌人；以长击短，避实击虚，积小胜成大胜；扩大自己的同盟，分化瓦解敌人的阵营，形成自己在力量上的优势，战胜敌人，甚至不战而屈敌之兵等。其实质是充分利用天时、地利、人和，以较小的牺牲，争取最大的胜利。历代军事家和军事学家都高度重视战前谋略的制定。岳飞说：“勇不足恃，用兵在先定谋。”《百战奇略·计战》指出：“用兵之道，以计为首”。诸如此类说法，比比皆是。“先谋后事者昌，先事后谋者亡”，已经成为他们共同的理念。这些都是对谋略在战争中地位的肯定。谋略可以分为两个层次，其一是战略，一是策略。战略是为了实现总的战争目标而制定的计划、部署，它有长期性、全局性、整体性、原理性等特点。策略是为了实现某一具体战役的胜利，所采取的方法、手段，它有短期性、具体性、实践性等特点。战略、策略是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在《史记》的大量战例中，都突出战略、策略的重要性。
在《史记》中，塑造了大量的高瞻远瞩、深谋远虑的战略家形象，刘邦就是其中最典型的一个。在楚汉战争中，敌强我弱，刘邦审时度势，着眼全局，从长远利益出发，制定了正确战略计划，精心部署，严密组织，而且坚持不懈，最终打败项羽。在相持阶段，刘邦本人率领主力在正面与项羽作战，牵制项羽。同时，他派韩信征战北方魏、赵、代、燕各地，然后向东推进，占领齐地，直接威胁项羽的彭城；又拉笼彭越，命令他不断骚扰项羽的后方，切断其粮草供应；再使刘贾、黥布南下，控制楚国势力薄弱的江南地区。不仅如此，在战争最危险的时刻，他却在关中废除秦社稷，立汉社稷，册封太子，减免租税，安抚百姓。刘邦的部署确实是十分高明。韩信在北方作战，屡战屡胜，壮大了实力，给刘邦提供兵力，起到以战养战的作用。彭越在项羽后方的活动，使其顾此失彼，疲于应付。刘贾、黥布占领江南也极大削弱了项羽的实力。在后方一系列举施，安定人心，巩固了国家根本。刘邦作为最高统帅，他高瞻远瞩，统筹全局，开辟多个战场，使各个战场协调作战，互相配合，终于使项羽力穷势屈，被迫乌江自刎。何孟春说：“史称帝规模宏远，岂待定天下而始见之？”“彼暗恶打鼎之徒，挟妻子欲与决一战之雌雄者，固非其对”。
同时，在《史记》中，也塑造了大量用兵如神、足智多谋的将帅，其代表人物为田单。《田单列传》叙田单先后使用一系列奇谋妙计大破顽敌的过程。他用反间使惠王撤换乐毅；遗食米以集飞鸟，拜神师等稳定人心；宣言惧劓齐军降卒，掘齐城外冢墓，使燕军劓齐军降卒，掘齐冢墓而激励了齐军士气；送燕将财物约降，使燕人麻痹大意；最后使用火牛阵，突袭燕军，收复失地。田单能以数千人，打败燕国数十万军队，主要靠的计谋策略。司马迁在《田单列传赞》说：“兵以正合，以奇胜。善之者，出奇无穷。奇正还相生，如环之无端。夫始如处女，适人开户；后如脱兔，适不及距：其田单之谓邪！”这是对田单策略的高度赞扬。《史记》中还有既是战略家，又是极富策略的人。如《淮阴侯列传》叙韩信拜将后，替刘邦分析天下大势，比较刘项长短，劝刘邦乘天下未定，借助人心所向，出兵关中，与项羽争夺天下，表现出其远大的志向、非同寻常的见解。后人对此评价甚高。董份说：“观信智略如此，真有掀揭天下之心，不但兵谋而已。”唐顺之也说：“孔明之初见照烈论三国亦不能过。予故曰：淮阴非特将略也。”这表现出韩信战略家的眼光和胸襟。在战场上，韩信首次指挥作战，就导演了“明修栈道，暗渡陈仓”一幕，迅速占领关中，成为战争史上一个经典战例。