班固和崔鶴都是东汉明章时期文坛上颇具影响的人物。二人同在太学读书，同入窦宪幕府，同以文名显于当时，作品题材也极其相似。班固《两都赋》、崔鶴《反都赋》都盛赞京城洛阳；班固《典引》、崔鶴《明帝颂》都叙述汉德；班固《答宾戏》、崔鶴《达旨》都意在明志。但是，二人的人生选择和人生结局却呈现出明显的差异。本文旨在通过二人人生道路的比较，深入剖析导致他们不同命运的深层原因，进而揭示出东汉由治转乱这一过渡时期士人的生存状态。
文如其人：《答宾戏》与《达旨》功名观之差异
班固和崔鶴虽有诸多相似之处，但二人的最终结局却不尽相同。班固及窦宪败，“先坐免官”，死于狱中；崔鶴则因屡次向窦宪进谏而见疏，“出为长岑长……，不得意，遂不之官而归。”就这样，历史为后人留下了一个不解谜题：是何原因促成二人人生命运的不同？让我们从文学的视角，通过对二人作品文本的分析，来回答这一问题。
《后汉书》载班固所著各类文凡四十一篇，崔鶴则有二十一篇，除散佚之作不论，二人现存的这些作品都不出铭、记、书、颂之体，很难展现其个人性情。相对而言，能够真实地反映二人心态的只有班固的《答宾戏》、《幽通赋》和崔鶴的《达旨》。鉴于《达宾戏》和《达旨》同属“设论”体，具有一定的可比性，笔者首先从这两篇文章出发，探讨二者细微的差别。
其一，《答宾戏》和《达旨》虽然均含有“崇汉”、“颂汉”的内容，但二者的立足点不同。《答宾戏》将战国之世与方今之世对举，以战国时代道德不存反衬如今大汉之德流播天下：“曩者王涂芜秽，周失其节，侯伯方轨，战国横骛”，“游说之徒，因势合变，偶时之会，风移俗易，乖忤而不可通”；而“方今大汉洒扫群秽，夷险芟荒，廓帝閭，恢皇纲，基隆于羲农，规广于黄唐，其君天下也，炎之如日，威之如神，函之如海，养之如春”，对东汉政权给予了热情洋溢的歌颂。崔鶴在《答旨》中没有采用上述对举的方式，他将天下分为“有事之险”与“无事之平”两个时期加以区别，认为士人“与其有事，则褰裳濡足，冠挂不顾”，以拯“人溺”，“当其无事，则躐缨整襟，规矩其步”，以修“德让”。如此划分，显见崔鶴是将当今之世视为“无事之平”之世，视为普遍情境之世而加以歌颂的，较之班固对“大汉”这一具体情境的极力称颂，多了一份平和的心态，而少了一些感性的冲动。
这种对所处时代的不同认知与班、崔二人功名观的差异有直接联系。班固认为自己身处非常之时（太平盛世），自当建非常之功，而崔鶴则将所处之时代定义为平常之时，其功名心自然要远比班固淡薄。
其二，《答宾戏》和《达旨》虽然均以主客双方展开问答，主方驳斥客方来坚定自己的人生选择，但所设置的驳斥对立面不同。大体而言，《答宾戏》针对战国士风做出批判，认为战国游士“见势利之华，暗道德之实”，商鞅、李斯等人“朝为荣华，夕而焦瘁”，乃是由于他们违背了“功不可以虚成，名不可以伪立”的行为准则。究其言外之意，则是对当世士风持乐观心态。《达旨》则将批判的对象直接当世士风，指责士人“叫呼炫鬻，县旌自表”、“暴智耀世，因以干禄”，正因为自己“耻夸毗以求举”、“恶登墙而搂处”，所以才会“嘿嘿而久沈带”，与功名无缘。