与魏作战时，他如法炮制，佯攻临晋，暗袭夏阳，又一举破魏。在与魏、赵、楚的三次大战中，面对三条大河，韩信因势利导，因地制宜，灵活运用兵法，大胆部署，结果均取得重大胜利。孙子说：“兵无常势，水无常形，能因敌变化而制胜，谓之神。”韩信是名副其实的战神。垓下之战，韩信担任总指挥，向项羽最后一击，锁定胜局。在中国古代史上，很少有像韩信这样用兵如神，屡战屡胜的。因此，南宋陈亮说：“信之用兵，古今一人而已。”这又表现出韩信卓越军事才能和指挥艺术。再如《孙子吴起列传》叙孙庞斗智中，魏伐赵，齐去救赵。田忌为将，孙膑为军师。田忌想率军直取邯郸，孙膑劝说：“夫解杂乱纷纠者不控卷，救斗者不搏閱，批亢捣虚，形格势禁，则自为解耳。今梁、赵相攻，轻兵锐卒必竭于外，老弱罢于内。君不若引兵疾走大梁，据其街路，冲其方虚，彼必释赵而自救。是我一举解赵之围而收弊于魏也。”他的战略构想是攻其所必救，然后以逸待劳，消灭敌人。这成为我国军事史上最为经典的战略指导思想之一。在此思想指导下，孙膑用潜藏在军中，减灶示弱，利用马陵地形等策略，先后两次打败魏军，最后射杀庞涓。桂陵之战、马陵之战的胜利，就是孙膑正确战略思想和灵活多变的策略结出的硕果。还有《陈涉世家》中，陈涉筹划反秦的设想，以及发动起义具体手法，也堪称战略与策略的完美结合。因而也为人们津津乐道，经久不衰。
《史记》对不用谋略，或者谋略失误的人，也精心塑造。同样也强调了谋略的重要性。《高祖本纪》写：在刘项相持广武之际，项羽对刘邦说：“天下匈匈数岁者，徒以吾两人耳，愿与汉王挑战，决雌雄，毋徒苦天下之民父子为也。”刘邦笑谢曰：“吾宁斗智，不能斗力。”这段对话不仅表现出刘、项两人的性格特征，而且也突出了战争的重要特征。战争是斗智，而绝非斗力之事。《卫将军骠骑列传》写：骠骑将军之为人，少言不泄，有气敢任。天子尝欲教之孙吴兵法，对曰：“顾方略何如耳，不至学古兵法。”在论赞中，司马迁以隐晦的方式批评汉武帝用人不当，以致对匈奴战争劳民伤财，却“建功不深”。掩卷深思，就可以洞悉司马迁写这一细节的深刻用意。唐代陆贽曾说：“两强相接，两军相持；事机之来，间不容息。蓄谋而俟，犹恐失之。临时始谋，固已疏矣。”他对不战前谋划之人，予以无情驳斥，可谓是真知灼见，足以警戒后人。霍去病刚愎自用，不学兵法，以掌握战前谋略之道，想仅凭战时随机应变取胜，实为庸将之见。因此，司马迁不仅大声疾呼：“尧虽贤，兴事业不成，得禹而九州宁。且欲兴圣统，惟在择任将相哉！惟在择任将相哉！”而且在《佞幸列传》中，司马迁也不忘插一句“卫青、霍去病亦以外戚贵幸”以发泄其不满。因谋略不当而失败的人，在《史记》中亦屡见不鲜。《黥布列传》写：九江王黥布反叛，刘邦问计于薛公。薛公说：“布反不足怪也。使布出于上计，山东非汉之有也；出于中计，胜败之数未可知也；出于下计，陛下高枕而卧矣。”而且他认为黥布目光短浅、胸无大志，一定会采取下策。不出薛公所料，黥布采取下策。不久，黥布兵败人亡。黥布不善于详参彼己，昧于奇正变化，缺乏对战局的全面掌握。战略决策失误，其败亦在情理之中。《吴王濞列传》写：刘濞拥兵叛乱，大将军田禄伯、少将桓将军等人，先后献奇计，但却被刘濞拒绝。结果，叛乱很快就被粉碎。刘濞野心勃勃，也有一定实力，但他自己无韬略，又不能接受将军们策略，只能是死路一条。
用兵之道，先谋为本。谋略正确与否，直接关系着战争胜败得失，生死存亡。
三
在战争时期，外交活动也是战争的重要内容之一。在战争爆发前、进行中以及最后结束，都会伴随着外交活动。战时外交活动在战争中也发挥着独特的作用。因此，历代军事家和军事学家高度重视战时外交活动，强调利用战时外交活动争取胜利的重要意义。
战时外交的一个目标是尽可能争取盟国，分化、瓦解敌方阵营，使敌人处于孤立，然后集中力量给予打击。《楚世家》中，秦惠王欲伐齐，但齐楚两大国结盟，他不敢轻举妄动。为此，秦惠王派张仪入楚，挑拨、破坏两国关系。张仪到达楚国后，先重申秦齐之间仇深似海、不共戴天，接着表达秦国对楚国的友好之情，最后以重利诱惑楚怀王，唆使其与齐国断交。愚蠢而贪婪的楚怀王被张仪欺骗，信以为真，果真与齐国断交。未等秦国对齐作战，楚怀王因受骗与秦大动干戈。秦楚丹阳之战，楚国苦战，齐国无动于衷、视而不见。结果楚国孤立无援，损失惨重，而秦国势力大增。秦国就是通过外交活动，先拆散敌人联盟，然后攻城掠地，壮大自己的实力。战国后期，秦国采取远交近攻的策略，积极展开外交活动，使用挑拨离间、威胁、诱惑等手段，分化、瓦解敌方阵营，然后各个击破，终于扫灭群雄，统一六国。由此可见，秦国正确的外交政策是其不断壮大，并最终统一天下的重要原因之一。
战时外交的另一个目标是以共同利益为基础，抛弃前嫌，达成谅解，组成一个强大同盟集团，造成力量上的优势，使敌方不敢轻举妄动，以遏制战争的发生，维护自己的利益，或者形成自己在集团中的领导地位。《苏秦列传》中，野心勃勃的秦国，凭借其强大的实力，正在不断蚕食鲸吞东方六国。东方六国却勾心斗角，相互掣肘，自相残杀。虽偶有联合，也是貌合神离，有名无实。在秦国强大的军事进攻下只能是割城献地，委曲求全。此时，苏秦脱颖而出，他穿梭于各国之间，游说于诸侯之中，极力建议各国合纵以抗秦。苏秦以各国有共同的利益为基础，抓住各国君主的心理，对症下药，最终说服六国参与合纵。由于六国联合，力量强大，“秦兵不敢窥函谷关十五年”。苏秦以务实的外交作风和娴熟的外交技巧，把东方六国组建成一个军事同盟，形成与秦国之间的均势，遏制了秦国的进攻，暂时保证了各国的安全。《齐太公世家》中，齐桓公以“尊王攘夷”为旗帜，组建中原诸侯联盟，讨伐不服从周天子的诸侯，对侵入中原地区的少数民族给予还击，获得周天子及诸侯们的赞扬，成为春秋的第一位霸主，实际控制着中原地区。
此外，由于政治、地理、实力、历史等原因，使各国之间的利益错综复杂，相互联系，因而也形成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情况。所以通过外交活动，可以利用这种关系，使其他国家相互残杀，或者把战争引向其他国家，自己从中渔利。《仲尼弟子列传》写：齐国入侵鲁国，鲁国告急，子贡奉师之命，设法保护父母之邦。子贡利用齐重臣田常谋权篡位的野心，劝其移师攻打强大的吴国以激化国内矛盾，然后乘机叛乱；在吴国，借吴王夫差好大喜功，图谋称霸的心理，唆使吴救鲁抗齐，以此挑起吴齐战端；入越后，抓住越王勾践害怕吴国，又希望吴国力量在战争中削弱的心态，使越王勾践愿意支持吴国，解除了吴王夫差的后顾之忧；然后以吴国强盛威胁晋国，劝说晋国厉兵秣马，做好与吴国决战的准备工作。后来事态的发展正如子贡所料。子贡以其对鲁、齐、吴、越、晋五国复杂、微妙关系的准确分析为基础，抓住各国君主的心理，纵横捭阖，精心布局，使各国先后介入这场冲突，最终得以保全鲁国。“故子贡一出，存鲁，乱齐，破吴，强晋而霸越。