其三，《答宾戏》和《达旨》虽然都将理性思考引入情感世界中平息内心冲突，但理性思考之后选择的道路不同。在班固看来，大汉“参天地而施化”，有着坚实而稳固的存在理由，只要自己“慎修所志，守尔天符”，便终究会“时暗而久章”。基于此种逻辑，他自比为“应龙之神”、“和隋之珠”，对成就功名充满自信。相对而言，崔鶴虽不遑仕进，“譬犹衡阳之林，岱阴之麓，伐寻抱不为之稀，艺拱把不为之数”。士人身价既已下跌，而其人又耻于攀附权贵，因此只能“絷余马以安行，俟性命之所存”，在“彼采其华，我收其实”的自我肯定中，超然于大众士人将追求仕事成功作为社会活动中心的时代。值得注意的是，二人的选择都是在清醒、理智的思考之后作出的。因为并非一时冲动，所以这种选择与他们实际的人生道路相符，从中也可以看出功名意识对他们的人生所产生的现实影响。
通过以上对比，我们不难看出：班固站在“方今之世”的立场上，对大汉帝国倾注了满腔热情，他对天下治平、帝王圣德的时代给予了充分肯定，正是这种肯定时代的心态使得他对自身才华得以施展高度自信，在强烈的功名意识的支配下，他用世之心极切，所行之事多与功名相关；崔鶴则不同，他对大汉的赞颂多了几分冷静，将批判的矛头直指当代士风，能够较为自觉地自立于追逐功名的时风之外，功名意识远逊于班固，因而能够在仕途不偶时挂冠而去。
知人论事：不同功名观之缘由
既然班、崔二人的人生命运与其功名观密切相关，那么只有深入剖析造成他们功名观不同的缘由，我们才可能准确把握导致他们不同命运的深层原因。
班固的功名意识首先来自于显赫的家世。据《汉书·叙传》记载，由班长任上谷守开始，至班固为止，班氏前后六代，代代簪缨。尤其在汉成帝时期，班婕妤入宫，其父兄皆有封赏，班氏一时名动天下，所以班固不无自豪地在《叙传》中引用了谷永之语：“建始、河平之际，许、班之贵，倾动前朝，熏灼四方。”由此可见当时班氏之显达。然而好景不长，随着赵飞燕被立为皇后，班婕妤自请供养太后于长信宫，班氏的煊赫终成历史。但曾经的辉煌无疑激起过班固强烈的仕进之心。在《幽通赋》中，班固感慨地写道：“岂余身之足殉兮，违世业之可怀。”“世业”之所以“可怀”，是因为它映照着班氏昨日的辉煌，它已经在班固的生命中凝结为一种难以释然的家庭情怀。班固的祖父作为婕妤的同胞兄弟，曾经亲自经历了那段历史，它距离班固并不遥远，故而足以激发起班固对今昔变迁的深切感受。于此，我们可以想见他渴望重振家声，建功立业的愿望是多么强烈！在这一愿望的驱使下，班固在“圮绝而罔阶”的现实困难中仍然顽强地表达着他对功名的渴求：“盍孟晋以迨群兮？辰倏忽其不再。”
与班固相比，崔鶴虽也生于仕宦之家，但家族史上毕竟与皇室没有姻亲关系，也没有多么显赫的历史，内心不会因为历史与现实的明显反差而处于不平衡状态，所以他在功名面前能够保持一种较为平和的心态。更重要的是，历史上的崔氏家族还曾表现出主动与皇权相疏离的倾向。据《后汉书·崔鶴列传》，崔鶴的祖父崔篆在新莽与东汉交替之际曾三次辞归，其父崔毅更是“以疾隐身不仕”。祖、父两代不仕的经历，对崔鶴功名观的形成以及人生道路的选择无疑极具启蒙作用。这里出现了一个问题，即与崔氏相仿佛，班固先祖多行一进一退之策，这与班固强烈的功名意识似乎产生了矛盾，其实并非如此，这一点后文另有论述。