子贡一使，使势相破，十年之中，王国各有变。”这不仅表现出子贡优秀的外交才能，也表现出外交在战争中的巨大作用。《春申君列传》中，春申君害怕秦国灭楚，遂上书秦昭王，陈述秦与楚结仇之不利，建议秦、楚结合，而把矛头对准魏、韩。他花言巧语，好像出自一片好心，替秦国着想，实则想把战争引向魏、韩，使楚国在残山剩水之间苟延残喘。《秦本纪》中，秦晋两国大军包围郑国，郑国危在旦夕。其大臣烛之武以利害关系说动秦穆公。秦穆公遂私自撤军，晋文公也只好收兵。烛之武通过外交活动，兵不血刃，保全了郑国。子贡、春申君、烛之武这种把战争祸水引向他国、借刀杀人的手法，在《史记》中是屡见不鲜、俯拾皆是。诸如《史记》中所提到的纵横家陈轸、犀首、甘茂等人均是这一方面的高手。
《高祖本纪》中，刘邦在总结自己打败项羽的原因时，认为主要在于任用三杰。这样说是有一定道理。但如果分析其外交策略，可以发现，外交政策的正确对刘邦胜利也起了重要作用。鸿门宴上，刘邦凭借能屈能伸的外交活动，逃过一劫；被封为汉王后，刘邦接受萧何建议，焚烧古栈道，以表示自己无意争夺天下，实则使自己休养生息，又使项羽麻痹大意；在项羽、田荣之间，他火上浇油，使两人厮杀，自己从中渔利；义帝被项羽杀后，为其发丧，并喻告天下，讨伐项羽。不仅提高自己在诸侯中的威望，而且使他争夺天下，出师有名；通过外交手法，争取彭越、黥布两人，又使自己实力大增。刘邦夺得天下，正确外交政策功不可没。《史记》中大量外交活动的描写，从不同角度证明了外交活动在战争中的作用。
四
战争自古以来就充满欺诈，欺诈也成为战争的重要特征之一。远在春秋时期，人们对此已有了清醒的认识。《孙子兵法·计篇》说：“兵者，诡道也。故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近而示之远，远而示之近。利而诱之，乱而取之，实而备之，强而避之，怒而挠之，卑而骄之，佚而劳之，亲而离之，攻其无备，出其不意。此兵家之胜，不可先传也。”孙子指出了用兵打仗，就是运用欺诈手段，掩盖自己的真实意图，造成敌人的错觉，然后发动突然袭击，打击敌人。后来的军事家和军事学家都有类似观点。曹操说：“兵无常形，以诡诈为道。”唐李靖也说：“兵家自古诡道。”《史记》中形形色色的战例，充分证明了战争的这一规律。《商君列传》中，商鞅率军进攻魏国，写信给魏军主帅公子閲，希望看在昔日同学的情分上，进行和谈，化干戈为玉帛，避免生灵涂炭。公子閲欣然前往，却被武力扣押。商鞅乘机进攻魏军，大获全胜。《晋世家》中晋献公卑词厚礼向虞国借道伐虢。大臣宫之奇以唇亡齿寒为例，反对借道与晋国。虞君却认为晋国与他同姓，不会使用武力消灭自己。结果，晋国灭掉虢国后，顺手也把虞给灭了。由此可见，在战争中，友情、亲情也能成为诈骗对方的手段。《高祖本纪》中，刘邦打到閹关时，张良用重利诱使秦守将和谈，达成联兵西向的协议后，却突然袭击秦军，斩杀了麻痹大意的秦守将。刘项相持广武之际，旷日持久的战争使双方均筋疲力尽。于是，楚汉签订和约，以鸿沟为界，中分天下。项羽刚率兵东归，刘邦就接受张良、陈平之计，尾随追击，再次挑起战端。战争中的许诺、和约多为诱敌之策，权宜之计，对此绝不能迷信盲从，以防处于被动。《廉颇蔺相如列传》中，李牧受命防御匈奴时，装出十分恐惧的样子。每当匈奴侵犯时，他都逃避不战。匈奴人以为李牧怯战，就横行霸道，肆无忌惮。这时李牧因势利导，采用诱敌之策，设伏反击，重创匈奴，使匈奴几十年间，再也不敢接近赵国边界。《李将军列传》中，李广追杀匈奴射雕者，突遇匈奴大队人马，形势非常严峻。他却处变不惊、临危不惧，不但命令部众接近匈奴人，而且解鞍下马，佯为休息。李广神色自若，亲自射杀敌人数名，使匈奴人坚信李广等为诱兵，始终未敢冲杀，趁着天黑，李广率领大家逃离虎口。李牧、李广都是采用欺诈手法，使敌人弄不清虚实，而自己掌握了主动。其他，诸如白起藏在军中欺骗赵括；韩信的明修栈道，暗渡陈仓；陈平诈游云梦，计擒韩信，都是典型的欺诈手段。其实，战争中的欺诈无处不在，谋略、外交、用间，甚至在所谓的将德中，都隐含着欺诈。这里不过从另一个角度，窥视战争的规律罢了。
兵以诈立，欺诈是战争重要特征之一。战争中的欺诈与政治、道德中的欺诈相比，它不应受到谴责，而是应该得到肯定。如果不明此理，而领兵打仗，那是很危险的。《史记》中宋襄公“君子不困人于厄，不鼓不成列”，陈余“义兵不用奇诈谋奇计”，都是典型教材。
五
孙子说：“知兵之将，民之司命，国家安危之主也。”古代兵书《六韬·论将》中说：“兵者，国之大事，存亡之道，命在于将。将者。国之辅，先王之所重也，故置将不可不察也。”这都说明将帅关系着国家生死存亡，战争的胜败得失，对于将帅要精心挑选，认真选拔，切不可草率任免。那么，将帅应具有什么才能品德？历代军事家和军事学家众说纷纭，各抒己见。孙子说：“将者，智、信、仁勇、严也。”吴起认为将帅要“总文武”、“兼则柔”。明太祖朱元璋也提出“将者，智、勇、忠、仁信也”。总结这些对将帅个人品德才能的要求，可归纳为：智、勇、仁、严等。《史记》正是浓墨重彩地描写了将帅这些性格特征。
第一，足智多谋。孙膑在其兵法中说，将军“夫安万乘国，广万乘王，全万乘之民命者，唯知道”，接着解释说，“知道者，上知天之道，下知地之理，内得其民之心，外知敌之情，阵则知八阵之经，见胜而战，弗胜而诤，此王者之将也”。这是说将帅要上知天文，下懂地理，中通人和；能赢得士卒的支持，了解敌人的情况；熟读兵法，掌握战争规律；知道该战还是不战。孙子说：“兵无常势，水无常形，能因敌变化而取胜，谓之神。”这就是将帅既熟悉兵法，又不拘泥于兵法，能因势利导、因地制宜，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制定适当的谋略，争取战争的胜利。一言以蔽之，将帅要足智多谋、神机妙算。在《史记》中，塑造了大量这样的智将，如孙膑、田章、韩信等，其智谋策略已经论述，这里不再重复。第二，狭路相逢，勇者胜。将帅要英勇善战，不畏强敌，尤其在非常时期，切不可临阵畏缩，甚至逃跑。“三军之势，如人一身。大将，心也。”将帅在军中犹如人的心脏，至关重要，全军唯将帅马首是瞻，其一举一动关系着军队胜败存亡。“主将勇则三军自壮，我不爱死孰敢偷生。”将帅英勇善战，不仅能稳定军心，而且可以激励士气。因此，英勇善战、不畏强敌是将帅必备素质之一。《史记》中，项羽就是英勇善战、不畏强敌的代表人物。《项羽本纪》写秦国主力围困巨鹿，宋义率军救援，临阵畏缩不前，其他各路救兵也不敢行动。项羽挺身而出，矫杀宋义，夺得兵权。接着，“项羽乃悉引兵渡河，皆沉船，破釜甑，烧庐舍，持三日粮，以示士卒必死，无一还心”，正是项羽这种大无畏的英雄气概，才使“楚战士无不一以当十”，最后大破秦兵，解邯郸之围，取得巨鹿大捷。垓下之战，项羽在突围中，豪言壮语，斩将夺旗，更显其勇武骁战的特征。《廉颇蔺相如列传》写赵惠文王问廉颇、乐乘能否救韩于阏与，二人皆称“道远险狭难救”。当问赵奢时，赵奢说：“其道远险狭，譬之犹两鼠斗于穴中，将勇者胜。”在这种信念的支持下，赵奢大破强敌。此事虽已过去两千多年，但“其道远险狭，譬之犹两鼠斗于穴中，将勇者胜”至今仍令人回肠荡气、激奋昂扬，激励着无数人知难而上、勇往直前。屠狗者樊哙、飞将军李广、酒徒灌夫都以勇敢无畏而闻名。