家世背景作为一种秉自家族的潜在因素，只有与个体的人生历程发生碰撞、相互契合时，其意义才会显现出来。二十岁左右时，班固的人生出现了一次转折，即“父彪卒，归乡里”（《后汉书·班彪列传》）。范晔称班彪为“通儒上才”，可见班彪在当时颇具名望。班固在太学读书时，便与崔鶴、傅毅齐名，若再有父亲援引，其成就功名应当不成问题。然而命运难遂人意，父亲的突然辞世，不仅使少年得志的班固失去了仕进的机会，而且还必须担当长子所应当担当的一切。巨大的变故使毫无心理准备的班固陷入深深的痛苦之中，作于当时的《幽通赋》是他当时心境的真实写照：“咨孤蒙之眇眇兮，将圮绝而罔阶。”曹大家注曰：“言已孤生章，微陋鄙薄，将毁绝先祖之迹，无阶路以自成也。”师古注曰：“固自言孤弱，惧将毁绝先人之迹，无阶路以自成。”因无人援引而难以进身，这是班固在失父之痛背后隐藏的另外一种痛苦。失去了可以依傍的力量，本来明朗的前景开始变得模糊不定，建功立业的目标开始变得遥不可及。在此情形下，班固因家世背景而形成的功名观与残酷的现实产生了深刻的矛盾。自幼便嵌入思想中的目标无法实现，在反复思考实现理想的途径时，其功名意识反而在无意中强化，突出表现在后来所作的《答宾戏》中流露出强烈的功名意识。
相对而言，崔鶴的一生远没有班固复杂。崔鶴虽然曾在窦府任主簿，但与入仕不同。他虽然曾一度受到章帝的赏识，但终因帝崩而失去了入仕的机会。所以，崔鶴虽名震当时，却终身未仕。这使他一生未曾显达，但也没有经历大的挫折。在相对平稳的人生历程中，功名未遂未尝不是一种遗憾，但祖、父两代的示范作用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由遗憾带来的痛苦。可以说，在与人生际遇发生碰撞、契合的过程中，班固的家世强化了他的功名意识，而崔鶴的家世则淡化了他的功名意识。
前文已经提及，班固的先人在盛极之后多行一进一退之策。《汉书·叙传》记载，婕妤供养于东宫后，其兄班伯“遂称笃”，不视事。班固的祖父班稚在立太子一事上慎之又慎，王莽秉政时他因未曾作文粉饰太平而遭人弹劾，幸免于难后自请入补管理成帝延陵的小官。对于班彪，班固则在《幽通赋》中赞其“终保己而遗则兮，里上仁之所庐。懿前烈之纯淑兮，穷与达其必济”。从言辞间可以看出，班固对先人的进退之道多有推崇，这种态度与他强烈的功名意识似乎产生矛盾，其实不然。
《幽通赋》旨在寻找人生出路，文章最后班固提出了“保身遗名”的观点，这表明“保身”与“遗名”处于同等地位，同样是其功名观的重要组成部分。《幽通赋》中流露出的祸福无常之感，《答宾戏》中表明的“委命共己”态度，以及献《典引》以歌德避祸，都显示出他的“保身”思想。“保身”思想既与自幼浸染于家族传统有关，又与班固个人经历紧密相关。《后汉书·班彪列传》记载班固撰《汉书》期间曾下狱，后虽因祸得福，但《汉书》的撰写却受到皇权的直接干预。《典引序》提及明帝曾就司马迁评价秦先天下一事征询班固的意见，实际上是在暗示他著史时应当持守的立场。《后汉书·窦融列传》载窦宪“既平匈奴，威名大盛……尚书仆射郅寿、乐恢并以忤意，相继自杀。由于朝臣震慑，望风承旨”。皇帝的压力，权贵的淫威，下狱的经历，家庭的兴衰，撰史过程中对士人宦海沉浮的深刻体察，这一切都足以使班固对祸福的内在感受不断强化，并逐渐集聚成为一种较为稳定的情感体验，对其人生选择产生影响。
“由于士人的人生自觉，相对而言，他们通常能够超越具体的存在和当前的利益来把握历史，从而追求比血肉之躯更长远的不朽的声名。”然而，当着眼于将来的“遗名”与立足于现在的“保身”发生冲突时，“保身”无疑是更为现实的选择。对班固而言，一方面是建功立业的强烈愿望，一方面是祸福无常的深切体验，两方面的综合作用与其“宽和容众”这种并不激烈的个性结合，使他极易选择一条以避祸求成功的人生道路。入幕窦府期间，班固未曾进一言，正是他惧祸思想与用世之心并存的具体体现。
崔鶴没有班固那样复杂的人生经历，内心自然就不会有战战兢兢的感受，不会产生反复曲折的思虑，故而能以较为冷静的头脑和超脱的心态对待功名，在一定程度上保持了人格的独立，即所谓“先人有则而我弗亏，行有枉径而我弗随。臧否在予，唯世所议”。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班固和崔鶴二人功名观的差异是由多种因素互渗交融、综合作用而形成的，而功名观的差异又使他们选择了不同的道路。班固和崔鶴的人生道路实为东汉中后期士人命运的缩影。
余绪：东汉中后期士人命运之缩影
东汉王朝自和帝以后，形成了外戚和宦官交替把持朝政的局面。受到纷乱政局的牵制，东汉中后期士人的人生选择受到了极大的限制。
据陆侃如先生所著《中古文学系年》，自和帝继位至诛灭外戚窦氏（永元元年至永元四年）期间，活跃在文坛上的文人有班固、崔鶴、傅毅、黄香、李尤、贾逵六人。傅毅与班固、崔鶴有着相似的人生经历，晚年也曾在窦府任职，幸运的是他去世较早，避免了因窦氏垮台所受的牵连。在入幕窦府之前，傅毅担任外戚马防的司马，章帝建初八年（公元83年）马氏被诛后，傅毅被免职，可以想见，若傅毅不早卒，其结局也定会与班固相同。黄香为人谨慎，曾上书谢绝迁升，其中未尝没有担心卷入政治漩涡的苦衷。李尤在此期间行迹不见于史书，贾逵当时最负盛名，但他“自为儿童，常在太学，不通人间事”，“不修小节，当世以此颇讥焉，故不至大官”；其母在，章帝知道他“无人事于外”而“特以钱二十万”。贾逵专心于儒学经义，“不通人间事”“无人事于外”正好避开了政治斗争，虽“不至大官”，但最终得以享年。
上述六人面对政权之争时所持的态度归纳起来不外三种：一、谨慎周旋于帝王与外戚之间，以班固为代表；二、依附外戚，但能保持独立人格，以崔鶴为代表；三、专心治学，不问政事，以贾逵为代表。三种选择中，贾逵式的人生道路是最平坦、最轻松的，但一般士人很难接受这种选择，因为他们多有参与政治的热情。相对而言，班固和崔鶴的人生之路对东汉中后期士人的人生选择更具初始意义。班固一生谨小慎微，未曾表现出对帝王与权贵的半点忤逆之意，但最终仍不能幸免于复杂险恶的政治斗争。崔鶴虽能保持相对独立的人格，但也因此被迫辞归，未能实现自身价值。范晔在《后汉书》中对班固评以“固迷世纷”的赞语，并论曰：“固伤迁博物治闻，不能以智免极刑；然亦身陷大戮，智及之而不能守之。”又赞崔鶴：“永矣长岑，于辽之阴。不有直道，曷取泥沈？”在范晔看来，班固虽才智开通，但其智尚不足以为自己的人生预设一个完满的结局，崔鶴以“直道”事人虽然值得赞赏，但其“泥沈”的命运同样是一种缺憾。班固和崔鶴在东汉由治转乱这一过渡时期特定的政治背景下，虽然人生选择不同，却都不能顺遂心志甚至以悲剧告终，这预示着他们之后的士人将面临两难抉择，这种两难抉择使东汉士人的心灵显得异常沉重。对他们来说，步入仕途意味着要在帝王、外戚与宦官三者的争斗倾轧中生存，那样的人生无疑苦不堪言；但隐居不仕又意味着功业无成，那样的人生同样是不完满的。尽管他们有时可以如张衡般偶思园田，也可以像马融那样暂时脱去儒之外衣，甚至不妨像党人那样慷慨激昂一次，但这些都只是暂时的，留存在东汉士人心间的，是永久的苦闷。
强中华