第三，体恤下情，视卒如子。将帅应该深入士卒中间，关心士卒生活，与士卒同甘共苦，建立亲如一家的官兵关系。这样才能赢得人心，夺取胜利。荀子说：“士卒不亲附，则汤武不能以必胜也。故善附民者，是乃善用兵者也，故兵要在乎善附民而已。”孙子也说：“视率如婴儿，故可与之赴深溪；视卒如爱子，故可与之俱死。”两位先哲都提出体恤下情，视卒如子的观点，足以见其重要性。《孙子吴起列传》写吴起拜将后，深入士卒中间，与士卒同甘共苦，亲如一家。有一士卒受伤处溃烂长痈，吴起亲自为其吮吸治疗。士卒的母亲听说后，痛哭流涕。有人不解，其母说：“往年吴公吮其父，其父战不旋踵，遂死于敌。吴公今又吮其子，妾不知其所死矣，是以哭之”。《李将军列传》写：“广之将兵，乏绝之处，见水，士卒不尽饮，广不近水；士卒不尽食，广不尝食。宽缓不苛，士以此爱乐为用”。类似动人的情节，均说明为将之人，应该关心、爱护下属，以赢得人心。
第四，执法严明，不避权贵。一支前进不畏赴汤蹈火，撤退不为金银珠宝所诱惑，令行禁止，号令统一的军队，肯定是战无不胜、攻无不克。而要令行禁止、号令统一，就必须将帅执法严明，不避权贵。这也是历代军事家和军事学家所强调的。《史记》中许多将帅治军的故事，都突出了这一点。《孙子吴起列传》写孙武替吴王阖庐训练宫中美女以试兵法，他以两个宠妃为队长，分之为两队，然后申明号令，但进行操练时，众人心不在焉，一个个笑得前仰后合。孙武再次审明号令，众人依然是嘻嘻哈哈，不成体统。孙武要以军法处斩两个队长。吴王阖庐横加干涉，孙武说：“臣既已受命为将，将在军，君命有所不受”。依法处斩两队长后，众宫女怵然变色，神情立刻严肃紧张起来。再训练时，“妇人左右前后跪起皆中规矩绳墨，无敢出声”。《尉缭子·武议》中说：“杀一人而三军震者杀之，赏一人而万人喜者赏之。”孙武处斩吴王的两个宠妃，杀一儆百，震慑全军，使众宫女唯军命是从。由此可见，孙武深通治兵之要义。正是所谓兵不斩不齐，杀一儆百。孙武拜将后，“西破强楚，入郢，北威齐、晋，显名诸侯”。类似故事还有司马穰苴斩庄贾，周亚夫治军细柳营。由于他们治军严明，不避权贵，所以都成为战功显赫、名垂青史的人物。
司马迁在《卫将军骠骑列传赞》中说：“尧虽贤，兴事业不成，得禹而九州宁。且欲兴圣统，惟在择任将相哉！惟在择任将相哉！”在这里，司马迁高度肯定选择将帅对国家的重要性。因此，对将帅的选拔一定要从智、勇、德、严等方面综合考察，审慎选择。否则，丧师辱国，后患无穷。
六
《史记》中关于战争的内容，博大精深，远不止此。其中有关间谍、提高士气、利用地形等描写，亦十分精彩，不乏真知灼见。
总而言之，司马迁以其卓越的史识和文学才华，通过生动的故事情节、鲜明的人物形象，不仅再现战争史上的风云岁月，而且深刻揭示了战争的规律，成为我国文化史上一部形象化的军事理论著作。
沈传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